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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费城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我对它的全部记忆,就是在一个炎热的七月星期天,驶过似乎永无止境的黑人区,破烂的街区一个接着一个,黑人小孩在消防栓的水柱中玩耍,老人们在街角闲荡,或者坐在门前台阶上。那是我见过的最贫穷的地方。垃圾散落在门口和排水沟里,整栋整栋的楼都被废弃。它简直就像海地或者巴拿马这样的外国。整个过程中,我老爸的牙缝里一直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每当心神不宁时他都会这样做。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打开车窗,尽管车里热得像滚锅一般。等红灯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冷冷地盯着我们,爸爸的口哨则随之加快速度,手指不停敲打方向盘,还向每个看他的人满脸歉意地微笑,似乎在说:“对不起哦,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当然啦,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改变。费城不再是美国的第三大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洛杉矶把它挤到了第四位。现在,高速公路会让你直接飞到市中心,你再也不必到黑人区去弄脏车胎。虽然如此,当我开下高速公路找加油站时,硬是对一个最穷的地段进行了不经意的短暂造访。我还来不及做任何事,就发现自己已经被吸入一条单行道的漩涡,被带到一个平生所见最肮脏,似乎也最危险的地区。依我看,这儿说不定就是我们多年前经过的那个地区——那些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它比我记忆中的不知要坏多少倍。我小时候见到的黑人区,尽管贫穷破旧,大街上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人们都穿着色彩艳丽的衣服,似乎过得挺开心。这个地方却荒凉又危险,像个交战区。每片空地上都丢满了废汽车、旧冰箱和烧焦的沙发。垃圾箱看起来像是从屋顶上扔下来的。这里并没有加油站——我说什么也不会停下加油了,在这种地方,就是给我一百万也不干——大部分店面都用胶合板钉死,凡是立着的东西都被喷漆涂鸦。还有一些年轻人待在门阶上和街角里,但是他们看起来都无精打采,还冻得够呛——那天天气阴冷——而且他们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谢天谢地!这里明摆着是个为一包香烟就能送命的地方——当我紧张地找路回高速公路时,一直不曾忘记这个事实。在找到归路的时候,与其说我在从牙缝里吹口哨,还不如说是在通过括约肌歌唱呢。

这实在是我多年来最不愉快的经历了。老天爷!要是真住在那儿,每天都得走那些街道,那该会是个什么样子啊!你知道吗?倘若你是美国市区的一个黑人,那么你被谋杀的概率将是1/19,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的机会才不过1/50。在纽约,每隔四小时就会有一起谋杀案。谋杀已经成为35岁以下的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然而纽约却还不是美国谋杀案发生最多的城市。至少有八个城市拥有比之更高的谋杀率。在洛杉矶,每年光是校园里的凶杀就比整个伦敦的都多。因此,美国大城市的人把暴力当成家常便饭,也许不足为奇,可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在我去往得梅因开始此次旅行的路上,路过了芝加哥的奥黑尔机场。我在那儿碰到了一个为《圣路易斯邮报》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因为他老板出事,他最近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他老板下班回家,停在某个红绿灯前,就在等红灯的这段时间,右侧的车门被打开了,上来一个拿枪的男人。持枪者命令那位老板把车开到河边,然后朝他的脑袋开枪,抢走了他的钱。那位老板昏迷了三周,当时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活命。

我朋友告诉我这些,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离奇,而仅仅是为了说明,他最近干活儿为何非得他妈的那么卖力。至于他的老板,他的态度好像是这样的:若是你深夜开车穿过圣路易斯时忘了锁车门,那么好,你早晚有一天脑袋上会挨枪子儿。他这种麻木的态度真是古怪,但在今天的美国,似乎已经越来越习以为常,这令我感觉身处异乡。

我开往市区,在市政大厅附近停了车。在这栋建筑的顶部,矗立着威廉·佩恩 的雕像。它是市区的主要界标,全城都能看到,却被鹰架覆盖着。1985年,在几十年的视而不见之后,市里的当权者们决定在雕像跌倒前对其进行整修,所以他们在上面搭了个鹰架。然而此举耗资巨大,以致没有余钱进行修复工作。现在两年过去了,鹰架依然待在原地,一丁点儿修复工作也没做。最近,有个城市工程师一本正经地宣称,用不了多久,那个鹰架本身也需要整修了。这多多少少地体现了费城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不怎么样。美国再没有哪个城市像费城这样,以完全同等的热情去追求腐败和无能这一对双生子,说起蠢驴一般的行政部门,费城可是傲视群雄哪。

