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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他年号康熙，死后庙号圣祖，人们习惯以年号、庙号代之，称他为康熙帝或清圣祖。
清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在北京紫禁城降生。
此时，满汉两种文化正在激烈碰撞。这种碰撞，不仅发生在明清鼎革之际满汉两个民族的流血斗争中，而且发生在紫禁城内康熙的父亲与祖母之间。康熙之父、清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正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汉文化；而康熙祖母、顺治之母孝庄则理所当然地代表着满文化。
顺治初年，满族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转化为摄政王专制，皇帝形同虚设，王权高于皇权。顺治则强烈要求证实自己皇帝的地位。政治上，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追求先进的汉文化，夜以继日“发愤读书”，曾经因之“呕血”。他从儒家“以文教治天下”的思想出发，明确了“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位”的原则，亲政以后致力于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仿照明制改革清朝政治，举行“临雍释奠”大典，将崇儒重道作为基本国策，并开始扭转多尔衮“重剿轻抚”的作法。在婚姻生活上，顺治以近乎狂暴的态度践踏满蒙联姻的祖制，毅然废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皇后，对其母孝庄再为他娶回的两位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后妃采取极其冷淡的态度，致使二人枯守一世空房，无一子嗣。与此同时，他无视“后妃之选，例不得及汉人”的旧制，爱上了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接着，又不顾一切将皇弟博穆博果尔的福晋董鄂氏抢到手。顺治的这些举动与其说是爱情至上的表现，不如说是想证明皇帝的意志至上。但是，清入主中原之初，政局动荡，百废待举，顺治个人无力抗拒仍然强大的本民族习惯势力，他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宫廷中，董鄂氏的儿子不明不白夭折，董鄂氏在丧子的巨大的打击下勉强挣扎了三年后故去，蒙古贵妇重又站稳了脚跟。仅仅过了四个月，顺治违心留下或是由他人矫拟的数十款罪己汉化的遗诏，将八岁继位的康熙和刚刚稳定的全国政权，交给了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辅政四大臣，离开了人世。
康熙的生母佟妃祖籍辽东，原隶汉军正蓝旗，其祖父即是清朝开国功臣佟养真。康熙即位以后，诏令母后一族由佟氏改为佟佳氏，由汉军旗抬入满军镶黄旗。佟佳氏虽是旗人，却仍是汉族的后裔。佟佳氏大约在顺治九年或十年初被选入宫。其时正是顺治帝意欲废后、后宫斗争趋于白热化的紧要关头。此时入宫的佟佳氏，无论作为孝庄为缓和后宫矛盾送来的小小礼物，还是作为孝庄为缓和满汉矛盾做出的某种姿态，都使顺治本能地产生厌恶或戒备的心理。因而，佟佳氏虽生皇子，却一直遭受冷遇。特别由于顺治的五位博尔济吉特氏后妃均无子嗣，孝庄不得已而求其次，极力维护康熙，散布他生有“祥兆”、“必膺大福”。这可能更引起了顺治的反感，他借口康熙未曾出痘，竟令保姆携之搬出紫禁城别居。腥风血雨之中，康熙与夭折的皇四子同样是牺牲品，小小年纪，完全不谙世事，即被摒出宫门。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来还有凄恻唏嘘之感。他说：“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曾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然最终，康熙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在祖母孝庄的主持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康熙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出发，对父亲、祖母予以同样的理解和同情，并由此衍生出由衷景仰敬爱之深情，这已远非一般亲情、孝心可比。这种情感，使人们以为他心中藏着顺治与孝庄两个秘密的谜底。
“顺治出家”，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有传言顺治没有死，是到五台山做了和尚。其重要根据是康熙曾四谒五台山，且每次总要摒退从人，独登高峰。康熙二十二年（1683）秋，他亲自扶辇侍奉着71岁高龄的祖母孝庄前往五台。山岭峻绝、路数折不可上，孝庄遂还，命他代礼诸寺。此后康熙即再未往谒五台。人们猜测，康熙谒五台是去看望他的父亲，而最后一次，顺治已经过世了。
