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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创新驱动的定义，“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可以看出，从创新驱动的内涵来看，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的投入实现要素新组合，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驱动，其中科技创新是核心。而且，创新驱动还需要注重协同创新，最为重要的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洪银兴，2013）。创新驱动意味着创新要素投入比重相对较高，创新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大提高。因此，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进入创新驱动，可以通过研发创新支出比重、研发人员比重等创新投入结构指标，以及企业创新意识、协同创新程度等创新行为与方式指标来判断。从创新驱动的目标来看，是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培育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集约型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以及对外技术依存度和国际技术竞争力等创新产出与绩效指标，也可以用来判断是否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指标。为此，可以构建一个基于“结构—行为—绩效”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1所示）。
表1.1 基于“结构—行为—绩效”的创新驱动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在世界知识产权（WIPO）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中国位列第25，成为第一个跻身GII前25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创新质量指标上排在第17位，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首位，进一步缩小了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
然而国家创新指数的提升，仅仅反映一国总体创新指标的变化，而并不能刻画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基于表1.1的指标，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现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仍未达到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要素驱动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从而陷入了创新驱动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从全社会创新经费投入来看，近些年来中国研发强度逐年增大，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17年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2.12%，已超过欧盟28国1.96%的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研发强度水平，但与部分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比如早在2003年，美国、日本、韩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已分别达到2.6%、3.15%、2.64%；2016年，美、日、韩三国的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则分别达2.79%、3.29%、4.23%。从工业创新经费投入来看，201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9%，远不如其他国家的2%—3%。从全社会创新人力投入来看，2016年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为50.0人年/万人，2010年以来年均增长6.9%。然而，从2015年数据来看，在R&D人员总数超过10万人年的国家中，中国平均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量仅高于土耳其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多数发达国家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仍然是中国的2倍以上。
根据《2014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统计资料》，2014年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数为26.6万家，占全部企业的41.3%，其中实现创新的企业仅39.7%。按创新方式来分，同时实现四种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的企业为5.8万家，仅占全部企业的9.1%。2013—2014年间，展开创新合作的企业则为13.0万家，仅占全部企业的20.1%。在各类创新合作方式中，与客户和供应商结成合作关系的企业分别为45.4%和36.1%，与集团内其他企业结成合作关系的企业占29.1%，与高等学校、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竞争对手或同行业企业结成合作关系的企业占比分别为29.2%、20.2%、19.6%和18.9%。可见，波特“钻石模型”中各关键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仍然不够显著，中国尚未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据科技部统计，2017年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57.5%，但是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创新贡献率普遍达70%，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甚至已达80%左右。而且，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呈现下降态势，本土产业和企业仍然缺乏在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价值链核心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根据王海兵和杨蕙馨（2015）的测算，1978—2012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5%，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为-0.8%，同时段东、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0.071%、-0.617%和-0.543%，说明中国及各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处于恶化状态，这主要是技术进步恶化所导致的。从对外技术依存度来看，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经费与R&D经费之比持续下降，但是高技术产品贸易出口仍以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2015年，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依然最大，达53.5%。这表明中国工业企业仍未摆脱对国外技术的绝对依赖。另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国核心和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为50%—60%，而先进国家只有30%；中国70%的新产品开发依靠外来技术。在一些关键零部件和重大装备上，如汽车发动机、高铁轴承、核电主泵密封件、工程机械液压系统密封、海上钻井平台定位系统等，80%以上需要依靠进口。
创新驱动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我们认为，在创新驱动困境下，对要素驱动发展的路径依赖会带来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可持续性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导致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相对地，创新驱动发展则可以通过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的创新，实现新的要素组合，提升要素使用效率，优化经济结构，减少物质资源消耗，从而可以有效化解上述矛盾。因此，创新驱动发展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与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来助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自21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衰减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中国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出现明显的上涨趋势，导致中国以廉价生产要素为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在劳动力要素方面，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培训支出费用的增加，以及各种劳工标准和新劳动法的出台与实施促使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成为减弱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自2011年以来，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出现下降趋势，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则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已达8.9%，预计2050年左右将高达30%。各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预示着“刘易斯拐点”已开始显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同时，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缺乏，人才“出不来、用不上、引不进、留不住”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人力资源流动渠道不够畅通，“人才红利”的无法形成直接制约了要素质量效率的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在资本要素方面，长期以来以投资扩张和GDP增长为内涵与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促使投资需求过旺和流动性过剩，降低了资本报酬率，而针对性的国家货币政策和地方财税政策则推动了资本价格上扬。依赖于投资驱动特别是物质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虽然能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也会助长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胀，并迟早会出现投资报酬递减的问题，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国家为了抑制过快增长的投资需求而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促使利率上升，从而推动资本价格上涨。