想想吧!1985年,一个名叫“行动”的古怪教派把教徒封锁在城市西郊一所出租房里。警察局长和市长权衡了可以采用的措施,最终认定,最明智、最能展现他们智谋的做法是把那房子炸掉——真是了不起啊!即便他们明知里面有孩子,而且那房子位于人口稠密的住宅区中间。于是,他们就从直升机上向那房子投了一颗炸弹,结果引发了一场火灾,火势迅猛,失去控制,烧毁了这个街区的绝大部分——总共61座房子——还炸死了11个人,其中包括所有困在房中的孩子。

当市政官员不那么无能的时候,他们喜欢用小小的腐败让自己放松一下。就在进城时,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因为企图敲诈,一位前市议员被判处十年徒刑,他的助手则被判了八年。法官将其斥之为对公众信任的公然破坏。不过他应该知道,就在此时,全城的布告牌都贴了海报,呼吁撤掉法官的九个同僚,因为他们收受了屋顶装修协会(Roofers Union)成员的现金。其中的两个已经因被控敲诈而等待审判。这种事在费城可是家常便饭。几个月以前,当一个名叫巴德·德威耶的州政府官员也被控受贿时,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相机转动的那一刻,他拔出手枪,把自己的脑浆都打了出来。这引发了当地一个非常好玩的笑话:

问:巴德·德威耶和巴德牌手电筒有什么不同?

答:巴德手电筒有头呗。

尽管官员无能,犯罪率惊人,费城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首先,和华盛顿不同,这儿给人感觉像个大城市。这里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有袅袅蒸汽从人行道的排气口升腾而出,每个街角都立着一尘不染的铁皮热狗亭,还有一个头戴绒线帽、看来冻得不轻的家伙在那后面晃来晃去。我漫步来到独立广场——实际上它现在叫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并满怀敬意地瞻仰了所有历史建筑。其中最重要的建筑是独立纪念堂,《独立宣言》就在这里起草,《美国宪法》也是在这里通过。1960年,我第一次来这儿时,这栋楼前就铺展着一条长长的队伍。现在仍然如此——实际上,好像那条队伍在27年里从来不曾移动过。虽然我对《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深为尊重,却不愿意耗费一下午的时间去排这个漫长而且不怎么移动的队伍。于是我改去游客中心。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总是那老一套。他们都会把一些展品放在玻璃橱里,设法让它们既无趣味又无意义;肯定还有一个上锁的礼堂,门外的告示上说,长达12分钟的免费介绍影片将于下午4点播出(就在快到下午4点的时候,有人会走过来把时间改为上午10点);还有几本书和小册子,题目都是什么《历史上的白镴器皿》或者《老费城的蔬菜》之类,统统无聊之极,让人连翻都懒得翻,更别说买了;通常还会有自动饮水器和休息室,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利用一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国家公园游客,都会傻乎乎地在四下里站一会儿,然后撒泡尿,喝点儿水,再溜达出去。我现在正是这么做的哟。

从游客中心出来,我沿着独立纪念堂向富兰克林广场漫步。广场上到处都是酒鬼,其中许多都抱着可笑的念头,以为我会白给他们一个25美分硬币,而不要任何物品或服务作为回报。我的旅行指南上说,富兰克林广场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东西”可看——一个博物馆,一个还在运营的书籍装订厂,一个考古学展览以及“全美唯一的不挂美国国旗的邮局”(可别问我为什么)——但我对此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因为那些可怜的、脏兮兮的醉鬼一直在使劲扯我袖子。于是我逃回到了费城闹市区的现实世界中来。

