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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三个人就各自研究课题中碰到的一些疑点在一起“神聊”的时候，并未意识到会有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萌生出来。这个概念的某些轮廓一旦从思想迷雾中浮现出来，我们都不禁为之兴奋不已。好些久思不解的问题，似乎突然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中获得了解释——仿佛一道闪电把某些事实、事实之间的联系、评价事实的方式等等都照亮了。同时我们也体验到了：对话，作为一种人际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一种使思想增殖的方式。
思想从来都不是一种自言自语——智慧的火花只有在撞击中才会迸放出来。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新鲜的见解、大胆的设想以至神妙的隽语，是在对话中产生的。书信往来，文章商榷，都不若直接的对话来得带劲儿。在直接的对话中，你领略到思考的乐趣、口语的魅力和一种“现场气氛”。对话者常常会因冷不丁蹦出的几句隽语或“打通”了某个难题的关节而激动起来。这里没有任何防御的堡垒，对话者乐于“赤膊上阵”，紧张地开动脑筋，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提问，捕捉种种转瞬即逝的思绪。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对话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柳暗花明”时固然欣喜欲狂，“山重水复”处更有魅力。论证、说明、释疑、反驳，在对话中悄悄地拓展自己的理论设想。是围绕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一次智力游戏和精神散步。
当然，既不同于“砍大山”式的海阔天空，不着边际，也不同于学术报告会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围绕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议题，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有引经据典，直接从书架上取下书来翻开念上一大段的时候；也有节外生枝，近乎插科打诨的地方。对话中，不但要学会做一个“言者”，更要学会做一个“听者”。在中国，历来很重视“听的艺术”，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庄子说“勿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勿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而繁体字的“圣”字，正是从耳从口。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听的艺术”似乎被我们弃置不顾了——人人都抓住你滔滔不绝地灌输，灌输是不需要这种认真、主动、积极的“听”的，那么人们也就学会了“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显然，光会说不会听的对话不是真正有水平的对话，在这里，“开放的心态”、“精神互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等，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古代文人据说曾经“清谈误国”，然而从那种品评诗文、月旦人物的方式之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直截了当，寸铁杀人；有时举重若轻，画龙点睛。有风度、有情韵，仿佛千载之下，仍能想见当时的倜傥潇洒、挥斥方遒。唇枪舌剑也好，睿智幽默也好，对话必须成为一门“艺术”。聊天容易，真正聊得有“神”，就很难。我们常常觉得在“神聊”中，“神”比“聊”本身还要重要。尽管聊的是学术，也仍然可能“神采飞扬”。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把学术聊天的内容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危险”。即使不考虑面对着录音机话筒时的聊天毕竟跟平时的聊天有所不同，也还有一些原先未曾料到的因素值得考虑。
彼此过于熟悉的对话者，在共同话题的多次讨论中，可能形成某些旁人无法理解的“惯用语”或“行话”，常常某些要紧处只须寥寥数语就能互相心领神会，照录之后却可能令读者觉得前言不搭后语，不知所云。许多彼此都熟知的背景材料在对话中往往一笔带过，对读者来说却必须交代清楚。那些离开了具体语境、失却了音调变化及与表情、手势协调的口语一旦变成文字，也常常显得过于“朴素”，显得索然无味。
古人清谈，谈上十天八天，就留下那么三句五句，当然显得“精粹”。如今倘以“学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对话，又要言之成理，言必有据，逻辑性强，又要求保持“神聊”的“神”，这就非常困难。整理时不得不使对话略为“紧凑”，不得不删去一些颇为得意的“题外话”，不得不在本来心领神会无须点破处啰嗦几句——经过这么一番整容，发表出来的对话录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对话”了。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希望这类“拟对话”比一般文章更能表现人的思维过程，因而为读者们所接受。
