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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一个人的经营思想，需要理解他这个人的历史，尤其是他早期的经历。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把一个人的经历看作是命运，那么出生是命，而经历是运。命运要很好发展，不能失去平衡。
褚时健经历过新旧政府的更迭，这也是一段非常经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大，如果说少年的奔波是为活下来，那么这段经历则让褚时健更加理解生活和经营一样，必须要善于平衡。
1950年2月20日，陈赓等率领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入昆明。部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缺少粮食。数十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是当时云南省政府的第一大问题。
云南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宋任穷在动员大会上要求从3月起，用4—6个月时间征收粮食。
这时褚时健所在的部队刚刚进行整编，很多队员因为对本地比较熟悉被分配到地方政府工作，而他被派往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面对紧急且艰难的征粮工作，他的连队指导员的身份迅速转变成了宜良县南阳街乡墩子村的征粮组组长。
当时征粮的工作主要有两个难点：
一是农民不配合。因为旧政府当年已经征收过农民的粮税，即使发生了政权的变更，农民朴素的观点也认为，一年只应该交一次粮税，所以这次征粮被农民称之为“二次征粮”。
二是在刚刚和平解放的云南，各种势力鱼龙混杂，还有土匪武装等盘踞在云南境内，军队刚刚接手地方工作，此时的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
最开始的征粮方案是由上级统一决定的，紧接着任务逐级分下去，一直到村到户，核心原则是根据农户土地的多少决定征粮的数量。但是哪怕是当地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只不过是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并没有太多的存粮。尤其在反动势力的鼓吹下，一些群众基础薄弱的地方出现了反征粮行动。
不过此时在宜良县的褚时健任务却完成得十分顺利，当时规定一个村的征粮工作完成时间是两个月，他仅仅花了十天就完成了。
褚时健完成工作的秘诀就是平衡各方的需求。征粮干部的需求是完成征收任务，确保征收总量满足军队需要，农民们的需求则是留够口粮养活全家老小。每个家庭的田地、人口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按照硬性指标一刀切，很容易让农户产生激烈的对抗情绪，最终结果只会两败俱伤，根本收不上粮食。
褚时健想到的办法是根据每家农户的具体情况进行“浮动征收”，在确保农户口粮的基础上最大化征收粮食，满足征收总量达成任务即可。于是，他挨家挨户地走访墩子村，首先摸清楚每户有多少田，是什么样的田，亩产有多少。这些情况全部搞清楚以后，他才进一步确认每户要缴的粮食数量。
由于褚时健做好了征粮的前期准备工作，征收的过程果然十分顺利。华宁县的征粮负责人得知褚时健征粮很有一套，就把他调到了华宁县负责一个区的征粮工作。
这种平衡各方利益的方式，在后来褚时健管理烟草和经营褚橙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体现。关于这些案例，后面会有分析。当然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做法，还是源于他对照顾各方利益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