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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的人是胸无城府，瘦的人是工于心计；上海人是华而不实，客家人是吝啬小气；台大毕业一定是自以为是，军校毕业一定胸无点墨……我们为什么喜欢给人“贴标签”？“贴标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在经济学者的眼中，人具有理性和自利这两种特质。理性，是指人能够思索和判断（有谁愿意否认这一点吗？）；自利，则是表示人总是会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
一旦有了理性和自利这两种特质，经济学者就开始作一连串的推演，以描述和分析人的行为；让我先从最简单的个人开始，再逐步推展到一群人和一个社会。
具体而言，在这一章里，我将试着阐明两个重点：首先，是在理性、自利的驱使之下，一个人会在行为上做哪些取舍。其次，是当一个个的人组成群体和社会时，他们会基于理性和自利做哪些安排。
规则化和成本
有人曾经戏称：能够坐，就不要站着；能够躺，就不要坐着。也许，这句话含有一点参与政治活动的心得或智慧。不过，单纯就逻辑上来看，坐着确实比站着省力气，躺着又当然比坐着省力气。因此，基于理性、自利的角度，的确合情合理。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看到小学的老师要敬礼、看到初中高中的老师也会敬礼、看到大学老师也会问候，那么，我等于是为自己设下了三个小的规则。每当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我就会在脑海里检验一下，这个人适不适用我的三个小规则。可是，这等于是要计算机程序运算三次；我为什么不三合一，以简驭繁呢？
如果我以一个规则取代三个规则——只要是老师，不论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或研究所的，我都会打招呼——不是更省气力吗？既然人是理性而自利的，就确实会慢慢摸索出这种新规则的优越性。
因此，由这个晓白的例子里，我们已经得到两点重要的启示（或是结论）：第一，人会把某些事情规则化；而且，对于众多规则而言，人会以更高层次的规则来统御这些规则。第二，规则化本身就反映了“成本”的概念，人会设法降低自己行为的成本。而且，对于各式规则的运用，也会有成本上的考虑。
关于成本的精义，我可以利用下面的故事来阐释。
有一天某杂志的一位编辑打电话来，希望和我谈谈此前我做过的一个专题研究。约好这天上午十点在我的研究室。
她准时前来，花了大约半个小时把主题谈得差不多之后，就随便闲聊几句。我问她在杂志社的工作量重不重。她顿了一下说，工作倒不重；不过，在和别人交往中，当她报出自己工作的单位时，往往会引起别人一种略带讶异和怀疑的反应。从她的声音和表情里，我察觉出一丝掩不住的委屈……
她工作的杂志是政府单位的出版品。多年前刚创刊时老式文宣的味道很浓；最近在内容取材和编排设计方面都颇见匠心，在海内外读者群里有一定程度的评价。虽然我不是那本杂志的忠实读者，对她也了解不多；可是，也许是好为人师惯了，我忍不住自以为是地讲了一番道理来安慰她。
人多少有些倾向，喜欢往别人身上贴标签。因此，胖的人是胸无城府，瘦的人是工于心计；上海人是华而不实，客家人是吝啬小气；台大毕业一定是自以为是，军校毕业一定胸无点墨；国民党是因循老大，民进党是好勇斗狠。但是，事实上这些“刻板印象”不见得正确。所以，被贴标签的人不一定有问题，倒是给别人贴标签的人反而心态可议！
她好像有点惊讶。我继续讲……
其实，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贴标签并不是坏事。因为我们对环境里的人和事所知有限，但在行为上又必须有所因应；因此，我们会希望把人事“简单化”——赋予某人或某事一个简单明确的标签——然后再以这个为基础，取舍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虽然台大毕业生不一定个个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是的比例并不高；但是，没有关系，可以先“假设”眼前这个台大人确有这种倾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和他（她）相处。如果他（她）的言行谦和有节，可以再调整自己原先认定的“假设”。也许在理智上看，这种贴标签的心理有点浅陋无稽。可是，这种态度事实上可以减少一个人在面对陌生或不可知的人事时，心情上很可能有的彷徨无依。因此，贴标签的作用就好像是在环境里先找出一些“参考点”，然后根据这些参考点来认知行事。
而且，进一步想，报章杂志上常见的“学者专家”，不也是“标签”吗？不也都是“参考点”吗？他们对某个问题不一定是真正的行家，我们也不一定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先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以他们的意见为基础，再形成我们自己（也可能是已经被潜移默化）的意见。
