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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有两个重点：第一，标明作者（我）所认定的、法律经济学的重要智慧结晶。第二，介绍经济分析的结构，以及下面各讲希望阐明的理论层级。
智慧结晶
法律经济学，是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架构，探讨法学问题。依我浅见，主要的四点体会如下： 第一，先了解社会，再了解法律。第二，让证据说话。第三，法律的功能未必是追求公平正义，而是处理价值冲突。第四，法律的功能，过去是以除弊为主，今后则是以兴利为主。
分析架构
在很多经典经济学教科书里，都尝试总结经济学这个学科的精髓。譬如，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2009）的《经济学》和尼古拉斯·格雷戈里·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的《经济学原理》。中文世界里，张五常的巨著《经济解释》，已经有经典的地位。此外，拙作《解释的工具》总结经济学，也可以参考。
相形之下，依我多年沉吟，经济分析的架构可以利用图1-1表示。 分析架构有四个环节：分析基本单位、行为特质，加总和均衡，变迁。
图1-1 经济分析基本架构
对一位生理学家来说，可能把人体分成骨骼、血液等，然后把细胞当成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同样的，经济学者逐渐归纳出的理论架构，也有分析的基本单位——个人，而不是更大的单位（家庭），或更小的单位（原子、分子）。
简单地说，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有两大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探讨“经济活动”，主要是指生产消费、买卖交易、货币金融等。慢慢地，经济学者归纳出一个简洁的架构，可以探讨各种经济活动。后一个阶段，大概是由1960年起，经济学者福至心灵，发现可以把分析架构抽象化。利用同样的架构，不只可以分析“经济现象”，也可以分析“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等。因此，经济学者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这种延伸和扩充，在其他领域里也屡见不鲜。譬如，由绘画中归纳出“美学”的概念，可以运用在摄影、设计、电影、小说等范围。由研究战争和冲突所发展出的 “博弈理论”（game theory）， 可以用在商业、政治、家庭、男女恋爱，乃至于个人和自己的挣扎里。用成语来表示 ：以简驭繁，一以贯之！
理性自利
个人是分析的基本单位，而关于人的特质，经济学者归纳出两点：理性和自利。 理性（rational） ，是指人这种生物能思索，也会思索。 自利（self-interested） ——不是自私（selfish）——是指人这种生物，会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利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也可能包含别人的利益。
理性
图1-2展现理性和“不理性”。常态分布的两端，左边的5%，是住在精神病院，思索的能力和内容与多数人不同的人。右边的5%，是喝了两瓶五粮液或金门高粱酒的人，不能思索。这些人的行为，适合由生理学家和精神科专家研究。中间90%的部分，是一般人、正常人，是能动脑筋思索的生物。
图1-2 理性和不理性
关于理性，可以澄清一些常有的误解。首先，图1-3画出几个时点：t 1 是公证结婚时，双方满心欢喜，誓言白头偕老、至死不渝；t 2 是蜜月期已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t 3 是彼此如水火，吵闹不休的时日；t 4 是公证离婚，各奔东西的时点。在t 4 这个时点，人们很可能认为：回头看，在t 1 的决定是“错误的选择”。然而，这已经是t 4 ，能用这个时点的情怀论证t 1 的决定是不理性的吗？不能！也就是， 人是理性的，并不表示人不会犯错！
图1-3 理性也会犯错
其次，理性有刻度高下之分——在商业上和竞争对手锱铢必较的思维，想必和酒桌上与朋友打敬酒官司时不同。同样的，三十而立的思维，与五十而知天命时的思维相比，缜密程度当然有高下多少之别。而且，这些现象还隐含了重要的一点，人会有意无意地 “换挡”（shifting gear）， 选择以多少的理性来面对环境。理性的运用，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再次，法学里经常会提到 “激情犯罪”（crime of passion）， 看似不理性，其实不然。激情犯罪时的理性，和平常不同，但不是没有理性——激烈吵架时，气愤而动刀动手伤害对方，不就是目标明确，希望尽可能宣泄自己的愤怒，伤害自己眼前的对象吗？
最后，采取“人是理性的”这种立场，可以清楚明确地一以贯之。相反的，如果采取另一种立场：人有时候是理性的，有时候是不理性的！那么，问题立刻出现：哪些因素决定了人的取舍？由理论建构的角度着眼，这是自找麻烦，舍近求远，看似聪明，其实思虑短浅！
自利
关于人是自利的，更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困惑、排斥，乃至于贬抑，有几点值得澄清。首先，自利，是指人的行为，“是”对自己有利的。这是一种实际上的描述，是 “实然的”（a positive description）， 而不是 “应然的”（a normative prescription） 。也就是说，无关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刻画而已！
