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师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因为他每天都在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从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Ahmad al-Budayri）日记的记载来看，他非常健谈，且对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政治和社会了如指掌。他日记中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各地理发店交谈中常见的话题，包括本地的政治、高昂的生活成本、天气以及人们对世风日下的抱怨。

除了他日记所载的内容，我们对大马士革理发师布戴伊里的生活知之甚少。他太卑微了，不足以被列入当时的人物传记，也即奥斯曼时期的名人录。他的日记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对18世纪的商人而言，有读写能力本不常见，更不用说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想法了。他很少谈论自己，更愿意写别人的事。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生、何时离世，但很明显，他写作这部从1741年持续到1762年的日记时是一个成年人。布戴伊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属于一个神秘的苏非教团。他已婚，有孩子，但没有提过他的家庭生活。他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提到将他引入行的老师时充满敬佩，也回忆了那些他给理过发的杰出人士。

这名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是奥斯曼帝国忠诚的臣民。1754年，他写道，大马士革人得知素丹马哈穆德一世（Mahmud I，1730—1754年在位）离世，震惊不已。他也记录了已故素丹之子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登基时公众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大马士革“装点得比公众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漂亮”。他祈祷道：“愿真主保佑这个奥斯曼国家直到时间的尽头。阿敏 ！” ¹

理发师为奥斯曼国家的延续而祈祷，理由充分。根据奥斯曼人的治国理念，好的统治是四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circle of equity）。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当时大多数奥斯曼政治分析者在解释政治混乱时往往会归咎于对上述四要素中某一要素的忽视。从布戴伊里所见证的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状况来看，他确信奥斯曼帝国已陷入严重的困境。官员腐败，军纪松弛，物价高涨，政府权威的衰退损害了公共道德。

可以说，问题的根源在大马士革的总督们。在布戴伊里生活的时代，大马士革并没有按照帝国惯例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替素丹统治，而是由一个本地贵族王朝统治。执政的阿兹姆家族在17世纪通过敛聚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周围的大量耕地而发家致富。后来，他们到大马士革定居，成为城中财富与权势的拥有者。1724—1783年，5名阿兹姆家族成员统治过大马士革，共统治了45年。同时，还有几名阿兹姆家族成员受命统治赛达、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行省。综合来看，统治叙利亚各省的是18世纪各阿拉伯行省涌现的地方领导力量中一个较为显赫的代表。

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相较于奥斯曼官僚，阿拉伯人更愿意接受同胞的统治。然而，18世纪的奥斯曼官僚依然是素丹的仆人，理论上完全忠于帝国，行使统治职权时不带私利。相比之下，阿兹姆家族的统治者们明显考虑个人和家庭利益，身居高位时，他们借机敛财并建设自己的王朝，这一切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公正的循环”被打破，诸事开始崩坏。

布戴伊里详细讨论了阿兹姆统治大马士革的长处和短处。他日记所覆盖的时段，大部分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Azm）统治时期。他在位14年（1743—1757），是奥斯曼时期所有大马士革总督中任期最长的。这名理发师对艾斯阿德帕夏极尽溢美之词，但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他谴责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掠夺大马士革的财富，并认为他们应对军队的混乱和公德的崩坏负责。

在阿兹姆家族的统治下，军队已经从一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纪律严明的部队，堕落为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分为两个群体——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帝国部队（ kapikullari ）和大马士革本地的禁卫军（ yerliyye ）。此外，还有一些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北非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不同的军团经常发生冲突，给城市的和平带来了严峻挑战。1756年，在帝国禁卫军和大马士革本地禁卫军的冲突中，阿玛拉区的居民因支持前者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报复，后者将整个阿玛拉区的住宅和商店付之一炬。 ² 布戴伊里记录了多件士兵袭击甚至杀害大马士革居民而完全不受惩罚的事件。在极度焦虑时期，市民的反应是锁闭店铺，把自己关在家里，这让城市的经济生活陷入停顿。这位理发师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安全部队”对普通大马士革居民生命和财产构成的威胁。

布戴伊里还认为，阿兹姆家族应对大马士革长期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负责。他声称，他们不仅没有监管市场、确保定价的公平，而且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实际上还滥用职权来囤积粮食，人为制造粮食短缺以最大化个人利益。有一次，大饼价格下跌，艾斯阿德帕夏派他的仆从向饼铺施压，要求他们提高价格以保护小麦市场，而小麦市场是他家族财富的来源。

在日记中，布戴伊里愤怒谴责阿兹姆家族总督聚敛财富，而大马士革的普通百姓却在挨饿。艾斯阿德帕夏在大马士革中心建的宫殿，是他滥用权力的体现，这座宫殿如今依然矗立城中。该项目用上了城里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所有训练有素的石匠与工匠，推高了普通大马士革人所需承担的建造成本。艾斯阿德帕夏命令宫殿的建造者们从城里的老房子和老建筑中剥去珍贵的建筑材料，不顾房屋主人的利益和房屋的历史价值。这个项目是艾斯阿德帕夏贪婪的明证。布戴伊里提到，艾斯阿德帕夏在宫殿的“地板下、水井中、天花板上、蓄水池中，甚至厕所里”，为他巨大的个人财富建了无数藏匿处。

布戴伊里认为，军纪的崩坏，加上阿兹姆家族总督的贪婪，已导致公共道德的严重恶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获得合法性，是因为它有能力推广伊斯兰价值观，且维持必要的机构，让臣民在逊尼派伊斯兰准则下生活。公共道德的崩坏因而成为国家权威崩塌的显著标志。

在布戴伊里看来，城市里娼妓横行最能说明城市公共道德水准的下滑。大马士革是一个保守的城市，良家女子遮住头发，穿着端庄，很少有机会与自己家庭之外的男性交往。大马士革的妓女们丝毫不遵循这些规矩。这名理发师经常抱怨醉酒的妓女，与同样醉酒的士兵作乐狂欢，裸露着面庞和头发，大步穿行于大马士革的街道和市场。大马士革的总督几次试图禁止卖淫活动，但都没有效果。在城中驻军的鼓动下，妓女们拒绝服从命令。

