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骄阳炙烤着艾什赖弗·冈素·奥乌里（al-Ashraf Qansuh al-Ghawri）。这位马木鲁克（Mamluk）王朝的第49任素丹，正在检阅即将出征的军队。自1250年建立王朝以来，马木鲁克人一直统治着这个当时最古老、最强盛的伊斯兰国家。这个以开罗为首都的帝国，覆盖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年逾古稀的冈素，已执政15年。此时，他正在帝国的最北端，叙利亚阿勒颇城外的达比格草原（Marj Dabiq），应对马木鲁克史上最大的威胁。而他即将失利，这次失利将触发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世界铺平道路。检阅的这一天，是1516年8月24日。

冈素头戴轻型缠头，以抵御叙利亚沙漠上的烈日。他身披象征王室威严的蓝色斗篷，肩负战斧，驾着阿拉比亚战马，检阅军队。但凡有战事，马木鲁克素丹往往亲自领兵出征，并带着大部分政府官员随军征战。这就好比美国总统带领半数内阁成员、众参两院领导人、最高法院法官、主教与拉比们，同军官与士兵一起戎装出战。

马木鲁克军队的将领们，同4位大法官一起，站在素丹的红色旌旗下。他们的右侧，是帝国的精神领袖，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Ⅲ）。他站在自己的旌旗下，同样戴着轻型缠头，身披斗篷，肩负战斧。40名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头绑黄色丝绸包裹的《古兰经》抄本，围绕着冈素。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绿色、红色和黑色旌旗下，各神秘主义苏非教派的领袖。

两万名马木鲁克士兵在平原上集结，这一壮观的场景，定会让当时身处其中的冈素和他的随从们赞赏有加，信心满满。“马木鲁克”，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被拥有的”或“奴隶”，指一个精英奴隶士兵阶层。来自欧亚草原和高加索基督教地区的年幼男子，被带至开罗。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远离家人与故乡，并全身心地忠于他们的主人——包括拥有他们的人和教育他们的人。在接受最高水准的军事训练，并被灌输对宗教与国家的无限忠诚之后，成年的马木鲁克会被赋予自由，并跻身统治精英阶层。他们是近身肉搏战中的终极斗士，曾经战胜过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1249年，马木鲁克人击败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1260年，他们将蒙古军队逐出阿拉伯人的领土。1291年，他们驱走了伊斯兰世界最后的十字军。

集结的马木鲁克军队呈现出壮观的景象。士兵们身披色彩鲜亮的丝质战袍，他们的头盔和铠甲采用当时最高水准的工艺，他们的武器由高强度的钢铁制成，并镶嵌黄金。外在的华美，是骑士精神的要素之一，也是渴求胜利的勇士们彰显自信的标志。

战场的另一端，奥斯曼素丹手下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对马木鲁克人虎视眈眈。奥斯曼帝国源自13世纪同基督教拜占庭帝国进行“圣战”的一个突厥穆斯林小王国，地处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领土）。14—15世纪，奥斯曼人兼并了其他突厥王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领土。1453年，奥斯曼帝国第七任素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这是之前所有穆斯林政权都未曾做到过的。在此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以“征服者”闻名于世。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穆罕默德二世的继任者们雄心不减，继续为他们的帝国开疆拓土。1516年的这一天，冈素将要同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作战，他是奥斯曼帝国第九任素丹，外号“冷酷者”。

冈素在他的北部边境展示军事实力，但与之矛盾的是，他原本打算借此来避免战争。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帝国相互敌对。萨法维人统治的地区在现今的伊朗，他们同奥斯曼人一样说突厥语，可能是库尔德民族的一支。他们那位魅力超凡的领袖，伊斯玛仪沙 （Shah Ismail，1501—1524年在位），下令立什叶派伊斯兰教为萨法维帝国的官方宗教，这将他置于同奉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中。 ¹ 1514—1515年间，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因争夺东安纳托利亚爆发战争，前者取得了胜利。萨法维人急切寻求同马木鲁克人联盟以抵抗来自奥斯曼人的威胁。冈素并不特别支持萨法维人，但他想要维持地区的势力均衡，希望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强大马木鲁克军队可以将奥斯曼人的扩张之心限制在安纳托利亚，将波斯留给萨法维人，将阿拉伯世界留给马木鲁克人。马木鲁克的军事部署对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构成了战略威胁。同冈素的预期相悖的是，为规避两线作战的风险，奥斯曼素丹暂时停止同萨法维人的敌对，专心对付马木鲁克人。

马木鲁克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奥斯曼军队的规模要大得多，训练有素的骑兵和步兵总人数多达马木鲁克军队的3倍。根据当时历史纪年学家的估计，塞利姆的军队总人数为6万人。同对手相比，奥斯曼人还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马木鲁克人的老式军队倚重士兵的个人作战能力，而奥斯曼人则派出一支装备火枪的现代火药步兵团。马木鲁克人固守中世纪的军事理念，而奥斯曼人则代表着16世纪战争的现代面貌。同通过赤手肉搏赢得个人荣誉相比，作风顽强、经验丰富的奥斯曼士兵对取胜后获得的战利品更感兴趣。

两军在达比格草原交战，奥斯曼的火枪重创马木鲁克的骑士军团。在奥斯曼军队的攻击下，马木鲁克军队的右翼溃败，左翼叛逃。左翼的指挥官是阿勒颇城的长官，他是一名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贝伊（Khair Bey）。事后发现，早在交战前，海伊尔就已经和奥斯曼人结盟，转而效忠“冷酷者”塞利姆。海伊尔的背叛给奥斯曼人在战斗开始不久就送去了胜利。

马木鲁克素丹冈素·奥乌里惊恐地看着他的军队在他周围溃散。战场上尘土飞扬、浓烟滚滚，两军都几乎无法看见对方。冈素不再相信他的士兵们能获胜，他转向他的宗教顾问们，催促他们祈求胜利。一名马木鲁克军官意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他取下并叠好素丹的旌旗，对冈素说：“素丹啊我们的主人，奥斯曼人已经击败了我们，您去阿勒颇自救避难吧！”当领会到军官所说属实时，素丹突然中风，半身动弹不得。他试图跨上他的马，却摔了下来，当场死亡。四散奔逃的随从们抛弃了素丹，他的尸体再也未曾找到过，仿佛大地裂开，吞噬了这位坠落的马木鲁克的身体。

待到硝烟散去，这场屠杀的恐怖景象全部显现出来。马木鲁克编年史家伊本·伊耶斯（Ibn Iyas）这样写道：“这是一段暴怒的时间，使婴儿白头，将铁融化。”战场上尸横遍野，濒死的人与马在呻吟，获胜的奥斯曼人急切地劫掠倒下的敌手，迅速终结了呻吟。他们留下“无首的尸身和布满尘土、面貌狰狞的头颅”，任凭乌鸦和野狗吞食。 ² 对马木鲁克人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败，这次打击让他们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达比格草原之战的胜利让奥斯曼人成为叙利亚的主人。“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未遭到任何抵抗。他又继续兵不血刃，占领大马士革。9月14日，战斗结束后约三周，战败的消息传到开罗。幸存的马木鲁克将领们集聚开罗，选出了新一任素丹。他们选择冈素的副手艾什赖弗·图曼贝伊（al-Ashraf Tumanbay）继任。图曼贝伊是最后一位马木鲁克素丹，他的统治只维持了三个半月。

