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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看问题，既看问题本身，他尤其注重人的因素，在他看来，管理最重要的就是管人。
生活在一个纷杂时代，我们内心总是有很多畏惧。畏惧是人的本性。而1979年，时年51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时却以强大的内心、独到的眼光，无所畏惧地扫除一切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虽已吹起，但还没有吹到这个云南玉溪的小烟厂里。此时的玉溪卷烟厂和全国大部分的国企一样，全厂上下吃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员工吃企业的，政企不分，不讲效率。
当时，外部环境充满着制约，而烟厂内部也是派系斗争混乱，员工人心涣散，老国企的干部一般都是内部选拔，人人拉帮结派，对外来调任的干部十分排挤。褚时健这个新厂长的到来显然不受欢迎，当时烟厂把上任厂长的宿舍空出来，却没有安排给褚时健。他们一家人挤在20平方米宿舍的高低床上，整晚都没睡好，这是“内部人”给褚时健的下马威。
褚时健上任后开展了摸底调查。他发现烟厂工人很多，但总有一些工人经常故意旷工，原来这些都是副厂长一派的，有了后台撑腰当然无所顾忌，根本不把他这个新厂长放在眼里。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救活烟厂，褚时健不怕得罪人，他决定第一把火就烧在人事方面。同时褚时健深谙权力制衡的道理，他认识到在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上，权力是一个重大因素。于是在改革之前，他先取得上级领导的支持，当时他对上级说：“我是一个外派的领导，您也知道玉溪卷烟厂的情况，人事关系比较复杂，派系斗争依然存在。我夹在中间必然很难开展工作，您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能够改变这种情况。希望您答应我，一年内凡是到地委告状、请愿、上访等闹事的人，一律驳回，由我来处理。”上级表示完全支持他的工作，褚时健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他首先点名批评故意旷工的工人，并扣除他们当月的工资。在几人找来副厂长撑腰时，褚时健表示，只要是不在工厂安心工作的，他一律从重处罚，叫来副厂长也没用。在人事管理上，褚时健不怕得罪人，因为他的人事改革都是为了烟厂更好，那些不认真做事的人留在烟厂只能拖后腿。在人事改革上，他没有足够权力处理的，就请更上一级的领导来处理，比如云南地委就调走了“吃闲饭”的工厂党委书记。没有了“蛀虫”的存在，很快，褚时健对厂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调整，新的领导班子都在切切实实做事，带领员工进行更高效率的生产。
而后，褚时健发明了一种新的收入分配制度，从按劳分配的原则出发，结合竞争与激励机制，将工人的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做得多、干得好，工资自然就高，反之工资就低。在这种生产成果与收入挂钩的情况之下，广大员工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自发向新标准靠拢，褚时健一举化矛盾为利益。
同时，褚时健在响应国家改革的号召之下，还致力于切实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因为工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而物质条件的改善更为快速、实在。
当时员工的宿舍都是用土坯盖的平房。28平方米的房间被分为两部分，中间隔着一条帘，往往是三代人同住。褚时健看到这样的住宿条件，当即拍板决定给员工盖新房子。除了住房问题，褚时健还向猪肉商每天购买一批生猪，改善员工的伙食。此外，褚时健还用香烟抵换了很多折扣价的电器，员工只用很低的价钱就能买到这些电器。很快，玉溪卷烟厂成了当地生活条件最好的烟厂。
这些举措无疑得罪了其他烟厂，因为眼红，有人向纪委举报，褚时健也因此受到纪委的调查。“虽然为职工们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后来还是被人举报过，纪委的同志曾经几次到厂里来检查。有一次是为给职工加薪的问题，有人举报我说给职工的工资涨得过多；有一次是来检查职工的住房面积是否超标的问题。”当时，玉溪卷烟厂里有个开车的张师傅，一家两代人挤在一起，本打算盖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但因为纪委的人过来检查，拿皮尺一量，他们最后只盖了84平方米。但盖房子也成为玉溪卷烟厂多年的一个传统，即便是几次接受纪委的检查，褚时健依旧致力于为职工做实事。
现在看来，玉溪卷烟厂的成功不无道理，因为褚时健早早就以大无畏的精神抓住了民心。即使得罪人，他依旧会剔除不干实事的人，切实为员工谋利益。畏惧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但褚时健表现出了果敢自信，一路披荆斩棘，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