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4月13日，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宗教学者靠近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法国帆船“鳟鱼号”（ La Truite ）。他是里法阿·塔赫塔维，身着开罗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创建于969年）的学者长袍和头巾，正步向通往帆船的舷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踏出埃及的土地。他受命前往法国，担任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欧洲的第一个教育代表团的随团阿訇。5年后，他才回到他的祖国。

上船后，塔赫塔维审视着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总共有44名男子，年龄从15岁到37岁不等。塔赫塔维（1801—1873）当时24岁。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埃及代表团，但实际上只有18名成员是土生土长的说阿拉伯语的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土耳其语，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多样性，而埃及仍然是该帝国的一部分。其中，有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些人是埃及总督挑选去学习欧洲语言和科学的，回国后，他们将用在法国学到的知识改造他们的祖国。

塔赫塔维出生于一个上埃及小村庄的著名法官和神学家家族，16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神学。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曾任爱资哈尔的教员。1824年，他获得公职，在欧式尼扎米新军的一个步兵师中担任阿訇。依靠这一任职，加上他靠山的支持，塔赫塔维被选中履行前往巴黎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可以成就一个人事业的任命。

塔赫塔维随身带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用来记录他对法国的印象。他对每一处细节都颇感兴趣：法国人如何盖房子、谋生活和信宗教，如何运作交通与金融，男性与女性如何交往，如何穿戴与跳舞，如何家装与摆桌子。写作时，塔赫塔维既带着好奇与尊重，也带着客观的批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游历中东并将他们所见的异国的风俗习惯著述成书。如今，第一次有一个埃及人扭转了局面，书写这个叫作法国的陌生而奇异的国度。 ¹

塔赫塔维对法国的反思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穆斯林和埃及奥斯曼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定居”，而法国人自己则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的亲眼观察丝毫没让他怀疑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他回忆道：“法国拥有伊斯兰诸王国所缺乏的一切，说真的，在［法国］居住期间，我为此感到悲哀。” 塔赫塔维认为，有一道鸿沟将他的读者们同西方科学分隔开。欧洲天文学家已证明地球是圆的，他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从而让人可以稍许感知到这道鸿沟的所指。他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科学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并认为伊斯兰世界有义务和权利恢复这一学问，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建立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借鉴欧洲的现代技术进步不过是西方偿还对伊斯兰科学欠下的债。

对埃及人眼中的法国缘何成为它在19世纪20年代的样貌，塔赫塔维的书中充满了十分有趣的思考，而他对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宪政的分析。他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的所有74条，并撰文详细分析了该宪章的要点。 塔赫塔维相信这部宪章保有法国进步的秘密。他对他的精英读者们解释说，“我们录下这部宪章，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智慧如何决定了公正和公平是王国文明与臣民康乐的因素，以及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如何由此引导，实现国家富强、知识增长、财富积累、安居乐业”。

塔赫塔维对宪政的赞扬在当时是勇敢的。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法国宪章的大部分原则“既不能在《古兰经》中也不能在先知的逊奈［行为］中找到”。他可能会害怕其他穆斯林宗教人士对这些危险的革新做出反应，但更大的风险是惹恼他的统治者。毕竟，宪章同样适用于君主和他的臣民，并要求权力在君主和民选立法机构间分配。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这位改革派宗教学者着迷于法国宪章如何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强化精英的控制。最打动塔赫塔维的宪章条款中，就有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资格担任任何职务”的条款。他认为，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将鼓励“人们不断学习”，以“到达比他们所居更高的位置”，从而防止他们的文明陷于停滞。塔赫塔维又一次行走于危险的边缘。在像奥斯曼埃及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会被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视为一个危险的概念。

塔赫塔维更进一步赞扬了法国的言论自由权。他解释说，宪章鼓励“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和情感”。他接着说道，一般法国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媒介是一种叫作“刊”或“报”的事物。这将是塔赫塔维的许多读者第一次听说报纸，当时报纸在阿拉伯语世界还不为人所知。他解释说，无论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他强调了平民有机会使用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卑微的人也可能会想到一些重要人物没有想到的事情”。然而，真正触动这位宗教学者的是新闻媒体具有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力量。“当某人做了一件伟大或可鄙的事情时，记者们会记录下来，让要人和平民都知晓，这样可以鼓励做好事的人，让做可鄙之事的人改过。”

塔赫塔维对奥斯曼政治惯例最为大胆的违反在于，他详细并心怀赞赏地讲述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七月革命。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思想主张，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臣民有义务服从统治者，哪怕统治者专横跋扈。法国人民在查理十世暂停宪章并“羞辱了保障法国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时起来反对他们的国王，目睹这场政治动荡的塔赫塔维显然站在法国人民这边。为了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力，查理十世无视议会代表，禁止公众批评国王及其内阁，并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当人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时，这名埃及宗教学者选择支持他们。塔赫塔维对七月革命的详尽分析格外引人注目，盖因其含蓄地支持人民有权推翻君主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

在巴黎度过了5年难忘的时光后，塔赫塔维于1831年回到埃及，他对法国的印象尚留在他的笔记本上。因法语流利，他获得了一个高级别任命，负责建立一个政府翻译局，主要为穆罕默德·阿里诸项改革所必需的欧洲技术手册提供阿拉伯语版本。在忙于建立翻译局的同时，塔赫塔维抽出时间修改了他的巴黎笔记，准备出版。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刊载危险政治思想而受惩罚，他在序言中对穆罕默德·阿里大肆颂扬。最终的成果完全是一部杰作，于1834年以阿拉伯语发表，随即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塔赫塔维的作品，通过对欧洲科技进步的清晰阐述，以及对启蒙运动政治哲学的分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和阿拉伯改革时期的开先河之作。

19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公民与欧洲的互动日益增多，迫使中东人民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但他们的改革者认为，有必要掌握欧洲的思想和技术，否则，欧洲就会掌控他们。

