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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过很多常春藤盟校的精英学子，时常觉得他们笨得不可开交。而且也不止一次地听到过美国人真的很笨、华人真的很聪明的说法，但是为什么当社会里大部分的人都“很聪明”的时候，情况反而比不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很聪明”的社会？
在农业社会里，也有经济活动，不过和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大不相同。至于如何由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的工商业社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
对经济学者而言，探讨经济增长有两方面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农业社会变成工商业社会、乃至于科技社会，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当市场机能达到均衡时，可能呈现一种循环重复的状态；可是，哪些因素会刺激进而打破均衡，使经济体系朝一种新的状态发展呢？在理论的建构上，要使理论严谨完整，必须同时包含对“不变”与“变”这两种趋向的分析。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变”有两种：一种是在原地打转式的变化；另外一种则是演变成新的状态。
在这一章里，我将先阐明财富的意义，然后尝试描述社会通过经济活动而累积财富的过程。最后，则是指出现代经济体系里，循环起伏的可能原因。
财富的意义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波斯纳（R.Posner）教授，原来主修法律，毕业于名校哈佛法学院。而后，当他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接触经济学，并且成为忠实的信徒和宣扬者。法律经济学这个新兴领域，就是在他和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等人的推动之下，发展得日新月异，对传统法学造成根本的影响。
波氏的学说里，最引人争议的是“财富最大化”的概念。他认为，法官在判大部分的案件时，都可以以这个概念为依据，以促使社会财富最大化。对经济学者而言，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能经由自愿性的交换，使社会的财富逐渐累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髓，正在于此。可是，对传统法学界而言，过去一向是以公平正义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财富最大化”来判案，不仅可笑无稽，而且俗不可耐。还好，经过了数十年的讨论沟通，波氏“财富最大化”的观念，已经不再是洪水猛兽。
然而，在经济活动里，追求财富、累积财富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在人类的其他活动里，也值得把财富当作目标呢？下面的故事，就试着阐释财富的意义。
曾自不量力地接受邀请，到一个政府单位作一场专题演讲，题目是“文化与经济”。我提到，虽然一般人认为经济学是处理和“价格”有关的问题，不过“价格”只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广义地来看，经济学其实是探讨“价值结构”的学科。
因为在场听众的素质都很高，所以我又花了一些时间说明狭义的经济学是专门分析商品劳务之类的“经济活动”。这些买卖虽然只占人们生活里的一（小）部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以“价格”表现的财富很容易转换成其他的“价值”，而像美丑善恶这些其他的价值却很难转换成别种的价值。
讲完之后，我正低头整理东西，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走到身旁。她说，她不觉得只有价格才能转换成其他的价值，她可以很轻易地把她的快乐分享给她的朋友；其他的价值显然也是可以转换的，她不太清楚我的意思。
虽然我的嗓子有点哑，不过既然是年轻漂亮的小姐有问题，我当然分外地乐意略陈固陋。我正要开口，旁边又走近一位比我还中年的中年男士。他也有问题，而且话匣子一开不可收拾。原来的小姐看看手表，点个头走了，留下两个大男生——一个谈兴大发，一个面露（假假的）微笑、保持风度。
在回学校的出租车里，我稍稍有点感伤和遗憾地想起刚才价值转换的问题……
一个人当然可以把他（她）的情怀释放出来，让其他人分享他（她）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特别是心灵上有交集契合的人，感受更是深刻。可是，这只是近距离、小范围里的“转换”，范围一扩大、距离一拉长，转换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因此，你可以把“正义感”这种情怀很轻易地展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却不容易让远在天边的人体会到你的心意。
