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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玉溪卷烟厂正值快速腾飞的时期，云南卷烟生产发展迅猛，急需大量的原辅材料，但当时国家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烟草接受同价统一调配，无法给玉溪卷烟厂提供充足的原辅材料。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褚时健是这样说的：“盘纸我们不够用，所有生产的这些纸张我们都不够用。束丝要进口，全国都紧张，国家专卖局只能满足我们一半，就不能搞过滤嘴烟，而过滤嘴烟的效益最好。”
彼时玉溪卷烟厂生产的优质香烟已经开始在市场上走俏，供应跟不上需求，又没有条件扩大生产，这着实让褚时健焦虑了许久。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玉溪卷烟厂开始获得了小部分的产品自销权，这让褚时健看到了希望。如何让产品自销权在玉溪卷烟厂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褚时健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彼时，经济特区开始出现，这让中国的经济领域产生了有意思的对比。经济特区的卷烟价格随着市场的波动而上下调整，中国出现了“第二种价格体系”。
这时褚时健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是根巨大而无形的经济杠杆，加以利用一定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这时找上门来的广东商人则给褚时健抛来了橄榄枝。深知中国烟草业发展状况的广东商人，在看到香烟两级市场的巨大利润差距后，便开始寻找卷烟厂所需的辅料。
在“红塔山”“红梅”等香烟品牌开始走俏后，这些广东商人很快就找到了玉溪卷烟厂。之前他们也去过其他的卷烟厂，但都被拒绝了。看着广东商人拉来的进口束丝、盘纸、白卡纸等紧俏辅料时，褚时健决定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很快双方就达成了价格协议：玉溪卷烟厂以出厂价将香烟销售给他们，而他们卖给烟厂的辅料也低于市场价。这样就达成了一桩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划算的买卖：玉溪卷烟厂有了辅料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益，商人也可以将香烟运到二级香烟市场，卖出好价格。
名烟串换是市场经济发生作用的一个实例，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广东商人还是烟厂，都得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当时的媒体曾这样报道过：“对于企业来说，这是很具有诱惑力、很刺激的事情。”
褚时健曾这样说过：“企业只有适应市场才能兴旺发展，在中国，市场经济迟早要来的，我们生产烟，谁先按市场规律办事，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在玉烟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市场要求，而数量却远远不够时，褚时健提出要大胆地跟着市场走，必须多生产，走市场化的路线。市场是不可控的，谁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并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谁就有可能成功占领市场。
在“红塔山”崛起的过程中，辅料的串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大规模的串换是在1986年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它就像具有魔力一般推着“红塔山”朝前走。
发生大规模串换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玉溪卷烟厂的产品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尤其是“红塔山”的市场极其火爆，越来越多的人排在厂门口等待消息。它的出厂价和市场价差距越来越大，当时参与串换几乎就是“发大财”的同义词。二是随着原料得到满足，褚时健对于辅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体制内无法解决的，褚时健就在串换里解决。
这些串换商人似乎无所不能，他们运来褚时健急需的束丝、白卡纸、盘纸等一切国内稀缺的物品，甚至还送来了大批量的进口钾肥，就这样玉溪卷烟厂的又一个重要瓶颈被突破了。
串换除了解决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短板外，还对“红塔山”“红梅”的市场和品牌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商人拿到“红塔山”后，都会不遗余力地推销，将这些香烟卖给各行各业的消费者，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红塔山”。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串换一直在进行着，即使褚时健因此被党内警告，串换也没有停下来。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外汇彻底解放后，加之“红塔山”的高额利润让有关部门加大了干预力度，这些串换才慢慢停了下来。
纵观名烟串换的全过程，我们会发现，褚时健身上有着超前的市场意识，哪怕是市场发出的需求信号不是那么强烈，他也能很快地捕捉到并且能迅速地进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