奥斯曼人及其在埃及和突尼斯的自治属国开始改革他们的军队。他们很快意识到，为了支持现代化军队的开支，必须扩大国家的收入基础。因此，行政与经济领域也开始效仿欧洲的做法，以期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增长。欧洲资本家为他们的产品和机械寻找海外市场，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欧洲技术被奥斯曼及其自治属国引进。素丹及突尼斯、开罗总督热衷于利用电报、轮船和铁路等现代欧洲技术，作为进步和发展的外在标志。然而，这些技术是昂贵的，随着伊斯坦布尔、开罗和突尼斯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统治者挥霍无度，他们开始呼唤改革议程中缺失的宪法和议会。

改革的每一阶段都是为了在体制上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阿拉伯属国的实力，保护它们免受欧洲的入侵。对此，改革者们要失望了，因为在改革期间，奥斯曼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欧洲的渗透。起先是欧洲通过领事施压、贸易和资本投资施行的非正式控制，之后，随着突尼斯、奥斯曼政府和埃及先后未能兑现向外国债权人许下的资金承诺，欧洲的正式控制开始了。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始于1839年第二次埃及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去世，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阿卜杜·迈吉德一世继位，这并不是宣布一项激进改革计划的好时机。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军队迫近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欧洲的善意。为了确保欧洲对其领土和主权的保障，奥斯曼政府认为需要向欧洲列强表明，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国家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能够遵循欧洲的治国标准。此外，曾在马哈穆德二世统治下工作的改革者，决心巩固在已故素丹任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并促使他的继任者承诺继续推动改革。

这两个动机将塑造奥斯曼改革时代的特征：在公共关系上摆出姿态以赢取欧洲的支持，同时，真诚地投入改革以确保帝国在内外威胁下继续生存。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外交大臣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代表阿卜杜·迈吉德一世，在伊斯坦布尔向受邀的奥斯曼和外国政要宣读改革法令。在那一天，奥斯曼进入了行政改革期。1839—1876年，奥斯曼帝国将奉行君主立宪制，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一时期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字面义为“重新组织”）。

坦齐马特有三个重大里程碑：1839年改革法令、重申并延展1839年改革计划的1856年改革法令、1876年宪法。1839年和1856年的法令反映了奥斯曼改革者借鉴西方政治思想的程度。第一份法令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三点改革计划：确保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绝对安全”；建立“常规的税收评估制度”；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定期征兵和固定服役期限。 ⁶

1856年法令重申了1839年提出的改革，并将改革进程扩大到法庭和刑罚制度。身体刑罚将得到遏制，酷刑将被废除。该法令试图规范帝国财政，公开年度预算，接受公众监督。同时，还呼吁金融体系现代化，建立现代银行体系，“以创造用来扩大财富来源的资金”，这是通过在帝国内部投资诸如修建道路、开凿运河等公共工程实现的。该法令总结道：“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当寻求利用欧洲科学、技术和资金的途径，并逐步践行。”

然而，仅仅通过重大法令来回顾坦齐马特，还无法全面了解1839—1876年期间所推行的改革。19世纪中叶，奥斯曼国家和社会的主要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为了改革税基，确保未来的繁荣，政府开始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并引入新的土地登记制度，以个人所有制取代包税制，这更符合西方的私有财产概念。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彻底改革，形成了从诸如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等省会向下一直到村级的常规政府体系。

这些变革需要数千名受过现代技术教育的新官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国家建立了仿效欧洲课程体系的新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网络，以培训公职人员。同样，帝国的法律经历了法典化，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调和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典，从而使奥斯曼法律制度更符合欧洲法律的规范。

若改革只在较高层的政府展开，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就不会对坦齐马特感兴趣。在19世纪50和60年代，改革开始触及个人生活。国家想方设法将奥斯曼臣民的名字登记在册，但由于害怕税收和征兵，臣民们抵制政府的这一做法。家长们不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因为他们担心，登记入学最终会把孩子送入军队。城镇居民尽可能地躲避人口普查官员，农民们尽可能地逃避土地登记。然而，随着官僚机构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帝国的臣民不得不屈从这项现代政府势在必行的举措：保持对国家居民及其财产的准确记录。

素丹同样受到了改革进程的影响，程度不亚于他的臣民。奥斯曼素丹的绝对权力被侵蚀，政治重心从素丹的宫殿转移到了帝国中央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大臣会议在政府中承担主要的立法和行政职责，大维齐尔成为政府首脑。素丹的角色被削减为仪式性与象征性的国家元首。1876年颁布的宪法将这一变革推向高潮，尽管素丹依然手握大权，但该宪法通过建立议会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此后37年中，奥斯曼专制主义被君主立宪制取代。

任何重大的改革计划都隐含风险，尤其是在外国思想介入的情况下。保守的奥斯曼穆斯林谴责坦齐马特将非伊斯兰的标新立异的做法引入国家和社会。事实证明，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地位变化，在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奥斯曼社会中，他们一直是非穆斯林的少数群体。