然经史学家缜密考证，顺治确系于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死于天花，并由茆溪森禅师举火焚化。事见《五灯全书》。那么，康熙四幸五台作何解释呢？应该说，康熙去五台山，虽不能作为顺治出家的根据，却与其父顺治有很大关系。董鄂妃之死，使顺治万念俱灰。他落了发，决意弃国出家，只是在玉林绣禅师的劝导下才暂时作罢。作为一种慰藉，玉林绣特意安排他去五台山进香朝佛。就在五台之行指日可待时，他撒手人寰。顺治帝发丧之日，众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甚哀”。满汉文化碰撞中牺牲的毕竟是她亲生的儿子。灰飞烟散，何处寻觅儿子的孤魂？五台山成了惟一的寄托。康熙侍奉着祖母或遵祖母之命四上五台山，不单单肩荷着一颗滴着血泪的母亲的心，而且怀着自登皇位以来对父亲与日俱增的理解、同情和思念。他最后一次谒五台，刚刚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战争中局势出人意料的变幻，迫使他反复思索满汉文化冲突和融合的问题。他也许只能面对父亲的亡灵倾诉自己艰难的思绪，因为除了处境相同的父亲，再没有人可能理解他的矛盾和痛楚。
如前所述，“太后下嫁”，是清初四大疑案的另一个疑案，其重要根据是孝庄之葬。康熙是孝庄之葬当事人，于是他成了解开“下嫁”之谜的关键。
康熙对祖母孝庄的感情极其深厚，他自幼得到孝庄的慈抚严教，后又因孝庄扶持登上皇帝宝座，更重要的是他从中认识到祖母人格的伟大。孝庄一生经历三朝政局变幻，扶佐顺治、康熙两个幼主皇帝，晚年又协助康熙进行统一大业，是清朝举足轻重的开国元勋。她不喜专擅弄权，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有人曾以宋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疏请垂帘，遭到她严厉斥责。孝庄是满文化的代表。正因为她是满文化的真正代表，她可以同汉文化进行血与火的碰撞，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子；同时她也可以面对满文化同汉文化水与乳的交融，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她曾下嫁多尔衮或曾为多尔衮情妇，她也曾最先做出清算多尔衮及其党羽的决策。这些，于她个人有怎样的影响呢？孝庄去世后，康熙哀恸已极，将孝庄梓宫停放“暂安奉殿”整整30余年没有下葬。与其说他难以割舍思念祖母之情，不如说他不知如何才能消除世人对祖母的诋毁、猜疑和伤害。他不愿祖母高尚圣洁的灵魂哪怕受到一丝一毫的亵渎与玷污。康熙的儿子雍正，对孝庄已无康熙那种深刻的理解与感情，于雍正二年（1724）将其葬在清东陵风水墙外。
康熙帝于康熙六年（1667）14岁时亲政。亲政后，康熙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除鳌拜，一是平三藩。这两件事是铲除分权势力与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重大举措。
康熙即位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奉顺治遗诏辅政。他们借口仰法祖宗，恢复了一些满族旧制。其中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以“两旗换地”再度恢复的圈地恶政。
“两旗换地”直接源于四大臣中鳌拜的权势之争。鳌拜姓瓜尔佳氏，隶属满洲镶黄旗，为人孔武有力、专横暴躁，“人多惮之”。在辅政四大臣中，鳌拜位居第四。首位索尼是四朝元老，年迈多病；居三遏必隆是开国元勋额亦都之子，生性庸懦附和，二人与鳌拜同为两黄旗。于是位居第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便成为鳌拜的眼中钉。为打击之，鳌拜挑起了“两旗换地”事件。清初圈地时，多尔衮曾利用权势将本应划归镶黄旗的较好土地，划给了自己的正白旗。事隔二十余年，两旗军民已安生立业，鳌拜却重提此事，“立意更换”。消息传出，“无论旗民，怨声鼎沸”，京师周围“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京东各州县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奉命经理此事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请罢圈地”。鳌拜大怒，矫旨杀三大臣，强行换地，重掀圈地狂潮，灾难奇惨。康熙为此特召四辅臣询问，企图制止之。不料鳌拜根本不把13岁的康熙放在眼里，他厉声咆哮，一意孤行，践踏了四辅臣协商一致、得到皇帝准许方可行事的原则，自此益愈专横跋扈，甚至在康熙面前“嗔目起立”，“张以老拳”，“施威震众”。康熙亲政后，鳌拜把持议政王大臣会议，诬陷苏克萨哈“不愿归政”，议将其凌迟灭族。康熙“不允所请”，鳌拜竟捶胸挥拳，强争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处绞，其他维持原判。时索尼已故去，遏必隆依附鳌拜，四大臣辅政变为鳌拜个人专政。他广结党羽，“文武皆出其门”，政事先在他家议定，再呈康熙“逼勒依允”。他常于御前拦截章奏，呵斥部院大臣，将康熙已发科抄的朱批红本擅自取回改批，甚或公然抗旨不遵。
康熙则以陪练摔跤为名，瞒过鳌拜耳目，挑选忠实可靠的少年侍卫组成了一支贴身卫队善扑营（后为正式建制）。在时机成熟之时，果断地将已任吏部右侍郎的近臣索额图调回内廷复为一等侍卫；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差遣出京。而后，于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乘鳌拜入朝没有戒备，突令众少年将其一举拿下。议政王大臣会议审实鳌拜大罪30款，议将其立斩灭族。而康熙则于二十五日宣布：鳌拜效力年久，立有战功，免死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仅削太师及公爵（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鳌拜死党除七人已杀之外，仅以九人处绞，其余人等一律免死从轻治罪。至于内外各官畏其权势依附及嘱托行贿者，俱从宽不咎。接着，为苏克萨哈以下被鳌拜处死革职降级者一一平反昭雪，废除辅政大臣，收回批红大权，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短短十天之内，康熙“声色不动而除巨匿”，权力更迭而不株连。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不能仅仅从先天秉性上认识。决定16岁康熙具有这些优良品质、卓越才能的基础，是他在汉文化的氛围中，自信为“天子”、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