“冷酷者”塞利姆从大马士革写信给图曼贝伊，给了他两个选择：投降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可继续统治埃及；抵抗则面临彻底的毁灭。读信时，图曼贝伊因害怕而哭泣，因为他不能选择投降。恐惧开始笼罩马木鲁克素丹的士兵与臣民。为了维持纪律与秩序，图曼贝伊发布公告，禁止出售葡萄酒、啤酒和大麻，违者以死刑论处。但编年史家称，焦虑不安的开罗居民对素丹的命令置若罔闻，面对迫近的入侵威胁，他们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找慰藉。 ³ 当奥斯曼人攻陷沿海城市加沙、屠戮千人的消息传来，恐怖的气息笼罩整个开罗城。1517年1月，奥斯曼军队进入埃及，向马木鲁克帝国的首都进发。

1月22日，塞利姆抵达开罗北郊。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图曼贝伊的士兵们毫无斗志，许多部队没有报到履职。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开罗的大街小巷，威胁说要把每个逃兵绞死在他自家门前。通过这种方式，图曼贝伊集结了他所能集结的所有士兵，骑兵、步兵和贝都因人非正规军，总计大约2万人。吸取达比格草原之战的教训，图曼贝伊解除了骑士制度对火器的禁令，给大批士兵配备了火枪。他还准备了100辆装备轻型火炮的战车来对抗入侵者。开罗的男男女女来到战场上为军队呐喊，为胜利祷告。这支没有军饷、缺乏自信、基本靠不住的马木鲁克军队，在战斗日来临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为胜利而战。

1517年1月23日，战斗打响。“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伊本·伊耶斯写道，“只要一提起它，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并失去理智。”战鼓擂响，马木鲁克骑兵跨上战马，驰向战场。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像蝗虫一样涌来”。伊本·伊耶斯称，接下来的战斗要比先前的达比格草原失利更糟糕，土耳其人“像乌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他们的枪声震耳欲聋，他们的进攻击搏挽裂”。不到1小时，马木鲁克的防御者们伤亡惨重，全线撤退。图曼贝伊并没能比他的大多数将领坚持战斗更久，他退了下来，发誓择日再战。 ⁴

胜利的奥斯曼军队袭击了开罗，对这座城市进行了3天的洗劫。无助的平民听任入侵的军队摆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洗劫。面对奥斯曼士兵的暴虐，开罗民众唯一的庇护是奥斯曼素丹本人，他们竭尽全力讨好新主人。清真寺中，传统上以马木鲁克素丹之名进行的周五聚礼，变为向塞利姆素丹致敬，这是承认王权的传统方式之一。布道者们缓慢而庄重地念道：“真主保佑素丹，两陆与两海之王的儿子、统率两军的征服者、两伊拉克的素丹、两圣城的仆人、胜利的国王塞利姆沙。两世的主啊，请赐予他永远的胜利。”“冷酷者”塞利姆接受了开罗的臣服，他指示他的大臣们宣布大赦并恢复安全秩序。

在击败马木鲁克军队近两周后，塞利姆素丹进入开罗城。这是大多数开罗居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瞻仰他们的新主人。伊本·伊耶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奥斯曼征服者：

当素丹穿过城市时，所有的民众都为他欢呼。据说他肤色白皙，下巴刮得干干净净。他大鼻大眼，身材短小，戴着小缠头。他举止轻浮而不安分，在骑行时不时左顾右盼。据称他当时约40岁。他没有以往素丹们的威严。他秉性邪恶，嗜血，暴躁，不能忍受别人的顶撞。 ⁵

马木鲁克素丹逃亡期间，塞利姆在开罗坐卧难安。奥斯曼人知道，只要图曼贝伊活着，他的支持者就会谋划他的复辟。只有他公开死亡，才能使这些希望彻底破灭。1517年4月，“冷酷者”塞利姆获得了这个机会，贝都因部落成员背叛了逃亡的图曼贝伊，将他交给了奥斯曼人。塞利姆强迫图曼贝伊在开罗城中游街示众，以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这就是那位被罢黜的马木鲁克素丹。游街结束于开罗的一个主要城门祖韦拉门（Bab Zuwayla）。在那里，刽子手们将图曼贝伊拉出来，在惊恐万分的人群面前绞死了他。行刑时，绞绳断了，据说断了两次，这似乎表明神明非常不情愿允可弑君。“当他的灵魂终于屈服，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大叫，”编年史家如此记载，从而记录下公众在见证这一前所未有的场面时的震惊与恐惧。“过去我们从未目睹过在祖韦拉门下绞杀埃及素丹的场面，从来没有！” ⁶

对塞利姆素丹来说，图曼贝伊的死值得庆祝。随着马木鲁克王朝的覆灭，塞利姆完成了对马木鲁克帝国的征服，并将他们所有的财富、土地和荣耀都转到了他自己的王朝。在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省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他现在可以荣归伊斯坦布尔了。希贾兹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意义非凡。穆斯林相信，正是在这里，在麦加城，真主第一次向先知穆罕默德降示《古兰经》，而正是在临近的麦地那，先知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现在，塞利姆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仆人与保护者添加到素丹的君王头衔上，赋予素丹以宗教合法性。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塞利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素丹。

在离开开罗之前，塞利姆要求看一部著名的埃及皮影戏，这是一种在照亮的幕布上投出剪影来表演的偶人戏。他只身独坐欣赏着剧中的场景。皮影大师制作了一个祖韦拉门的模型和一个图曼贝伊素丹被绞死那一刻的形象。当演到绳子断了两次时，这位奥斯曼素丹“觉得这场面很有趣。他给了这位艺术家200第纳尔和一件丝绒的荣誉斗篷。‘当我们出发去伊斯坦布尔时，跟我们一起走吧，让我的儿子也看看这个场景。’塞利姆对他说”。 他的儿子苏莱曼将在3年后继承奥斯曼王位和塞利姆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征服的一切。

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奥斯曼人的征服还意味着，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被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统治。公元661—750年间，伍麦叶王朝，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王朝，在大马士革统治着他们快速扩张的帝国。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巴格达统治着当时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建于969年的开罗，在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兴起之前，曾是至少四个王朝的首都。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商议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尽管很多人因“冷酷者”塞利姆的血腥征服而担惊受怕，但事实证明，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过渡要比他们所预想的顺利。13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一直被讲突厥语的外族人统治，奥斯曼人同马木鲁克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帝国的精英都是基督教奴隶出身。两个帝国都是官僚国家，都遵守宗教法，并都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伊斯兰领土免受外部威胁。此外，现在谈论反对“外国”统治的独特的阿拉伯身份认同为时尚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身份认同同个体的部落或城镇出身相关。若阿拉伯人有更为宽泛的身份认同，则更有可能基于宗教而不是种族。大多数阿拉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他们来说，奥斯曼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统治者。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行政中心从阿拉伯世界迁至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似乎并不成问题。

看起来，阿拉伯人是从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转变的。他们更关心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税收，而非思考被土耳其人统治意味着什么。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ʻAbd al-Rahman al-Jabarti）在19世纪初就对奥斯曼早期的统治表达了尊重：