所以，我看着女编辑说：我的结论是，因为我们都是狭隘脆弱的人，所以需要借着贴标签来找一些参考点。但是，标签应该只是参考点，而不应该是我们对着凌空出拳的“稻草人”；参考点只是指标，稻草人则是（假想的）敌人！
她听完我一长串独白后，不置可否地起身告辞。但是，也许是我的错觉，我觉得她离开时的背影似乎比进门时稍微笔直一些。这也许只是我的错觉……
我曾在警政署教过一学期的学分班，学员都是一时之选的中高级警官。第一次上课，我就讨论“稻草人”这个故事。我请几位学员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贴标签不是好事，我们不应该随便贴别人的标签。甚至有人以自己为例，说明被贴标签的委屈。我换一种方式问：如果我是值勤的警员，外出巡查，当我到文教住宅区去巡逻的时候，心情上会不会和到餐饮酒馆区去巡查一样？
大伙儿还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意义时，在座的一位副署长发表意见：到不同区域去的时候，因为区域特性不同，会有不同的认知，也就会有不同的心理准备。不同的心理准备，其实就等于是在贴标签；所以，贴标签其实有其功用，可以降低我们行为的成本！
我闻言心中暗自惊喜，因为他一语道尽我想表达的要旨；但是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因为刚开始上课，不能不稍稍矜持一点。
其实，贴标签的现象无所不在。因为人希望能有效地因应环境，所以会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工具”；贴标签，就是其中很有效的一种工具。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看到朋友咧嘴露齿、发出一连串的声响时，我们脑中会不自觉地认知到“笑”这个概念。可是，由抿嘴微笑到放声大笑，其实有非常多的表情和动作；然而，我们却很简单地（也就是低成本地）以“笑”这个单一概念来认知，而不是用十种或百种不同的概念来认知。换句话说，语言和概念本身，就清楚反映了人会基于理性、自利而设法降低行为（认知和反应）的成本！在语言概念的运用上如此，在人生活的其他面向上也是如此；降低成本，可以说是人类行为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之一。
制度的内涵
当我在早上跟朋友打招呼说“你早”时，我的腔调可以有多种；但是，慢慢地，我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其中某种特定的腔调。也就是，我为自己选了一个小小的、关于说“你早”腔调的小规则。
以小见大，在其他的言行举止，乃至于更抽象的思想观念上，我都会逐渐形成一种惯性。这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刷牙的方式、对朋友的态度、工作上的投入）的习惯，等于是自己为自己订下的规则，也可以说是自己为自己所选定的大小制度。
制度既然是规则，当然就意味着画地自限、跟着习惯走。可是，画地自限的最大好处，就是降低行为的成本。每一个人都能很迅速有效地行动、因应环境，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在无意中为自己选了许许多多的大小制度。
不过，依赖规则制度固然可以降低行为成本，规则制度隐含的惯性也可能会过于粗糙而不精致。譬如，“贴标签”的现象，反映的是人们先萃取有限的信息、形成判断，然后再做行为上的反应。可是，标签只是大致的印象，适合初步的反应，却不见得适合进一步较精致的情境。因此，抽象地看，制度是人可以利用的一种资产，但同时也是一种局限行为的束缚。
下面的故事，就捕捉了制度和成本之间的微妙关系。
几年前我教了一班军官，有次上课时我问了一个和他们切身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教战守则里强调要‘带兵带心’，而不是‘带兵带形’？”
我以为答案很简单明确，没想到还是花了一番时间讨论，才澄清了观念。一言以蔽之，带兵带心是领导统御上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因为部属面对的情况千奇百怪，所以如果硬邦邦地规定各种情况下的标准动作，一定会有时而穷。相反，如果能经过某种方式，让部属体会并且认同长官的目标，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部属自然会做出长官所期望他做的事。
因此，带兵带形是有苦劳而没有功劳的做法，而带兵带心却是以简驭繁、一劳永逸的操作方式。当然，大部分的规则都有例外：在新兵训练中心，一方面时间短、一方面活动内容单纯，所以着重带兵带形，而不需处理“心”的问题——就像代课老师通常不会花心思训练小朋友各种生活规范一样！