在19世纪，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以少数民族权利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俄国为东正教提供保护，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基督教群体。法国长期以来与黎巴嫩山的马龙派教会保持着特殊关系，并在19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所有天主教群体提供正式庇护。英国人与该地区的任何教会都没有历史联系。尽管如此，英国代表了犹太人、德鲁兹人以及聚集在阿拉伯世界新教传教士周围的少数皈依者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欧洲列强就会用一切手段干涉奥斯曼事务。少数群体权利问题为列强提供了大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人的机会。这样做，有时会给欧洲人和奥斯曼人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851—1852年的“圣地争端”表明大国干涉会给各方都带来危险。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在各自对巴勒斯坦基督教各圣地的权利和特权上存在分歧。作为回应，法国和俄国向伊斯坦布尔施压，要求给予他们各自庇护的群体以特权。奥斯曼人首先屈服于法国的压力，将伯利恒圣诞教堂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徒。俄国人决心为希腊东正教徒争取更大的权益，以免在法国人面前丢脸。但在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做出类似让步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派了一艘先进的螺旋桨战舰，沿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法国大使送到伊斯坦布尔，并威胁称，如果奥斯曼政府不撤销给予受俄国庇护的东正教徒的特权，法国将轰炸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营地。当奥斯曼人向法国人屈服时，俄国人威胁要发动战争。1853年秋开始的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恶化成1854—1855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同沙俄间爆发暴力冲突，超过30万人丧生，更多人受伤。欧洲以奥斯曼帝国少数群体的名义进行干涉，后果过于严重，奥斯曼政府不允许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在1839年改革法令中，奥斯曼人做了一次不积极的尝试，试图收回对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管辖主动权。素丹在他的诏令（ firman ）中说：“我们崇高的素丹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将毫无例外地享受我们帝国给予的特权。”显然，如果要说服欧洲列强，不再需要他们的干预来保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利益，那素丹和他的行政机构就需要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做出更强有力的声明。奥斯曼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推行教派平等政策必须得到本国穆斯林多数派的同意。《古兰经》明确区分伊斯兰教和另两种一神信仰，该区分已载入伊斯兰法。在许多信众看来，若奥斯曼政府无视该区分，这将违背真主的经书与律法。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决定冒着激发国内公众愤怒的风险，阻止欧洲以帝国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名义进一步干涉。1856年改革法令的颁布日期的选择，配合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该法令的大部分条款涉及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权利与责任。法令首次规定，所有奥斯曼臣民，不论信奉何种宗教，一律平等。“任何因宗教、语言或种族而使我帝国臣民中某一群体比另一群体地位低下的区分或指称，都将从行政条例中永远抹去。”该法令进一步承诺，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宗教和民族，都有机会上学、获得政府工作和征召入伍。

改革进程早已因其欧化的倾向而引起争议。但1856年法令颁布之前的各项改革都没有直接违背《古兰经》。穆斯林视《古兰经》为真主的原话，也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违背《古兰经》就是违背真主，因此，毫不奇怪，在帝国的城市里宣读1856年法令激起了虔诚穆斯林的愤怒。大马士革的一位奥斯曼法官在他1856年的日记中写道：“法庭宣读了这份法令，赋予了基督徒完全的平等，准许了平等、自由和其他违反永恒的伊斯兰法的做法……它是落在所有穆斯林［头上］的灰尘。我们请求真主让宗教更强大，让穆斯林取得胜利。” ⁸ 奥斯曼臣民立即明白了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坦齐马特改革正在把奥斯曼帝国带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政府颁布的改革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改革进程有可能引发对政府权威的反叛和民众之间的暴力。

奥斯曼人并不是最早颁布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平等法令的穆斯林统治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就已经做到了。但他颁布这部更早的法令，是希望在不分教派的平等基础上面向所有埃及人征税和征兵，而不是考虑解放少数群体。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大叙利亚期间，推行平等原则，虔诚的穆斯林们无疑提出了反对，但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镇住他的批评者并贯彻他的意志。看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奥斯曼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遵循他的先例，而不会引发内乱。

埃及的占领还让欧洲的商业打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贝鲁特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商人们得以进入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内陆城市的新市场，这些城市过去是对西方商人关闭的。欧洲商人开始依赖当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他们的中间人，担任翻译和代理。个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通过与欧洲贸易和领事活动的联系而变得富有，许多人接受了欧洲公民身份，并因此获得了奥斯曼法律的豁免。

19世纪40年代，大叙利亚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对一些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是非常危险的。教派之间微妙的平衡正在被外部力量打破。几代人以来，阿拉伯各省第一次出现了教派间的暴力冲突。1840年，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宗教仪式上谋杀了一名天主教牧师，随后受到当局的暴力镇压。 ⁹ 1850年10月，教派冲突在阿勒颇爆发。一个穆斯林群体袭击了城中富有的基督徒少数群体，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样的事件在阿勒颇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出穆斯林商人的怨恨，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则通过与欧洲的商业往来而变得富有。 ¹⁰

更大的麻烦正在黎巴嫩山酝酿。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占领导致当地统治秩序崩溃，挑起了与埃及人结盟的马龙派和抵抗埃及人的德鲁兹人之间的不和。埃及人撤退后，德鲁兹人回到黎巴嫩山，发现在他们离去时马龙派已变得富有和强大。德鲁兹人在逃离埃及统治时放弃的土地已被马龙派占有。教派间的差异，导致1841年爆发教派冲突。这场冲突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时断时续，英国支持德鲁兹人而法国支持马龙派，更是给冲突火上浇油。

奥斯曼人试图利用埃及军队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大程度地掌控黎巴嫩山。他们设置了一个双总督省，一名马龙派总督掌管北部地区，一名德鲁兹总督掌管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南地区，以取代17世纪末以来统治黎巴嫩山但已声名扫地的谢哈卜政权。这一教派分治在黎巴嫩山的地理和人口方面都没有根据，因为两个地区都有马龙派和德鲁兹人。因此，设置双总督省只会加剧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糟糕的是，马龙派还经历着内部分裂，统治家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在农民起义过程中爆发，而起义又加剧了紧张局势。到1860年，随着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各自组建武装备战，黎巴嫩山已经成了火药桶。