奥斯曼人在其统治开始阶段是正统哈里发以来伊斯兰社团最好的统治者之一。 他们是最强大的宗教捍卫者和非信徒的反对者，因此，他们通过攻城拔寨扩大领土，这是真主赐予他们及其副手的。他们控制了地球上最宜居的地区。四面八方的王国向他们俯首称臣。他们不忽视国家，而是保卫其领土和边疆。他们坚持举行伊斯兰仪式……尊崇宗教领袖，支持维护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并通过遵守伊斯兰法律和惯例来维护司法的规则与原则。他们的统治是稳固的，他们的控制是持久的，国王们敬畏他们，自由民和奴隶们都服从他们。 ⁹

叙利亚的村民和市民并不为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而哀悼。伊本·伊耶斯讲道，饱受过度征税和专横统治之苦的阿勒颇居民，阻止从达比格草原败退的马木鲁克人进入阿勒颇城，并且“用比奥斯曼人更糟的方式对待他们”。当“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城时，“城里点灯庆祝，集市上烛光闪耀，为他祈祷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摆脱了之前马木鲁克的统治。 ¹⁰ 根据大马士革编年史家穆罕默德·本·突伦（Muhammad ibn Tulun，1475—1546）的记载，大马士革人也对政治统治者的更迭无动于衷。他对马木鲁克统治末期的描述总是提及税收的无度、官员的贪婪、中央政府的无能、马木鲁克埃米尔肆无忌惮的野心、乡村地区安全的缺乏以及治理不善造成的经济困境。 ¹¹ 相比之下，伊本·突伦赞赏奥斯曼人的统治，后者给大马士革省带来了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税负。

相较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可能更为显著地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腹地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首都伊斯坦布尔横跨帝国的欧洲和亚洲行省。阿拉伯世界远离奥斯曼帝国的中心，阿拉伯民族为帝国不同族裔的人口增添了新鲜血液。阿拉伯人本身是一个多元的民族，他们共同的阿拉伯语分化成多种方言。从阿拉伯半岛穿越肥沃的新月地带到北非，方言之间越来越不能相通。尽管当时（一如现在）大多数阿拉伯人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也有相当规模的少数群体，包括伊斯兰教的分支派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也十分多样，不同的阿拉伯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烹饪、建筑和音乐传统。历史也分裂了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地区曾被不同的王朝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理疆域、文化和人口结构。

如何为他们新获得的阿拉伯领土设计切实可行的行政架构，是奥斯曼人面对的一个实际挑战。阿拉伯人并入奥斯曼帝国时，帝国正迅速向波斯、黑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帝国政府为新领土培训和任命合格行政官员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帝国疆域的迅速扩张。只有那些最接近奥斯曼帝国腹地的地区，比如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才处于标准的奥斯曼统治之下。离安纳托利亚越远，奥斯曼人就越努力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这些地区实现最顺利的政治过渡。奥斯曼人是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相较于将他们自己的方式强加于阿拉伯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些新的领土上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定期收取合理的税收。因此，在征服之后的初期阶段，奥斯曼人采用多样的方式统治诸阿拉伯行省，并实行广泛的自治。

在叙利亚和埃及，奥斯曼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在马木鲁克行政人员中组建一个忠诚的政府。只有马木鲁克人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替奥斯曼人统治叙利亚与埃及。然而，奥斯曼人不能指望马木鲁克人的忠诚。奥斯曼统治的第一个10年，爆发了一系列暴力叛乱，马木鲁克的一些要人试图脱离奥斯曼帝国，恢复马木鲁克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后的头几年里，奥斯曼人基本上保全了前朝的机构，让马木鲁克埃米尔（或称“长官”）掌管。他们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前马木鲁克的领土划分为三个行省。阿勒颇是第一个完全由奥斯曼人统治的行省，一名奥斯曼人被任命为阿勒颇的总督。该省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民众并不知道，奥斯曼人的征服将开启阿勒颇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那个时代，阿勒颇将成为亚洲和地中海之间一个重要的陆上贸易中心。虽然距离海岸约50英里，但阿勒颇吸引了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黎凡特公司开设办事处，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 ¹² 当威廉·莎士比亚让《麦克白》中第一个出场的女巫谈论一名水手的妻子时，她说“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颇去了”，环球剧场的观众都知道她在说什么。

塞利姆素丹选择马木鲁克人担任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他任命的两位总督差别很大。他指定詹比尔迪·加萨里（Janbirdi al-Ghazali）任大马士革的总督。在马木鲁克时期，詹比尔迪是叙利亚的一名总督，曾在达比格之战中英勇抗击奥斯曼人。他率领马木鲁克军队袭击了塞利姆在加沙的部队，并负伤。之后带着余部撤回开罗，协助图曼贝伊守卫开罗。

很明显，塞利姆赞赏詹比尔迪对他的马木鲁克君主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忠诚，并希望他能将这份忠诚献给他的奥斯曼新主人。1518年2月，塞利姆授予詹比尔迪马木鲁克时期大马士革总督所拥有的一切职权，作为交换，詹比尔迪每年纳贡23万第纳尔。 ¹³ 将如此多的权力移交给一人却不加制衡，显然是有风险的。

在开罗，塞利姆选择马木鲁克时期的阿勒颇总督海伊尔贝伊任总督。在达比格草原之战前，海伊尔贝伊曾与塞利姆通信，向这位奥斯曼素丹效忠。在达比格草原之战中，他弃阵而去，将阵地留给了奥斯曼人。后来，他被图曼贝伊逮捕，关入开罗的监狱。塞利姆攻占开罗后，释放了海伊尔贝伊，并表彰了这位阿勒颇前总督的贡献。然而，塞利姆从未忘记海伊尔贝伊背叛了他的前马木鲁克君主。根据伊本·伊耶斯的记载，塞利姆曾用他的名字玩文字游戏，称他为“海因贝伊”（Khain Bey），即“叛徒阁下”。 ¹⁴

塞利姆素丹在世时，这些行政安排并没有受到质疑。1520年10月，消息传来，塞利姆驾崩，年轻的苏莱曼王子登上奥斯曼王位。继任奥斯曼王位后，新素丹苏莱曼面临着阿拉伯行省的一连串叛乱。一些马木鲁克人认为，他们效忠的是作为征服者的塞利姆素丹，而非他的王朝。

第一次马木鲁克起义爆发在大马士革。詹比尔迪·加萨里试图恢复马木鲁克帝国，并宣布自己为素丹，王号“最尊贵的王”（al-Malik al-Ashraf）。他穿戴马木鲁克的服饰和轻型缠头，禁止大马士革人穿戴奥斯曼服饰。他禁止清真寺的布道者以苏莱曼素丹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他开始将奥斯曼士兵和官员驱逐出叙利亚，的黎波里、霍姆斯和哈马都支持他。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准备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阿勒颇。 ¹⁵

阿勒颇人民仍然忠于奥斯曼素丹国。他们哀悼塞利姆的死，并以苏莱曼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当总督得知叛军迫近，他开始加强阿勒颇的防御。12月，詹比尔迪的部队包围了这座城市。叛军炮击阿勒颇城门，将燃烧的弩箭射过城墙，但守军修复了破损的城墙，挡住了詹比尔迪的部队。在围城15天后，大马士革人撤退了。在围困过程中，大约200名阿勒颇居民以及一些士兵被打死。 ¹⁶

