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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大学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他们学习生涯中的某些时刻，要在上午九点钟去听一次讲座实在让人感觉不太公平，甚至有些残忍。我还记得1992年的我无精打采地爬上剑桥历史系的楼梯，努力地把自己摇清醒，找个位子坐下听自己本学期的第一次讲座课。讲座和我选的论文主题有关，题为“拜占庭及其邻居们，公元800年—1200年”。但五分钟后，我却突然警醒，像换了个人似的，仿佛刚刚喝了一杯三倍浓缩的咖啡。我听到了，无情的佩切涅格草原游牧民族，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只要能换到胡椒、红色丝绸和中东的毛皮；我思索着，异教徒保加利亚人的领袖为什么会在公元9世纪选择皈依基督教；我还听说了新罗马帝都君士坦丁堡。
这第一讲给我带来的兴奋，激发了我对拜占庭帝国及其邻人的无穷兴趣。我选择继续深造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唯一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课题。最后，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的统治期吸引了我的目光，因为它有丰富的相关文献和众多没有解答的问题。可是，我很快就发现，为了真正了解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拜占庭帝国，我必须能读懂当时的文献，尤其是《阿莱克修斯纪》；然后是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和拉丁文献；我还要了解草原游牧民族的世界；再接下来是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考古材料和物质文化遗存；接着还有十字军、中世纪教皇，以及在圣地开创拉丁拓殖地的历史……最初由一次晨间讲座课不经意引发的情绪，变为了一种追寻的激情：偶尔似乎要压垮我，有时让人沮丧无比，但总是如此令人兴奋。
在这些年里，有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值得我衷心表示感谢。从1997年开始，伍斯特学院的院长和教职员工们为我提供了一处美妙且充满共鸣的家园，他们总是慷慨给予，却极少索求。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我斯坦利·西格访问研究员的职位，让我得以有机会打开新的研究渠道。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们也让我感激不已，他们让我在敦巴顿橡树园进行了一次夏季访学，正是在那里，我在本书中表述的某些观点才得以成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员工，尤其是下层阅览室（Lower Reading Room）的员工，以及历史学院图书馆的员工都非常耐心，充满幽默感。我在牛津的众多同事也是如此，在这里我有幸与一些最棒的古代晚期和拜占庭研究领域的学者共事。
我要感谢我在牛津的众多同事，尤其是Mark Whittow、Catherine Holmes、Cyril Mango、Marlia Mango、Elizabeth Jeffreys、Michael Jeffreys、Marc Lauxtermann和James Howard-Johnston，他们慷慨地分享了他们对11世纪、12世纪的研究观点。我还要特别感谢Jonathan Shepard，他就是那次剑桥讲座的主讲人，此后也一直引导着我从事拜占庭研究，对我影响深远。此外，还有其他很多人，从我的本科生、研究生到我的同事们，都曾与我在各种会议中讨论君士坦丁堡、阿莱克修斯和十字军直到深夜，我也要感谢他们。如果他们的一些好建议我没能完全吸收到这本书中，我只能深表抱歉。
Catherine Clarke也是我的好朋友，是她一直鼓励我重新讲述一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如果不是在她以及她所在的Felicity Bryan团队的帮助下，我根本写不出这本书。还有Bodley Head出版社的Will Sulkin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的Joyce Seltzer，他们始终都很慷慨地给予我帮助。我还要感谢Jörg Hensgen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思索的问题，这些问题让这本书能够变得更好。Chloe Campbell犹如一位守护天使，她的耐心和建议总是那么有价值。另外，我还要衷心感谢Anthony Hippisley和Martin Lubikowski帮我绘制地图。我对我的父母更是感激不尽，他们从我孩提时期就一直鼓舞、支持着我。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杰西卡，她在我听到讲座的同一天听到了关于游牧民族、拜占庭和东地中海的故事，因为我很兴奋地告诉了她，那天上午我遇到的这个新世界是多么让我激动。我告诉她我找到了自己梦想的主题，而她一直耐心倾听。当我喝完在Clowns买到的第一批咖啡，感到遇到瓶颈时，她仍然鼓励我继续追寻下去。我将这本书献给她。
彼得·弗兰科潘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