相形之下，以价格表示的金钱（财富）却可以很方便、无所不及地发挥功能：我可以把钱由台北汇到高雄去，捐给贫困户；可是，即使我有满腔的正义感，我能把这份正义感电汇到高雄吗？仔细思索一下，金钱这种价值确实比较容易变成其他的价值：口袋里一千块新台币可以用来买两本书，把金钱转换成知识上的“真”；可以用来捐给公益事业，把金钱转换成行为上的“善”；可以到海边享受海天一色，把金钱转成感觉上的“美”。可是，如果有满腔的良知、正义感，能不能直截了当地变成真善美呢？
而且，金钱这种价值在辨认、交换、处理上要比其他的价值容易得多。当我由口袋里拿出两张五百块的钞票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可以掌握、控制、运用一千块的资源，也都愿意接纳和承认我的权利。但是，如果我高声声称我心里有一万个单位的正义感，想交换一个苹果、两张戏票，别人愿意承认我的权利吗？别人“应该”承认我的权利吗？当我用一千块买了两本书，书店老板可以拿着这一千块去做别的用途、去创造新的价值。可是，即使我能用心里的正义感换得了一个苹果，我要怎么样把心里的正义感交给水果摊的老板；他“拿到了”正义感之后能做什么用途呢？因此，和其他的价值相比，金钱这种价值的运用比较没有争议。正因为比较没有争议，所以以金钱进行的活动可以引申蔓延出其他进一步的活动，也就是创造和累积出更多的价值。
指出金钱这种价值的优点，当然并不隐含贬抑其他价值的缺点，两者之间的对照刚好衬托出彼此的特性。因为金钱明确简单，所以容易处理，也能不断地滋生和成长。不过，金钱这种价值本身（应该）只是媒介而不是目的：我们通过对金钱这种价值的运用，享受到其他诸多的价值。如果没有金钱（财富）作为媒介，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能拥有的显然将是很粗糙原始的价值。
坐在出租车里想这些道理当然比和年轻漂亮的小姐讨论要无趣得多；不过，也许头脑要清醒一些。这些价值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转换？
和五百年前的社会相比，现在的社会可能有同样多的诚实和正义感。可是，经由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累积，社会目前所拥有的财富，绝不是五百年前所能比拟的。而且，当社会的资源（广义的财富）愈来愈多时，才有更充沛的条件追求其他的价值和支持人的尊严；波氏财富最大化的观点，确实见前人所未见。
经济活动的变迁
如果我们环顾四周，马上可以发现：有的国家非常富裕强盛，有的国家却萧条落败；有的国家已经进入科技社会，有的国家却仍然停留在游牧农畜的状态里。可是，为什么？既然有这么多先进社会为榜样，为什么落后地区不能在短期内迎头赶上、共享繁荣？
下面的故事，就具体而微地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几年前，有一次到邮局寄信，我把牛皮纸袋交给柜台的小姐，请她称一称有没有超重，我好贴邮票。小姐把纸袋往柜台上的磅秤一放，指针晃动两下，刚好停在基本邮资的重量上。可是，小姐竟然说：超重，要多贴X块钱的邮票。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邮件明明没有超重。我问：不是刚好没有超重吗？柜台小姐头也没抬地讲了一句让我毕生难忘的话；她说：“现在没超重，等你贴上邮票，就超重了！”
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连续受到两次震撼，我有点张口结舌、手足无措。还好，那时候我已经当过兵，经过一些历练，稍有韧性。我半句话不说，向旁边窗口的小姐借了一把剪刀，把牛皮纸袋剪掉大大的一角，贴上基本邮资，没有做鬼脸地把邮件交给原来的小姐，然后掉头扬长而去。
后来每次午夜梦回想起这事，总免不了在愠怒之余有一丝感伤：为什么邮局的那位小姐会那么苛刻？为什么我又必须要靠一点伶牙俐齿的“小聪明”来以眼还眼、以暴制暴？
早期的制度学派经济学者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有些区域一直在贫穷落后里打转：既然已有先进国家为榜样，而且资本技术也不是遥不可及；可是，为什么这些落后地区却好像在时空的轨迹上静止不动，和别人的差距也就愈来愈远？经过深入地探讨和思索，这些学者慢慢体会出一点令人惊讶和难过的心得：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是有其原因的，而且还很可能会继续落后下去。
在中东地区的某些集市里，有各式各样的摊贩；卖的东西从牛马骆驼、衣服器皿到米麦粮食，应有尽有。市集里人声喧哗，往来杂沓，热闹得很。但是，这些集市里的买卖交易有几个共同的特性：卖东西的人规模多半很小；买卖双方多半是萍水相逢，彼此都是陌生人；做成一桩买卖之前，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讨价还价上。