眼见反叛受挫，詹比尔迪回到大马士革巩固自己的地位并集结部队。1521年2月，他前往大马士革郊区与一支奥斯曼军队作战。詹比尔迪的军队很快被击溃，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恐慌席卷了大马士革。詹比尔迪企图脱离奥斯曼帝国并重建马木鲁克统治，但却徒劳无果。由于支持詹比尔迪，大马士革人失去了和平服从奥斯曼统治所能带来的好处。

刚刚击败詹比尔迪的军队现在开始洗劫大马士革城。根据伊本·突伦的记载，有3000多人被杀，城镇街区和邻近村庄被劫掠，妇女和儿童被俘虏。詹比尔迪的头颅和1000名阵亡士兵的耳朵被当作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 ¹⁷ 马木鲁克人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就此终结。此后，大马士革将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总督直接统治。

在埃及，奥斯曼人的统治反复受到挑战。虽然塞利姆质疑开罗马木鲁克总督的诚信，称他为“叛徒阁下”，但海伊尔贝伊在1522年去世前一直维持着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秩序。奥斯曼当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来取代他。1523年5月，两名来自埃及中部的地方官员利用这段空位期发动了一场叛乱，并得到一些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首领的支持。埃及的奥斯曼驻军迅速镇压了叛乱，许多马木鲁克叛乱分子随后被监禁或处死。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新任命的奥斯曼总督本人。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渴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维齐尔，即奥斯曼政府的首相。仅获埃及总督的任命让他颇为失望，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试图自立为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于1523年9月抵达开罗，此后不久，就开始解除开罗奥斯曼驻军的武装，并将大批步兵遣回伊斯坦布尔。他释放了因参加去年起义而被监禁的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人。随后，艾哈迈德帕夏宣布自己为素丹，并命令他的支持者杀死城堡中残余的奥斯曼部从。和詹比尔迪一样，他要求周五聚礼的布道者以他的名义念诵祷文，并下令铸造刻有他名字的钱币。然而，他的反叛是短暂的。他的对手攻打他，迫使他撤退到乡下。1524年3月，他在那里被捕并斩首。伊斯坦布尔向开罗派遣了一位新的总督，明确指示他终结马木鲁克的势力，将埃及更为全面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此后，苏莱曼素丹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赢得阿拉伯臣民的忠诚。直到他统治结束，再没有威胁奥斯曼人统治的叛乱发生。

在塞利姆完成征服后的10年内，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已稳定地处于奥斯曼统治之下。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整个帝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的家园。统治集团的顶层是素丹，他享有绝对君权，他的话就是令状。他住在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在高墙后面俯瞰皇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从宫殿的城墙向山下走，在一组宏伟的大门后面，是大维齐尔和他的大臣们的办公地。这个内阁中枢以其最独特的特点——大门而闻名。在土耳其语中，该中枢被称作“ Bab-i Ali ”，即“高门”。这个词在法语中被译作“ La Sublime Port ”（高大的门），又被英译成“Sublime Porte”（高大的门），或简称“the Porte”（门）。奥斯曼宫廷和内阁这两大机构为各阿拉伯行省乃至整个帝国制定了新的统治规则。

奥斯曼人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治理实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统治是一种封建主义形式，中央政府将土地授予军事指挥官们。获得该职位的人负责监督司法的运转，并从他的土地上征税。他用他的土地收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兵，并向中央财政缴纳一笔固定数额的税款。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不同，奥斯曼制度不是世袭的，因此没有产生一个与素丹的权力相抗衡的贵族阶层。这一制度非常适合迅速扩张的帝国，因为开疆拓土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培养训练有素的官员来管理领土的能力。官员们负责簿记，盘点帝国的财富。他们编制了详细的税务登记，罗列了各行省中每一个村庄应纳税的人、家庭、田地和收入的数量。这些登记理应每30年更新一次，但在16世纪期间，国家开始忽视簿记。到17世纪，这种做法就完全消失了。 ¹⁸

叙利亚新设立的奥斯曼行省——阿勒颇、大马士革，以及后来的沿海省份的黎波里（位于今黎巴嫩），被划分为较小的行政单位，由军事指挥官负责管理。行省总督被授予最大的封地，作为回报，总督需要为素丹的征战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并向素丹的国库缴纳固定额度的税收。行省的军事指挥官被授予了第二大的封地，较低级别的指挥官所获封地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军衔以及他们预计为素丹的军事行动提供军队的数量。 ¹⁹ 这一经过调整的封建制度并未在埃及实行，对埃及的统治继续在奥斯曼总督和马木鲁克军事指挥官之间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

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员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们往往来自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同马木鲁克人一样，奥斯曼人也运行着自己的奴隶征募制度，来源地主要是他们治下的各巴尔干行省。每年一度的征募将年轻的基督教男孩从他们的村庄中带走，这在土耳其语中叫作“ devshirme ”，意为“男孩征募”。男孩们被送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为帝国服务。身体健壮的男孩被送去接受军事训练，以加入精锐的禁卫军步兵团。头脑聪慧的男孩则被送去宫廷接受训练，以在宫廷或官僚机构中从事文职工作。

以现代标准衡量，男童征募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孩童成为奴隶，在远离家人的环境中成长，并被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然而，在当时，这是在一个流动性相当有限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唯一手段。通过男孩征募，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将军或大维齐尔。事实上，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的精英队伍基本上只在征募的男孩中选录。大多数阿拉伯人是自由出生的穆斯林，他们被排除在这种征募之外，这意味着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权力精英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 ²⁰

苏莱曼二世素丹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在法律上界定了奥斯曼行省的行政架构。在西方，他以“大帝”（the Magnificent）闻名，而在本国，则以土耳其语外号“立法者”著称。在苏莱曼死后两个多世纪，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他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功劳大加赞赏：“立法者苏莱曼素丹确立了政府管理原则，完成了帝国的构建，并划分了各行省。他在黑暗中闪耀，燃起宗教的光辉，扑灭异教徒的火焰。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即埃及）一直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也一直服从奥斯曼人的统治。” ²¹ 行政法则以一份名为“法典”的宪法文件的形式被送往各行省。各行省的法典明确了总督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白纸黑字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它代表了政府问责制度的最高水平。

第一部行省法典起草于1525年艾哈迈德帕夏叛乱之后。苏莱曼二世素丹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担负着恢复奥斯曼素丹对埃及统治的使命，引入法典是这一使命的核心部分。这部法典非常综合，规定了直到村庄级别的行政框架。它明确了公职人员在保障治安、维护灌溉系统和征税方面的责任。关于土地调查、慈善捐赠、谷仓维护和海港管理，法典也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部法典甚至规定总督应该多久与他的行省资政委员见一次面（每周4次，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帝国资政会议一样）。 ²²

为了执行法律，奥斯曼行政长官需要守纪、可靠的部队。各省总督指挥的部队由奥斯曼正规军和本地征募的非正规军组成。部队中的精英是禁卫军，他们的指挥官是伊斯坦布尔直接任命的。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城市，会有一支由500—1000名禁卫军组成的步兵来维持当地秩序。还有一些骑兵部队，由该省的财政收入来供养。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阿勒颇、的黎波里和大马士革三省共有8000多名骑兵。 ²³ 这些正规军得到了本地征募的步兵和北非雇佣军的协助。