下午的晚些时候,我找到了去《费城调查者报》的路,我有个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露西娅·赫恩登,在那儿做时尚版编辑。调查报的办公室像所有报社办公室一样——又脏又乱,垃圾遍地,没喝完的咖啡杯到处乱扔,里面还漂着烟头,就像被污染了的湖中的死鱼;而且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露西娅的办公桌是屋里最乱的一个。这也许正是她在报社步步高升的部分原因呢。在我认识的记者当中,只有那么一个人桌子是真正干净整洁的,可他最后因为骚扰小男孩被逮捕了。随你怎么想吧,可是下次若有办公桌整洁的人邀请你去露营,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的话哦。

我们开着我的车去芒特艾里区,那儿对我来说比较方便,话说回来,对她也是一样。露西娅和我另一位来自得梅因的老朋友——她的丈夫哈尔——住在一起。整整一天来,时断时续又隐隐约约地,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哈尔和露西娅会这么喜欢费城呢?——他们是大约一年前搬到这儿的——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去往芒特艾里的这条路,穿过了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城市公园。它叫费尔蒙特公园,覆盖了将近9000英亩起伏不平的土地,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园。它沿着斯库尔基河绵延数英里,里面到处都是树木、芬芳的灌木丛以及无比迷人的林荫地。我们在梦幻般的黄昏中穿过,一只只小船沿着河水轻轻摇桨,简直太完美了!

芒特艾里位于费城“德国城”之外。这里给人一种美好的归属感,就好像人们已经在此生活了世世代代——露西娅告诉我,在费城确乎如此。这个城市依然到处是那种人人相熟的街区,甚至有许多人几乎不曾斗胆离开过家门几百码。如果你迷路了,发现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准确指点你去往三英里外的街区,这可一点儿也不稀奇。与英国一样,费城也拥有自己的专有地名——闹市区叫作中心城;人行道被称作马路——以及古怪的发音。

当晚,我坐在哈尔和露西娅的家里,吃着他们的食物,喝着他们的酒,羡慕着他们的孩子、房子、家具和财产以及他们唾手而得的财富和安逸,感觉自己离开美国真是一个傻帽儿。这儿的生活是那么充裕,那么安逸,那么便利。突然间,我很想要一个能做小冰块的冰箱,一个淋浴时用的防水收音机;我还想要一个电动橙汁机、一个空气清新机、一块让我随时掌握生理节律的手表。这些我全想要。那天晚上我上楼去浴室,经过了一个孩子的卧室。门开着,床头灯亮着,房间里到处都是玩具——从一个木箱里翻倒出来,扔在地板上和架子上。看起来好像圣诞老人的玩具加工车间。可是这些没有丝毫特别之处,它只不过是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卧室而已。

你应该看看美国人的储藏室。那里面总是塞满了主人昔日的爱物:高尔夫球棒、潜水呼吸装备、网球拍、运动器械、录音机、暗房设备。这些东西都曾令主人激动一时,然后又被其他更耀眼、更刺激的东西所取代。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诱人的现象——人们总是想要什么就立即去买来,根本不管那东西对他们有无好处。这种无止境的自我满足,这种对本能的不断投合,令人深深为之忧虑,是不负责任的可怕行为。

你们想逃掉自己千千万的国税吗,就算冒着削弱教育的危险?

“哦,想啊!”人们叫道。

你们想看专门制造愚蠢眼泪的电视剧吗?

“想啊,请吧!”

我们要不要纵情享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消费狂欢?

“听起来好极了!咱们快去吧!”

整个全球经济是以满足全球2%人口的欲望为根基的。如果美国人突然停止放纵自己,或者用完了储藏室的空间,这世界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你若问我对此作何感想,我要说,他们简直是疯了。

我得声明,我这些话并不是在说哈尔和露西娅。他们都是好人,生活负责而又适度。他们的储藏室并没有塞满潜水装备和很少使用的网球拍,而是装满了水桶、橡胶鞋、保暖耳套和去污粉这样的寻常物品。我知道这千真万确,因为当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我蹑手蹑脚地爬下床,到那儿好好看了一下。

