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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用“两个十五年”描绘了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矢志不移的百年梦想，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现代化内涵丰富、流派众多，已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丛林”，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指出：“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提出一个关系全局的精辟论断：“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中国赶上时代，就是要完成现代化这场大变革，顺应现代化这种大趋势，实现现代化这个大目标。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其本质特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其根本价值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重大历史使命。
纵观人类历史，现代化酝酿于文艺复兴、肇始于工业革命、勃兴于全球化进程，从西方社会向全球扩展，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其外。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现代化具有普世性，影响力无远弗届；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却高筑门槛，似乎始终是少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专属”，后发国家诚心诚意向现代化先发国家学习，却往往遭遇先发国家的排挤与打压，在近代中国就屡屡出现“老师侵略学生”（毛泽东语）的局面。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对现代化可谓“寤寐思服”，却始终“求之不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才真正开启自身的现代化征程，书写了并将继续书写一部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壮丽史诗。
现代化绝非坦途，布满荆棘、坎坷乃至“陷阱”。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象层面，这一命题得到不少经验佐证，但却割裂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究其本质，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本身就存在二律背反，体现着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割裂，具有滋生动乱的内在因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二律背反，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独特的辩证的体验。资本主义现代性一方面摧毁了前现代社会，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物化和异化，播下自身毁灭的种子，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在很长时间内，资本主义现代性被视为现代性的唯一形式，西方现代化被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这本身就是典型的“现代化陷阱”。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深刻思考。当代中国奋力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就是对这一思考的应用与延伸。
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百年命题。如今，我国已站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国内理论界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为新时代的现代化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现代化是一项全球性现象、全球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是一项全新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过程中必将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理论界给予解答，提供应对方案。以往的现代化理论为当前学界开展现代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但远远不能满足新的实践需要。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任何理论不能不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现代化尤其是非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不充分制约了现代化相关主题的深入研究。因此，深入开展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当代中国学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本书就是我们开展现代化研究的一种探索。
江苏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思想上得风气之先，在发展水平上处于全国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始终保持昂扬的奋进之姿，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始终占有重要位置。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苏重要谈话中明确提出，“为全国发展探路是中央对江苏的一贯要求”。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江苏要扛起推进区域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的担当。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明确提出，江苏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就是要把江苏放在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下来审视，找准特色优势和短板不足，特别是要加强对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本书基于江苏视角，重点研究江苏在区域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识别、防范和跨越“现代化陷阱”，助力江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为全国发展探路，也为全国现代化积累经验、提供样本。
为什么要研究“现代化陷阱”？这是由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决定的。所谓“陷阱”，就是一旦陷入其中就难以超脱的稳态均衡状态。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陷入的难以突破的、负面的稳态均衡状态，一旦陷入其中，跳出“陷阱”则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同时还要拥有把握为数不多的、稍纵即逝的机会窗口的智慧与幸运。因此，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实现现代化的最佳路径是能精准识别“陷阱”，提前规避“陷阱”，减少直至杜绝陷入“现代化陷阱”的可能性。江苏开展区域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必然要在如何跨越“现代化陷阱”上进行探索，这一探索有着深刻的现实含义：
