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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入中国，自两晋至五代间，学说传布，虽有日兴月盛之趋，而左儒右道，其在学术及宗教竞争上，常受挫折。佛教史上所称之“三武一宗之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等四次排佛）皆赖禅宗师僧得以保存规范。盖禅者简易，遭逢斯世，只须一瓶一钵，遁迹空山，即足避祸。迨事后出世，名望倍增，此为其对佛教功绩之一。佛教在印度，因习惯已成，出家比丘，可以乞食自修；中国国情既异，长此以往，势难继续。百丈禅师师徒有鉴及此，乃兴丛林制度，集中僧团，自力谋生，共修佛法，订立清规，以资公守。且以身作则，“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我无德，争合劳于人？即遍求作具，不获，则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四方”。及宋代程伊川见僧出堂威仪，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而在当时，佛教之徒，认为非佛之制，谤百丈为破戒比丘。及今观之，其所立制，管理严于军事部勒，计划胜于社会组织，不图百丈禅师，早创于千载以上，终赖此制得以保存佛教于不堕，此为其对佛教功绩之二。佛法重在行证，依诸教理，须经三大阿僧祇劫，遥遥岁月，伫望兴悲！何期有此教外方便，使“不历僧祇获法身”。娑婆众生，得此心法要门，皆可见性而立地成佛，其直截了当如此，其功勋德业，诚欲赞而无辞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