1860年5月27日，一支3000人的基督徒部队从扎赫勒镇向德鲁兹腹地挺进，为遭受袭击的基督徒村民报仇。他们在临近艾因德拉村的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遇到了约600人的德鲁兹小型部队。德鲁兹人大败基督徒并继续进击，洗劫了一些基督徒村庄。艾因德拉战役标志着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马龙派基督徒节节败退，德鲁兹人以今天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方式蹂躏基督徒的城镇和村庄。目击者称，高地村庄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在3周内，德鲁兹人占领了黎巴嫩山南部和整个贝卡谷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北的扎赫勒镇是最后一个被攻陷的基督教据点。6月18日，德鲁兹人袭击并占领了扎赫勒，杀死了守军，并迫使其居民逃离。黎巴嫩的基督教势力被彻底摧毁，德鲁兹人取得了完全掌控。至少200个村庄被洗劫，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杀、受伤或无家可归。 ¹¹

黎巴嫩山事件加剧了整个大叙利亚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颁布1856年改革法令和确立不同信仰的奥斯曼公民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多位大马士革编年史家都注意到了基督徒获得法律权利后的变化。基督徒不再承认穆斯林一贯享有的特权，穿着的服饰开始使用一些先前只有穆斯林才能用的颜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一位愤怒的穆斯林要人写道：“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无论后者如何辱骂他，他都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脏话回骂。” ¹² 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一名基督徒要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米哈伊勒·米舍卡是黎巴嫩山人，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期间，他曾为执政的谢哈卜家族效力。此后，他移居大马士革，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当时美国的势力还相对较弱。他写道：“当帝国开始在其臣民中推行改革和无关宗教信仰的平等原则时，无知的基督徒过度解读了平等，他们认为小人物不必屈从大人物，位低者不必尊重位高者。事实上，他们认为卑微的基督徒与尊贵的穆斯林可以平起平坐。” ¹³ 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公然藐视古老的惯例，无意间加剧了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招致灭顶之灾。

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社群对黎巴嫩山的血腥事件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行为傲慢，激怒了德鲁兹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很高兴看到基督徒落败，对于流血杀戮，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恨。米舍卡记录道，当他们听闻扎赫勒陷落的消息，“大马士革充满了欢腾和庆祝，你还以为帝国已经征服了俄国”。面对城里的穆斯林日益增长的敌意，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

扎赫勒陷落后，德鲁兹武装开始袭击大马士革腹地的基督教村庄。基督徒农民逃离了毫无保护的村庄，躲到相对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墙内。大马士革基督教区的街道上挤满了这些基督徒难民。米舍卡称，他们“睡在教堂周围的小巷里，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在日渐敌视基督徒的人眼中，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成了日益增长的反基督徒情绪的宣泄对象。他们的脆弱和贫穷降低了他们做人的资格。他们指望着基督徒同胞和奥斯曼总督来庇护他们免受伤害。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并不是城中基督徒社群的朋友。米舍卡作为领事官员同总督往来频繁，他确信总督正刻意给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推波助澜。米舍卡解释说，艾哈迈德帕夏认为，1856年改革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并故意逃避与他们新获得的权利相匹配的义务，特别是纳税义务。尽管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人口4倍于基督徒，但艾哈迈德帕夏还是装备上大炮来“保护”清真寺免受基督徒袭击，用以加剧穆斯林的恐慌情绪。通过这样的措施，艾哈迈德帕夏促使大马士革穆斯林相信他们正面临遭受基督徒袭击的威胁。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艾哈迈德帕夏下令制造一场旨在挑起暴乱的示威游行。1860年7月10日，他让一群因犯下伤害基督徒罪行而入狱的穆斯林囚犯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表面上是为了教训他们。不出所料，一群愤怒的穆斯林聚集在这些人的周围，打破了枷锁，放走了他们。穆斯林被这样无端羞辱的场面，只会强化这样一种公共认知：1856年法令颁布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愤怒的民众转向基督徒街区，决心给他们一个教训。黎巴嫩山就近发生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受这些事件启发，屠戮似乎已成为这些民众眼中的合理方案。

米舍卡发现自己卷入了他早就预料到的暴力中。他描述了愤怒的民众如何砸开他家的大门，涌入他家中。他带着他最小的几个孩子从后门逃走，希望到穆斯林邻居的房子里避难。道路的每一处转角，都有愤怒的民众堵路。为了引开他们，米舍卡扔出几把硬币，当人们争先恐后争抢他的钱时，他就带着孩子跑了。用这个计策，他三次躲过了暴徒，但最后他发现他被一伙儿疯狂的人挡住了。

我无处可逃。他们围上来要扒下我的衣服并杀我。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尖叫：“杀了我们，不要杀我们的父亲！”一个恶棍一斧头砍在我女儿头上，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另一个恶棍在距离我六步远的地方向我开枪，没打中，但我的右太阳穴被斧子击伤了，我的右肋、右脸和右臂也被一棍子击伤了。我周围围了好多人，开枪时不打到别人是不可能的。

米舍卡被那伙人俘虏了。他与家人分离，被带着穿过偏僻的小巷到一位官员的家中。但毕竟，米舍卡是一名外国领事。一位穆斯林邻居给这位遭受虐待的基督徒朋友提供了避难所，让他和他的家人团聚。他的全家，包括被愤怒的民众砍倒的小女儿，都奇迹般地在屠杀中幸存下来。

只有那些找到安全避难场所的基督徒才逃过了这场屠杀。还有一些基督徒被一些穆斯林要人救了下来，为首的是流亡在外的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英雄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Abd al-Qadir）。他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逃难的基督徒，并为他们提供庇护。其他基督徒则躲在英国和普鲁士领事馆的有限空间里，领事馆的警卫们成功地挡住了暴徒。大部分幸存者躲在并不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堡里，担心士兵们可能会随时让暴民进入。虽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基督徒确实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但没能找到避难所的数千人在3天的屠杀中遭受了暴徒们可怖的暴力。