清晨,我到闹市区——错了,应该是中心城——哈尔的办公室看了看。早晨开车穿过费尔蒙特公园和黄昏时一样醉人。我认为,所有的城市都应该拥有像费尔蒙特这样的公园。哈尔告诉我几件费城的趣事:费城花在公共教育上的钱比其他任何美国城市都要多——是城市总预算的1%啊——却有40%的文盲率。他告诉我,费尔蒙特公园中间那个富丽堂皇的费城艺术博物馆,之所以成为本市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不是因为它收藏的50万幅画作,而是因为在《洛奇》一片中,西尔威斯特·史泰龙曾经在它的台阶上跳来跳去。还真有人乘公共汽车来到博物馆,只看看它的台阶,甚至连门都不进就转身离去。哈尔还向我介绍了一个电台聊天节目,由一个叫霍华德·斯特恩的男人主持,而他是这个节目的狂热拥趸。霍华德·斯特恩对性有浓厚兴趣,总是对参与者单刀直入。“早上好,玛里琳,”他会对一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你穿着内裤吗?”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将绝大部分清晨谈话节目轻松击败。霍华德以咄咄逼人的直率和色情的方式质问节目参与者,这一套我以前在美国广播中还从未见识过呢。

不幸的是,离开哈尔没多久我就找不着那个台了,接下来的整个早晨我都在找它,但始终找不到,最后只好凑合听一个竞赛类的热线电话节目。节目特别报道了一个女人,说她是治疗狗肠蠕虫的专家。其主要方法就是给狗喂一些能毒死蠕虫的药片,所以没听多久我就觉得自己也有点儿像个专家了。一个早晨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我驱车前往葛底斯堡,1863年7月,美国独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在那儿打了三天多,人员伤亡超过5万。我把车停在游客中心,然后走了进去。里面有个又小又暗的博物馆,玻璃柜里装着子弹、黄铜纽扣、腰带扣诸如此类的东西。每一件旁边都用黄字加了说明,比如“来自田纳西登山者第十三兵团军装上的腰带扣,由当地农民费斯特斯·T.斯科若宾斯发现,他的女儿马里内特·斯通佩夫人捐献”,能让你认识战争本身的东西极其稀有,这展览更像是一次寻宝的拾遗。

有个关于葛底斯堡演讲的展示柜很有趣,我看了才知道,原来林肯是事后才被邀请演讲的,而且他答应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演说只有十句话长,只用两分钟就说完了。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是在战后好几个月才发表演说的。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差不多是仗刚打完就演讲了,那时候战场上还是尸横遍野,远处房子的废墟上还升腾着稀薄的青烟,像斯特斯·T.斯科若宾斯这样的人还在抽搐的伤员中间窜来窜去,看看还能榨取点儿什么有用的纪念品。真相,就像生活中常遇到的那样,总是令人失望的。

我到外面去看了一下昔日的战场,它绵延3500英亩,多半是平坦的乡野,边上就是有加油站和汽车旅馆的葛底斯堡镇。这片战场具有所有历史战场共同的巨大缺憾:它只是一片乡野。这一片延伸的空地和另一片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你只能听信他们的描述,想象一场伟大的战役曾在那儿打响。当然了,我得承认,周围散落着许多大炮;还有,沿着这条路,还能通向皮基特的指挥地,在他带领下,南方部队发动的进攻扭转了北方占优的战争态势;许多军团都建立了自己的方尖塔和纪念碑,有些还非常雄伟。此刻我正漫步向那儿走去。透过爸爸的老双筒望远镜,我能清楚地看到,皮基特的部队是如何从小镇北面大约一英里处向前挺进,横扫过汉堡王停车场,绕过塔斯提·迪莱特免下车电影院,然后在鸡零狗碎蜡像馆和礼品店外面重新集结。想起这一切,着实令人难过,一万名士兵在一小时内全部倒在那里,每三个邦联士兵中有两个没能回到自己的出发地。可惜啊——简直就是犯罪——葛底斯堡镇上那么多东西都被穿梭如织的旅游者给毁了,而这一切从战场上看来是如此历历在目。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顶联邦部队士兵戴的帽子,还有一把玩具手枪,让我到这片战场上撒欢儿。我差点儿没高兴死。一整天我都冲来突去,蹲伏在树后面,向“恶魔洞”和“小圆顶”冲锋,向一伙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肥胖游客们开火。我父亲也高兴得不行,因为这里是免费的,还有差不多几百个历史匾额供他拜读。可是现在呢,我发现此地已很难再唤起我一丁点儿真正的兴奋。