除鳌拜后，康熙将解决三藩问题提上了日程。在他眼中，铲除割据势力与铲除分权势力一样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三藩指分镇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后其子尚之信袭爵）、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他们拥兵自重、各据一方，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王国。经济上铸钱煮盐，贩洋开矿，横征暴敛。政治上挟制地方都抚，结党营私。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吴三桂，他任命，甚至向全国选派的文官武将，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称为“西选”，以至于“西选之官几遍天下”。他们并借口“边疆未靖”，“要挟军需”，致使“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藩镇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康熙将三藩作为亟需解决的三大心病之一，书于宫中柱上，“夙夜廑念”。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以其子留镇广东。康熙抓住时机就势撤藩。此举使吴耿二王受到震动，分别上疏求撤，以探虚实。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断然下令三藩并撤。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反。
吴三桂率主力出黔掠川，进据湖广，陈兵长江南岸。而后上疏，企图要挟康熙收回成命，裂土罢兵。康熙为“寒老贼之胆”，“绝群奸之望”，“激励三军之心”，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处死留京为质的吴三桂长子额驸吴应雄及孙吴世霖，毅然部署大军平叛。他以湖广为主战场，派主力正面设防，与吴三桂针锋相对，并伺机迂回江西，袭取长沙，断敌粮道。以陕甘川为西线，派重兵阻击叛军北上，并收复平凉、三边等地。以江西、浙江为东线，分兵驻守江宁、杭州、南昌、安庆等重镇，保卫江南富庶之地，阻止叛军打通江西、浙江通道。各个战场相互呼应，将叛军分割开来，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剿抚并用”，大力对叛军进行分化瓦解。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进而招降了随叛的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孙延龄等，对投降的叛军“悉赦以往，不复究治”，“恩养安插”，彻底孤立了吴三桂。十七年（1678）三月，势穷力竭的吴三桂称帝衡州，八月忧病而亡。吴军人心涣散，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土崩瓦解。二十年（1681），清军分三路合围云南。十月，下昆明。三藩叛平。
平三藩用了整整八年。八年中康熙每日三四鼓（凌晨三点左右）即起身赴乾清门御门听政。亲自听取前线都抚将领奏报、议政王大臣或九卿会议，亲自研究前线主帅绘制的敌我双方战场形势图，决定作战方略。尽管群臣屡次请上尊号，康熙却清醒地认为：若以平三藩为“摧枯拉朽，容易成功，则辞过其实”，“上尊号一事，断不可行”。
康熙没有料到，那个遭天下人唾骂、背主弃父不忠不孝的贰臣吴三桂，一旦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竟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而天经地义铲除割据势力的正义王师，却在朝野上下全国各地遭到了如此顽强的抗拒。以至于数月之间，六省皆陷，原明降官降将、遗老遗少纷起响应，加上农民、流民、蒙族等起事，“东南西北，在在鼎沸”，震撼了大半个中国，几乎断送了大清王朝。
康熙开始迅速调整统治政策。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特旨选送汉员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内廷南书房。从此，南书房地位日益显赫，成为后世中枢机构军机处的前身。南书房当值汉员名义上陪皇帝从事琴棋书画、观花钓鱼等修身养性的活动，实际上备皇帝咨询军政，拟撰谕旨。三十三年（1694）以后，南书房更成了汉官参与军机要务的阶梯，一旦入值，不管原来地位尊卑，一律授予翰林职衔，得到康熙的重用与眷宠，无异于感情融洽的同堂师友。如高士奇，原是“秃笔破砚坐报国寺廊下卖字糊口”的穷秀才，后因字写得好被大学士明珠荐入南书房供奉，不久官至礼部侍郎。而张英入值不满三年，即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张氏“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入值南书房，子张廷玉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们完全是康熙亲手扶植起来的汉族新权贵。