米舍卡在事后提交给美国驻贝鲁特领事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屠杀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他声称，至少有5000名基督徒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占原先2万人基督徒社群的四分之一。约有400名妇女被绑架和强奸，许多妇女因此怀孕，其中包括米舍卡家里的一名佣人。财物损失十分严重。超过1500所房屋被夷为平地，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全都被洗劫，基督徒区约200家商店付之一炬。教堂、学校和修道院被劫掠并破坏。 基督徒区因偷窃、故意破坏和纵火而遭到大面积毁坏，这是这座城市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教派冲突。

奥斯曼政府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公民之间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欧洲列强干涉其内政。但随后在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的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有可能招致欧洲大规模的干涉。获悉屠杀事件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一支由法国贵族查理·德·博福尔·德奥普尔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Beaufort d'Hautpoul）率领的远征军，他曾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叙利亚期间担任埃军顾问。德·博福尔的任务是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并将暴力侵害该地区基督徒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奥斯曼帝国必须迅速行动。他们派出了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之一，奥斯曼改革的设计师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法国远征军抵达叙利亚海岸之前恢复秩序。福阿德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使命。他启动了一个军事法庭，严惩所有破坏秩序的责任人。大马士革总督因未能阻止屠杀而被判处死刑。上至贵族，下至最贫穷的城市工人，有数十名穆斯林在大马士革街头被公开绞死。数十名奥斯曼士兵因擅自脱离队伍、参与谋杀和抢劫而被火枪队处决。数百名大马士革人被流放或戴枷游街后被处以长期监禁，服繁重劳役。

政府设立委员会处理基督徒索赔损坏和被盗财产事宜。穆斯林街区被清空，为无家可归的基督徒提供临时住所。国家雇佣石匠，重建损毁的基督徒街区。总的来说，奥斯曼官员预想了欧洲列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不满，并在欧洲人有机会干涉之前就采取行动。当德·博福尔将军抵达黎巴嫩海岸时，福阿德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他再三感谢法国人提供协助，并在黎巴嫩海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营地，那里远离任何人口聚集地，士兵们可以在那里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但需求从未出现，法国人在一年之内就撤走了他们的部队。奥斯曼帝国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他们的主权完好无损。

奥斯曼人从1860年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他们再也不会采取公然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改革措施。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废奴运动和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废除奴隶制时，帝国政府表示反对。《古兰经》的经文鼓励奴隶主善待奴隶，允许他们结婚，并赋予他们自由身，但没有提及废除奴隶制。素丹怎么能宣布真主之书所允许的事非法呢？为了应对英国的压力，中央政府同意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古兰经》对此并无规定。1880年，中央政府签署了《英国-奥斯曼协定》以禁止黑奴贸易。这是一种妥协，目的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而不是遏制奴隶制。 ¹⁵

奥斯曼人还认识到，需要在改革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以赢得公众对坦齐马特的支持。扩张官僚机构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普通民众征税，更高效地征召他们服西式兵役，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所有旨在使奥斯曼帝国更符合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法律变革，都与普通奥斯曼人格格不入。为了鼓励臣民接受这些陌生的变革，奥斯曼政府需要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福利上给予更多的投入。诸如煤气照明、蒸汽动力轮渡和有轨电车等大型项目，可以提升公众对素丹政府的自豪感与信心，可能会为改革派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为避免改革进程带来更多的动荡，帝国中央政府需要对奥斯曼社会和经济做出切实可见的贡献。

19世纪下半叶，政府在帝国各地的建筑项目和公共工程上大量投入。帝国的两个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享有足够的自主权来推行自己的发展计划。在汲取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之后，奥斯曼世界开始在狂热的消费热潮中获取欧洲的工业技术。19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世界被引入全球经济，工业商品和产品以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进入阿拉伯市场。

在19世纪，埃及引领着现代化的行动。穆罕默德·阿里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大力投入，尽管他的项目总是考虑军队建设。投入建设埃及民用基础设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继任者身上。

阿巴斯帕夏（Abbas Pasha，1848—1854年在位）批准给予一家英国公司修建亚历山大和开罗间铁路的特许权，这是一个低调的开端。特许权协议是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在其管辖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标准合同。特许权的条款将规定投资者和政府在固定期限内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特许权的条件越优厚，就越容易吸引企业家到自己的国家来。然而，如果政府希望企业为自己的国库创造一些利润，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向外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随着南美、非洲和亚洲各国政府争相谋求新技术，实业家们开始讨价还价。阿巴斯帕夏是个保守的人，他不愿对外国投资者做出太多承诺。

埃及的下一任统治者萨义德帕夏（Sa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致力于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铺设了第二条铁路，并特许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新线路，完成了地中海和通往印度洋的红海之间海路的陆上连接。他促成了欧洲和埃及的伙伴关系，将蒸汽机船引入尼罗河和红海。然而，1856年萨义德给予他前导师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特许权是其他项目无法匹敌的：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国库的最大消耗。

授予特许权本身并不需要国库开支。如果埃及的特许权持有者建立的所有企业都成功了，投资者和政府都会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许多企业都面临高风险并最终失败。这对于希望通过投资欧洲技术来振兴国内经济的东道国政府而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损失还会加剧，因为欧洲国家的领事们在他们的公民投资失败时还会索要赔偿。

每个领事都记下其他国家领事得到的赔偿，并试图得到更多的赔偿，因为这关乎民族自豪感。因此，当尼罗河航运公司破产时，埃及国库不得不向欧洲股东赔偿34万英镑。 ¹⁶ 就个人索赔而言，奥地利人创造了新的基准，他们的领事设法从埃及政府那里榨取了70万法郎，理由是28箱蚕茧因苏伊士开往开罗的火车晚点发车而损坏，显然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据说，萨义德中断了与一位欧洲商人的会面，要求仆人关上窗户。他打趣道：“如果这位先生感冒了，我得花1万英镑。” ¹⁷