1．坚守底线思维、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的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这是发展的底线要求。“现代化陷阱”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制约因素，一旦陷入其中，就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中断。这是我们要坚决避免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洋务运动的倡导人试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期师夷长技以自强，这种试图不触碰封建统治者根本利益的做法，只能是学到“西学”的皮毛，并必然导致“中学”的进一步衰落，无法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化。新文化运动高擎“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促进了“科学”“民主”的传播，为中国迈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方案。但是，由于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的武装，中国与现代化目标仍然相距遥远。中国的实践证明，只有走上正确道路，现代化进程才能得以顺利推进。当前，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中国现代化之路才有了无往而不胜的底气。同时，也要看到，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为此，我们既要坚持必胜信念，也要杜绝盲目乐观情绪，坚持“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做好应对最复杂情况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例如，现代化必然是开放条件下的现代化，如果缺乏竞争力，打开国门必然要面临竞争失败，“落后就要挨打”；但如果封闭起来搞建设，则只能与现代化渐行渐远。一些拉美国家在开放与封闭之间左右摇摆、无所适从，或者过度开放将经济主权拱手让渡，或者被民粹主义俘获，排斥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失衡，形成巨大风险敞口。再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现代化离不开发达的金融，但金融风险与金融发展如影随形。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数国家和地区折戟于金融动荡，导致现代化出现重大挫折，甚至直接被抛出现代化行列。因为守住开放的关口、金融安全的底线，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推而广之，对“现代化陷阱”问题必须加强研究，掌握其内涵特征、运行规律，有的放矢加以防范，力争做到心里有底、胸中有策，手上有方案、实践有成效，这是确保在现代化进程中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基本前提。
2．驯服“灰犀牛”、突破现代化“高壁垒性”的应对之道。现代化具有极强的“高壁垒性”，有着严苛的淘汰机制和自我筛选机制。从传统社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到经济起飞阶段跨越“低水平均衡陷阱”，从在全面小康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迈进现代化门槛之后遭遇新的“现代化陷阱”，通向现代化之路必然会面临风险和挑战。在众多的后备梯队中，最终跻身现代化行列的少之又少，非西方国家（地区）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现代化陷阱”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偶发的“黑天鹅”事件，而是会大概率遭遇的“灰犀牛”，未雨绸缪、探索性研究是唯一选项。为什么说“现代化陷阱”是“灰犀牛”？一是其影响力、冲击力巨大，足以引发重大危机，导致一国或一个地区现代化遭遇重大挫败。二是其发生概率之高。不是说每个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陷入某种陷阱，而是必然会遭遇陷阱，如果不能采取正确举措则可能跌落陷阱，从这一层面上讲，“现代化陷阱”对于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绝不是虚幻的现象，而是面对的大概率客观存在。三是其表现之明显易于被发现，但又因其长期存在而屡屡被人忽视，甚至直到危机降临才被人重视。“现代化陷阱”的上述三个特点与“灰犀牛”的特征高度契合。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那些会对我们心理和情感造成冲击但发生概率极低的事情上，因此没能注意到那些发生概率极高、应该提早预防的事情。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的是“黑天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灰犀牛”。因此，对待人们并不陌生的“现代化陷阱”，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而是要深入研究，加强预警，做好预案，用细致入微的研究、强有力的举措，驯服“现代化陷阱”这头“灰犀牛”。
3．前瞻性破题、为全国现代化探路的历史自觉。现代化既是全球化现象，也是本土化和区域化实践。在若干优势区域先行探路、锻造现代化核心区是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全国现代化决定和指导区域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区域现代化反过来又促进全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看，现代化不仅由先发国家逐步传递扩散到后发国家，而且在这些先发国家内部，其现代化也相对集中在一个区域，其起步和发力一般发生在一个国家自然、区位和人文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带，形成一国现代化的核心区和力量中心，并逐步带动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江苏现代化基础条件相对较好，拥有国家层面唯一以现代化命名的建设示范区。全国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江苏不仅要向上攀升引领国家现代化的“高度”，也要跨越陷阱筑牢国家现代化的基底。江苏要针对当前“现代化陷阱”可能出现的重点领域，采取前瞻性举措力争取得突破。例如，着力在培育创新生态、锻造创新引擎上取得突破，规避因创新动力不足引发的现代化动力陷阱；着力在区域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突破，规避因社会分裂引发的现代化结构陷阱；着力在发展社会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能量上取得突破，规避因文化衰败引发的文明退化风险；着力在构建先进制度、营造风清气正社会环境上取得突破，规避因腐败泛滥而引发的社会健康力量被淘汰和边缘化的风险，等等。对于江苏来说，跨越“现代化陷阱”最为根本的举措，就是植根于人民、植根于时代、植根于江苏大地，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十九大，“两个十五年”现代化部署扎扎实实落到实处，不断取得“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新成就，使江苏区域现代化之路不畏风险，行稳致远。