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和B之间

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在大学里主修的是法律，毕业之后又修过一些东亚关系的课程。二战结束没多久，他被派到美国驻天津的领事馆服务。工作之余，他四处游历，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因为他个性爽朗，有敏锐的观察力，再加上好学深思、不含成见，所以没多久他就变成了一个还不错的“中国通”。

塔洛克教授在进进出出天津的租界时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租界里的房子都比租界外的房子高。由租界里往外走，一到租界边上，所有的房子都像被锯子锯过似的矮了一截。租界里也比租界外整洁，租界外的中国人都想往租界里搬。而且，租界里的中国人似乎都比较有钱。塔洛克发现这些人并不都是因为有钱才能搬进租界，而是搬进租界之后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生意都做得比较大、比较成功。

塔氏觉得很困惑，为什么租界里外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说是因为租界里的这些“洋鬼子”创造（维持）了一个比较有章法的社会秩序，所以里面的中国人比较能人尽其才地自求多福，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环境呢？塔洛克教授更进一步地想：为什么中国人在文学、艺术上有极其精致璀璨、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一般人民又都很勤奋务实，可是却没有发展出一套典章制度能让大家同谋其利？其实，并不只是中国如此，印度也是一样。印度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成就非常可观，绝不输给任何民族。但是，绝大部分的印度人却都是在贫困里生老病死。而且，印度社会里种族之间、种族之内的争夺倾轧似乎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点都没有变好的迹象。

为什么呢？为什么分开来看中国人（印度人）个个都既聪明，又有勤劳、坚忍的美德，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群“丑陋的中国人”？柏杨、龙应台对社会现象的刻画鞭辟入里、痛快淋漓，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酱缸文化”的荒谬可笑和“台北市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但是，我们在“深获我心”“大呼过瘾”之余却也是思之凄哽、不能自已——因为我们就置身其中，因为我们自己也（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人类学家陈其南教授在一次演讲里指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确实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一般的讨论往往只是在指责现状，也就是只在“A”和“非A”上打转，而不是提出一个比较好的“B”来取而代之。想得更深刻一些，我们都承认中国人身上存在问题，我们也都知道现状不理想。但是，往后看，我们该探究为什么中国人会变得如此“丑陋”，是哪些因素使你我变成如此模样。往前看，我们该思索的是怎么样可以使中国人变得比较“不丑陋”，通过哪些具体可行的手段可以使你我（或你我的子孙）变得比较“不丑陋”一些。

塔洛克教授回到美国后，因缘际会下和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Jr.）一起研究，两个人联手开创了一门新的研究领域（布坎南还因此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一本论文集里，塔氏重提他在天津的经历。但是，对于“中国人很聪明勤奋，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很穷”这个问题，他还没有找出答案，也还在继续思索…… hGJUct6sNyXNIyOYicHU2tFjfT6Cmmde7jw2MdOZx9739Atd+YMpX0dLGvbups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