我正打算离开,心中颇感愧疚,因为直到目前,我只想起了过去的某些经历,并无任何新的收获。就在这时,我在游客中心看到一个指向艾森豪威尔故居的指示牌。我竟然忘了,艾克和玛米·艾森豪威尔就住在葛底斯堡城外的一个农场。他们的故居现在成了国家历史纪念馆,花2.5美元就可以游览。想都没想,我就买了张票走到外面,一辆观光车正要开动,它将载着我们六个人,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前往四五英里之外的那个农场。

嘿,这里真是好极了!我不记得曾在哪个共和党人家中玩儿得这么愉快过。在门口,有位胸口插着朵菊花的芳香女士欢迎你,她会大致介绍一下这座房子,告诉你艾克和玛米多么喜欢无所事事地坐着看电视和打桥牌,然后她会给你一本描述各个房间的小册子,让你自己去逛,这样你就可以任你所愿地小步细品或者大步浏览。每个房间门口都用一块有机玻璃封了起来,不过你可以趴上去把里面看个究竟。整个房子一丝不苟地按照艾森豪威尔夫妇居住时的样子保护,就好像他们只是出去随便走走(在最后那几年,两个人都颇善此道),却再也没有回来似的。装饰风格是最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共和党人式。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有几个富裕的共和党人邻居,而这座房子几乎就是他们房子的一件复制品。大落地电视柜镶嵌在红木壁橱里;台灯用一块块漂流木拼装而成;一个真皮衬垫的鸡尾酒吧台;每个房间都配备着法式电话;书架上摆着大约12本书(通常是成套的3套书),要不然就是摆满了大个儿镶金边的华丽瓷器,就是那些同性恋的法国贵族所钟情的那种。

当艾森豪威尔夫妇在1950年买下这块地时,这里屹立着一座200年的农舍。可惜在暴风雨的夜晚,它四处透风、咯吱作响,于是他们拆掉它,用现在这栋房子代替。它看上去很像一座有200年之久的农舍。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不觉得这恰恰是共和党人的风格吗?我完全被迷住啦。每个房间都保存着我已多年未见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的厨房用具、《生活杂志》的旧期刊、四四方方的黑白便携电视、金属闹钟。楼上的卧室就按艾克和玛米生前的样子布置,玛米的随身物品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的日记本、放大镜、安眠药片——而且我敢说,如果你趴下看看床底,一定会发现她所有旧杜松子酒瓶的。

艾克的房间里摆放着他的睡衣和拖鞋,他去世那天正读的那本书,依然打开着放在床边的椅子上。那本书是——我请你暂且记住,此人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一个在二战和冷战大部分时期将世界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人,一个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校长的人,一个被共和党人崇敬了两代的人,一个在我整个童年都掌控“核按钮”的人——赞恩·格雷 的《佩科斯河的西边》。

我从葛底斯堡出发,沿美国15号公路朝北奔向布卢姆堡,我哥和他一家最近刚搬到那儿去。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夏威夷气候温和的海滩附近,热带天空和窃窃私语的棕榈树下,一栋有游泳池的房子里。而现在呢,当我到美国来旅行,可以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时,他们却搬到“生锈带” 来了。不过事实证明,布卢姆堡其实非常可爱——就是少了温和的沙滩和扭着屁股跳草裙舞的少女,虽然如此,它仍然很可爱。

这儿是个大学城,有种明显让人昏昏欲睡的氛围。你顿时觉得似乎应该穿双拖鞋披件睡衣才协调。主街繁荣而又整洁,周围的街区则满是又大又旧的房子,坐落在宽阔的草坪上。树丛中间不时会有一些教堂的尖顶冒出来。这是个相当好的理想小镇——是美国罕见的不需要汽车的地方之一。几乎从城里的任何一座房子漫步到图书馆、邮局或商店,都路途短暂而又令人愉快。我哥嫂告诉我,开发商将在城外建一座庞大的购物中心,大多数较大的店铺都会搬过去。这样看来,人们似乎并不想漫步去购物。他们是想爬进汽车,开到城边上,然后停好车,穿过平坦的、光秃秃的停车场,走上一段和在市内购物相同的距离。大多数美国人就是这么购物的,这里的人显然也想成为其中一员。所以现在的布卢姆堡市区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废弃的地方,又一个美丽的小镇即将消失不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进步的。