理想的学术对话录应既有论文的深邃，又有散文的洒脱。读者在了解对话者的思想时，又可领略对话的艺术。关键不在于整理成文这一后期制作的工夫，而在于对话本身是否“言之有物”。我们渴望见到更多的未加过分整理的“学术对话录”的问世，使一些述而不作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化，使一些“创造性的碎片”得以脱颖而出，并形成一种在对话中善于完善、修正、更新自己的理论构想的风气。
中国古代的“问难体”（《答客诮》之类），只是借攻击假设敌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设置障碍是为了显示论者跨越障碍时的高超，为了展现跨越之后那种快意的驰骋。现代也有一些名人谈话录或你问我答的名人专访，提问者往往以秘书、弟子的谦恭身份出现，不是真正平等的对话。我们现在各类学术讨论会频繁举行，即便讨论极为生动活跃，充满了风趣横生的插话、补充、反诘，整理出来的记录却又死气沉沉，仿佛是一篇学术论文分给了各位与会者每人念一段似的。
如今风行“纪实文学”、“报告小说”和“口述实录文学”，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之中，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口述实录评论”呢？
并不单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亲切、平易近人、随意、自然、放松。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读者看腻了架子端得十足的高头讲章或指着鼻子教训人的“大批判”之后，他们很希望参加进来与思考者一起平等地对话。这也是我们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篇学术论文付诸发表之后，想到要把我们讨论论文时的一些录音整理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甚至希望不是搞文学史的普通读者，也能对这个概念涉及的一些问题发生兴趣。实际上，我们异常珍视那些来自专业之外的建议、批评和质疑。北京大学学生会博士生部曾经召开过一次小型的座谈会，讨论我们的这个概念。人们从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许多问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材料”，扩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在别的一些场合，来自专业以外的意见总是使我们大受启发，获益匪浅。
显然，更重要的是，对话揭示了一种思考的“过程”，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不成熟的过程。我们从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提出来的仅仅是关于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特定课题的理论构想。把“现成结论”一端出来就想强加于人，就试图“罢黜百家，定于一尊”，我们多年来也受够了这类苦头了。钻研的过程、探讨的过程，可能比已经达到的结论更有价值。那些零星的、即兴的、一闪而过的想法，就算是不成型的碎砖吧，也许就能引发出真正有价值的“玉”来。我们也知道，“胸有成竹”、“烂熟于心”、“一挥而就”，可能更显得自信、有气派、有分量、有爆发力。我们却更愿意把不成系统的被人轻蔑地视为“鸡零狗碎”的、很不成熟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暴露给人们。据说，高明的厨师谢绝人们参观油烟弥漫的厨房，高明的刺绣工也恪守“莫把金针度于人”的古训，高明的演员讨厌在演出时有人在后台探头探脑。我们却愿意提供“半成品”给有兴趣的朋友作进一步的加工——如果还值得加工的话。
我们深深意识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极为诱人而又纷繁复杂的文学总体，绝不是三个人所能承担的任务。需要有多种学科的协同作战，多角度、多参照系、多种方法的共同探讨。那么，对话的方式是否可能引发一种积极的、活跃的、批判性地参与这一学术课题的研究态势呢？
实际上，细心的读者也已经看出，我们三个人在思考的侧重点、采用的方法、切入的角度乃至语言风格等方面的许多微妙的或明显的不同，甚至在一些主要观点上，也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各自的经历、气质、知识结构、兴趣爱好等等因素的制约。通过对话，每一个人的“学术个性”就不可能被这“集体项目”造成的“高度统一”的假象所遮掩。这也正是我们发表“三人谈”的目的之一。倘若三个人都站在一个点上，那还只是一个点。三个点就可能组成一个等边或不等边的三角形。在我们的共同讨论中，正是那些分歧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如果我们不为表面的争执所迷惑，陷入无意义的“自我考证”，那么我们知道任何学术争鸣中真正具有深刻性的分歧都恰恰是理论的生长点。可惜的是，我们在众多的“集体项目”中看到的，常常不是个性的碰撞而迸放异彩，而是个性的相互消磨而使总体变得面目模糊。文学的研究可能跟自然科学不同，即使在航天飞机的外壳上刻下每一位参与研制者的姓名，这一科研成果也很难显现他们各自的个性。文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有主观情感的投入，会在研究成果上打下个性的烙印。倘若文学研究的“集体项目”是由各个自由、活跃、充沛的学术个性组成的统一体，或许可能一变沉闷的“正步走”而成为生气勃勃的“艺术体操团体赛”吧！