司法是除总督和军队之外，奥斯曼统治体系的第三个要素。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向各行省省会派遣一名大法官统领伊斯兰法庭。虽然基督徒和犹太人有权在他们自己社区的宗教法庭上解决内部纠纷，但许多人选择在穆斯林法庭申诉或记录交易。所有伊斯坦布尔颁布的皇家法令都会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并登记在册。除刑事案件外，法院还为争议各方提供仲裁，担任记录商业合同和土地交换的公证人，并登记人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和离婚、寡妇和孤儿的安置以及死者个人财产的分配等。所有案件和交易都被正式登记在法院的档案中，许多记录留存至今，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城镇日常生活的宝贵资料。

苏莱曼二世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在长达46年（1520—1566）的统治期间，他完成了他父亲开启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1533—1538年，他从波斯萨法维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和巴士拉。那里的逊尼派民众遭受了什叶派萨法维人的多年迫害，他们视奥斯曼军队为解放者。对伊拉克的征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都有重要意义。苏莱曼二世巩固了他的帝国，将古老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纳入麾下，并阻止了什叶派教义向逊尼派地区的扩张。

16世纪30—40年代，苏莱曼二世的部队从埃及向南推进，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1525—1574年，在西地中海地区，苏莱曼将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沿海地区以朝贡附属国的形式纳入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到16世纪末，除了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和摩洛哥素丹国，阿拉伯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在帝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

每一块阿拉伯土地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历史和行政背景，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在每一个阿拉伯行省的统治故事都是独特的，深受这些行省并入帝国时所处状况的影响。

奥斯曼征服北非更多通过海盗行为而非传统战争实现。当然，一方眼中的海盗对另一方来说是海军上将。16世纪，在英国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盗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王国的骑士和她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人们几乎不会将他和众所周知的海上强盗形象挂上钩。海伊尔丁（Khayr al-Din）也是如此。他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因红胡子而被同时代的欧洲人称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对西班牙人来说，他是一个无情的海盗、地中海航运的祸害，他把数千名战斗中被俘的基督教水手卖为奴隶。对北非沿海地区居民来说，他是一名神圣的战士，对西班牙占领者发动“圣战”，他所获得的战利品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奥斯曼人来说，他是他们中土生土长的一员，大约在1466年出生于土耳其海岸附近的爱琴海的米蒂利尼岛。

16世纪初，西地中海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军队之间激烈冲突的战场。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结束了穆斯林对西班牙近8个世纪的统治（711—1492）。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自主改宗迅速转变成强制皈依，面对这样的形势，大多数伊比利亚穆斯林离开家园到北非寻求庇护。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的穆斯林难民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园，也从未原谅西班牙。西班牙的君主，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无情地将“圣战”推向地中海对岸、摩里斯科人藏身的各穆斯林王国。从摩洛哥到利比亚，他们沿着北非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堡垒殖民地，或称“要塞”，并迫使内陆城镇的地方首领向西班牙纳贡。其中两处殖民地，摩洛哥海岸线上的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是西班牙的属地。

西班牙的侵略扩张几乎没有遭到北非穆斯林小国的反对。基于非斯（在今摩洛哥）、特莱姆森（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三个地方王朝统治着西北非。它们向西班牙君主纳贡，不敢向控制其主要港口和码头的西班牙要塞发起任何挑战。穆斯林统治者与西班牙侵略者的合作让他们失去了臣民的信任。很快，当地的狂热分子开始组织自己的部队来反抗入侵者。由于要塞是通过海上补给的，西班牙的船只比坚固的堡垒本身更易受到攻击。当地的水手武装了船只，在海上开展“圣战”，在西方，这些人被称为“巴巴里海盗”（Barbary corsairs，“巴巴里”可能源自古希腊语，指“野蛮人”，更可能源自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的指称）。当这些海盗从他们攻击的西班牙船只上掠夺财物、奴役船员时，他们视他们的战争为同基督教侵略者的宗教冲突。对西班牙人的大胆攻击使这些海盗成为当地的英雄，并赢得了沿岸阿拉伯和柏柏尔居民的支持。

海伊尔丁是最著名的巴巴里海盗。他追随兄长阿鲁吉（ʻAruj），后者在阿尔及尔以东的小港吉吉里建立了一个独立小政权。阿鲁吉沿着阿尔及利亚向西扩张其势力范围，并于1517年占领特莱姆森。第二年，他试图守卫特莱姆森失败，被西班牙人杀害。海伊尔丁认识到，巴巴里海盗若想守住他们的地盘、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帝国，需要一个强大盟友的支持。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他把巴巴里海盗的“圣战”发展成一个成功的战争机器。

1519年，海伊尔丁派遣一名使者，携带礼品和一封阿尔及尔人民的请愿书赴奥斯曼宫廷，请求塞利姆素丹提供保护，并提出将他们自己置于素丹的统治之下。当时“冷酷者”塞利姆行将就木，他同意将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带纳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让海伊尔丁的使者带着一面奥斯曼旗帜和2000名禁卫军回去复命。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开始同西班牙舰队交战，这给西地中海的均势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同奥斯曼人新立盟约，巴巴里海盗备受鼓舞，他们将战线扩展到了北非沿海以外地区。海伊尔丁和他的将领们攻击了位于意大利、西班牙和爱琴海诸岛的目标。16世纪20年代，他像在海上航行的罗宾逊一样，劫持欧洲的粮船，向遭受干旱、物资短缺的阿尔及利亚沿海居民派发粮食。他的船只将摩里斯科人从西班牙救出，将他们带回他控制的城镇定居，并让他们加入他同西班牙的战斗。

然而，海伊尔丁和他的部下最出名的是他们对西班牙船只的攻击。他们击沉桨帆船，释放穆斯林奴隶，缴获数十艘敌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巴巴罗萨”这一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这是有理有据的。海伊尔丁的部下俘虏的基督徒达数千人，他们将其中的贵族扣下以赚取高额赎金，将平民卖为奴隶。这给穆斯林海盗们带来了一种浪漫的正义感：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曾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卖为桨帆船上的奴隶。

西班牙海军需要一名海军上将来与海伊尔丁对垒。1528年，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雇佣著名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1466—1560），让他率军与海伊尔丁交战。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他养着一支舰队为欧洲的君主们提供租用服务。由此看来，他同海伊尔丁一样是一名海盗。

多里亚是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但海伊尔丁更伟大。在他们18年的地中海对决中，多里亚很少能胜过他的奥斯曼对手。他们在1530年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29年，经过短暂的围困，海伊尔丁的军队攻占了阿尔及尔湾的西班牙要塞。西班牙的战俘沦为奴隶，被驱使去拆除堡垒，而堡垒的石头被用来建造防波堤，以保护阿尔及尔港。失去战略要塞的查尔斯五世暴跳如雷，紧急召集了一个国务会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袭击阿尔及尔西侧的歇尔谢尔港。1530年，多里亚的军队在歇尔谢尔附近登陆，释放了数百名基督徒奴隶，但却遭到居住在这个城镇中的摩里斯科人的顽强抵抗，他们正急切地渴望同西班牙人一战。海伊尔丁派遣了一支救援部队。为避免同更庞大的奥斯曼舰队交战，多里亚撤回了他的战船，将西班牙士兵遗弃在歇尔谢尔。坚持抵抗的西班牙士兵被杀，投降者则沦为奴隶。海伊尔丁羞辱了西班牙人两次，从而稳固了他在阿尔及尔的地位。