不管怎么说,你也能想象到,见到我哥和他的一家总是令人愉快的。我做了看亲戚时会做的所有事情——吃他们的食物;用他们的睡衣、洗衣机和电话;当他们寻找备用毯子并和蛮横的沙发床扭打时,在一旁毫无用处地站着;当然还在深夜所有人都睡着时,蹑手蹑脚从房间爬出来,把他们的储藏室看了个够。

因为是周末,他们有点儿空闲,我哥嫂决定带我到兰开斯特郡去看看阿米什村,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在途中,我哥指给我看哈里斯堡 的三里岛核反应堆,数年前,几个粗心的雇员差那么一点儿就把整个东海岸给辐射了。又走了40英里之后,我们经过了桃底核电站(Peach Bottom),那儿最近有17名雇员被解雇,因为经调查发现,他们在上班时间睡觉、吸毒、用橡皮圈打架,还玩电子游戏。据调查者反映,有时候车间里的每个人都在打瞌睡!我认为,允许宾州的公用事业公司经营核电站,简直就像让菲利普王子飞越伦敦领空一般。无论如何,我心中暗自铭记,下次来宾夕法尼亚州,一定要带件防辐射服。

兰开斯特郡是宾夕法尼亚荷兰人、阿米什人以及门诺派教徒 的家乡。门诺派教徒因一个著名的速粘除臭剂而得名。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编的罢了。他们得名于早期的一个领导人门诺·西蒙。在欧洲,他们被称为再洗礼派教徒。250年前,他们来到了兰开斯特郡。现在全郡有1.25万个阿米什人,几乎全部是最初那30对夫妇的后裔。阿米什派1693年从门诺派中分离而出,从那以后整个教派出现了无法计数的分支,但有一件事是统一的:他们都穿简朴的衣服,躲避现代科技发明。麻烦在于,大约从1860年开始,对于躲避现代发明应该多么严格,他们进行了无休无止的争论。每次有人发明出新东西,他们都要争论其是否虔诚,那拨不喜欢它的人就分离出去,组成一个新教派。最初,他们争论应该在马车上装钢轮圈还是橡胶轮圈,然后争论是否该用拖拉机,再之后为用电和电视机争论。现在嘛,极有可能,他们在争论该不该用一台无霜电冰箱,或者速溶咖啡应该要粉末还是冻干的吧。

阿米什人最杰出的地方,就是他们为自己小镇起的名字。美国其他地方的小镇,不是以第一个到那儿的白人命名,就是以最后一个离去的印第安人命名。而阿米什人显然在小镇命名上费了一些心思,他们用那些撩人的、别提有多刺激的名称——篮球(Blue Ball)、掌中鸟(Bird in Hand)、因特考斯(Intercourse,意为性交)——为自己的集体增光添彩。因特考斯靠着吸引我这样的过路者,生活过得蛮不错。我觉得,给朋友和同事们寄几张“因特考斯”邮戳的明信片,背后再潦草地写些滑稽煽情的致辞,大家肯定会乐翻天的。

许多人对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心醉神迷,一想到他们生活在200年前,几百万的人都跑到这儿来观看。我们赶到时,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游客群集在因特考斯,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把进城的公路塞得水泄不通。每个人都盼望着看到真正的阿米什人并且拍照留念。每年有多达500万人到这个郡来参观,非阿米什裔的商人已经建起了大量的纪念品宫殿、复制的阿米什农庄、蜡像馆、自助餐厅和礼品店,每年要吸纳观光者心甘情愿花掉的3.5亿美元。现在的这些小镇,几乎已没有任何阿米什人自己要买的东西,所以他们都不再出现,游客们除了互相拍照,已无一事可做。