经过“带兵带心”的讨论之后，我慢慢发现：在许许多多传统智慧的警句里，其实都隐含着成本效益的逻辑……
譬如，为什么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原因很简单，在家靠父母成本低效益高，出外时父母不在身边，当然靠朋友成本低效益高。同样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吃亏就是占便宜”、“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在明示或暗示长远的利益可能更重要。还有，“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擒贼先擒王”、“大德不逾闲”，都是在强调某种成本效益的结构。
即使是描述性的格言，也少不了利弊得失的成分。譬如，“橘逾淮而为枳”是表示环境变化之后，要维持原状成本较高，而入境随俗的成本比较低。同样的，虽然“贫贱夫妻百事哀”只是对事实的描述，但也隐含一种提醒：物质条件充裕，是比较好的情境。
因此，经过千百年的锤炼，传统智慧像是人类社会里孕育凝结而成的珍珠，每一颗都有丰富的内涵和耀眼的光芒，也都是社会重要的资产。因为有传统智慧，所以人们不但得到心灵上的抚慰，也得到方向上的指引。
抽象地看，传统的智慧本身隐含一种价值判断，反映出对好坏、是非、高下的取舍。即使是“以不变应万变”，也是凸显了利弊（也就是成本效益）上的考虑。所以，传统智慧显然具有某种“功能”；虽然表现的方式不一、适用的范围不同，甚至作用有其限度，可是追根究底，都是希望能帮助人趋吉避凶、添增人的福祉。
不过，有趣的是，传统智慧里有许多是彼此冲突对立的。譬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一种智慧，“每人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也是一种智慧；“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是强调要慷慨，“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是提醒要自利。当不同的传统智慧指引不同的方向时，似乎没有明确的指标可循。
而且，如果试着从传统智慧里归纳出一些世界观，不同的社会似乎反映出不同的视野和期许。强调“吃亏就是占便宜，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社会，可能是比较保守而不鼓励挑战现有秩序；相反，强调“有理走遍天下”、“替天行道”的社会，可能比较尊重个人价值。当然，长远来看，因为不同的历史经验、不同的社会凝结出不同的传统智慧；而不同的传统智慧，又进一步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
如果传统智慧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对成本效益的取舍，有没有更高层次的传统智慧，可以用来选择比较好的成本效益结构？
由这个故事里，透露出两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第一，既然对同一种情境，往往有两种彼此冲突的传统智慧；因此，各个传统智慧的适用范围，显然还是由人来取舍。那么，人又是根据哪一种思维（哪一种传统智慧）来抉择呢？第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传统智慧；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各个社会的传统智慧呢？是自然条件、历史经验、人的选择，还是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
由个人到群体
一个人为了有效因应环境，会为自己选定许多规则制度；同样的，一群人在一起生活时，无可避免地有接触和互动。聪明的人们，也就发展出一套套关于群体的规则制度。
最简单的例子，假设在古时候，两人迎面相会于独木桥之前。这时候两人的权益直接发生冲突，到底让谁先过桥呢？最后的结果，也许是以两人年龄大小、性别、有没有背负重物等因素来决定。无论如何，当人们的权益因为重叠而有所干戈的时候，就需要某种机制（工具）来处理。时日一久，当多数人都接受这种机制的时候，一个为众人所支持和运用的小制度油然而生。
独木桥前相会只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例子，各个社会的语言文字、风格习惯乃至思想观念等等，都有着类似的特性。因为人们在交往时要处理一些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发展出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制度。试想，在鲁滨逊一个人的世界里，走路靠左或靠右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在一个群居的社会里，就自然而然会（或者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有的社会选择走路开车靠右，有的社会选择靠左；但是，好像还没有哪一个有道路和交通的社会，最后是选择了“随便走”这种制度。