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过多种类型的“现代化陷阱”，本书论述的部分陷阱就是典型。例如，“拉美陷阱”指的是部分拉美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出现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社会矛盾激化陷入动荡、现代化进程出现中断的现象。除了智利等少数国家之外，多数拉美国家至今仍在消化前期现代化中断带来的苦果。“日韩困境”，是指战后日韩两国依靠财阀（大财团）经济模式集中社会资源、借助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机遇，加之搭上了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红利”，创造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但大财团主导的经济结构存在内生性缺陷，长于模仿弱于创新，尤其是基础性、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不足，在以规模取胜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崭露头角，但在网络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则失掉了竞争力，最终使日韩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经济低迷。冷战结束后，日韩对大财团模式进行了深刻调整，但至今仍未从根本上超越这一模式的局限性。“西班牙幻影”是指以权力支撑的财富终将化为“幻影”。在16—17世纪，西班牙帝国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贵金属开采所得，财富潮水般涌入西班牙，但却没有真正让国家强盛起来，西班牙只是扮演了“过路财神”的角色，成为“黄金漏斗”。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标志着西班牙从全球性帝国逐步退回一个区域性国家。其后，西班牙在现代化道路上几经波折，虽已跻身现代化行列，但国家竞争力和发达水平仍与英美等国存在显著差距。
我们研究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不同类型问题，根本用意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这些重大事件中找寻“现代化陷阱”的典型类型，为我们识别与规避“现代化陷阱”提供参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等陷阱，都是“现代化陷阱”在特定阶段、特定领域的具体表现，有着共性规律与特征，需要深入研究，为跨越“现代化陷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提供理论支持。典型的“现代化陷阱”有如下几种类型：
1．因深层次改革难以突破落入“转型陷阱”，导致体制僵化、矛盾集聚。现代化是一场竞逐世界发展前沿水平的“马拉松”，不同阶段的过渡地带往往伴随“转型陷阱”。典型的“转型陷阱”有两类：一是传统现代化路径被锁定。一些原本有效的发展模式在能量衰减之后，未能转型为与现代化更高阶段相匹配的新动力机制，从而成为“现代化陷阱”的推手。如前文所述，日本的模仿创新，在传统工业化范式中释放出惊人能量，但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技术范式一经转变，日本即深陷转型困境，而以原始创新见长的美国则缔造出“新经济”奇迹。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受到市场骤然萎缩的影响，我国一些资源型地区新旧动能转换失序，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在江苏，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行政推动色彩，其优点是在市场体系发育不全、本土企业家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干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和企业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成为推动产业成长、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在特定发展阶段，强政府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但过犹不及，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主体的成熟，如果不能及时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台了一些向特定群体、特定领域倾斜的特惠政策以及压低部分要素资源价格、压缩公共服务供给、忽略社会保障、生态成本外化等过渡性政策。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在完成历史使命后须及时改革调整，但在各类利益交织等复杂因素制约下，根本性改革难以实施，导致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使现代化丧失继续前进的体制支撑。
2．因缺乏持续创新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向上遭遇“高收入之墙”。从中等收入阶段转入高收入阶段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但这一转变并非易事。2017年，江苏人均GDP为107 189元，接近1.7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标准（12 736美元），但仍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顶真问题”。学界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几乎都会遇到“陷阱”，但只要是当下可能遇到的“陷阱”，而且陷入其中就会造成现代的灾难，这类“陷阱”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容回避。也有观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纯粹是一个统计学现象，因为只与中等收入这一阶段相联。我们认为，中等收入水平并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而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发展在向更高阶段演进，在进入中等收入的临界点或区间，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对原有的经济体制、治理体制等提出新要求，如果两者不相匹配，就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统计数字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从拉美、东南亚等国经验教训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恰当的政策选择。面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速的规律性下降，是如韩国顺势推进“减速转型”，或如智利坚持市场化和开放取向、政府审慎干预、加强社会保障，还是强化制度扭曲保护本国落后产业、落后企业，或片面刺激消费忽视供给侧改革，不同的政策选择直接导致现代化锦标赛的分化。二是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如果说早期为效率而牺牲公平有不得已之处，那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如果再搞“排斥性”增长，不仅会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困境”，更会进一步弱化竞争力。在这一阶段，强化公平性，实行包容性增长，有了更强的物质基础，也有利于扩大内需、遏制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态势，提升潜在增长率。三是增长方式整体性、实质性转入创新轨道。持续创新力不足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但持续创新力无法通过引进模仿获得。当创新日益重要的时候，增长相关的知识、技术和资源组合方式等必须通过反复试错才能获得。为此必须培育容纳创新主体自由生长、创新活动持续涌现的创新生态。