大马士革的老百姓似乎开始接受，甚至欣赏城里的妓女。18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赛勒姆恩的年轻、美丽的女子完完全全地吸引了大马士革人，她的名字在当地的俚语中成了时尚和美丽的代名词。特别时髦的裙子会被称作“赛勒姆恩裙”，新奇的珠宝会被叫作“赛勒姆恩饰品”。

赛勒姆恩是一个藐视权威的鲁莽的年轻女子。她的行径让人联想起比才的卡门。1744年的一个下午，赛勒姆恩在大马士革城中心与一位法官相遇。她喝醉了，还带着刀。法官的侍从朝她喊叫，要求她让道。赛勒姆恩嘲笑他们，挥刀向法官冲去，法官的手下竟然几乎无法控制住她。法官让当局逮捕了她，当局以暴行为由处决了她。随后，一名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大马士革街头，传令杀死所有妓女。许多妇女逃走了，另一些则躲藏了起来。

事实证明，禁令是短暂的，大马士革的妓女们很快又回到了街头，抛头露面，无拘无束。1748年，理发师写道：“在那些日子里，腐败加剧，真主的奴仆们遭受迫害，妓女数量激增，日日夜夜都充斥着市场。”他描述了为纪念当地一位圣人而举行的妓女游行，大马士革民众看上去对这种亵渎宗教价值观的活动坦然接受，这让他倍感愤怒。一个妓女爱上了一个生病的年轻土耳其士兵。她发誓，如果她的情人恢复健康，她将进行一次祈祷，向圣人表示敬意。士兵康复后，她履行了她的誓言：

她和同她一样罪孽深重的姑娘们一起，排成一种队列行进。她们手捧蜡烛和香炉穿过集市。这群女子唱着歌，敲着鼓，不遮面纱，长发披肩。人们看着她们却并未反对。只有正直的人们在高声呼喊：“真主至大！”

这次游行结束后不久，市政府再次试图禁止卖淫。城中各区的负责人被告知要举报任何可疑的人，并派城市传令官去敦促妇女正确佩戴面纱。然而，在这些新令发布后的几天里，理发师称：“我们看到这些女子又在街巷和市场里行走，她们的行为举止依然如故。”到这时，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决定不再试图驱逐这些厚颜无耻的妓女，转而向她们征税。

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滥用职权，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致富，但他们不能遏制邪恶，也不能控制名义上由他们指挥的士兵。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深感沮丧。一个由这样的人统治的国家能够长久吗？

到18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成功地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奥斯曼人用了两个世纪，将统治范围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延伸到非洲西北部摩洛哥的边境。阿拉伯人普遍接受奥斯曼素丹为他们的合法君主。每周五，他们都以素丹的名义礼拜，为素丹的战争贡献士兵，还向素丹的代理人交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臣民，如那些在农村耕种土地的人，以及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与商人，都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社会契约。他们所期望的回报是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对伊斯兰价值观的维护。

然而，一个重要的变化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人，作为自由民出生的穆斯林，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之外，这些职位，是留给那些通过“男孩征募”招来的奴隶精英们的。但是，到18世纪中叶，地方的显贵们升入了行省行政体系的最高级，并被授予了“帕夏”称号。大马士革阿兹姆家族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埃及经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山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都是如此。在阿拉伯世界，地方领袖崛起，伊斯坦布尔的影响下降，因为更多的税收被用于地方军队和地方长官的建设工程。这一现象在许多阿拉伯行省蔓延，从而带来一种累积效应，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地方领袖的快速壮大使得多个阿拉伯行省开始反抗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各阿拉伯行省地方领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从马木鲁克家族族长到部落领袖再到城市显贵。驱使他们的是勃勃的雄心，而不是对奥斯曼人某一具体做事方式的不满。他们拥有共同类型的财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大地主，利用奥斯曼土地政策的变化获得了大量地产；他们终生拥有这些地产，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这些地产传给了他们的子女。他们把自己地产上的收益从政府的金库转移出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建造豪华的宫殿，并维持自己的军队来加强权势。伊斯坦布尔的损失转化成各阿拉伯行省地方经济的真正收益，地方领袖得以将庇护网络扩展至工匠和民兵，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权力。

这样的地方领袖并不是各阿拉伯行省独有的，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地方领袖，但对伊斯坦布尔来说，阿拉伯世界并不是最核心的，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核心”所指。相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更少依靠各阿拉伯行省的收入和军队。此外，阿拉伯世界离伊斯坦布尔更远，中央政府不愿动用军队和资源镇压小规模叛乱。伊斯坦布尔更关心的是来自维也纳和莫斯科的挑战，而不是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地方领袖带来的麻烦。

一直到18世纪，欧洲邻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都要比各阿拉伯行省可能形成的威胁大得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抵御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1683年，奥斯曼人兵临维也纳城门。1699年，奥地利人击败奥斯曼人，并通过《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获得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部分地区，这是奥斯曼人遭受的第一次领土损失。俄罗斯彼得大帝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向奥斯曼人施压。与这种重大程度的威胁相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的地方领袖们根本不值得考虑。

奥斯曼被欧洲军队击败，让帝国范围内的地方挑战者更加大胆。随着地方领袖势力的日益壮大，被派往各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官员逐渐失去了阿拉伯臣民的尊重和服从。政府官员也失去了对素丹驻军的控制，后者变得无法无天，并与地方军队和地方领袖的民兵发生冲突。军中的违逆进而损害了伊斯兰法官和学者的权威，他们传统上是公共秩序的守护者。在奥斯曼人治理无效的地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地方领袖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在巴士拉，一名当地的基督教商人写道：“人们敬畏阿拉伯人的首领而非奥斯曼人。” ⁷