这名巴巴罗萨也提升了他在素丹眼中的地位。1532年，他受邀赴伊斯坦布尔会见苏莱曼大帝。他带着一支由44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一路上蹂躏了热那亚和西西里的沿海地区，夺取、劫掠并焚毁了18艘基督教船只。最后，他抵达伊斯坦布尔，素丹邀请他到皇宫觐见。他被引领到素丹面前，跪下亲吻地面，等待他君主的命令。苏莱曼命令他的海军上将起身，封他为奥斯曼海军的统帅，或称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及海洋诸省的总督。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海伊尔丁居住在皇宫内，定期同素丹会面，讨论海军战略。作为宠爱重臣的最高象征，苏莱曼在一次宫廷庆典上将一枚金质勋章钉在海伊尔丁的缠头上，以表达对这位卡普丹帕夏的感激，感谢他为奥斯曼帝国拓展北非疆土、打败敌对的西班牙。 ²⁴

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海伊尔丁开始筹划他的下一次重大战役：征服突尼斯。他组建了一支近1万人的远征军，于1534年8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突尼斯。奥斯曼人控制了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北非沿海地区，查尔斯五世在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权摇摇欲坠。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西班牙皇帝将海盗们从突尼斯逐走。查尔斯同意了，并亲自随舰队出征。他写道：“桨帆船、盖伦帆船、克拉克帆船、小帆船、轮船、双轨船以及其他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由约2.4万名士兵和1.5万匹马组成的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军队驶向突尼斯。“出发时我们［请求］造物主的帮助和指引……在神的佑助和恩惠下，我们将给巴巴罗萨以看上去最有效、最致命的打击。” ²⁵

当这支庞大的无敌舰队接近突尼斯时，海伊尔丁心知自己无法抵抗，便撤回了他的部队。突尼斯落入西班牙军队手中。查尔斯五世在他寄回国内的信中称，西班牙军队释放了2万名基督徒奴隶。阿拉伯历史记录称，西班牙人在洗劫突尼斯的过程中杀害了至少同样多的当地居民。从战略上讲，征服突尼斯让西班牙人牢牢掌控了通往西地中海的门户西西里海峡。仅存的穆斯林据点就是阿尔及尔了。

1541年，西班牙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试图攻占阿尔及尔并一劳永逸地击败海伊尔丁。一支由65艘桨帆船和400多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载着3.6万名士兵和围城器械，于10月中旬启航。阿尔及利亚编年史家赛义德·穆拉德（Sayyid Murad）写道：“这支舰队覆盖了整个海面，但我无法数清所有的舰船，因为它们数量太庞大了。”为了对抗西班牙人，巴巴里海盗集结了1500名奥斯曼禁卫军、6000名摩里斯科人和数百名非正规军。面对一支人数超过自己军队3倍还不止的入侵部队，海伊尔丁看起来处于绝境之中。他的一位将领试图提振军队的士气，说道：“基督徒的舰队确实是巨大的……但别忘了安拉会在穆斯林抗击他们宗教的敌人时给予帮助。” 他的话在那位本地编年史家看来，是具有预言性的。

在西班牙入侵前夕，天气突变，狂风把西班牙的舰船吹上了岩石海岸。那些安全到达岸边的士兵被暴雨淋得湿透，火药也被水浸湿了。在这种情况下，守卫者的剑和箭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武器。在150艘舰船失踪和1.2万人被杀或被俘的情况下，浑身湿透、士气低落的西班牙人被迫撤退。巴巴里海盗取得了对西班牙人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一劳永逸地巩固了他们在北非的地位。这是海伊尔丁最伟大的胜利，这之后阿尔及尔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直至奥斯曼统治结束。

5年后的1546年，海伊尔丁·巴巴罗萨逝世，享年80岁。他成功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对北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尽管对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最终征服是由他的继任者在16世纪稍晚时期完成的）。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统治不同于其他阿拉伯领土，更多地体现了这块土地的海盗传统。在海伊尔丁死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奥斯曼舰队上将和奥斯曼禁卫军首领之间相互制衡。在17世纪，在阿尔及尔定居并成为永久居民的禁卫军首领成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并通过政务委员会（或称“迪万”， diwan ）进行统治。1671年，权力再次发生转移。舰队上将任命一名当地统治者，称号“德伊”（ dey ），取代禁卫军首领进行统治。在一段时期内，伊斯坦布尔继续任命帕夏，即总督，但帕夏的权力是象征性的，德伊握有实权。1710年开始，德伊也担任帕夏的职务，伊斯坦布尔对北非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德伊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作为回报，他们每年仅向帝国中央政府缴纳一小笔贡金。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在西地中海的争夺结束后很久，奥斯曼中央政府依然非常满意阿尔及尔的德伊们代其统治北非沿海地区。巴巴里海盗控制的沿海地区因距离伊斯坦布尔太远而无法被直接管理，也因人口稀少而无法负担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的开销，因此，该地区成为奥斯曼人选择与当地精英合作统治的阿拉伯行省中的典型。这使得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帝国国库几无损失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价值的穆斯林地区宣示主权，并获得少量收入。这一安排也符合阿尔及尔德伊们的利益，使他们在同地中海地区海上强国的交往中，既享有奥斯曼人的保护，又享有高度自治。这一让德伊们和奥斯曼人同时受益的安排一直持续到19世纪——至此，两者都无力抵抗欧洲殖民北非新纪元的开启。

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治制度。长期以来，黎巴嫩山区为逃避受迫害的非正统宗教社团提供庇护。其中两个社团——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系统。虽然黎巴嫩高地（以黎巴嫩山著称）与大叙利亚其他地区一样，于1516年“冷酷者”塞利姆征服时期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但帝国的中央政府倾向于让当地居民在自己的山寨中自治。

7世纪末，马龙派为逃避当时拜占庭帝国中敌对基督教派的迫害，到黎巴嫩北部山区寻求庇护。他们是中世纪十字军的支持者，此后与梵蒂冈关系密切。1584年，罗马开设了一所马龙派学院，向最有天赋的年轻马龙派教徒传授神学，这巩固了马龙派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联系。

德鲁兹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开罗，当时一群持有异见的什叶派穆斯林因遭受迫害而逃离埃及。在孤立的黎巴嫩南部山区，他们的信仰发展出一种独特而高度神秘的新形式。德鲁兹派既是一个宗教团体，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在马龙派基督徒的充分参与下，德鲁兹人开始掌控黎巴嫩山的政治秩序。德鲁兹埃米尔，也即德鲁兹王，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德鲁兹和基督教世袭贵族体系，其中每一个世袭贵族都属于黎巴嫩山的某一特定地区。

