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我来支配一亿元的预算

爱丽丝·瑞芙琳（Alice Rivlin）教授曾经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是研究财政问题方面相当出色的学者。她不止一次地提醒经济学者，要“多强调经济学者之间的共同点，而不要老是扩大彼此的歧异，免得在提出各种政策建议时各说各话，让政府无所适从，结果是欲益反损”。

瑞芙琳教授的这段话很有启示性！其实，经济学者不只应该少浪费些时间气力彼此攻讦、自乱阵脚，而且应该多花些心思去找出和一般民众的共同之处。然后，以老妪能解的观念作为起点，再设法提升社会大众在思辨取舍上的判断力，进而增进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民众的福祉。

以“成本—效益分析”为例，经济学者认为“成本”和“效益”很重要，但一般民众直觉的反应是，很多事情是“不能”或“不应该”讲成本效益的。譬如说，维持人的基本尊严有多少的“效益”？教育是千百年大计，为了培养下一代的子弟，“应该”计较成本吗？盖一个七号公园能提供民众休闲的去处，除了美化市容之外还可以改善空气的质量，这些有形无形的好处难道能用金钱来衡量吗？

这些都是很平实、认真的质疑。经济学家必须要同样平实、认真地去试着沟通彼此的观念，在说服自己之外，更要能说服别人！

每个人都可以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如果由我来支配一亿元的预算，我会怎么用？也许有人会花在改善交通设施上，有人会用来调整公教人员薪水，有人觉得该多聘一些中学的辅导老师……大家意见纷纭刚好反映出每人偏好不同，这不足为奇。重要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觉得钱这么花比较好呢？

这时候各人大概都能提出一番道理，说明自己舍东隅而取桑榆的原因（“我认为改善交通比其他的事更迫切”等等）。可是，如果你能说出一番取舍的道理，这不就隐含着你认为在“成本”都是一亿元的情形下，做某些事的“效益”比较高吗？这不就是“成本—效益”的分析吗？

如果现在要花的钱不是“一亿”而是“千亿”或“数兆”新台币，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在取舍上要更慎重一些，更精细一些？除了“直觉上”的衡量轻重之外，把不同的议案做“比较具体”的评估，然后再做取舍，是不是比较能避免犯错？

“成本—效益分析”事实上就是经济学者根据专业的素养，用较精确的方式所做的评估。这不是在花（大笔）钱之前值得做、应该做的事吗？当然，为了能对不同的支出项目做比较起见，成本—效益分析往往用“金钱”作为衡量的尺度。因此，有些“无形的”“间接的”“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效益在估量上并不容易，甚至在经济学者之间也有相当的争议。可是，这只表示要设法使成本—效益分析更周全、深入，而不是要舍弃不做。试问，如果不做成本—效益分析，预算的配置纯粹以主事者个人直觉式的好恶为取舍，难道比较好吗？

事实上，成本效益的观念不只对政府规划预算很重要，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而言也是息息相关。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职业？为什么要买这种厂牌的汽车？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为什么要选这些款式的衣服？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选择背后都隐含“成本”和“效益”的考虑。当然，估量成本效益的质量显然有精致和粗糙的高下之分……

一般人总觉得“经济学”深奥难懂、遥不可及，这是误解，而且经济学者对这种误解也应负一部分责任。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自言，他的某些最重要的“理论”都是由日常生活经验归纳而得。因此，他认为经济学者的责任之一，就是设法要把各种精致的经济“理论”再还原成老少咸宜的“常识”！ 2K/l7GVGKS8LUEsKgD0lhn/s8im0vOiz8r/Cn4b1QkighmIqEheaDmr+Uk/vey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