苏伊士运河工程带来了数目最大的赔款账单。英国曾反对法国修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计划。鉴于其在印度的帝国，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比任何其他海上强国更依赖这条运河。让一家法国公司控制这条战略水道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无权阻止埃及政府针对其主权领土发出特许权，但他们可以反对特许权的条款。具体来说，英国反对埃及承诺提供免费劳动力来挖掘运河，认为这等同于奴隶制，并要求废除赋予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沿岸土地开发权的条款，认为这是一项殖民计划。埃及政府过于依赖同英国的友好关系，无法拒绝英国的反对意见，因此通知苏伊士运河公司，希望重新谈判1856年那份最初特许权的主要条款。该公司将争端移交给法国政府，以捍卫其作为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抵御来自英国的压力。

萨义德的继任者伊斯玛仪帕夏（Ismail Pasha，1863—1879年在位）继承了这场争端，不得不接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后者并不是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方。1864年，拿破仑三世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埃及政府向苏伊士运河公司支付3800万法郎以补偿不能使用免费劳工的损失，并另外支付3000万法郎补偿将要归还给埃及的运河沿岸土地。此外，他还找其他借口向埃及政府再额外征收1600万法郎，使赔偿总额达到约8400万法郎（1864年，约合336万英镑或 3350万美元），这个数额是空前的。 ¹⁸

尽管在发展项目上遭受重大损失，埃及政府仍然对其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埃及最重要的出口作物是欧洲纺织业者所珍爱的长绒棉。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棉花的供应减少。1861—1865年间，棉花价格翻了两番。埃及的棉花年收入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100万英镑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150万英镑。随着棉花收入进入埃及国库，伊斯玛仪帕夏相信他可以在兑现对苏伊士运河公司承诺的同时，仍然可以雄心勃勃地开发新项目。

伊斯玛仪渴望把埃及变成一个强国，也希望自己作为埃及统治者得到更多认可。1867年，他征得奥斯曼的许可，将他的总督头衔“帕夏”改为“赫迪威”（ khedive ），这是一个更显赫的波斯头衔，意为“总督”。身为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效仿巴黎重塑他的首都开罗。着眼于1869年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伊斯玛仪开启了开罗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之路。旧开罗和尼罗河之间建起了现代化的街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排列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上。尼罗河上建了一座新桥，伊斯玛仪在尼罗河的主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埃及政府破产后被改作宾馆）。街道铺砌平整，安上了煤气路灯。景观建筑师们将埃兹贝基亚等过去尼罗河泛滥形成的洼地改造成带有咖啡馆和步行道的公共花园。一座国家剧院和一座歌剧院也建了起来。 ¹⁹ 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受委托写了一部埃及主题的歌剧，为歌剧院揭幕，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完成了《阿伊达》，歌剧院先在《弄臣》的旋律中揭幕了。这一波建设热潮随着1869年11月法国皇后尤金妮亚到访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达到顶峰。

伊斯玛仪争取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骇人的开支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诸项庆典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新开罗是一个建立在借款之上的面子工程，伊斯玛仪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埃及实施发展计划，是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而获得独立。然而，埃及政府每给出一项特许权都让自己更容易受到欧洲的侵蚀。不仅埃及如此，北非另一个国家也在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发展项目过程中加大了对欧洲的依赖。

突尼斯和埃及一样，在奥斯曼帝国里享有充分自治，在19世纪建设自己的发展项目。突尼斯政府被称为摄政政府，自18世纪初以来一直由侯赛因王朝领导。巴巴里海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1830年起，摄政政府禁止一切海盗行为，努力通过工业和贸易发展经济。

1837—1855年，突尼斯由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贝伊（Ahmad Bey）的改革家统治。艾哈迈德贝伊深受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影响，他在突尼斯创建了一支尼扎米军队，并开办了一所军事学院，发展了新军所需武器与制服的支持产业。在新军受训的军人中，有一位年轻的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丁，他将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最终将担任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首相。

海伊尔丁是从奴隶上升到政治权力顶峰的那类马木鲁克中的最后一人。在写给自己孩子的自传中，海伊尔丁就成为马木鲁克的感受发表了珍贵的见解：“尽管我确知我是切尔克斯人，但我对我的国家和父母没有确切的记忆。我一定是在某次战争或迁徙时与家人分离的，从此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踪迹。”海伊尔丁做过多次努力，但未能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他写道：“我对童年的最早记忆是在伊斯坦布尔，1839年我在那里开始为突尼斯贝伊效力。” ²⁰

在学习阿拉伯语和接受伊斯兰教育后，海伊尔丁加入了军队，接受法国军官的训练。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官，在突尼斯，他仅用了14年就晋升为将军，成为最顶层的军官，随后步入政坛。海伊尔丁熟谙法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广泛游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他亲身感受了欧洲的进步，这让他坚定支持坦齐马特改革，支持借鉴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来充分发挥伊斯兰国家的潜力。1867年，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小册子，阐释了他的观点。两年后，该书的法语译本授权出版。

海伊尔丁对他改革纲领的阐释，既面向怀疑伊斯兰世界现代适应能力的欧洲听众，也面向拒绝外来新生事物的穆斯林听众，后者认为新生事物违背了伊斯兰教派及其价值观。这里，海伊尔丁立足于埃及的改革倡导者塔赫塔维率先提出的观点（海伊尔丁读过并赞赏塔赫塔维讨论法国的书）：穆斯林借用现代欧洲科学不过是欧洲偿还欠中世纪伊斯兰科学的债。 ²¹ 而这一观点将被19世纪以后的穆斯林改革家越来越多地提及。