一个国家一旦失去臣民尊重就有麻烦了。编年史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在分析18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埃及马木鲁克人的统治缘何崩溃时说：“如果这个时代可以在瓶子里小便，当时的医生们就会知道它得了什么病。” ⁸ 地方领袖的崛起是奥斯曼人疾病的核心，只有通过强力重塑国家权威才能治疗。帝国的中央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只有确保帝国的欧洲边境足够稳定，才能腾出必要的资源来应对各阿拉伯行省的挑战。

各地地方统治的性质差异很大，给伊斯坦布尔的权威构成了多样化的挑战。大致说来，那些最靠近奥斯曼中心的行省是最温和的。诸如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和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等一些显赫家族建立了忠于奥斯曼统治的王朝，但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要求最大化的自治。 ⁹ 在更南的巴格达、巴勒斯坦和埃及，出现了一些马木鲁克领袖，他们试图扩大领土范围，直接挑战奥斯曼政府。阿拉伯半岛中部形成的沙特-瓦哈比联盟对奥斯曼政府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阻止了一年一度的奥斯曼朝觐车队到达圣城。相比之下，更偏远的行省，如阿尔及尔、突尼斯和也门，心甘情愿继续成为奥斯曼素丹的属国，每年向素丹纳贡，以换取全面的自治。

这些地方领袖的活动尚未构成一场阿拉伯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属于阿拉伯民族，好些人也不说阿拉伯语。在18世纪下半叶，奥斯曼统治的挑战者还只是雄心勃勃的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很少关心他们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相互隔绝，对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几乎没有构成威胁。然而，当他们携手合作，像埃及的马木鲁克人与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位地方领袖结盟那样，他们就有能力征服全部奥斯曼行省。

20世纪，中东因石油而扬名四方。但在18世纪，是棉花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的棉花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殖民地，而法国的大部分棉花进口则依赖奥斯曼市场。18世纪，纺织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欧洲对棉花的需求猛增。法国从东地中海地区进口的棉花增加至原来的5倍多，从1700年的210万千克增加到1789年的近1100万千克。 ¹⁰ 最受欧洲市场喜爱的棉花是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生产的。加利利棉花所创造的财富足以满足当地一位世袭统治者的雄心，使他强大到足以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

这位加利利的强人是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ʻUmar，约1690—1775）。扎希尔是宰伊德尼部落（the Zaydanis）的首领，这是一个17世纪起在加利利定居的贝都因部落，控制了萨法德和提比利亚之间的大片农田。他们与大马士革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并开始通过控制加利利的棉花种植园来积累可观的家族财富。扎希尔是加利利宰伊德尼部落的第三代首领。尽管他在西方并不特别出名，但他在阿拉伯世界声名远播达数个世纪。鉴于他与奥斯曼总督们对抗的历史，他经常被描述为阿拉伯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这是不合时宜的。到他去世时，他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也有了两部几乎是同时代人给他写的传记。

扎希尔漫长而非凡的生涯始于18世纪30年代，那时他与一个贝都因部落结盟，攻占了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的提比利亚。他确保赛达总督正式任命他为加利利地区的征税官，从而巩固了他的所得。他开始在提比利亚筑城防御，并组建了一支由大约200名骑兵组成的小型民兵队伍。

以提比利亚为基地，扎希尔和他的家族开始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巴勒斯坦北部肥沃的平原和高地，命令佃农们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满棉花。他给他的兄弟们分配领土，让他们代为管理。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并变得愈加强大。他控制的领土越多，获得的棉花收入就越多，这使他能够扩大军队，让进一步扩张领土成为可能。

到1740年，扎希尔已成为巴勒斯坦北部最有权势的领袖。在打败纳布卢斯的军阀和控制拿撒勒后，他控制了巴勒斯坦和大马士革之间的贸易，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财富和资源。

宰伊德尼王国的快速发展致使扎希尔·欧麦尔同大马士革总督产生冲突。总督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满足每年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需求并提供费用。扎希尔现在控制的土地，其税收历来是专门用于支付朝觐车队费用的。扎希尔抢在大马士革总督之前获得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北部的税收，这让朝觐车队陷入资金危机。当伊斯坦布尔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素丹命令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阿兹姆帕夏（Sulayman Pasha al-Azm）抓捕和处决扎希尔，并摧毁他在提比利亚周围的防御工事。

大马士革的理发师布戴伊里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1742年，苏莱曼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大马士革出发去推翻扎希尔。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也派出士兵并送来包括火炮和地雷在内的重型武器去摧毁扎希尔和他的防御工事。苏莱曼帕夏还从黎巴嫩山、纳布卢斯、耶路撒冷以及邻近的贝都因部落招募志愿兵，这些人都视扎希尔·欧麦尔为对手，很高兴有机会击败他。

苏莱曼帕夏围攻了提比利亚3个多月，但扎希尔的部队没有屈服。他的兄弟将粮食和军需品走私越过奥斯曼防线，在他的帮助下，扎希尔成功地抵抗住了军力远胜于他的部队。大马士革的总督很恼火，他设法拦截一些往提比利亚走私食物的宰伊德尼人，砍下他们的头作为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然而，苏莱曼帕夏没能取得那个大战利品，3个月后，他被迫返回大马士革，为赴麦加朝觐做准备。苏莱曼帕夏不愿承认失败，他散布谣言说，他解除了对提比利亚的围困，是出于同情该镇手无寸铁的平民。他还声称绑架了扎希尔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要求扎希尔承诺将他征收的税款还给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理发师一五一十地记录下了这些谣言，并补充了一句免责声明：“我们还听到了故事的另一版本，只有真主知道事情的真相。” ¹¹

1743年，苏莱曼帕夏朝觐归来，立即同扎希尔·欧麦尔在提比利亚重开战火。同上一次一样，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地区那些怨愤不平的扎希尔邻近势力的支持下，他再次调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提比利亚的居民又一次做好了经受严重围困的准备。但第二次围攻并未发生。在前往提比利亚的途中，苏莱曼·阿兹姆帕夏在海边小城阿卡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因高烧离世。他的尸体被带回大马士革埋葬，部队被解散。扎希尔·欧麦尔得以不受干扰地去实现他自己的雄心壮志。

