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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一年到头没有夏天，潮湿的春天在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阴冷的秋天。几个月来，天空一直保持着一种没有深度的灰色。有时候那儿会下雨，但通常只是一片阴霾，一个没有影子的地方。在那儿生活就像住在塑料盒里一样。而在艾奥瓦，太阳却极力地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艾奥瓦在色彩和光线上的表现简直是歇斯底里，路旁的谷仓是亮闪闪的红，天空是深沉得能够催眠的蓝，芥末黄与鲜绿的田野铺展在我眼前。云母的光芒闪烁在绵延起伏的公路上。远方，庞大的谷物仓库和中西部的大教堂，东一个、西一个的，仿佛草原之海上的一艘艘船只，吸收着阳光，又反射出一片纯白。我在不习惯的光芒中眯起了眼睛，循着公路奔向奥特利。
我的计划是重游父亲去温菲尔德的祖父母家一直走的那条路线——经过普雷里市、佩拉、奥斯卡卢萨、赫德里克、布赖顿、科波克、韦兰和奥尔兹。这个次序已经像文身一样刺进我的记忆。从前我只不过是个乘客，压根儿就没注意过路途，因此当我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碰上奇怪的转弯和意外的三岔路时，真是颇感惊讶。那些岔路逼得我在这儿左转走几里，右转走几里，然后再左转，如此这般重复下去。其实走92号公路去安斯沃思，然后朝南奔向惬意山就直接得多了，我真想不通爸爸用了什么推理方法定下这么一条路线，现在当然也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了。这似乎令人遗憾，尤其是他好像最喜欢把一张张地图铺满餐桌，仔细地推敲可能的路线。在这方面，他正像大部分中西部人那样，“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定向的需要，甚至在讲故事时也是如此。中西部人不管讲什么故事，都会在某个地方迷失在内心独白的灌木丛里，沿着这样的路线继续：“我们正待在旅馆里，那儿在州政府大楼东北方八个街区的地方。嗯，再想想，是西北方，而且我觉得更像是九个街区呢。这个女人没穿衣服，除了一顶浣熊皮帽，光溜溜的跟刚出娘胎一样，打西南边朝我们跑过来了……嗯，是东南方向吧？”如果在场有两个中西部人都目睹了那一事件，你就只能把这个故事抛诸脑后了，因为他们会把整个下午都泡在争论方向上，而且绝不会再回到原来那个故事。在欧洲，你总是能认出来自中西部的夫妇，因为他们会站在繁忙十字路口中央的安全岛上，查看迎风招展的地图，争论哪边才是西方。欧洲的城市，其街道弯弯曲曲，小巷毫无章法，简直要把中西部人逼疯。
这种地理上的痴迷可能与整个美国中部都缺少路标有些关系。我已经忘记那儿是多么平坦空旷了。几乎在艾奥瓦任何地方，只要站在两本电话簿上，你就可以将这里一览无余。从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比利时那么大的一片土地，可是上面却一无所有，除了几个零零散散的农场，几棵大树和两座水塔，灿烂的银色反光，意味着远方看不见的城市的存在。远处的大地中央，一片尘烟追逐着碎石路上的一辆汽车。高高耸立在地上的唯一东西，就是那些大谷仓，可是就连它们也都一模一样，每一个之间都没有多少区别。
而且这里是那么安静。除了玉米无休止地骚动，便没有一丝声音了。三里外的房子里有人打个喷嚏，你也能听得到（“保佑你！”“谢谢！”）。过着如此缺乏刺激的生活肯定快把你逼疯了，这儿没有过路的飞机吸引你的视线，没有汽车喇叭的鸣叫，时间曳步缓慢前进，让你快要以为人们还在看《奥齐和哈丽特》这种电视节目，还要给艾森豪威尔投票呢。（“我不知道你们得梅因人走到哪一年了，反正我们法德乡这儿才刚来到1958年呢。”）