当奥斯曼帝国将黎巴嫩山纳入统治范围时，奥斯曼素丹们选择保留该地区特定的封建秩序，仅要求德鲁兹王承认素丹的权威，每年向他纳贡。因为德鲁兹人内部分化严重，不足以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这种模式运作良好。但随着埃米尔法赫尔丁二世（Amir Fakhr al-Din Ⅱ）的崛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

黎巴嫩山之王法赫尔丁二世（约1572—1635）像是马基雅维利书中的一个人物。他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统治者，更接近于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法赫尔丁将暴力与狡诈相结合，扩大他控制的领土，并持续掌权数十年。他甚至任命他自己的御用历史学家为后人记载下他执政期间的丰功伟绩。 ²⁷

1591年，法赫尔丁在父亲被敌对的赛义法（Sayfa）家族暗杀后开始掌权。赛义法家族是一个库尔德家族，基于沿海城市的黎波里（不要与同名的利比亚城市混淆）统治黎巴嫩北部。在随后的30年内，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为两重动机所驱使，一是向赛义法家族复仇，二是扩张他自己家族的统治范围。同时，法赫尔丁同奥斯曼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按时足额缴纳他的领地所承担的税款。他前往大马士革，大方地向总督穆拉德帕夏（Murad Pasha）赠送礼物和金钱，后者后来被提升为伊斯坦布尔的大维齐尔。借助这些往来关系，法赫尔丁成功地将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南部港口城市赛达、贝鲁特城和沿海平原、黎巴嫩山北部地区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到1607年，这位德鲁兹王已经牢牢控制了现代黎巴嫩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巴勒斯坦北部的部分地区。 ²⁸

随着他所统治的这个小国家的发展壮大，法赫尔丁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他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自治的黎巴嫩山，进入了完全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引发了伊斯坦布尔的政界和法赫尔丁本地竞争对手的忧虑。为保护自己免受奥斯曼帝国的阴谋之害，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德鲁兹王于1608年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签订了联盟条约。美第奇家族给法赫尔丁提供枪支并协助他建造防御工事，以换取在竞争激烈的黎凡特贸易中的特权地位。

法赫尔丁同托斯卡纳缔盟的消息让人恐慌不安。在随后的几年内，黎巴嫩和托斯卡纳关系的深化让奥斯曼人越发忧心忡忡。当法赫尔丁的朋友穆拉德帕夏的大维齐尔之位被敌对的纳苏哈帕夏（Nasuh Pasha）取代时，法赫尔丁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613年，素丹决定采取行动，派一支军队去推翻法赫尔丁并除掉他的德鲁兹小国。奥斯曼海军舰船被派去封锁黎巴嫩港口，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位德鲁兹王逃跑，另一方面也是为阻止托斯卡纳的船只前来协助。法赫尔丁巧妙地避开了攻击者，用贿赂的方式绕过了奥斯曼舰船。法赫尔丁雇用了两艘法国的盖伦帆船和一艘佛兰德船，在一名顾问和一些侍从的陪同下，去往托斯卡纳。 ²⁹

从赛达到里窝那，法赫尔丁航行了53天，终于到达了托斯卡纳的领土。他5年的流亡经历代表了一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在那时，阿拉伯和欧洲的君王们平等会面并且带着敬意看待彼此的风俗习惯。法赫尔丁和他的侍从们目睹了美第奇宫廷的运转、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状况以及当地人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德鲁兹王被亲眼看到的一切迷住了，从普通佛罗伦萨人的日常家居用品到美第奇家族杰出的艺术收藏，包括奥斯曼帝国杰出人物的画像。他参观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登上了乔托钟楼，爬上了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设计的著名穹顶。后者是前一个世纪建成的，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 然而，尽管法赫尔丁在佛罗伦萨目睹了许多奇迹，但他却从未怀疑过他自己国家文化的优越性，也从未怀疑过奥斯曼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1618年，法赫尔丁回到了他的故土。他审慎地选择了回归的时机：奥斯曼人又一次同波斯人交战，对他的回归视而不见。在法赫尔丁离开的5年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奥斯曼当局将他家族的统治范围压缩至黎巴嫩山南半部舒夫的德鲁兹区，德鲁兹社团分裂成多个敌对派别，这将确保不会有某个家族获得法赫尔丁曾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很快，法赫尔丁就挫败了奥斯曼中央政府和地区竞争对手的计划。从他回归的那一刻起，这位德鲁兹王就重建了他对黎巴嫩山人民和领土的权威，旨在重建他的个人帝国，从北部的拉塔基亚港向南覆盖整个黎巴嫩高地，直到巴勒斯坦并越过约旦河。在过去，法赫尔丁通过获得奥斯曼当局的许可来确保他的所得。而这一次，他在统治疆域上的拓展对奥斯曼中央政府构成了直接挑战。他相信他的战士能够击败奥斯曼人可能部署的任何军队。在随后的5年中，法赫尔丁在对抗奥斯曼当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胆。

1623年11月，法赫尔丁的军队在昂杰尔之战中击败了来自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军队，俘虏了大马士革总督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至此，法赫尔丁的权力达到顶峰。 德鲁兹军队带着他们的囚徒大马士革总督沿着贝卡谷地追击敌人直到巴勒贝克。在军队包围巴勒贝克时，法赫尔丁接待了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要人代表团，他们就释放他们的总督前来谈判。在之后的12天内，这位德鲁兹埃米尔一直拖着谈判的进程，直到确保他的每一个领土目标都实现，才释放他的囚徒。

1629年，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伊斯坦布尔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黎巴嫩山叛逆的德鲁兹王，此时他已将他控制下的疆域向东延伸入叙利亚沙漠，向北延伸到安纳托利亚。1631年，法赫尔丁做出了一次傲慢的举动，拒绝一支奥斯曼军队在“他的”领土上过冬。从那时起，奥斯曼人下定决心要除去这名不顺从的封臣。

年迈的法赫尔丁也面临着来自其他群体的挑战——贝都因部落、他的宿敌的黎波里的赛义法家族以及同他竞争的德鲁兹家族。在素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强有力的领导下，奥斯曼人抓住了法赫尔丁日益被孤立的时机，于1633年从大马士革派遣了一支部队去推翻这位德鲁兹领袖。也许法赫尔丁的支持者在多年不断的战斗后已疲惫不堪，又或许他们正在对他的判断力失去信心，因为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当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德鲁兹的战士们拒绝了他们领袖的战斗号召，让他和他的儿子们自己去对抗奥斯曼军队。

逃亡的德鲁兹王躲在德鲁兹腹地深处舒夫的山洞里。奥斯曼将领们一路追踪，进入高地，点起火用烟把他从藏身之处逼了出来。法赫尔丁和他的儿子们被抓获，并被带到伊斯坦布尔，于1635年处决。这终结了一份非凡的事业，也消除了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重大威胁。

在清除了法赫尔丁后，奥斯曼人乐于恢复黎巴嫩山的本地政治制度。为占据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设计的政府体系不适合当地多样化的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口，但只要当地统治者愿意进入奥斯曼的体系，帝国中央政府非常愿意接受各阿拉伯行省的多样性。黎巴嫩的封建秩序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间没有再给伊斯坦布尔带来麻烦。