18世纪40—60年代，扎希尔的统治没有受到挑战，他的权力迅猛扩张。赛达总督的兵力绝对无法同扎希尔相匹配，大马士革的新任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听任提比利亚的统治者自行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扎希尔谋得了一些位高权重者的支持，保护他免遭帝国中央政府的关注。

扎希尔利用他相对独立的优势，将他的统治从提比利亚延伸到沿海城市阿卡，后者当时已是棉花贸易的主要港口。他再三要求赛达总督授予他收益丰厚的阿卡征税权，但却一直遭到拒绝。最终，在1746年，他占领了阿卡并宣称自己是征税官。在18世纪40年代，他在阿卡筑城防御，在城中建了自己的基地，从而拥有对棉花贸易从农田到市场的控制权。大马士革法国棉花商的书信显示，他们对扎希尔·欧麦尔非常不满，说他变得“太强大，太富有了……对我们不利”。 ¹³ 到18世纪50年代，扎希尔给他出售的棉花定价。当法国人试图迫使扎希尔接受他们的条件时，他禁止加利利的棉农们将棉花卖给法国人，逼迫他们重回谈判桌，并接受他的条件。

尽管扎希尔·欧麦尔多次同奥斯曼政府对抗，但他一直在试图获得官方承认。他是最终想进入统治集团的反叛者。他努力去获得像阿兹姆家族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地位：帕夏的官僚级别和赛达的总督位置。为此，他每次反叛之后都忠实地纳税。然而，在他在位期间，扎希尔的地位不过是赛达总督下属的征税官。这让这位加利利的强人倍感沮丧。1768—1774年间，同俄国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奥斯曼帝国，为保证扎希尔的忠诚，以折中的方式回应他的要求。1768年，帝国中央政府承认他为“阿卡的谢赫，拿撒勒、提比利亚和萨法德的埃米尔和全加利利的谢赫”。 ¹⁴ 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头衔，不足以满足扎希尔的雄心。

经过近20年的相对和平，扎希尔再次面临来自奥斯曼行省政府的威胁。1770年，大马士革新总督试图终结扎希尔对巴勒斯坦北部的统治。奥斯曼帕夏（ʻUthman Pasha）设法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的黎波里和赛达的总督，并与黎巴嫩山德鲁兹社团结盟，反对扎希尔。纳布卢斯的贵族们也渴望看到他们好战的北方邻居的末日。突然，扎希尔发现自己被敌对势力包围了。

在与奥斯曼帕夏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扎希尔只能通过与另一位地方领袖合作才能生存下来。唯一强大到足以抗衡大马士革和赛达联军的地区势力是开罗的马木鲁克统治者，一位名叫阿里贝伊（ʻÀli Bey）的杰出领袖。扎希尔和阿里贝伊的联合带来了当时阿拉伯行省对伊斯坦布尔统治的最大挑战。

马木鲁克领袖阿里贝伊有许多外号。有些同时期的人称他为“精灵阿里”，就好像他能用魔法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样。他的土耳其语外号是布鲁特·卡潘（ Bulut Kapan ），意为“捕云者”，这是因为他镇压贝都因人，奥斯曼人认为贝都因人比云更难抓到。他最著名的外号是“伟大的阿里贝伊”，事实上，在1760—1775年之间，他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奥斯曼埃及史上任何一位马木鲁克。

1743年，15岁的阿里贝伊来到埃及，在占领导地位的马木鲁克家族卡兹杜厄里家族做军事奴隶。他一路攀升，在1755年他主人去世时获得了自由并晋升到了贝伊。贝伊是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贝伊们的领袖是“城市首领”。1760年，阿里贝伊成为领袖，此后，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掌权，直到1773年去世。

阿里贝伊是军阀，擅长借助恐惧赢得尊敬。他的同时代人、伟大的埃及历史学家哲拜尔提将他描述为“一个强大、固执、雄心勃勃、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满足的人。他不苟言笑，只对严肃的事情上心”。 ¹⁵ 据说他会给来面见他的人带来生理影响：“他如此使人心生敬畏以至于有人因敬畏他而死去，许多人会因为他在场而颤抖。” ¹⁶ 他镇压对手毫不留情，从不效忠任何人。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也没赢得其他人对他的忠诚。他打破马木鲁克家族内部关系的束缚，像消灭敌对马木鲁克家族那样打击自己家族内部的马木鲁克人。

阿里贝伊是马木鲁克帝国覆灭之后第一个凭一己之力统治埃及的人。他获取埃及的土地收入，控制所有对外贸易，并向欧洲商人群体索取大量资金，毫不夸张地说，他垄断了埃及的财富。他向本地基督教和犹太社团强索财物，并拒绝向伊斯坦布尔缴纳全部税款。阿里贝伊的财富使他得以扩大军力。在打破埃及既有的马木鲁克派系格局之后，阿里贝伊开始建立自己的马木鲁克家族。他购买并训练了自己的奴隶，他们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他的家族在鼎盛时期约有3000名马木鲁克，其中许多人曾是数以万计的庞大军队的将领。

在确立了对埃及的绝对控制之后，阿里贝伊寻求完全脱离奥斯曼统治而独立。受前朝马木鲁克人启发，他试图在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重建他们的帝国。据哲拜尔提说，阿里贝伊热衷于阅读伊斯兰历史，曾给他的仆从们讲解为何奥斯曼人对埃及的统治根本是不合法的。他认为：“埃及的国王——素丹拜伯尔斯（Baybars）和素丹盖拉温（Qalawun）以及他们的子孙和我们一样都是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利用老百姓的表里不一，用武力夺去了这个国家。” 这里暗含的意思是，通过武力夺取的土地可以合法地通过武力夺回。