尽管海伊尔丁在倡导政治和经济改革时心直口快、毫无保留，但在财政上他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希望看到突尼斯发展其经济基础，以支撑使用现代技术的开支。他认为，政府应该投资建厂，将本国的经济作物加工成商品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他遗憾地表示，突尼斯劳动者将原棉、丝绸和羊毛“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欧洲人，待欧洲人短时间内加工成［成品布］后，又以好几倍的价钱买回来”。 他指出，由突尼斯的工厂来纺织突尼斯的棉纤维并生产面料供国内消费要好得多。这样的话，国家将不断繁荣，政府就能够投入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完善的财政管理需要有才智的政府。带着越来越深的不安，海伊尔丁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统治者们的面子工程和糟糕投资把国家带上破产之路。

突尼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相较于埃及投入的项目，突尼斯用于改革的支出并不算大。艾哈迈德贝伊统治期间最大的支出都同尼扎米军有关。艾哈迈德贝伊想要维持一支2.6万人的步兵队伍，为此，他从法国引入了所有必要的技术和劳动力来发展相关的支持产业，包括兵工厂、铸造厂、生产制服的纺织厂、生产马鞍和靴子的皮革厂等。然而，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艾哈迈德贝伊也有他的面子工程。他最为浪费的一次挥霍，是在距首都突尼斯城西南10英里的穆罕默迪亚建造被他称为突尼斯凡尔赛宫的宫殿群。随着支出日益超出突尼斯的财力，艾哈迈德贝伊被迫削减他的雄心。他最终放弃了多家新工厂，损失巨大。

艾哈迈德贝伊的继任者继续推进改革，公共项目的支出居高不下，资源却日益减少。1859年政府铺设了一条电报线以改善通信，并修建了一条引水渠为突尼斯城提供淡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22英里长的铁路，将突尼斯城与拉古莱特港和海滨城镇马尔萨连接起来。煤气照明被引入突尼斯城，城里的街道也被铺砌平整。 ²³ 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突尼斯的统治者想要赋予他们的首都以欧洲现代化的所有外在标志。

改革正以不同的速度在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行省进行。作为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省负有责任，必须确保所有省会城市都在发展。政府承担了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城建项目，建造新市场、政府办公场所和学校。此外，政府还在帝国的许多主要城市引入了煤气照明、有轨电车以及现代生活的其他外在标志。

奥斯曼帝国还给予欧洲公司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它们对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贝鲁特的港口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它们在黑海和马尔马拉海建立了轮船公司。1856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在土耳其修建第一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伊兹密尔港到艾登的农业腹地的铁路长130千米（81英里）。一家法国公司获得了修建第二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士麦那到卡萨巴的铁路长93千米（58英里），建于1863—1865年间。铁路线的延长让政府从铁路中获得的收益大幅增长，这鼓励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铁路的进一步投资。坦齐马特时代还建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并开采了一些煤矿和其他矿场。然而，成功企业的利润被失败企业的亏损抵消，奥斯曼投资欧洲技术的回报永远无法赶上投资新技术的成本。

不计后果的政府开支让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地的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欧洲技术的引进带来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发展非但没有使这些国家强大和独立，反而让中东地区的各政府变得贫穷和弱小，更易遭到欧洲的干涉。海伊尔丁在谈论突尼斯时称：“显然，超出这个王国承受能力的过度开支是专断统治的结果，而节约是王国走向繁荣安康的途径。要做到节约，就要控制坦齐马特范畴下的所有开支。” ²⁴ 海伊尔丁认为，若要发展项目取得成果，政府必须量入为出。专断统治和过度开支正在破坏坦齐马特改革。

对于像海伊尔丁这样的改革派思想家来说，解决政府开支过度和统治专断的办法在于宪法改革与代议制政府。塔赫塔维对法国宪法的分析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清晰的回应。在宪政统治下，国家会繁荣昌盛，人民的知识会增加，他们的财富会增长，他们的心会得到满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而1861年的突尼斯宪法远远没有达到改革者的期望。宪法文本借鉴了奥斯曼帝国1839年和1856年的改革法令，没有限制贝伊的行政权力，保留了后者任命和解除大臣职务的权力。但宪法确实要求成立代表议会，即由统治者提名的60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Grand Council）。被任命为大议会议长的海伊尔丁，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大议会在限制贝伊的过度行为上权力有限。他承认，艾哈迈德贝伊和他的首相成立大议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决定提供橡皮图章，因此，他在1863年提请辞职。促使他辞职的导火索是政府决定签订第一份外国贷款合同，海伊尔丁预测这将把这个他移居的国家带向“毁灭”。

埃及宪政运动也勃兴于19世纪60年代。许多改革者追随塔赫塔维的分析思路，认为宪政是欧洲强大和繁荣的基础，也是埃及自身改革中缺失的一环。然而，正如在突尼斯那样，统治者不同意，就不可能有改变。埃及总督伊斯玛仪帕夏在1866年要求成立第一届代表协商议会。议会由75名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任期3年。同突尼斯的贝伊一样，埃及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组建议会来将地主权贵牵扯进他那些有争议的金融政策中，议会的作用仅限于咨商（代表们不能制定埃及法律）。尽管该议会是统治者的产物，但却成为埃及精英对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的论坛，标志着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开始。 ²⁶

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宪政运动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19世纪60年代末，土耳其一些主要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伦敦集会，他们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聚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宪政、人民主权和代表人民的民选议会的要求。他们被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他们就奥斯曼社会的贫困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批评政府。青年党人抱怨奥斯曼帝国日益依赖欧洲列强，抱怨外国干涉奥斯曼事务，并将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素丹及其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青年党人出版报纸，并游说外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事业。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只有素丹同意，变革才能到来。19世纪土耳其大知识分子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告诫他的青年党人同伴：“奥斯曼民族忠于其奥斯曼统治者，除非（素丹）真有意愿，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²⁷ 青年党于1871年解散，但后来又回到伊斯坦布尔游说，在那里得到了改革派政府官员的支持。1876年，奥斯曼宪法颁布，第一届奥斯曼议会召开，奥斯曼青年党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如果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希望通过宪政改革来避免经济崩溃，他们会大失所望。早期的宪政运动过于尊重权威，没有对统治者加以约束。他们似乎希望突尼斯的贝伊、开罗的帕夏或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会自愿接受约束，并做出开明仁慈之举，同代表议会分享权力。但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贝伊、帕夏和素丹都像以前一样继续统治，他们不受限制，任意挥霍，直至政府破产。

