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陈平原

这里合刊的，是两册有趣的小书。

说“小书”，很容易理解。相对于时贤动辄四五十万字的大著，这不到十万字的篇幅，实在够寒碜。不敢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以一当十，言简意赅。小书就是小书，不必讳言。只不过西哲有云：“大狗叫，小狗也得叫。”我想补充一句：叫得欢的小狗，其憨态也自有可观及可爱处。如此不太恰当的比喻，用在我们当初的“表演”，还是挺贴切的。

这就说到“有趣”了。面对这两册小书，最可能感叹“有趣”的，很可能不是热心的读者，而是作者本人。从1985到1990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区区燕园里，“热火朝天”地切磋学问，先是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又“漫说文化”。而这两次合作（加上“未完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

到了为出版《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而分头撰写《岁月无情又多情》、《漫说“漫说……”》和《十年一觉》时，已颇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意味。其实，不过几年光景，可物换星移，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豪气、志气与稚气。

将“志气”与“稚气”相提并论，并非玩弄文字游戏。正因为所知有限，方才果敢决绝，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若等到饱读诗书、阅尽沧桑，那时很可能反而四顾茫然。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的我们，年纪虽不小，但依然“童言无忌”，也自有可爱处。

翻阅此类“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之演进。近些年，不断有学界新秀反省我们当初的“反省”，引申、证实或质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顺带的，也就对这一概念产生的契机、背景、动力以及效应等感兴趣。于是，常有人通过各种途径打探这册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也不时有出版社的朋友建议重印此书，但都被我们婉言谢绝。理由很简单：未能更上一层楼，贸然重做冯妇，愧对江东父老。

直到有一天，读到某君大作，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表作为“历史事件”来考察，这才猛然醒悟——那文、那书，早已进入历史，既没必要修订，也不可能完善。念及此，有点悲伤，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想想也是，不就因历史的偶然，侥幸留下几行蹒跚学步的足迹?既然随时都可能被重新卷起的海浪冲刷得一干二净，又有什么可矜持的?就这个样子，不做进一步阐释，也不纠正当初的失误，让其素面朝天，更能显示此书的“历史价值”。惟一需要补充的，是当初因某种特殊原因而被撤下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蓦然回首，最令人感怀的，其实不是什么是非与功过，而是促成那几回“三人行”的思想潮流、社会氛围，以及自以为颇具创意的对话文体。

2003年4月2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