因为生产交易的有很多是自制的农产品或手工艺品，所以产量不大，而且质量参差不齐。因为彼此是萍水相逢，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碰面，所以重要的是在“这次交易”上得到好处、占到便宜。既然没有两个东西是一样的，每个东西的“特色”当然也就可以夸大其词。所以，卖东西的人会鼓起如簧之舌，把他卖的东西吹嘘得天花乱坠、绝无仅有；买东西的人当然也会不假辞色地挑三拣四、嫌东嫌西。买卖双方花很长的时间计较得失，各种欺、瞒、诈、骗的伎俩当然也就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些特性一旦形成，就产生恶性循环。因为要花很多时间在讨价还价上，所以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在言词上胜过对方，产品本身的良窳倒变得次要了，卖东西的人也就没有意愿去花心思改良他的产品了。因为只是一面之缘，所以也不会试着建立起口碑信用；没有口碑信用，自然也就不需要以质量取胜；不能以质量取胜，也就没有动机去提升质量。所以，几十年或几百年来所买卖的东西，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恶性循环指的不只是交易的货品，更重要的是对人性的摧残。忠厚老实不但不会受到奖赏鼓励，还会被当成冤大头，甚至落得无容身之处。所以，大家都变得虚浮狡诈，不信任别人，也不让别人信任。事实上，最后大家的气味习性相近，都是一丘之貉，也没有什么好坏是非可言。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者把这种令人感叹的情况称为“低度均衡”，用来和西方先进社会日新月异、产生良性循环的“高度均衡”作对比。至于怎么样能（试着）由低度均衡过渡到高度均衡，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了！
过去在美国求学时，常觉得同班的美国同学比不上我们中国台湾或韩国的同学。后来有机会教他们的大学生，虽然这些学生已是顶尖常春藤盟校的精英，我还是觉得他们笨得不可开交。然而，经过“贴邮票”的事情之后，我有一点新的体会：美国人也许真的很笨，华人也许真的很聪明，但是当社会里大部分的人都“很聪明”的时候，也许情况反而比不上大部分的人都“不很聪明”的社会……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运用到很多方面；有时候，这些聪明才智等于是在“做虚功”——浪费在一些既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的用途上。
可是，在哪种环境下，才会有经济增长呢？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学者把注目的焦点集中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科技水平、基本设施等等因素上。可是，强调其中任何一项因素，其实都隐含值得（或必须）采取诸多配合的公共政策。譬如，如果人力资本不足，就要增加对教育的支出，改善医疗设施以增强体质，协助高级人才就业和在职培训；如果基本设施不足，当然要花钱修马路铺电线与水力。可是，经济学者渐渐发现，长远来看，自然资源等因素并不是关键所在。而且，很多东欧国家在科技方面并不落后，可是在旧制度解体之后，经济活动却并没有很快地步上正常的轨道。可见，对一个社会而言，要维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且逐渐累积财富、迈向富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整体而言，社会能不能支持正常的经济活动、并且追求成长和繁荣，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开放自由的环境；使人们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且享受自己努力的果实。下面的故事，就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得到的智慧结晶。
虽然历史是由一连串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所组成；但是，这些事件的意义却是由“历史研究”反复不断地加以分析和阐释。
诺斯可以说是“新（经济）史学”研究的佼佼者：他运用尖端的经济理论重新解释历史，不但能讲出更完整、更有说服力的“故事”，也为他自己挣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成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这本书里，诺斯就以短短150余页的篇幅，重新阐述从10世纪到18世纪这段期间里，欧洲的兴衰起伏……
在16世纪以前，欧洲大陆的荣枯仿佛是被一种宿命论式的循环所支配；而“人口数量的多寡”则是主导这些循环的唯一因素：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里，人口持续地增长之后，原有的耕地不敷使用。所以，较偏远的土地会逐渐被开垦生产，但是这些次等耕地的生产力较差。因此，伴随着人口增长的，是每个人的平均所得下降。平均所得下降隐含的是生活质量较差。每个人能摄取的养分慢慢减少，人的抵抗力也因而下降。因此，人口密度上升加上抵抗力减弱，刚好就为饥荒、瘟疫、战祸等天灾人祸提供最有利的条件。
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饥荒、瘟疫和战乱扫除了大量的人口之后，另一个循环于焉展开：人口减少之后，可以放弃较差的土地，农业生产力上升，每人实质所得增加，营养改善，人口开始膨胀——一直到下一次大自然再作无情地淘汰为止。人，挣脱不了自然条件的束缚。
然而，16世纪是欧洲大陆的转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的人口已经恢复到14世纪的水平。虽然人口增长可能会再度导致自我残害，但是，有些区域已经能挣脱大自然的诅咒。