康熙十七年（1678），正值三藩平叛、戎马倥偬之际，康熙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又称“博学宏词科”），十八年（1679）三月初一日，亲试博学鸿儒，网罗汉族文人。试题一赋一诗。有人故意写得词句不通；有人借口目疾仅赋诗一首；有人不合韵律；有人用语犯忌，康熙一律曲意迁就，一一加以录用。未中、未试者亦被特赐内阁中书衔，以示恩宠。与此同时，康熙又网罗大批明朝遗老遗少参与纂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一时间，汉族士子纷纷出仕入馆，人称“遗民自此不世袭”。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下令民间田地“自后永不许圈”，最后结束了绵延数十年的圈地余波。三十八年（1699），康熙在逐步放宽逃人法的基础上，将专司督捕逃人的兵部督捕司改为刑部督捕司，“终岁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窝隐之罪”，基本解决了困扰几十年的逃人问题。
康熙带着他的民族扑向了先进的汉文化；而汉民族则最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将康熙视为了真命天子，这是满族为主体、满汉联合统治体制在全国形成和巩固的标志。
平定三藩以后，康熙把进军的矛头指向台湾。康熙在天下百姓心目中和他自己心目中完成的转变，使他能够完成收复台湾的大业。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明天启元年（1624）被荷兰人侵占。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驱除荷人进据之。郑成功死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渐趋平息，百废待举，人心思定，台湾郑氏政权成为分裂国家的割据势力，三藩之乱时，曾呼应吴三桂，“猖獗海上”，一度占据潮州、漳州、泉州、惠丰等地，“杀掠所至，十室九匮”，“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
康熙最初对台湾采取“循于招抚，不事轻剿”的方针。康熙二十年（1681）除鳌拜、平三藩后，康熙起用台湾降将、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任以“进剿海逆之责”，命其“底定海疆”，统一台湾。
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率战舰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出战。时值台风盛季，海战“最忌”，施琅却“出不意，攻无备”，劈波斩浪，直驶澎湖。二十二日两军决战。施琅各50艘战舰，于东西两侧牵制敌军；亲率主攻舰队大鸟船56艘居中，后续舰队80余艘紧跟其后，此时“南风大发，波涛汹涌，诸船扬帆而进，风利舟快”，“乘势奋击，以一当十”。战斗自早七时持续到下午四时，“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水师焚毁击沉敌舰200余艘，击毙将军以下军官300余员，歼灭敌军12000余人，“尸浮满海”，一举攻占了澎湖列岛。郑氏主力尽失，被迫请降。施琅率军至台，他早年降清，父弟子侄均为郑氏所杀，然他不负康熙所望，非但未行报复，反亲赴郑成功庙行告祭之礼，护送郑氏君臣登岸，赏赐并妥善安置投诚人员，严禁官军扰民，宣布“蠲三年徭税差役”，台湾欢声动地，万民安堵。施琅次子施世纶乃清朝著名清官，小说《施公案》比之为宋朝包拯、明朝海瑞，此是后话。
台湾既平。康熙陛前发生了新的激烈争论。部分大臣认为台湾乃“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守则必设重戍”，设重戍一则加重内地人民负担，二则可能出现新的分裂割据，主张“迁其人，弃其地”。甚有人荒谬建议：不如“乘国威远播，畀其地与‘红毛’（按：指荷兰），而令世守输贡，似犹永逸长安之道”。施琅等则坚决反对放弃台湾。他们认为：台湾“实肥沃之区、险阻之域”，中国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必归于荷兰，“彼执其戈船火器，又得形胜膏沃为巢穴”，无异于助其入侵。不要说台湾屯种尚可少资军食，即使它是不毛荒壤、须借内地挽运，“亦断断乎不可弃”！这种观点已不再把中国大势等同于世界大势，而是敏锐体察世界大势，把中国大势放在世界大势之中思考。
康熙较少天朝大国皇帝的陈腐。他明确表态：“台湾弃取，所关重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他转问臣下：恐台湾将来会尾大不掉，那眼下怎样？臣下答：以皇上声威，几十年可保无虞。康熙豪爽大笑道：既如此便置郡县。若计到久远，十三省又能永保为我所有吗？
康熙二十三年（1686）四月十四日，康熙正式批准在台湾设置地方军政机构。自此，台湾隶福建省，设台湾一府（澎湖直辖于府），凤山、诸罗、台湾三县。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分水陆八营（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其军政设施与内地完全相同，连衙署建筑也改变了原坐东向西的习惯，而如内地“衙门口，朝南开”。
