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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经济增长可以使得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经济增长会逐渐放缓。虽然一部分经济体得以顺利迈向高收入阶段，但是更多的经济体则陷入发展停滞，并伴随着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凸现，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以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等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为典型。无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具有出现和存在的必然性，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迈向现代化征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隐忧。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中国自1998年起迈入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则跨过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开启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新时代。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下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速一路下降，从2007年的14.2%下降至2016年的6.7%。虽然近几年来经济增速大体已企稳，并于2017年实现近七年以来的首次提速，但是经济运行并未根本摆脱减速下行压力。因此，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此陷阱，仍然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学术界普遍认同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界定，即是指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经济陷入停滞徘徊从而无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状态（Gill & Kharas，2007）。然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落入陷阱的可能性及成因等方面，却并未达成共识，而且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虽然国内外多数学者都支持“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成立（Kaharas & Kohli，2011；郑秉文，2011；蔡敏和周端明，2012），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只是中等收入阶段的一种现象（刘福垣，2011；徐康宁，2012；华生和汲铮，2015），并用历史上中等收入阶段停留时间和经济增长率比较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Anderson，2011；郭熙保和朱兰，2016）。
在落入陷阱的可能性方面，Woo（2012）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估算了各国人均GDP并构造了相对于美国水平百分比的赶超指数（Catch-up Index），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中约有一半可能滞留于“中等收入陷阱”。Han & Wei（2017）的研究也发现，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韩国、中国台湾等13个经济体成功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一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如果不能转变经济增长结构和发展方式，就可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韩文龙等，2015）。中国虽然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因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结构转变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蔡昉，2011）。也有不同的观点则认为，以中国目前保持的经济增速以及遵循的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战略，中国基本上不会落入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刘世锦等，2011；王丽莉和文一，2017；徐康宁，2018），而且通过改革创新完全可以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2012）。
我们认为，正确回答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需要从“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内涵出发，然后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表现进行综合判断。从理论范畴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及其动力转换问题（权衡和罗海蓉，2013）。从国际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主要是囿于对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易先忠和庞润光，2017）。比如，韩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增强研发能力和提高人力资本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田娜和郑明基，2013）。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能否顺利转变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决定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认为，从创新驱动视角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发展形成了对要素驱动下粗放模式的依赖，那么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结果可能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曾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但同时也要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困境及其成因，并进一步寻求突破困境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具体来说，中国经济是已实现了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还是形成了对要素驱动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而陷入创新驱动困境？若为后者，创新驱动困境又是如何引致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进一步，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创新驱动发展？该如何突破这种困境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为中国更好更快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