在土地要素方面，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基于政治晋升激励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财政收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财税政策，实现储备土地的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土地供给价格和房地产市场价格。长期高企且持续高涨的房地产价格，不仅推动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而且已成为严重影响民生幸福的重要因素，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而且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生产率的增长超过要素成本的上升，那么要素成本的上升得以被抵消，产业也就可以维持低价的优势。然而，从中国现实来看，产能扩张是以廉价劳动力、厂房、机器设备的大量投入和扩张为基础的，嵌入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环节。这种依赖产业规模扩大而非产品质量和品牌取胜的粗放式分工模式，不仅不能抵消要素成本上升，而且在内外需求不振的情况下表现为严重的低端产能过剩。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产业和企业缺乏足够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科技投入机制和畅通的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技术创新瓶颈难以突破，生产率不能有效提高，无法有效实现转型升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从拉美、东南亚等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来看，要素成本迅速上升，要素边际报酬不断下降，由于没有及时成功地转换发展模式，不能保持持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社会劳动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而停滞（全毅，2012）。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中所阐述的，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World Bank，20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和GDP比重持续下降，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则持续上升，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2009年开始第二产业比重逐渐下降，到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已呈现“三、二、一”的总体格局。这种产业结构虽然与所处的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基本匹配，但是从内部构成来看，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低端，离现代化目标所要求的高端化仍有一定差距。
其一，“大而不强”是中国工业制造业的主要特征之一。虽然“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但是以加工制造和学习模仿为主的生产与贸易组织形式，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无论从工业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出口国内增加值还是贸易条件来看，中国制造业都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姚洋和张晔，2008；苏杭等，2017）。同时，高端产品产能不足、研发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弱，如信息通讯、航空航天、飞机制造、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比较落后。而且在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情况下，“为出口而进口”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抑制了本土装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制约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其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在后工业化时代，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是生产性服务业。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度依赖于工业的专业化和高端化程度，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端制造业则发展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从产业规模来看，2016年，中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51.6%和25.75%，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在服务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达到70%，而生产性服务业又在服务业中占70%以上。近些年，美国、德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则均已达到50%以上。从产业结构来看，新兴服务业占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据我们测算，2004—2014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占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60.82%降至47.56%，但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代表新兴服务业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却一直下降，从2004年的11.84%降至2014年的8.84%。从产业效率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逐年提升，但增速低于服务业增速；而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生产率都低于生产性服务业平均水平（江波和李江帆，2016）。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效率还不够高（杜宇玮，2017）。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制造业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需求更可能通过进口来满足（戴翔，2016）。
相关研究普遍表明，产业结构未能及时实现优化升级，是导致有关国家新的增长动力不足，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丁一兵等，201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产业结构低端化为特征性事实的经济结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效率问题就是产能过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迎来新一轮产能过剩高峰，与前两轮产能过剩相比，本轮过剩波及范围更广、严重程度更深。不仅涉及钢铁、水泥、化工、汽车、造船、机械等传统产业，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到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和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工业行业特别是外需导向型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据统计，我国粗钢产能在2011年底已达9.7亿吨，到2015年则达到11.2亿吨，而我国钢铁消费峰值预测也就7.5亿至8亿吨。商务部信用评级与认证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报告》也显示，有色、建材和化工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都比较严重。
从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一般性原因看，既有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负债式增长背景下强势地方政府的GDP追求和投资驱动所导致的。其一，在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体制背景下，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如为企业提供廉价土地、资金、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收等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环境追求产能，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其二，在审批经济背景下，“审批”的行政垄断诱发的“暴利效应”，驱使企业竞相获取批文，从而使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迅速，吸引了大批社会资金的流入，最终使这些行业产能过度扩张。其三，中国长期以来依赖要素投入和产业规模扩大而非产品质量和品牌取胜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仅不能抵消要素成本上升，而且由于技术和投资壁垒低、进入门槛低，因此会面临国内外激烈异常的进入竞争，从而更容易受到市场需求萎缩因素的影响，结果必然形成较高的过剩产能。
产能过剩作为一种产业风险，不仅影响行业内企业正常经营，还会破坏整个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微观上可能造成行业恶性竞争，产品价格大跌，企业效益下滑，产销率下降，库存增加，成本上升，企业亏损额增加。在宏观上会导致物价总水平明显下降、职工下岗失业、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下降从而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而且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明显增加从而增大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以及经济危机，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隐患之一。
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是资源能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长期以来，我国以车间生产加工操作为基础、以投资扩张和产量规模增长为内涵的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导致能源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2016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和能源需求增长分别占世界的23%和27%，石油对外依存度上升至68%，能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另一方面，使得经济增长对能源、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排放产品的依赖性增强，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压力与日俱增。据测算，2000—2009年间，我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总量从64 990万吨骤升至178 860万吨（巩爱凌，2012）。2015年，中国能源效率达到5 435.48元/吨标煤，已经比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高了一倍多，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数据测算，中国每创造1亿美元GDP需消耗约2.9万吨油当量，能源强度是美国的2.1倍、德国的3倍、日本的3.1倍、巴西的2.5倍。诸多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和工业化进程是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不对以要素资源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道路没有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严重的总体局面将难以扭转，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加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