荷兰和英国是两个成功的例子：经历一段稳定增长的岁月之后，地区性的小型贸易慢慢扩充规模；几个港口慢慢成为大型的商埠，在市场里交换的资源愈来愈多。市场的规模扩大之后，各种金融性产品也就次第出现。募股公司、专业代理、资本市场、贴现市场等等，都应时而生。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政府（皇室）不但没有干预阻挠，反而采取诸多措施以促进市场活动的勃兴。
与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成功的例子相比，法国和西班牙的际遇就令人掩卷叹息矣——诺斯教授用“陪榜者”这个名词来描述法国和西班牙。当区域间的贸易正在萌芽的阶段，法国皇室不但不加以呵护，反而以一连串的措施来抑制市场的扩充，并且设下层层关卡来课税。各个地区里的行会被赋予独占垄断的地位，而行会则画地自限的定下种种严苛的规定。譬如，关于布匹染色的规定有317款（盖317个章？）一般的布匹也要经过六道的检查手续。经济繁荣所需要的自由不但没有生存的空间，还被残忍地扼杀。
西班牙的情形也是异曲同工：皇室为了维持庞大的军力，除了没收私人财产，还大量地向民间举债。政府的利息负担愈来愈重；结果，先是片面地宣布延长债期和降低利息，然后是一了百了地宣布破产、赖账了事。既然私人的财产权不受保障，因此久而久之，工作和生产的诱因完全消失。当时最好的出路是：当学生、僧侣、乞丐或官吏，因为可以衣食无忧！西班牙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世界级的霸主！
现在再看这些历史事件，除了有后见之明的奢侈（和感叹），当然有一点质疑：在现代社会里，哪些措施会造成和法国、西班牙一样的命运？有没有办法避免？
诺斯在书里没有叙明！
一旦挣脱了大自然的束缚，人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其实就是自己。几千年来人的聪明才智并没有变化（进化）多少，所展现的成就却有天壤之别。同样的道理，世界各国的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异有限，所享有的果实却相去千里。可见，大自然已经不再是人的敌人，人才是自己的敌人。由故事里也透露出，长远来看，在稳定的财产权和政治安定的情形下，经济活动才可能活络和发展。
经济起伏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虽然累积了可观的资产；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周期性的起伏。有名的“蝴蝶效应”并不是空谈：在北京城里的一片落叶，吸引了一只蝴蝶振动翅膀；空气里小小的波动，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最后，滚雪球般的效果，使纽约华尔街的股市经历了恐怖的黑色星期一。现在无处不在的因特网，可能会加强这种效应！
对于经济上的波动，各国政府多少都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股市暂停交易、失业保险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经济波动的来龙去脉，经济学者还是不能完全掌握。下面的故事，是关于众多经济波动类型中的一种。
提起哈耶克（F.Hayek），一般人马上会联想起《通往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这本名著；不过，对于经济学者而言，可能会更重视他所强调的“自然形成的秩序”。
哈耶克曾经用生动的譬喻，阐明“自然形成的秩序”这个概念：在村落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池，村民们去汲水的时候，要穿过一片树林。虽然村民们各自行动，谁也没和别人讲好，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树林间会自然形成一两条小径。没有人规定非走这一两条林间小径不可，不过小径一旦形成，没有杂草乱石，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循径而行。哈耶克认为，在人们经济活动的领域里，“林间小径”的现象也一样成立——毋须政府管制或指挥，人们会在交往互动里，逐渐摸索出一些自然形成的秩序。
哈耶克理论的背景，是1930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当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涨，民众普遍要求政府强力干预。管制经济的呼吁和主张，甚嚣尘上。哈耶克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一代学人的识见和风范，真是令人敬佩。
不过，1990年以后，“林间小径”的故事却有了一些转折：如果在汲水的路上或水池边，有人谈起一夜致富的机缘——有一家矿业公司在海外勘探，发现丰富的银矿蕴藏，正在发行股票募集开采资本。股票价格一日数市，早买早赚。刚开始村民们充满狐疑，不过有一两个人半信半疑下买了几张。果不其然，买了之后价格一路上扬。
有一些人见钱心动，也采取行动，也赚了钱。见贤思齐的人愈来愈多，不过股价还是继续上升。先前赚了钱的人，把赚的钱用来消费和投资。因此，不但买股票的人愈来愈多，村子里的经济活动和房地产等也都热络起来。虽然谁也没看过半点白银，不过单单是村民们的“期望”和“信任”，已经足以支持这一片荣景。名目和实质之间互相影响，真实和虚幻之间也不容易划分。