阿里贝伊的第一个目标是伊斯坦布尔派驻埃及维护法律的总督和军队。总督们很早就放弃了统治埃及的企图，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相互竞争的马木鲁克家族。总督们试图做到的是通过举行权力仪式和征收国库划定的税额来维护伊斯坦布尔对埃及名义上的统治权。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总督们试图让敌对的马木鲁克家族互相对抗。但这在阿里贝伊的统治下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消灭了竞争对手，没有人能挑战他的统治。现在，阿里贝伊罢免总督和军官，有传言说他甚至毒杀他们而不受惩罚。奥斯曼人在这个富裕却叛逆的埃及行省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接下来，阿里贝伊出兵反抗奥斯曼帝国，公然谋求领土扩张。哲拜尔提写道：“他不满足于真主赋予他的对上、下埃及这个过去的国王们和法老们引以为傲的王国的统治权，他的贪婪刺激他去扩张王国的领土。” 阿里贝伊首先在1769年占领了临红海的希贾兹省，该省曾是马木鲁克帝国的一部分。在取得这一成功之后，他开始用他的名字而不是当时在位的奥斯曼素丹的名字来铸造钱币，这表明他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的反叛。阿里贝伊已经开始了他恢复前马木鲁克帝国的计划。而奥斯曼人正陷于同俄国的战争中，无力阻止他。

1770年，当阿里贝伊反抗奥斯曼帝国正如火如荼之际，扎希尔·欧麦尔第一次联系阿里贝伊，提出联合反抗大马士革总督。这个时机再好不过。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记载道：“当阿里贝伊收到这个信息时，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他最大的愿望。他决心反抗奥斯曼政府，并将自己的统治范围从埃及的阿里什延伸到巴格达。” ¹⁹ 阿里贝伊与扎希尔·欧麦尔缔结了盟约，并同意推翻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

阿里贝伊致函素丹的死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寻求她的帮助，以对抗奥斯曼帝国，这加剧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危机。他要求叶卡捷琳娜派出舰船和骑兵将奥斯曼人赶出大叙利亚，作为回报，他承诺帮助俄国人攻占波斯南部。尽管女皇拒绝派出骑兵，但她同意让当时正在地中海巡游的俄罗斯舰队助阵。阿里贝伊的背叛并没有逃过奥斯曼政府的注意。然而，奥斯曼人在黑海和东欧被俄军围困，无法阻止阿里贝伊。

同叶卡捷琳娜和扎希尔结盟让阿里贝伊备受鼓舞，他开始动员他的部队。他召集了一支约2万人的军队，由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伊斯玛仪贝伊（Ismaʻil Bey）带领，入侵叙利亚。1770年11月，马木鲁克部队横扫加沙，又经过4个月的围攻，占领了雅法港。扎希尔带领他的部下加入伊斯玛仪贝伊的部队，并陪同马木鲁克军穿越巴勒斯坦。他们穿过约旦河谷，沿着沙漠的边缘向东，往朝觐路行进。随后，叛军急速朝大马士革迈进，企图从奥斯曼总督手中夺取这座城市。他们一直行进到大马士革以南的村庄穆宰伊里卜，此地距离大马士革一日行程。

伊斯玛仪贝伊进入穆宰伊里卜，直面大马士革总督，后者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愿。那时正是朝觐季，虔诚的穆斯林正在履行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要从大马士革到麦加，进行危险的沙漠之旅。总督奥斯曼帕夏正在履行朝觐统领的职责。伊斯玛仪贝伊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比大多数马木鲁克人接受过更多的宗教教育。在朝觐季攻击总督是反伊斯兰教的罪行。在没有任何警告和解释的情况下，伊斯玛仪贝伊命令他的士兵从穆宰伊里卜撤退，返回雅法。扎希尔·欧麦尔对此震惊不已，但他的抗议无效。在1770—1771年这个冬季的剩余时间里，叛乱完全停止。

阿里贝伊一定会对伊斯玛仪贝伊大发雷霆。1771年5月，他向叙利亚派遣了第二支部队，统帅是穆罕默德贝伊（Muhammad Bey），外号“艾布·宰海卜”（Abu al-Dhahab），意为“黄金之父”。他的外号得自一次赤裸裸的炫耀：当阿里贝伊将他晋升到贝伊并赋予他自由身时，他向站立在城堡和市中心之间的街道两旁的人群抛洒金币。这是一次公共关系的成功之举，让穆罕默德贝伊家喻户晓。

穆罕默德贝伊率领3.5万名士兵出发。他们横扫了巴勒斯坦南部，在雅法同伊斯玛仪贝伊指挥的军队汇合。两贝伊的马木鲁克联军势不可挡。他们穿过巴勒斯坦，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于6月将奥斯曼总督赶出了大马士革。马木鲁克人现在控制了埃及、希贾兹和大马士革。阿里贝伊几乎已经实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重建马木鲁克帝国的愿望。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没给任何警告和解释，穆罕默德贝伊率军离开大马士革，返回开罗。这次的问题又出在虔诚的马木鲁克将军伊斯玛仪贝伊。马木鲁克的将领们刚控制大马士革，伊斯玛仪贝伊向穆罕默德贝伊发难，指责后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不仅冒犯了素丹，也冒犯了他们的宗教。在为阿里贝伊效劳之前，伊斯玛仪贝伊曾在伊斯坦布尔待过一段时间，他对素丹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领袖充满敬意。他警告穆罕默德贝伊说，奥斯曼帝国不会允许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今世不受惩罚，真主也会在后世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反叛素丹确实是魔鬼的阴谋。”伊斯玛仪贝伊警告穆罕默德贝伊。

伊斯玛仪贝伊的警告引起了穆罕默德贝伊的焦虑，还激发了后者的野心。他认为，阿里贝伊同俄国女皇签订了反对素丹的协议，这背离了伊斯兰教的道路。他提出：“现在，伊斯兰法允许任何穆斯林诛杀［阿里贝伊］而不受惩罚，并占有他的后宫和财富。” ²⁰ 伊斯玛仪贝伊从本质上推断：穆罕默德贝伊会因反叛他的主人而得到真主和素丹的宽恕，也会获得阿里贝伊对埃及的统治权。伊斯玛仪贝伊的观点得到了支持，现在，阿里贝伊最信赖的两名将领正率领一支庞大的马木鲁克军队返回埃及，决心推翻他们的前主人。