其次，利益（interests），当然有很多种：物质精神，狭义广阔。把自己打扮得风光亮丽，固然是自利；把自己的家小照顾得快乐康健，当然也是自利。很少有人是不顾自己、自己的家小，而一心一意去照顾别人、别人的家小。当然，这些人的行为，也是自利，只不过“自利”的内容，与众不同罢了。雷锋的行为，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可以当成作业，好好琢磨。
再次，有人质疑，对于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人，行为是自利的吗？有两点值得细究：第一，“损人不利己”通常是指别人的行为而不是指自己。如果t 4 这个时点，想起自己t 1 时的行为，其实是损人不利己，那么，这已经是不同的时点，数据库不同，情境也不大相同矣。第二，有些人、有些时候，会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譬如，把情敌打伤！这时候，加加减减，自己从里面得到的快乐（？！），必然是超过自己所承担的损失——苦肉计，差堪比拟。
最后，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思（Douglass Cecil North，1920-2015）， 在集大成经典《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里，第二章就提出理论上的大哉问：“合作——理论难题”（Cooperation：The Theoretical Problem）。他探讨的主题，是整个社会的经济表现，但是追根究底，把问题的关键归结到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隐含的意思，至少有两点：经过长期的演化，自利已经是人的本性，“利他”，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还有，合作互惠，并不容易，特别是范围扩大，人数增加之后。
在经济学者眼中，人“是”理性自利，而不是人“应该”或“不应该”理性自利。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价值判断。
当然，关于“理性自利”，也可以有不同的立场。 温和的立场（weak form） ，是把理性自利当成是一种假设，是为了便于分析所采取的前提。另一种，是 强势的立场（strong form） ，认为理性自利是一种事实的描述（factual statement）。很明显的，后者是“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的态势。哪一种立场较好、较有说服力或较有趣，当然本身又是一个可以争议不休的问题（Lazear，2000）。
诺贝尔奖得主 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1930-2014） ，博士论文在1976年出版为书，名为《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The Economic Theory of Human Behavior ）。1992年，当他得到经济学的桂冠发表演讲时，题为“行为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pproach to Behavior）。言下之意，经济分析不只适用于探讨人类行为，对于乌贼、老鼠等的行为，也同样适用。珍妮特·戴·兰达（Janet Tai Landa，2012）回顾生物学的文献，饶有兴味地归纳出：蜜蜂和蚂蚁的防御工事和应战策略，完全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 ，对于经济学者在其他领域里大张旗鼓、“张牙舞爪”，期期以为不可，或者至少很保留。他意有所指地表示：也许，对于经济问题，经济学者觉得力有未逮，才跑到其他领域去试试手气吧？！然而，经济分析是否适于进入其他领域，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让证据来说话。事实上，科斯自己都这么表示：“经济学者就像卖瓦罐的小贩，向人们兜售自己的产品。”在其他领域里，经济学者能不能引领风骚，就看他们能不能逮得住耗子！
就法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而言，毫无疑问，法学的历史更为悠久。近代经济学的奠立，通常以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准，时至今年（2017年），也不过才两百多年。然而，就理论的发展和严谨性来看，经济学却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值得法学参考借鉴。
法学理论：浅析
翻开任何一本法理学的教材，或看看法学期刊里的论述，约略可以得到两种印象。法学理论，大概有两种：第一类，是以思想源流为名，譬如：自然法学派、现实主义法学、功能主义法学，等等。第二类，是以学者个人为名，譬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哈特、德沃金的理论，等等。
这些“理论”，添增了法学的内涵，丰富了法学的思维，当然价值可观。然而，这些理论虽然反映了时代特色或个人慧见，却多半呼应一时一地，而不是能跨越时空、普遍成立的 “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一言以蔽之，在法学理论里，似乎（？）并没有众议佥同的核心（core），是被主流法学界所共同支持，能够作为法学理论的基础，并能据以发展各个部门法的理论。