在展现个性特征这方面，那些小镇同样没有帮助。大概唯一能把它们区别开的就是名字了。它们千篇一律，都有一座加油站，一家杂货店，一座谷仓，一个卖农具和肥料的地方，还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微波炉店或者干洗店，让你掠过小镇时能够自言自语：“他们芬格斯市要干洗店干吗呢？”每隔四五个社区就有一个郡府，建在一个广场的四周。广场的一边，是一栋漂亮的砖砌郡府楼，一座内战时的加农炮和纪念两次战争死难者的纪念碑；另一边则是店铺：一家小杂货店，一个快餐馆，两家银行，一家五金店，一家福音书店，一间理发馆，几家美容院，一个男装店，里面的衣服只有小村子的人才会穿。至少有两家店铺都会叫“韦恩”。广场的中心区是公园，有肥壮的树，露天音乐台，飘着美国国旗的旗杆和散落各处的长椅，长椅上坐满了头戴约翰·迪尔帽的老头儿，他们围坐在一起聊着从前那些日子，那时他们还有别的事可做，而不是围坐着聊着那些有别的事可做的日子。在这些地方，时间像老牛拉车般嘎吱嘎吱地流逝。
艾奥瓦最好的小镇是佩拉，位于得梅因东南方向40英里。佩拉是荷兰移民创建的，每年5月，这里仍然举行盛大的郁金香节，他们还会请来某些大人物，比如海牙市长，飞来赞美他们的球茎。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佩拉，因为很多居民会在前院摆个小小的风车，看起来挺有趣。我倒不是说这格外有趣，而是你小小年纪就已学会，在穿越艾奥瓦的任何旅途中，不要放过你能找到的任何一点儿乐趣。此外，佩拉城边上还有一家“牛奶皇后”冷饮店，我爸有时会停在那儿，给我们买浸了巧克力的蛋筒冰激凌。光是为了这个，我一直对这个地方怀着特别的喜爱。当我在这个美好的9月清晨驶进佩拉，心情格外愉快，因为许多人家的前院里依旧有风车在旋转。我在广场上停下车，出来舒展腿脚。因为是星期天，广场上的老人们在休息——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在电视机前睡一整天——不过在其他各个方面佩拉都和我记忆中的一样完美。树木、耀眼的鼠尾草和灿烂的金盏菊花床把广场装点得郁郁葱葱。广场上也有它自己的风车，这个漂亮的绿风车有白色的叶片，几乎和实物一般大，站在一个角落里。广场四周的店铺，都是整个中西部小镇店家钟情的谷片盒式建筑，不过加上了姜饼檐口和其他喜兴的装饰。每家店铺都有个严肃、可信赖的荷兰名字：帕德库珀药房啦，贾斯玛面包坊啦，范科保险啦，戈斯林克福音书店啦，范德布鲁面包店啦。当然了，它们全都不开门。在佩拉这样的地方，星期天仍然严格地遵守着戒律。的确如此，整个镇子是一片诡异的寂静。沉浸在那种死一般的静默之中，令你开始怀疑（如果你恰好有歇斯底里的天性）：莫非每个人都被晚上泄漏的无色无味气体毒杀了——甚至可能正在悄无声息地控制你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这毒气正在把佩拉变成平原上的庞培。我简要地想象了一下，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查看这些遇难者，特别让他们着迷的，是郡府广场上那个焦急的戴眼镜的年轻人，永远在紧握着自己的喉咙，正企图打开车门。不过很快我就看见广场那头有个人在遛狗，于是明白一切危险都已平安度过。
我本来无意逗留的，可是碰上如此美妙的早晨，我便沿着旁边的街道溜达，经过了整洁的有圆顶和山墙的镶木房子，房子前面的门廊上有双人座的秋千，在微风中嘎嘎作响。除了我的脚步蹭过枯叶的声音，这里没有其他声息。在街道的尽头，我碰到了中心学院的校园，一个荷兰改革教会管理的小学校。校园里的红砖房俯瞰着一个曲曲弯弯的水池，水上有架木制的人行拱桥。整个校园安静得像注射了双倍剂量的“安定”。看起来像是克拉克·肯特
念过的那种大学：整洁、亲切、思想正经。我走过那座桥，在校园的另一边发现了证明我不是佩拉唯一活人的新证据。从宿舍楼高处一扇开着的窗里，传来了开得极大的音响声，叫嚣了好一阵子——我想是什么《弗兰基去好莱坞》吧——随后，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个炸雷似的声音：“马上给我把那鸟东西关掉，否则我过去把你的脑袋砸烂！”那是来自彪形大汉的声音——我猜他的外号叫“驼鹿”。音乐戛然而止，佩拉又睡着了。