马木鲁克人征服并迅速放弃大马士革所带来的冲击在东地中海地区产生回响。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惊呼：“大马士革人完全被这件奇事震惊了。”扎希尔和他的盟友们也是如此。当马木鲁克军队进攻大马士革时，扎希尔占领了赛达，并在雅法部署了一支2000人的驻军。由于过度扩张，他现在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冒着单独面对奥斯曼人的愤怒的风险。至于阿里贝伊，他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他只能召集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者，但这些人在同穆罕默德贝伊率领的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后也四散奔逃了。1772年，阿里贝伊逃离埃及，同扎希尔一起在阿卡避难。

随着阿里贝伊逃离埃及，他建立新马木鲁克帝国的梦想破灭了。穆罕默德贝伊自立为埃及的统治者，并派伊斯玛仪贝伊前往伊斯坦布尔，为他争取埃及和叙利亚两省总督的职位。穆罕默德贝伊不做帝国梦，而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寻求认可。

阿里贝伊急于夺回王位，在还没来得及调集规模足够大的军队去对付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的情况下，他仓促行动。1773年3月，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向开罗进发，为恢复他的王国做无望的努力。穆罕默德贝伊的军队与他交战，彻底击溃了他的部队。阿里贝伊受伤被俘。穆罕默德贝伊把他的主人带回开罗，将他软禁在自己家里。一周之后，阿里贝伊去世。谣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称这是一场谋杀。“只有真主知道他究竟如何死去。”编年史家哲拜尔提总结道。 ²¹

阿里贝伊的死对扎希尔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现在很老了，已经80多岁了，而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他岁数的一半。他没有地区盟友，且已公然背叛了他的奥斯曼君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扎希尔仍在寻求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由于奥斯曼人深陷与俄国的战争，并渴望确保麻烦重生的叙利亚行省的和平，扎希尔毕生的抱负似乎即将实现。1774年，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告诉他，他将被任命为赛达的总督，统领巴勒斯坦北部和外约旦的部分地区。

但伊斯坦布尔确认扎希尔总督任命的皇家法令从未下达。1774年7月，素丹与俄国签订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6年的战争。他没有心情去奖励那些与他的敌手俄国结盟的叛徒。素丹没有发出晋升令，而是派穆罕默德贝伊率一支马木鲁克军队去推翻这位老迈的巴勒斯坦强人。1775年5月，埃及军队占领了雅法，屠杀了当地居民。恐慌蔓延到扎希尔控制下的其他城镇。月末前，扎希尔的政府和大部分民众逃离了阿卡。6月初，穆罕默德贝伊占领了阿卡。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穆罕默德贝伊，这位矍铄、健壮的埃及马木鲁克统治者刚一占领阿卡就病倒了。1775年6月10日，他突然死于高烧。几天后，扎希尔收复了他的城市，在经历埃及占领带来的恐慌后恢复了城市的秩序。但事实证明，扎希尔的解救是短暂的。奥斯曼帝国派海军上将哈桑帕夏（Hasan Pasha）带着15艘舰船出战，要求扎希尔臣服并补缴税款。扎希尔没有抵抗。他对大臣们说：“我是个老人，我再也没有战斗的勇气了。”厌倦了战争的大臣们附和道：“我们是穆斯林，服从素丹。对于信奉独一真主的穆斯林来说，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与素丹作战。” ²²

扎希尔的和平退隐计划被他自己的家人破坏了。他同意带着家人和仆从从阿卡撤出，投奔他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盟友。但他的儿子奥斯曼（ʻUthman）背叛了他，他怀疑父亲假装撤退，一旦有机会就重新掌权，就像他一次又一次所做的那样。奥斯曼拜访在扎希尔手下效力多年的北非将领艾哈迈德·阿加·德尼兹利（Ahmad Agha al-Denizli），透露他的父亲正要逃离阿卡。“如果你想成为［上将］哈桑帕夏最喜欢的人，那就把真主的旨意施于我的父亲吧，因为他在外面，和他的家人单独在一起。”德尼兹利召集了一群北非雇佣军，伺机伏击扎希尔。

刺客们不得不设下圈套去抓住那个难以捉摸的老谢赫。在距阿卡城门外15分钟路程处，扎希尔注意到他的一个妃子不见了，家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这不是抛弃人的时候。”老谢赫责骂道，然后骑马回去找那个被抛弃的女人。他在德尼兹利的小分队藏身处附近找到了她，伸手拉她上马。年龄和焦虑坏了事。86岁的扎希尔被年轻女子从坐骑上拉下来，倒在地上。刺客们跳了出来，用匕首击倒了老人。德尼兹利拔剑砍下扎希尔的头，以此作为战利品献给奥斯曼海军上将哈桑帕夏。

如果说德尼兹利希望通过这一举动赢得哈桑帕夏的好感，他将会非常失望。奥斯曼海军上将让他的部下清洗扎希尔的头颅，然后把它放在椅子上，凝视着这位年迈谢赫干枯的脸。海军上将转向德尼兹利说：“如果我不能替扎希尔向你报仇，真主是不会原谅我的！” ²³ 他立马命令手下把德尼兹利带走，勒死他，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

扎希尔·欧麦尔和伟大的阿里贝伊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经受住了统治阿拉伯世界250年来最严重的内部挑战。两位地方领袖同基督教势力结盟，集埃及和巴勒斯坦两个富裕地区的财力，共同反对素丹的政府。阿里贝伊差点重建囊括叙利亚、埃及和希贾兹的古马木鲁克帝国，并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但即便在这关键时刻，奥斯曼人仍然对阿拉伯领土上反叛的臣民施加了巨大的影响。马木鲁克将领伊斯玛仪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虽然跨过叛乱的门槛，但在触及合法性的底线时撤回了脚步，转而寻求帝国中央政府的承认。用伊斯玛仪贝伊的话来讲，大多数地方领袖仍然认为“反叛素丹是魔鬼的阴谋”。