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康熙赋诗纪盛，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全国统一之后，康熙像所有的开国之君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之上。
蠲免 康熙二十四年（1685）以后，康熙开始普免百姓上交的赋税钱粮。三年之中，直隶、河南、湖北、湖南、江南、四川、山东、贵州、福建等9省轮免一周。此后，年年都有大规模蠲免。“有一年蠲及数省，有一省连蠲数年者。”据载终康熙一世，全国共有20余省区获免税粮、丁银、逋赋545次，总数不下1.4亿两。蠲免，特别是大规模地普蠲轮蠲，能够有效地防止官吏舞弊中饱，成为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如时人所云：“惟蠲免钱粮，率土均沾实惠。”
赋役改革 与蠲免同时，康熙大力进行赋役改革。为了均平赋役、防止舞弊、减约征收，康熙先后试行了各种办法。
如赋役征收，最初沿用顺治易知由单（纳税通知单），提前明示小民应纳税粮多少，以防官吏私派。后因官吏指称印费勒民，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停止刊刻。翌年，将征收钱粮的二联限票（串票）改为三联限票（串票）。原税户交纳钱粮按月份为十限，起征日发给限票，完纳一限截一票，未截，按数催追。限票分两联，官印钤中，官民各执其半。奸吏征收时常常借称核对，将纳户一联强留不给，以完作欠，以多作少，而三联限票一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执照，扼制了舞弊行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又实行征粮滚单法，每十户五户合制一单，上列户名、田地、应纳钱粮，发给甲首，由甲首开始依次滚催，自封投柜。后人将这些方法概括为“催科四法”：“以分限（分期征收）之法纾民力；以轮催（滚单）之法免追呼；以印票（三联印票）之法征民信；以亲输之法（自封投柜）防中饱。”“催科四法”在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直省都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另造清册题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固定了全国丁银总额，使小农负担相对稳定，为近一步赋役改革——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准备了前提条件。
治河 平定三藩、台湾归附、天下安定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二十六日，康熙首次南巡。自此至四十六年（1707），康熙六次南巡。康熙南巡的首要目的是治河。
明清战争之际，黄河河患无人问及，中原重地灾情惨重。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8），黄河大的决口达67次，不但灾民告困，且供运官俸兵饷的数千艘漕船受阻，京师“危急异常”。康熙亲政之初，曾将亟须解决的三件大事书于宫中柱上，“河务”赫然在内。他曾说：“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南巡期间，他在高家堰等险工之地一日往返百余里，沿堤详勘地势，咨询河工要害，与河臣讨论和制定治河方案。康熙所依重的河臣名靳辅，十六年（1677）出任河道总督。他发现并重用优秀水利专家陈潢作为幕宾协助治河。二人贯彻康熙“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批驳了只知保漕不知治黄，只看下游不看上游的观点，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挑浚清口”、修高堰坦坡、减水坝、中河等具体办法，“不避寒暑，无分昼夜，与大工为始终者十年如一日”。三十七年（1698），康熙总结靳辅等多年的治河经验，形成“上流既理则下流自治”的治河思想，设计了“闭六坝以束淮敌黄，通海口以引黄归海”的治河方针，翌年三次南巡具体部署、亲理河工。其后，除四、五、六次南巡亲临指挥外，更以治理京畿永定河作为试验，成功即向黄河推广。四十二年（1703），治河显效。史载“海口大通，河底日深，去路甚速，淮水畅出。黄水绝倒灌之虞。下河等处洼下之区，俱得田禾丰收，居民安晏”。
发展工商吧 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康熙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内迁之民回原籍生息，允许闽粤商人出洋贸易，允许外商在国内设馆经商。并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海关与外国通商。进出口贸易空前活跃，仅苏州一地每年出海贸易的船只即达千余。
三十九年（1700），康熙下令将班匠银陆续纳入地亩征收，结束了工匠劳役制。与此同时，康熙取消或放松了对手工业的诸多限制。织户拥有织机可超百张；民间可采铜铁矿；炼铜煮盐亦允许私营和官督商办等。
清初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了最后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