许多游记和像《证人》 这样的电影通常都掩盖了事情的另一面,实际上兰开斯特郡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最糟糕的地方之一,尤其是在周末,交通堵塞有时会绵延几英里。许多阿米什人都放弃了这里,搬到了艾奥瓦和密歇根北部这种没人打扰的地方。不过在乡间,尤其是在回去的路上,你有时仍能看到穿着黑衣服的阿米什人,或在田里劳作,或是驾着他们与众不同的黑色马车走高速公路,后面则有一长串观光者的汽车慢吞吞地爬行着。观光客们怒气冲冲,因为道路不通,而他们真正想做的,是去“掌中鸟”镇,这样就可以再买些螺式蛋糕、果味冰霜卷,也许还能买个熟铁酒架或者带风向标的邮筒,带回到“狗屁镇”的家中呢。如果10年后这个郡将不再有一个真正的阿米什人,我可一点儿也不会惊讶。这可真是太丢脸了。他们本应该得到安宁的。

晚上,我们来到一个谷仓一般的家庭式宾夕法尼亚荷兰饭馆,这样的饭馆有很多,散布在该郡各处。停车场上塞满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无论餐馆内外,到处都是等位的人。进了餐馆,拿到一张写着621的票,我们来到另一伙人刚腾出来的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每隔几分钟便有一个男人走到门口,叫喊一串儿比我们低得可笑的数字——220、221、222——然后就有十来个人跟着他进了餐厅。我们正讨论着要走,旁边一伙胖子却告诉我们不要放弃,因为就算我们得等到11点,也绝对值得。这些家伙显然是有点儿经验的,他们说,这儿的东西好吃极了。嗯,他们是对的。我们的号码终于被叫到了,我们被领进餐厅,和九个陌生人一起坐在一张大搁板桌旁。

房间里肯定还有其他50张这样的桌子,每一张都有十几个人坐在周围。喧嚣和忙乱已达白热化。女招待端着特大号的盘子匆忙来去,到处看到的都是人们在往嘴里铲东西,胳膊肘起伏波动,就好像他们都一星期没吃东西似的。我们的女招待让大家相互介绍一下,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建议有点儿蠢,于是她就开始给我们上菜,菜都盛在大浅盘和大碗里——大厚片的火腿、堆成山的炸鸡块、成桶的土豆泥,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面包卷、汤和色拉。真令人难以置信啊!大家自己动手,两只手将大盘子高高举起,和旁边的人摩肩接踵。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只碗空了,女招待立刻端上另一只来,简直像在命令你把它吃光。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食物,我的视线都越不过盘子顶部。所有东西都美味可口,大家很快互相熟悉起来,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吃了那么多,连胳肢窝都感觉到胀,可食物依然源源不断地送上来。就在我觉得非得叫个轮椅才能把我送上车的时候,女招待撤走了所有的盘子和碗,开始上餐后甜点——苹果馅饼、巧克力蛋糕、大碗的手工冰激凌、油酥面皮、果酱饼以及天知道的其他什么东西。

我继续猛吃。太好吃了,没法儿拒绝。衬衫上的扣子砰砰跌落,裤子也要爆开。我几乎都没有力气举起勺子,却依然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这一切简直太可笑了。食物开始从我耳朵里往外漏,而我依然在吃,我一晚上就吃掉了莱索托 的国民生产总值。最后,女招待终于仁慈地把我们手中的勺子拿走,端走了甜点,而我们也终于能东倒西歪像僵尸一般走进夜色之中。

我们钻进汽车,都撑得不能说话,朝着远处冒绿光的三里岛开去。我躺在车后面的座位上,脚跷在空中,轻轻地呻吟着。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一口饭,我可是当真的!然而两小时后,当我们回到哥哥家里,痛苦已经减轻,我哥和我又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大吃大嚼了。我们先从他家厨房拿来一捆12瓶装的啤酒和一桶脆饼干,凌晨时分,又在2号公路的一个通宵小餐馆,以一盘洋葱圈和汁多料足的两英尺长潜水艇三明治结束了战斗。

多么伟大的国家啊! WxX38dNDKIhyjDn+Ub1TJTXWRETLsUZ/gjqnUl+EiBFWZcg7r1DXaa/lNi4Ndx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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