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的倒台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地方统治者的终结。马木鲁克人继续主宰着埃及的政治生活，尽管在阿里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离世之后，再没出现过单独的统治者。各马木鲁克家族又回复到派系斗争状态，这让埃及在18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动荡不安。奥斯曼人重新确立了他们对各叙利亚行省的控制，并任命强人担任大马士革、赛达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更偏远的地方，如黎巴嫩山、巴格达和摩苏尔，仍然由本地领袖统治，但没有人试图直接挑战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下一个真正挑战出现在帝国边界之外阿拉伯半岛的中部。这是一场因其清教式的意识形态而更具威胁的运动，将在从伊拉克经由叙利亚沙漠到希贾兹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弧形区域内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不同，这场运动的领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如今的中东和西方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ʻAbd al-Wahhab）。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于1703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Najd）地区的绿洲小镇欧叶伊奈的一个学者家庭。他年轻时到处旅行，在巴士拉和麦地那进行宗教学习。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四大教法传统中最保守的罕百里学派的训练，并深受14世纪神学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影响。伊本·泰米叶主张恢复先知和他最初的继任者们（即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他谴责一切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带着明确的信念和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的雄心回到家乡纳季德。

起初，这位热情洋溢的青年改革者得到了他家乡统治者的支持。然而，他的观点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当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下令以通奸罪公开处决一名妇女时，附近城镇的首领和欧叶伊奈的主要贸易伙伴感到惊骇并开始警觉。这不是欧叶伊奈居民所熟悉和践行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处死这个激进的神学家，但统治者却选择了放逐伊本·阿卜杜·瓦哈卜。

这位带着危险思想流亡在外的年轻神学家并没有走得很远。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受到了临近绿洲迪尔伊叶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ibn Saʻud）的欢迎。现代沙特人把他们第一王国的建立时间定于1744—1745年间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当时两人达成一致，沙特统治者和他的后人将奉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所宣扬的修正过的伊斯兰教。《迪尔伊叶协议》确立了这场运动的基本原则，后来被称为瓦哈比主义。

该运动初始时期，瓦哈比派被外界广泛误解。他们被描述为一个新的教派，并被指控持有非正统的信仰。恰恰相反，他们的信仰是极端正统的，呼吁回归先知和他的继任哈里发们的原初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试图以《古兰经》降示后的第三世纪为界，认定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有害的标新立异”并明令禁止。

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真主独一无二的属性，也即他们所说的“认主独一”。用任何其他低于真主的生命体同真主匹配，都被谴责为多神崇拜（阿拉伯语为“ shirk ”）。这是因为，一旦有人相信真主有伙伴或代理，那他信仰的就不止一个神。同许多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中形成了许多与瓦哈比主义所奉行的绝对的认主独一论相悖的制度。

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圣人崇拜很普遍，从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到身份更低的本地村庄的圣人，都有自己的圣墓或圣树。（这些圣地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得到保存和维护。）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向圣人祈祷以代替他们向真主说情，因为这损害了真主的独一性。他们认为，向杰出的穆斯林表达敬意，应该以他们为楷模行事而不应敬拜他们的坟墓。因此，圣墓和纪念圣人诞辰的年度朝圣活动成为瓦哈比派早期的攻击目标。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曾亲手砍倒圣树，推倒圣墓。摧毁圣墓这种对伊斯兰教中最受尊崇的人物的大不敬行为，让主流的逊尼派穆斯林社会震惊万分。

除了憎恶圣人崇拜外，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特别不能容忍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和信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有很多种形式，从行乞苦修到著名的德尔维希旋转舞。从把斋到吟诵、从舞蹈到自焚，苏非派使用多种技巧来达到同造物主神秘结合的狂喜。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各苏非教团定期举行礼拜仪式。一些教团建造精美的道堂，吸引社会精英，另一些教团则呼吁彻底禁欲，抛弃世俗的一切。某些行业和职业与特定的苏非教团相关联。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宗教制度会与奥斯曼社会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瓦哈比派认为，所有参与苏非主义活动的人都是多神崇拜者，因为他们渴望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联合。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瓦哈比派将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很大一块视为多神崇拜，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与帝国冲突的道路。尽管正统伊斯兰教规定容忍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其他一神信仰，但却绝对不能容忍多神崇拜或多神信仰。事实上，所有优秀的穆斯林都有责任让多神崇拜者认识到他们信仰的错误，并将他们带上伊斯兰教的正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就有责任参加“圣战”打击和消灭多神崇拜。瓦哈比主义将苏非主义和圣人崇拜等主流宗教行为定性为多神崇拜，这直接挑战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合法性。

只要瓦哈比运动局限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奥斯曼人就不会重视它带来的挑战。从1744年到1765年穆罕默德·本·沙特去世期间，瓦哈比运动的扩张仅限于纳季德中部的绿洲城镇。直到18世纪80年代末，瓦哈比主义才扩散到伊拉克南部和希贾兹的奥斯曼帝国边境。

在18世纪90年代，奥斯曼人注意到阿拉伯行省面临的新威胁，并敦促巴格达总督采取行动。巴格达的帕夏尽可能地推迟派他的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敌对地区。1798年，他终于召集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与瓦哈比派作战。奥斯曼军队在瓦哈比地区表现不佳，他们很快被包围，被迫与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Saʻud ibn ʻAbd al- ʻAziz）进行停火谈判。瓦哈比派同意停火，但不承诺今后会一直认可奥斯曼伊拉克的城镇和村庄。巴格达的帕夏对此感到忧虑重重。

1802年，瓦哈比派第一次将他们的“圣战”推进到奥斯曼领土，他们袭击了伊拉克南部圣地卡尔巴拉。卡尔巴拉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ʻAli）就是在这里被伍麦叶哈里发的军队杀害的。殉难的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伊斯兰教12位永无过失的领袖（即伊玛目）中的第三位，而建在他陵墓遗址上的清真寺装有镀金圆顶，十分奢华。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这位伊玛目的陵墓献礼敬拜，而这恰恰是瓦哈比派最厌恶的圣人崇拜。