有些爱好铁板一块式的“刚性体系”的朋友，可能会对这类极不严密的对话表示失望。确实，我们的构想绝不是“无懈可击”的、具有所谓“铁的逻辑力量”的体系。相反，对话暴露了或者证明了这只不过是一个“有隙可乘”的探讨。任何仔细听过一场任何形式的对话的人都知道，一环扣一环的交谈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往往只是循着自己的思路在交谈，他们之间的话语其实是并不连贯的，甚至在各自对话题都异常关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是对话的不连贯造成了跳跃、空白（“隙”），造成了互相的参照，而读者的思考就自然地被邀请被吸引而渗入到这些“隙”里来了。
逻辑性严密的论文像一条铺设好的“高速公路”，读者“顺着一条道走到黑”，被引到顺理成章的结论面前为止。不连贯的对话却随处闪出一些“三岔口”，闪出无数的可能性——正是这些可能性在诱发新的对话，从三岔口无意中闯出新的路径来。
文学批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对话。文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研究者与现、当代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互相交谈。不是替作品说话，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用对话形式发表的文学研究，是否可能在文体上也呼应了这种开放的批评观呢？
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表一年来，“三人谈”在《读书》杂志上陆续连载之后，我们收到不少朋友的来信，有鼓励、支持、商榷和驳诘，也在一些刊物上读到呼应的或批评的文章。经过多年的“大批判”之后，一种真正平等的、严肃认真的对话风气正在逐渐形成，这是可喜的。值此“三人谈”成书之际，我们向这些朋友谨致谢意。
在对话中，误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我们都不希望被误解，然而每一种学术观点都似乎难逃这一命运。言语一旦变成文字或录入磁带，也就是说，言语一旦与言者相分离，它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言者的控制。于是，便发生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误解。实际上，每一个听者都有自己整理信息的一套模式和程序，他形成了一些分门别类的“抽屉”，常常是只听了一两句，他就放进某个特定的“抽屉”里去，这种归放当然是按照他的理解来进行的。问题不在于根本不可能控制言语离开言者之后的命运，而是在于为什么非要控制言语在每一个听者心中的“理解”不可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能够理解他人的误解。
举一个例子吧。我们谈到过学术研究中的“爬行主义”问题，讲的是那种整篇文章都由引文和不加引号的引文组成的研究，强调要有创造性思维，善于宏观概括等等。不少朋友就“理解”为不要材料依据，可以天马行空地乱说。这当然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对近年来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的，没有这些艰巨而枯燥的工作，要产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不可能的。这一误解当然会引起我们的反思。
你会思考：你之所以被误解，是不是有你自身的问题呢？也许是你对现实了解不够，也许是你对听众了解不够?也许你的观点不够深刻，表述得不够完整？也许是某种历史气氛、语境，决定了你非被误解不可？
经过这样的反复思考，我们认识到，即使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也要努力争取一个在较高的层次上被误解的权利。
事实上也往往存在着把问题拉到更低层次上去误解的情况。学术以外的那些无聊的攻讦就不用说了。最常见的逻辑就是“闭口不提……”因而便是“反对……”。你说了“人必须吃饭”，他立即说“难道吃馒头就不能活么？为什么闭口不提窝窝头、小米粥、方便面……”令你一下子失却了与他对话的心情，而他也确实并不是要与你对话。又比如“感时忧国=忧患意识=荒谬感=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这样的急剧推进，也非让你丈二菩萨摸不着脑袋不可。有趣的是论者花费大量篇幅来论证的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充满了他所理解的“忧患意识”，而且据说是由于“五四”和“文革”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分崩离析、荡然无存的缘故，由此而产生了“人的失落感、孤独感、异化和自我迷失感”等等。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理论混乱和自相矛盾，使你意识到一种与之对话的困难。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被装在他的贴有“存在主义”标签的“抽屉”里了，尽管他从“抽屉”里掏出来的明明是他自己的货色。
朋友，让我们在较高的层次上被误解吧！让我们不再分担被误解的痛苦，而是分享创造性误解的愉快吧！
让我们进入平等的对话……
1987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