借着一个例子，可以稍稍反映这些理论的潜在问题。具体而言，华人文化里“儒家”“法家”“墨家”等思想，各有特色，而且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各领风骚。然而，无论引据哪一家，能够指引目前的法学问题，对立法工作和司法实务，有明确的呼应吗？勉强地援引，往往捉襟见肘，传统思想学派如此，难道西方法学思潮不也是如此吗？就理论的普遍性和严谨性而言，法理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法学界的学子（包括学者），不妨心平气和地自问：“先了解社会，再了解法律。”对于社会，自己有没有一个清晰有力的分析架构？同样的，自己对于法律的了解和阐释，所依恃的又是什么？在自己的工具箱里，是不是主要就是“甲说乙说”以及自己的生活经验？对于具体的法学问题，自己的判断是依据一些想当然耳的信念（beliefs），还是可以追究到基于事实（facts）的论述？或者，换一种检验方式：在论断法学问题时，自己所依恃的“权威”（authority），是信念还是事实？
经济理论：引申
对于法学而言，经济理论至少有三点值得强调。第一，官司案件，是法学研究中重要的材料。天平两边谁输谁赢（或共输共赢），往往系于一线之间，因为魔鬼常常躲在细节里。经济分析探讨经济活动，对于盈亏可以计较到锱铢（小数点）。因此，在分析利弊得失上，经济分析涉及金钱数字，本身就隐含论述取舍上的优势。
第二，经济学只是一套分析工具（或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伦敦政经学院蒂莫西·约翰·贝斯利（Timothy John Besley）教授的一段话，平实而中肯：“其实经济学并不隐含任何立场或结论——经济学只是一套分析世界的工具，而且可能得到各种不同的结论，包括赞成政府干预和反对市场干预的结论！”
——这是他发表长文，响应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对市场和经济学（者）的质疑。言下之意，经济分析只是工具，在相当程度上，是价值中立的。
第三，法学里（司法实务上亦然），概念（concepts）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各个概念的内涵和外缘（边界所在），却往往是（又是）诉诸争论者的个人经验或学界大佬的判断。相形之下，“概念”也是社会现象的一环，也可以援用经济分析的架构。对于各种法学概念作成本效益分析，既有智识上的兴味，对司法实务也非常有参考价值。 （预告：第二讲里会以实例说明，“危险”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检验！）
第一讲里，勾勒了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也描绘了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具体的内容，可以条列式地归纳出几个重点：
第一，经济学的分析架构，可以总结为四个环节：分析的基本单位、行为特质，加总和均衡，变迁。
第二，个人，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对经济学者而言，个人具有两个特质：理性和自利。
第三，经济分析的架构，可以探讨经济活动，也可以分析社会、政治、法律等其他问题。
第四，经济分析的性质，是实证的，让证据说话，可以为法学理论提供稳健的基础。
第五，对于法学里的各种概念，也可以援用经济分析的架构，探讨内涵和边际所在。
问题1：母亲冲到火场里救自己的子女，是不是理性自利的？
参考分析：两点事实，可以作为分析论述的起点：第一，母亲冲到火场里，救的是“自己”的子女。到火场里去救其他人子女的母亲，可能屈指可数。第二，即使火场危险，你知我知，但母亲是自愿的，没有人拿着枪逼母亲，使她非去不可。
问题2：法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为什么法学出现得比较早？
参考分析：存在不一定合理，存在一定有原因。对于看似不寻常的问题（或社会现象），若能以理解之（理解），表示自己的分析架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可以试着解释。
法学出现得比较早，因为需要使然。原始社会里，人际相处就有摩擦纠纷。因此，为了善后，自然发展出一些机制（mechanism）。随着社会的发展，摩擦纠纷所涉及的权益增加，社会上逐渐有能力支持法学这种专业。相形之下，经济活动由物物交易到货币经济，合而两利、互蒙其利。并没有特别的需要，必须发展和支持“经济学”这个专业。在这种解读下， 法学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而经济学是奢侈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会出现。
①Besley, Timothy，“What’s the Good of the Market？An Essay on Michael Sandel’s What Money Can’t Bu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1（2）：478-495，2013.
②Hirshleifer, Jack，“The Expanding Domain of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75）：53-68，1985.
③Landa, Janet，“Gordon Tullock’s Contribution to Bio-economics”， Public Choice ，152（1/2）：203-210，2012.
④Lazear, Edward P.，“Economic Imper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1）：99-14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