瓦哈比派对卡尔巴拉的袭击非常残酷，令人胆寒。编年史家伊本·比什尔（Ibn Bishr）给出了同时代人对这场大屠杀的描述：

穆斯林［即瓦哈比派］包围并突袭了卡尔巴拉。他们杀害了市场和房子里的大部分人。他们摧毁了侯赛因陵墓上的圆顶。他们把在陵墓内部和周边看到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饰有绿宝石、蓝宝石和珍珠的墓罩。他们洗劫了城里所有的东西——财物、武器、衣服、布料、黄金、白银和珍贵的书籍。他们的战利品不计其数。他们在那里只待了一个上午，午后就带着所有的战利品离开了。在卡尔巴拉有近2000人被杀。 ²⁴

屠杀、亵渎侯赛因的陵墓和清真寺以及劫掠城镇，塑造了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公众口中的暴力名声。残暴袭击圣地并杀害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儿童在奥斯曼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憎恶。伊拉克南部、叙利亚东部及希贾兹地区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向奥斯曼政府求助，以抵御这一严重威胁。

面对瓦哈比派的挑战，奥斯曼人困难重重。这场改革运动的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位于奥斯曼帝国最偏远的阿拉伯行省之外。奥斯曼军队须从安纳托利亚行军数月，才能到达纳季德的边境。正如巴格达总督所发现的那样，在瓦哈比派自己的地盘上同他们作战非常困难。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仅仅保证庞大军队的食物和水供给，对奥斯曼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奥斯曼政府发现自己无力遏制瓦哈比派的威胁。

接下来，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给奥斯曼帝国合法性的核心以重重一击。1803年3月，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布杜·阿齐兹向希贾兹进发，于4月进入麦加城。他的军队没有遇到抵抗，也保证不使用暴力。他们先向麦加的居民解释了他们的信仰，然后实施了他们的新法：禁止穿丝绸衣服和吸烟，摧毁圣墓，拆毁建筑上的圆顶。在占领两大圣城几个月后，瓦哈比派退回纳季德。直到1806年，瓦哈比派才决定将希贾兹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剥离出来，并入他们迅速扩张的国家。

一旦瓦哈比派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就不再被允许进入伊斯兰教的圣城来完成朝觐功课。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奥斯曼帝国官方朝觐团中都有一顶由骆驼负载的驮轿（ mahmal ），装饰华美，里面安放着覆盖克尔白(Kaʻba)天房的幔帐。天房位于麦加清真寺的中央，内有神圣的宝石。驮轿中还有《古兰经》抄本和大量珠宝。敲鼓吹号的乐手们围绕着驮轿。使用音乐、装饰克尔白天房以及以奢华敬神都触犯了瓦哈比派的禁令，他们拒绝驮轿进入麦加，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穆斯林对麦加最神圣圣地的礼敬。

一名曾在1806年陪同埃及朝觐团的军官，把他同瓦哈比派接触的经历告诉了编年史家哲拜尔提：

瓦哈比人指着驮轿问他：“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需要你们如此崇敬？”

他回答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遵循的习俗。这是一个象征，也是朝觐者聚集的标志。”

瓦哈比人说：“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也别带这些东西来了。如果你再带来，我就把它砸碎。” ²⁵

1807年，一支不带驮轿和乐师的叙利亚朝觐团试图进入麦加，但仍遭到拒绝。不管有没有驮轿，瓦哈比派都认为奥斯曼穆斯林不比多神教徒好多少，因此拒绝他们进入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素丹帝王头衔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他是信仰的捍卫者和希贾兹圣城的守护者。瓦哈比派吞并希贾兹并禁止奥斯曼朝觐团进入，蔑视了奥斯曼政府守护其领土的世俗权力和素丹作为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守护者的宗教合法性。威胁已严重到无以复加。若奥斯曼人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并重申其权威，他们将无法生存。

尽管奥斯曼人很快就将瓦哈比派贬斥为沙漠中野蛮的贝都因人，但他们知道挫败这场运动将非常困难。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现代战争表明，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征战会面临巨大的后勤问题。部队不得不用舰船运送，并在酷热的陆地上长途跋涉，补给线长而脆弱。他们被迫在瓦哈比派的地盘上作战。瓦哈比派是狂热的，深信他们是在践行真主的意志。因此，总会有奥斯曼士兵被瓦哈比派强有力的宣教感染而投入敌方阵营的风险。

从伊斯坦布尔向希贾兹派远征军不太可能。对于这样的远征，奥斯曼人缺乏财力和军事资源。他们转而一再要求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出兵。巴格达总督正在他的南部地区继续抵御瓦哈比派的袭击，尚未能成功击退袭击者。大马士革的总督库尔德人坎吉·优素福帕夏（Kanj Yusuf Pasha）向伊斯坦布尔承诺重新打通朝觐路线，但他没有资源去兑现这一承诺。正如叙利亚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Mikhayil Mishaqa）所言，坎吉·优素福帕夏“既无法派出足够的士兵，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弹药，以将瓦哈比派赶出希贾兹，因为［从大马士革出发］，这将是一场40天行程的远征，将穿过炙热的沙地，沿途也没有食物和水补给他们及其坐骑”。 ²⁶

只有一个人能够调动必要的军力，并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击败瓦哈比派，为奥斯曼帝国收复希贾兹。1805年以来，埃及一直由一位能力非凡的总督统治。然而，天赋和雄心可以让他应对瓦哈比派的挑战，但很快又会让他转而对抗奥斯曼政府。确实，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ʻAli Pasha）将行省领导人挑战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行省统治的危险趋势带向顶峰。事实证明，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威胁奥斯曼王朝本身。 hPl3XZ3hx+S2IZ90MQL0Sqf5cJUx8s5W92D2+afkTSSzujnSb7cpMPaqcECaQg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