塞利姆二世完成征服后的一个世纪里，埃及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虽然他们的统治王朝已经被摧毁，但马木鲁克人作为一个军事阶层幸存，仍然是奥斯曼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核心。他们保全了家族，继续引入征召来的年轻奴隶来更新他们的军队，维护他们的军事传统。由于无法根除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纳入埃及的行政机构。

早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就开始在奥斯曼治下的埃及担任主要行政职位。马木鲁克人被赋予财政权和对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的管理权。他们被任命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实际垄断行省的行政事务。这些职位带来了声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的获得者得以控制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还占据了埃及的一些最高军事职位，这让他们同从伊斯坦布尔派来的奥斯曼总督和军官形成了直接竞争的局面。奥斯曼中央政府忙于应对帝国欧洲边境更为紧迫的威胁，对于埃及这个富饶的行省，它更关心的是维持秩序、确保经常性税收制度正常运转，而不是如何调整奥斯曼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与马木鲁克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埃及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总督们只能自行应对。

马木鲁克大家族之间的对抗导致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对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来说，开罗的政治变得变幻莫测。17世纪形成的两个主要派别是法卡里派（Faqari）和卡西米派（Qasimi）。法卡里派与奥斯曼骑兵联系紧密，他们以白色为标志，以石榴为象征。卡西米派同埃及本土军队联系紧密，他们以红色为标志，并以圆盘为象征。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贝都因盟友。这些派别的起源只留存于传说中，但可以明确的是，到17世纪末，派别分化已经完全形成。

奥斯曼的总督们试图操纵派系对抗来压制马木鲁克人。这给处于不利地位的马木鲁克派别以推翻奥斯曼总督的切实动机。在编年史家艾哈迈德·凯特胡德·德木尔德什（Ahmad Katkhuda al-Damurdashi，他自己是一名马木鲁克军官）的编年史所覆盖的1688—1755年期间，不同的马木鲁克派别成功罢免了埃及34位奥斯曼总督中的8位。

马木鲁克人拥有比奥斯曼总督更大的权势，这一点在1729年派系斗争的阴谋中显露无遗。法卡里派的首领宰因·法卡尔（Zayn al-Faqar）召集一群军官，计划对敌对的卡西米派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宰因·法卡尔对他的手下说：“我们会要求总督给这次征战提供500袋钱，如果他同意，他可以继续担任总督；如果他不同意，我们会罢免他。”法卡里派派代表团去见奥斯曼总督，后者拒绝支付用于攻击卡西米派的军事行动开销。宰因·法卡尔暴跳如雷，他对随从说：“我们不会接受皮条客做我们的总督。走！我们去把他罢免了。”法卡里派未经任何授权，自作主张做了决定。他们仅仅给伊斯坦布尔去了一封信，通知帝国中央政府奥斯曼总督已被罢免，并已任命一名代理总督代行总督职权。随后，这一派马木鲁克人用武力强迫他们任命的代理总督用苏伊士港海关的收入作为攻击卡西米派军事行动的经费。这笔支出以防御开罗的名义被合理化。 ³²

马木鲁克人对他们的竞争对手使用了非同寻常的暴力。卡西米派非常清楚地知道，法卡里派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对抗以占得先机。1730年，卡西米派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敌对派别的首领宰因·法卡尔。这名刺客是法卡里派的叛徒，曾因与法卡里派发生冲突而转投卡西米派。这次，他乔装成一名警察，假装逮捕了一个宰因·法卡尔的敌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宰因·法卡尔下令，想要面对面见见他的敌人。“他来了。”刺客回答道，然后用手枪射中了宰因·法卡尔的心脏，后者立刻毙命。 随后，刺客和他的同谋冲出法卡里派首领的家逃脱，沿途打死了几个人。这是一场大规模血仇的开端。

法卡里派任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Muhammad Bey Qatamish）为他们的新首领。穆罕默德贝伊已晋升到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获得了“城市首领”的头衔。作为对宰因·法卡尔遭暗杀的回应，穆罕默德贝伊下令消灭所有同卡西米派有关联的马木鲁克人。“你们当中有卡西米派的间谍。”穆罕默德贝伊指着他侍从中一个不走运的人警告说。在这名男子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之前，穆罕默德贝伊的军官们将他拖到桌子底下，砍掉了他的头。这是为宰因·法卡尔之死复仇的行动中杀害的第一人。在1730年的屠戮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杀。

穆罕默德贝伊向宰因·法卡尔任命的代理总督求助，声称参与谋杀法卡里派首领的有373人，并获得了处决他们的授权。对他而言，这是授权清除卡西米派。德木尔德什记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屠戮了整个卡西米派，除了那些……逃到乡村的人。他甚至把还未到青春期的马木鲁克少年从他们的居所带走，送到尼罗河中的一个小岛上集体杀戮，并把尸体投入河中。”穆罕默德贝伊消灭了所有卡西米派的家族，发誓再也不让该派在开罗立足。

事实证明，消灭卡西米派要比穆罕默德贝伊设想的困难得多。1736年，卡西米派回归，同法卡里派算旧账。他们得到了奥斯曼总督白基尔帕夏（Bakir Pasha）的协助。白基尔帕夏之前就担任过埃及总督，但被法卡里派罢免，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他自然是卡西米派的盟友。白基尔帕夏邀请穆罕默德贝伊和法卡里派的其他重要的马木鲁克人赴会，一群卡西米派人带着手枪和剑埋伏在会场。穆罕默德贝伊一到，卡西米派人就现身，击中了这名法卡里派首领的胃部，并屠杀了他的将领们。总之，他们杀害了开罗10位最有权势的人，并将他们的头颅堆在城里一座主要清真寺里示众。 综合各种记录，这是奥斯曼埃及历史上最严重的屠杀之一。 ³⁶

多年的派系斗争使法卡里派和卡西米派都无力维持在开罗的领导地位。这两个敌对的派别被一个叫作卡兹杜厄里（Qazdughli）的马木鲁克家族推翻，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该家族一直掌控奥斯曼埃及。随着该家族的崛起，极端的派系暴力冲突减少了，给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从未全面掌控富裕但不守规矩的埃及行省。奥斯曼埃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直到“冷酷者”塞利姆征服马木鲁克埃及数个世纪后，各马木鲁克家族依然拥有比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更大的政治权力。在埃及，就像在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奥斯曼的统治适应了当地政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两个世纪之后，奥斯曼人成功地将他们的帝国从北非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人不愿或无法在各阿拉伯行省建立标准化的政府，而选择与本地精英合作统治。各阿拉伯行省同伊斯坦布尔的关系可能差异很大，各省的行政架构也千差万别，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同一个帝国的组成部分。这种多样性对当时多民族和多教派的帝国来说是很常见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

18世纪中叶前，奥斯曼人对这一多样性的掌控多多少少是成功的。他们面临过挑战，特别是来自黎巴嫩山和埃及的挑战，但他们使用多种策略，成功地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确保没有任何地方领袖对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持久威胁。然而，18世纪后半叶，该中心与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地方领袖崛起，他们开始整合军力，寻求自治，公然违抗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他们往往同帝国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合作。这些新兴的地方领袖对奥斯曼政权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将在19世纪危及帝国的生存。 wWh8/eGfqaMGRA50dwpEvYCVSZZhDMrN27saPBC+ZNaFZ83nb8oEAPyzI7RF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