对中东独立最大的威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欧洲的银行。奥斯曼改革者对接受欧洲贷款所要面临的风险感到恐惧。1852年，素丹阿卜杜·迈吉德向法国寻求资金时，一位顾问把他拉到一边，强烈反对这笔贷款：“您的父亲［马哈穆德二世］曾与俄国人打过两场仗，经历过多次战役。他身负多重压力，但他没向国外借过钱。您统治下的领土平安无事。如果借钱的话，人们会怎么说呢？”这位顾问接着说：“哪怕只借5比索，这个国家都会陷入困境。因为一旦借贷，就没有尽头了。［这个国家］会负债累累，不可自拔。”阿卜杜·迈吉德被说服了，他取消了贷款，但两年后他将再次求助欧洲的债权人。 ²⁸

海伊尔丁不愿成为突尼斯第一笔外国贷款的责任方，1863年，他选择辞去突尼斯大议会议长职务。他日后辛酸地描述了导致1869年突尼斯破产的政策。“在耗尽了摄政国的所有资源之后，［首相］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就自弃于借贷的毁灭之路……之前从不欠任何人分毫的突尼斯，背负上了政府从欧洲借来的2.4亿比索［合600万英镑或3900万美元］的债务。” 根据海伊尔丁的估计，在整个改革时期，突尼斯的国家年收入一直稳定在2000万比索左右。7年来，年均支出比收入多170%。结果，突尼斯的主权被移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

接下来宣布破产的是奥斯曼中央政府，时间是1875年。20年间，奥斯曼帝国共签了16笔外国贷款，总额近2.2亿英镑（合12.1亿美元）。每贷一次款，奥斯曼经济就会更深地陷入欧洲的经济控制之中。在给越来越多心生怀疑的投资者提供优惠之后，在支付了在欧洲市场发行债券所需的佣金和费用之后，奥斯曼政府只拿到了1.16亿英镑（合6.3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帝国的债务（约1900万英镑合1.045亿美元用于偿还本金，超过6600万英镑合3.63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这样一来，2.2亿英镑中只剩下4100万英镑（合2.255亿美元） 可供奥斯曼人用于经济投资。正如阿卜杜·迈吉德的顾问所预测的那样，奥斯曼帝国债台高筑，陷入了困境。

接下来的6年里，奥斯曼人经历了与俄国的又一场灾难性战争（1877—1878）带来的混乱。1878年的《柏林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坐实了领土的损失。奥斯曼人最终在1881年同欧洲债权人达成了协议，成立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管理局由七人理事会领导，代表了主要的债券持有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和奥斯曼帝国 ）。管理局的主席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轮流担任。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受管理局控制。来自食盐专营税、渔税、丝绸什一税、印花税、宗教税的收入和几个奥斯曼行省部分年度上缴款被专门用于偿还债务。利润丰厚的烟草贸易也受管理局管辖，但很快，一个专门的机构成立了，监管并垄断烟草的购买和销售。管理局取得了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财政的巨大控制权，欧洲列强不仅用它来控制素丹政府的行动，还将铁路、矿业和公共工程等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部门向欧洲公司开放。 ³⁰

埃及是最后一个宣布破产的中东国家，时间是1876年。但如果早一点宣布破产的话，政府的处境会好不少。埃及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惊人地相似。1862—1873年，埃及共签了8笔外国贷款，总额为6850万英镑（合3.7675亿美元），扣除提供优惠的支出后，仅剩4700万英镑（合2.585亿美元），其中约3600万英镑（合1.98亿美元）用于支付外国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6850万英镑的贷款中，埃及政府仅获得约1100万英镑（合6050万美元）用于投资经济。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越来越困难，赫迪威伊斯玛仪开始出售埃及政府的资产。据估计，他在国内借债约2800万英镑（合1.54亿美元）。1872年，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提前6年缴纳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未来永久享有土地税50%的折扣。这一孤注一掷的措施也未能阻止财政的崩溃。1875年，总督决定以400万英镑（合2200万美元）的价格将政府持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卖给英国政府，但这只收回了政府投入开凿运河的1600万英镑（合8800万美元）资金的四分之一。1876年4月，失去了重要资产的国库试图推迟支付国债利息。这相当于宣布破产，世界各国的追讨人像瘟疫一样降临埃及。

1876—1880年，埃及的财政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专家负责，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一个正式委员会成立了。一项项不切实际的方案接踵而来，给埃及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每一项方案中，外国经济顾问都设法更深入地参与埃及的财政管理。

1878年，两名欧洲委员被“邀请”加入总督的内阁，宣告欧洲已牢固确立对埃及的控制。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Charles Rivers Wilson）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法国人埃内斯特-加布里埃尔·德·布利尼埃（Ernest-Gabriel de Blignières）被任命为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当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在一次内阁改组中罢免威尔逊和德·布利尼埃时，欧洲开始显示对埃及的影响力。英法两国政府向奥斯曼素丹施压，要求罢免“他的”埃及总督。一夜之间，倔强顽抗的伊斯玛仪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加顺从的儿子陶菲克（Tawfiq）。 ³¹

随着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破产，中东的改革进程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运动的初衷是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防止外部干涉，结果却让欧洲进一步掌控中东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发展成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北非被日益强大的欧洲各帝国瓜分。 RBPp2Qsf/yvj0obXX3TcbeNhwWL+s2cxSB7wAPPz3ByoPJV/vmviewFCs+mtUfJ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