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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创新驱动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两个命题，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取决于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是否转变为创新驱动。因而明确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实现了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成为正确把握、理解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起点。
我们通过一个基于“结构—行为—绩效”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并未实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要素驱动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而陷入创新驱动困境。随后的分析表明，创新驱动困境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矛盾，导致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机，从而厘清了创新驱动困境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联机制。进一步从供给、需求和制度三个层面对抑制中国创新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要素结构锁定、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政府功能失常是中国创新驱动困境的主要成因。基于此，中国要突破创新驱动发展困境，迫切需要基于“供给+需求+制度”战略组合，通过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来推动要素结构升级，通过培育中高端本土消费市场来扩大有效需求规模，通过促进传统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型来优化政策制度供给，这也逻辑地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路径。
首先，要制定详细的创新政策与规划，加强创新规划引领。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和科技领域制定有利于区域创新、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专项规划，并明确分别针对激励创新主体、鼓励创新行为和营造创新环境的具体政策措施。其次，针对现有各类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较为笼统且执行不力的情况，则需要对其进行分解和动态调整，推动政策和规划的有效落实。一是摒弃以规模取胜的传统思维，转而从价值链视角，以协同创新发展政策引导激励“高技术”研发，以商标品牌发展政策引导支持“名品牌”推广，以智能制造与装备升级标准化发展政策引导推动“强标准”制定。二是根据不同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建立健全科学分类的创新评价制度体系。探索建立由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公众等多方参与的创新绩效评价机制，拓展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评价渠道，同时将评价结果作为创新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三是政策不能单独由行政部门作出，建议建立审议会制度，由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新闻界、智库或研究机构、民间团体、行业商会共同参与制定。四是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跟踪监测和评估，建立相应奖惩制度，同时根据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来修订和完善政策。
在创新驱动战略下，创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已成为现代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但是，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工业制造业，而是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提升并举。具体来说，就要在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同时，以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构建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服务经济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关键在于摆脱传统产业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确立起价值链和创新链思维。一是要瞄准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加强科技攻关。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做大做强“中国制造”。二是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的战略。大力发展面向制造业的工业设计、第三方物流、节能环保、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服务化，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产业实现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三是要扎根传统制造业基础，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智能制造为突破口，加速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着力推动钢铁、汽车、船舶、纺织、石化、有色等基础制造业的技术更新换代和改造升级，促使其由传统加工制造向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高端延伸。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必须拥有一批掌握国际先进技术、能够应对国际竞争的，以科技型企业家和高端研发人员为骨干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应该积极推进人力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良性互动，建立“创新人才+创新项目+创新平台+创新政策+创新文化”的“五位一体”创新发展体系。具体包括：一是发挥各层次教育力量的优势，强化全民终身教育，提高居民素质，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劳动力。二是围绕重点产业和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大力培养和引进科技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以及具有战略眼光的高素质管理人才和企业急需的高技能人才，不断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强化人才服务体系建设。三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增强职业经理人、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服务顾问、技术创新者、高级技工等各类高端人才的供给能力和集聚水平。四是设立人才发展基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重点技术创新领域发展所需各类高级职业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五是实施紧缺人才引进培育工程，同时通过人才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盘活现有人才存量，实现人才队伍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并注重人才队伍规模的整体扩大。另外，使高端人才汇聚，需要全面改善人才发展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制度环境。除了加快研发机构建设之外，还需要完善薪酬、教育、居住、休闲等方面的制度，为高端人才提供更为贴心、更为便捷的服务。
产业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是否掌握共性技术决定了一个国家或企业是否在该领域具有主导地位，因此产业共性技术对于产业升级的意义重大。在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趋势下，产业共性技术成为世界各国纷纷争抢的技术高地，以获取长期的竞争优势。“十三五”期间，应当加大对那些能够支撑一系列潜在商业产品的共性技术能力（如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制造）的投资和资助，而不是仅仅设法确立具体的、特定的某种技术解决方案。具体来说，可借鉴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AIST）的经验，筹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院”，采取财政全额拨款或者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对技术开发、成果推广等提供经费。同时，与高校、企业、其他研究机构及其他非盈利组织开展合作，加强具有共性技术特征的先进制造技术和产业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此外，在重视基础科学技术知识创新的同时，也要注重创新的产业化，即创新成果的应用，及时将研发设计的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充分体现在生产制造中，切实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通过加强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载体建设，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一是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利用市场的供求和竞争规律，用利益诱导、资源约束和市场约束下的“需求引致的创新”机制来引导和激励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建设，推动创新政策、创新资源、创业人才向企业集聚，培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创新型企业。二是促成科研与产业有效衔接。要围绕推进大学和科研院所改革，支持骨干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建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形成资源互补、价值整合、开放创新和规模经济效应，推动更多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三是加快构建多元化的创新服务平台。应当积极充分运用“互联网+”，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搭建共性技术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市场推介平台、投融资平台、品牌推广平台、信息共享平台、标准化检测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服务平台。四是发挥国家高新区的载体平台功能。通过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建设完善，集聚优质创新资源要素，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五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集群。根据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和特色，打造一批设施先进、创新能力强、海内外知名的本土企业研发中心、品牌研发机构和标准化技术组织，促进技术、信息、知识等创新要素的集聚共享，推动地方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转变。六是要合理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支持政策，健全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政府从主导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向注重市场监管、平台建设、政策普惠转变，致力于营造优质高效的创新环境，促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