有一天，一个黑客出现，先无声无息地以厚利向个别村民借了一堆股票；然后，一边卖出手中的股票，一边利用耳语向村民们传布“银矿是假的”这个消息。只要适时地加上仓皇的神色和语调，滚雪球的效果逐渐出现。数日之内，股价一路崩跌，最后几乎形同废纸。然后，黑客以废纸的价格买回股票，还给出借者；在高卖低买之后，获暴利扬长而去。即使后来证实银矿确有其事，在连锁反应下整个村落已经哀鸿遍野、元气大伤。
在哈耶克“林间小径”的故事里，一切都是具体的、实质的：村民、树林、水池、小径；可是，在“林间小径”的现代版里，却多了一个名目抽象的东西：股票（的价值）。具体实质的东西，看得到摸得着，价值比较稳定；相形之下，名目抽象的东西，有宽广无比的想象空间，价值可以是金玉、也可以是败絮。
虽然情节不同，不过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教授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这本新书里所描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林间小径”。只要把村落的规模放大，就是如假包换的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巴西、墨西哥等等。当然，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克鲁格曼的书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或教训？下面这两点，可能是特别值得强调的：
首先，对一般人而言，可以试着多体会经济活动的脉动。在现代社会里，经济活动对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有明显而直接的影响；而且，通过实质的贸易和金融上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藩篱愈来愈脆弱。地球上某一个角落里发生的动荡，很可能通过金融网络而波及远在天边的其他角落。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如果能了解经济活动的基本脉络，积极地可以追求自己的福祉，消极地可以寻求自保。万一在经济起伏里，自己无缘无故地遭受池鱼之殃，也比较容易坦然自处、沉着以对。
其次，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在哈耶克“自然形成的秩序”里，政府的地位无足轻重；最多，是个旁观的裁判。可是，处在现代国际经济体系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着极为复杂的金融网络。金融上的小波动，能引发出滚雪球般的效果，并且对实质的经济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各国政府最好能培养出一批金融专家；不但精通实务，能处理国内的金融问题，而且要有国际观，随时准备上场和国际黑客一较长短。要培养这么一批武林高手，当然不是三两天的事。而且，这批金融精英不是无中生有，他们事实上和一般民众唇齿相依。一方面，他们来自于社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不属于这批精英。另一方面，这批精英的举措，也往往需要一般民众的支持。除非一般民众了解经济活动的脉络，否则很难在关键时刻同舟共济。
当然，对于经济学者而言，现代版的“林间小径”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政府不能只是旁观者，而必须是参与者；可是，参与的权限有多少？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可以避免使参与者本身变成问题的来源？显然，经济学者有做不完的功课。
作者克鲁格曼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有卓越的贡献，于2008年得到诺贝尔奖。他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在点阅次数和转寄次数上，经常名列前茅。在学术论述和通俗写作上都成就斐然，克鲁格曼为经济学者（和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
故事里所描述的经济起伏，可以说是现代各个资本主义体系都会面对的变化。或长或短，总会有起承转合般的涨落起伏。当然，经济起伏是一种周期性、循环性的现象，这种变化和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挣脱了周期性的循环，而进入另外一种轨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经济体系又迟缓下来，往往又进入周期性的起伏。
结语
财富，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追求福祉快乐的工具。由历史的角度来看，波斯纳教授的“财富最大化”确实发人深省。至于如何把财富转换为快乐，恐怕就不是经济学者所擅长的课题了。
对经济学者而言，经济体系面临短期和长期两种问题。在短期，如何维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而避免景气萧条和通货膨胀；在长期，主要的问题是不致于停滞或衰退，而能继续增长和繁荣。到目前为止，对于经济学者来说，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一致赞同的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