我继续往东行驶，经过了奥斯卡卢萨、弗里蒙特、赫得里克和马丁斯堡。我对这些名字都很熟悉，但小镇本身却唤不醒我多少记忆。在从前大多数旅行的这个阶段，我便率先进入了无聊引发的恍惚状态，每隔15分钟就要大喊大叫：“还要多久啊？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我闷死了，我好恶心，还得多久啊？咱们啥时候才到啊？”我依稀认出了科波克附近路上的一个转弯，当年因为碰上暴风雪，我们为了等铲雪车经过，在那儿待了四个钟头。还有几个地方，我们停下来让姐姐下去呕吐。其中包括马丁斯堡的一个加油站，她跌跌撞撞下了车，冲着油泵服务员的脚踝大吐特吐。（好家伙！那人真是手舞足蹈！）在韦兰的另一处，爸爸差点儿把我扔在路边，因为他发现我打发时间的办法，是把后车门嵌板上的所有铆钉都搞松，暴露出内部机械的有趣景象，却不幸导致车窗和车门永远失灵。然而，直到我经过奥尔兹，到达通往温菲尔德的路口的那一刻，才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当年一到此处，爸爸便欣喜若狂地宣布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我最少也有12年没走过这条路了，可是对我来说，它平缓的小山坡和孤零零的农场就像我的左脚般熟悉。我的心在飞扬，这真像时光倒流啊，我似乎又成了一个小男孩。
抵达温菲尔德的路上总是惊心动魄。爸爸开下78号公路后，就以超高速度行驶在一条粗糙的石子路上，把大家颠得七扭八歪，还卷起团团白色尘云，然后顶着妈妈持续不断的警告，以明显精神失常的状态盲目地拐向了一条铁路线，而且一本正经地说：“我希望没有火车开过来。”直到几年以后，妈妈才发现那条铁路一天只有两趟火车经过，还都是在深夜。铁道远处，孑然独立在一片荒野中的，是座维多利亚式的宅子，很像《纽约客》里查尔斯·亚当斯漫画中的那种房子。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在那儿住过，可它依然摆满了罩着潮湿床单的家具。我姐、我哥和我经常从一扇破窗子爬进去，浏览一箱箱发霉的衣服、老旧的《科里尔》杂志和一些照片，上面的人都是一脸古怪的愁苦表情。楼上有间卧室里，据我哥说，躺着最后一位房客干瘪的尸体，一个死于心碎的女人，她在婚礼的圣坛前被抛弃了。我们从来没进去过，不过有一次，我大概四岁，我哥从钥匙孔往里窥探了一下，突然狂叫一声：“她来了！”然后头也不回地飞奔下楼。我呜呜咽咽地跟着他，每一步都喷着尿。这栋房子过去，是一片广阔的田野，上面满是黑白相间的奶牛。再过去，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房子了。在树丛形成的天棚下面，它漂亮而又洁白，还有一个红色的大谷仓和好几亩草坪。我们每次到时，爷爷奶奶都无一例外地在大门口等着。我不知道他们是看见我们过来才奔到那个位置，还是就在那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着。极有可能是后者。因为说老实话，他们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这以后，将是四五天开心的日子。爷爷有一辆T型福特车，他允许我们这些小鬼在院子里开着玩儿，害得他的小鸡和两位年长的女性痛苦不堪。冬天里，他会在车后面挂个雪橇，带着我们在白雪皑皑的路上跑很长很远。到了晚上，大家会围着餐桌打扑克，玩得很晚才睡觉。去爷爷奶奶家总是在圣诞节，或者感恩节，要不就是国庆节，或者某个人的生日。在那里，永远有幸福快乐。
我们一到，奶奶就急急忙忙地从烤炉里端出某种刚烤好的东西。这种东西总是那么不同寻常。奶奶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真的照着食品袋后面的食谱做东西的人。那些菜总是叫作“脆米片加香蕉船翻身蛋糕”或者“戴尔·蒙特利马豆加椒盐卷饼的宴会式点心”。材料通常都可疑地由大量该公司自己的产品构成，而且一般是你在极度饥饿时才会想到的组合。这些菜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们的别具一格。当我奶奶给我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或三角饼时，里面几乎可能包含任何东西——尼布里茨甜玉米、巧克力屑、午餐肉、胡萝卜丁、花生酱。一般来说里面某处总会有些脆米片，我奶奶对脆米片情有独钟，不管做什么都要铲两勺进去，即使食谱上没这么要求。她的烹调水平之差，基本上和你我一样，并不会造成什么实质的危害。