3．因公权力缺乏公信力落入“塔西佗陷阱”，社会内耗严重，难以有效治理。良好的社会治理、富有弹性和秩序的社会环境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政府能否有效作为至关重要，而政府能否赢得民众信任更是其中关键所在。这也是“塔西佗陷阱”指向的重大问题。中国先哲孔子高度重视“信”的作用，并提出了“民无信不立”的论断。如果一个政权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则维护政权的成本很高，直到无法维持走向崩溃。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同时，他认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早在延安时期，面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之问”，毛泽东就自信地给以“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回答。让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应对“塔西佗陷阱”的根本举措。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以及外部环境的考验，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损害政府公信力的情况，需要高度重视。“塔西佗陷阱”的典型情景有三种：一是公器私用，权力异化，滋生寻租腐败，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让民众对公权力“不能信”；二是公权力消极无为，不愿直面社会矛盾，不能破解社会难题，让民众对公权力“不敢信”；三是公权力治理能力不足，缺乏对社会新生问题的驾驭力和引领力，如疲于应对社会碎片化、虚拟空间治理等新生问题，让民众对公权力“不愿信”。公权力一旦失掉公信力，不仅重建难度巨大，而且会形成“民众不信任——社会整合成本高——政策无法执行——社会矛盾加剧——民众更加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4．因落后腐朽文化泛滥落入“负能量文化陷阱”，引发文化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先进文化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相反，落后腐朽文化则侵蚀现代化的根基，成为“负能量”来源。韦伯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敏锐揭示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文化对社会发展既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成为衰败的诱因。“负能量文化”有两类典型：一是落后于时代的没落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注重文化的力量，《周易》提出“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倡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文精神、家国情怀，深深融入中国人的血脉当中。近代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中国仁人志士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鲁迅笔下中国的“脊梁”。鲁迅自己以“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励，毅然肩起黑暗的闸门。可以说，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断，中国在近代的磨难中实现新生，与中华文明传承至今、饱含正能量的优秀文化息息相关。战后，东亚多个经济体的崛起普遍被认为与积极进取的东方文化传统有关。与之相反，拉美国家普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个重要文化诱因，即发端于天主教伦理、被大庄园制所强化的“厌恶体力劳动、赚钱、技术技能和非人文主义知识”的文化传统。二是具有传染性的消极腐朽文化。在前现代化阶段，古罗马衰亡被认为与道德衰败直接相关。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不乏因腐朽文化泛滥导致社会危机的情况，这从西方“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中可见一斑。当今日本等国流行所谓“丧文化”，导致不少年轻人失去人生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甚至走向自杀。在制造业领域，支撑战后日本制造业崛起的工匠文化有所弱化。2017年，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出现造假丑闻，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日本工匠文化的衰落。
5．因与霸权守成国激烈冲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使现代化进程遭受重大挫折。古希腊时期的史学巨匠修昔底德在其所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苦寻古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爆发战争的根源，他最终认为，“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来源。统计显示，五个多世纪以来，新崛起大国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共有15个，其中有11个以战争告终，这表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妄断。但正如国际关系大师基欧汉所说：“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合作。”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不能一荣俱荣，但一定会一损俱损。大国之间并不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我国既不能谈“修昔底德陷阱”而色变，也不能断然否定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而是要加强预警、做好管控，处理好中美关系，这不仅是中国之福，也是世界之福。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梦”与“美国梦”交相辉映，必将赢得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一是履行大国责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三是提升中美相互依存度，让中美利益共同体更加稳固；四是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