这一切似乎都很遥远了，确实如此。那确实是很久以前了。实际上，我奶奶用的是手摇电话，就是那种挂在墙上，有个手柄的，你把它转上几圈然后说：“梅布尔，给我接格蕾迪斯·斯克里比吉。我想问问她怎么做霜糖奶酪宴会小点儿。”结果呢，格蕾迪斯·斯克里比吉已经在听电话了，或者别的什么正在听电话的人知道怎么做这种点心。每个人都偷听电话。奶奶经常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偷听，她一只手捂着话筒，向屋里其他人活灵活现地转述什么结肠灌注啦，子宫脱垂啦，跟韦恩那家“城区客栈及晚餐俱乐部”的女招待私奔到伯灵顿的丈夫们啦，还有小镇生活中的其他危机。在这期间，我们大家都得保持绝对的安静。我永远也不能完全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故事若进入了最刺激的部分，奶奶常常会忍不住插嘴。“噢，我觉得梅勒可真卑鄙，”她会说，“是的，没错，我是莫德·布赖森，我只想说，他这样对待可怜的珍珠，真是太恶心、太卑鄙了！还有，梅布尔，我要告诉你点儿别的，在哥伦布路口，你能买到便宜一块钱的有托胸罩呢。”大概在1962年，电话公司来人了，在奶奶家里安了一部没有共用线的正常电话，可能是应了镇上所有其他居民的请求吧。这简直就是将她的生活打穿了一个大洞，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我并不真的指望我的祖父母在大门口等我，因为他们已去世多年。但我想，我是隐隐地希望另一对善良的老夫妇现在正住在那里，并且会邀请我进去看看，分享我的往事。没准儿还会让我做他们的孙子呢。最最起码，我以为祖父母的房子就像我上次见到时那样。
但事实上，已经不是那样了。通往房子的那条路依然是亮闪闪的白色鹅卵石，也依然卷起令人满意的尘云，但那条铁道却不见了，而且没有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那栋维多利亚式的宅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农场员工宿舍式的住家，汽车和煤气筒散落在院子里，仿佛一个学步小儿的玩具。更糟糕的是，牛儿遍布的田野现在成了满是纸盒般房子的地产。我祖父母的家从前安然屹立在镇子之外，好像田野海洋中一个清凉的绿树小岛。可现在呢，廉价的小房子从四面八方向它拥挤过来。我震惊地发现，谷仓竟然也不见了，哪个傻瓜拆掉了我的谷仓！而那房子本身呢——唉，已经成了个破棚子。油漆大片大片地剥落，灌木被随意地连根拔起，树林被砍倒，高高的荒草丛中散落着房子里溢出来的垃圾。我在房前的公路上停下车，面对此情此景，只有目瞪口呆。我无法描述这种失落的心情。我的一半回忆都在那栋房子里啊。过了一会儿，一个巨大的胖女人出现了。她穿着粉红短裤，正在打电话，那电话线显然是无限长的，因为她走过来站在敞开的门口，死死盯住我，纳闷我究竟在死盯着她看什么。
我开车进了城。在我小时候，温菲尔德的主街有两家杂货店、一个廉价品小铺、一间酒馆、一家台球厅、一个报社、一间银行、一爿理发店、一座邮局、两个加油站——繁荣小镇该有的东西它都有。每个人都在当地购物，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可现在剩下的只有酒馆和卖农具的地方。有六块空地上像补丁一样缀满杂草，上面的建筑物已经被拆掉，再也没有重盖。剩下的那些建筑，大多都黑乎乎的，用木板钉死了。这里活像一个废弃的电影布景，很久以前就已被扔在这里等待腐烂了。
我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现在恐怕得开上30英里路才能买到一条面包吧。酒馆外面，一群杀气腾腾的年轻摩托车手正在闲荡。我本打算停下来问问他们这个镇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其中一个见我放慢了速度，向我竖起了手指。无缘无故啊！他大概只有14岁。猛然间，我驱车向前，回头奔向78号公路，经过熟悉得像我左脚一样的散落农舍与平缓的斜坡。平生第一次，我在转身离开一个地方时，知道自己永远也不会再来看它了。这实在太令人难过了，可我本来就该明了于心的。正如我过去常对托马斯·伍尔夫所说的那样，生命中有三件事是你无法做到的：你打不赢电话公司；你绝对无法引起服务生的注意，除非他准备理你；还有，你不可能再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