1．加强风险管控，打造具有高度韧性、弹性和包容度的现代化核心区和力量中心。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活动有一条铁律，除了不可预知的重大自然灾害，几乎所有的风险都可识别、可预防、可控制，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认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风险。“现代化陷阱”是高能级风险源，应对之道唯有正视风险，加强研判，做好预防，推动从传统的应急管理转向风险管理，从单纯的事中应对转向事前预警、事中防控，不断增强现代化风险管控力，牢牢掌握应对“现代化陷阱”的主动权。当前，江苏要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堵住重大风险源。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持堵疏结合、有序化解、标本兼治；精准脱贫要针对各地不同实际情况加强思考谋划、拿出创新举措；污染防治要坚持治标治本、积极推进试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和大气系统治理，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确保各项举措落实到位。
2．注重长期战略规划，在不确定的未来推进可持续的现代化。世界上领先的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城市，都高度重视长期的战略规划，谋求在未来竞争中先人一步。美国国家委员会早在2006年就发布《美国2050》；纽约市政府2015年发布《2050纽约：规划强大和公正的城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对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进行远期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同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强富美高”新江苏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描绘的发展蓝图，是引领江苏区域现代化的顶层设计。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江苏必须按照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要求，在提升全面小康质量水平的基础上，对如何走好区域现代化之路进行富有探索性、引领性和可落地的长期战略规划。
3．锻造重大创新引擎，以改革创新再突破带动现代化动力再升级。改革创新是跨越“现代化陷阱”的根本途径。对此，各界早有共识，关键是找准改革创新再突破的切入点，聚力锻造一批支撑现代化的重大创新引擎。江苏可重点推进两大突破：一是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突破。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江苏在国家战略部署中要主动作为，把握工业强国建设中的江苏定位，结合“一中心、一基地”建设，在若干区域集聚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资源，力争建成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承载区。二是新经济的突破。新经济具有极强的集聚性，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明显，在行业中通常由少数“顶级掠食者”控制核心资源及价值分配，在区域中则形成少数顶级城市掌控核心资源配置权的寡占效应。江苏必须在新一轮新经济浪潮中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谨防陷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追赶者困境，直接影响区域现代化的质量水平。
4．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共富”，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消除因社会紧张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共建，核心是激发人的主动性创造力，着力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更好把江苏人才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共治，要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调动各方积极性，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共享，重点是政府履职尽责，在初次分配领域着眼于创造政策环境，让每个人享有公平的培育人力资本、从事就业创业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在再分配领域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并调节初次分配结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共富，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江苏在区域现代化上先行探索，必须在促进共同富裕上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子。
5．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江苏的社会文明程度。文化是影响地区发展的“慢变量”，却也是最基本、最深层、最持久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江苏自古文化昌盛，人文底蕴深厚，至今仍具有穿越时空的深层魅力。为此，江苏要发挥吴韵汉风、崇文尊教的深厚文化底蕴，继续在改革开放上领时代风气之先，不断增强江苏在文化气质、精神素养等方面的“软实力”，形成区域现代化的硬支撑。江苏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要把握三个关键点：一是发展创新文化，挖掘、激活蕴藏在江苏悠久文脉中的创新特质，提炼、升华江苏新时期蓬勃兴起的创新实践。二是涵养道德文化，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抓手，汲取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进步文化，营造良好的文明风尚、精神风貌、人文氛围，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是升华思想文化，增强对异质性文化的包容、对新事物的接纳、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形成海纳百川又不失主体性的区域文化新特质。
6．更高定位融入全球化，为我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贡献江苏力量。一是助力中美经贸合作发挥“压舱石”作用。经贸合作是中美交往的“压舱石”。江苏在中美交往史上有着独特地位，是美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地区之一，开放的江苏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间。2017年，江苏对美出口额5 794.3亿元、进口额1 024.7亿元，分别增长22.4%和26.2%，规模处于全国前列，并呈现强劲增长势头。二是为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增添江苏元素。国之交在民相亲。人民交往是中美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江苏与美国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广泛的人员交流，可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夯实民心之基。三是为中美理性竞争合作提供示范。江苏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与美国企业会形成正面竞争，另一方面也在更高平台上开辟了中美深入合作空间，江苏企业可在与美国企业理性竞争、合作共赢上探索更多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