群体的制度
当环境里的人愈来愈多、接触愈来愈频繁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需要更多的规则制度。由最实际的衣食住行，到层次较高的公共事务；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制度来处理人际互动的问题。
我们不妨想一些具体的例子：衣，男女穿衣有别，不同场合的服饰也有差异；食，用手抓东西吃的地方不多，节庆时的食物也和平时不同；住，游牧民族的帐篷里，不会分出客厅餐厅；行，红绿灯使交通顺畅，但是乡间小道上不会有红绿灯。在公共事务上，司法方面有法律、执法人员、司法审判等等，政治方面有定期选举、议会代议等等。
和一个人所自我设定的制度一样，群体的制度也同时具有两种性质：是束缚行为的“限制”，也是群体所可以利用的“资产”——只要想想红绿灯，就能清楚体会这两点。
制度能发挥作用，需要人的支持。下面的故事，描述了制度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加州的安纳罕市，人口约有25万，境内有迪斯尼乐园，因为乐园扩建以及附近相关事业的发展，所以吸引和雇用了很多营建工人。这些工人单身的比例较高，但赚取的多半是基本工资，付不起高昂的房租。因此，市政府就和某些民间企业协商，在市政府提供适当诱因的条件下，由民间企业把闲置的办公大楼和旅馆改为设施较简易的单人套房，然后廉价租给这些工人。另外，为了推动市中心的发展，市政府以租税上的优惠措施，吸引餐厅、服饰等业者在市区内某些特定地点开业。还有，经过协商，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美金一块钱）把市政府旁的一块空地卖给太平洋电话公司，由后者盖起十余层的大楼使用。电话公司得到的好处是减轻了购买土地的成本，市政府得到的好处是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能够促进消费并带动相关的商业活动。市政府还可以在营业税、财产税的税收上得到回报。
市政府廉价把公有土地卖给“财团”，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事。有谁愿意相信市政府官员不是图利他人？有谁会想到市政府和一般民众可以间接受益。在美国那个社会里，似乎一般人对于代议政治这种“制度”比较有信心。
仔细想想，“制度”可以说是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福祉所设计或发展出来的“工具”。制度当然不能凭空自存，而必须依赖人的支持才能发挥作用。因为运用任何的工具都要付出成本；所以，维持任何一种制度也都需要付出成本，包括有形的成本和无形的成本。人的特质如何，就直接影响到维持制度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不很繁忙的十字路口，四个街角设上“停止”的招牌以调节交通，是最基本的一个“小制度”。要使这个制度能维系下去，除了那几个指示牌，更重要的是驾驶员的自律。除非绝大多数的驾驶员都依指示，先停止再前进，要不然这个制度不能维持下去。在那种情形之下，为了维持交通，可能只好设置红绿灯，或者派不定期乃至常设的交通警察指挥交通。这些其他的做法当然隐含较高的成本。因此，环境里人的特质如何，会影响到维持制度所需负担成本的高低。
人的特质如何还会更进一步地影响到会有哪一种制度出现和发展。如果美国社会里一般人不相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不会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如果一般人不相信市政府官员的判断，市政府就不太可能以象征性的低价把公有土地卖给私人企业。因此，人对“制度”以及“运作制度的人”有多少的信任，往往就决定了哪些制度会出现，而这些制度又能发挥多少的功能。
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教授曾说：在落后地区做生意是很困难的事。这当然不是指落后地区所得水平不高、民众消费能力有限。这句话的含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在落后地区，不但交通、通讯这些基本设施付诸阙如，行政体系应该配合的行政、司法，在功能上也非常有限；也没有金融市场可以筹集资本、借贷资金。因此，做生意的“环境”不够好。另一方面，在落后地区里，人的思想观念往往和现代经济活动所要求的格格不入。工商业社会所重视的像签订契约、履行契约、有限责任、非血缘关系交往等等，都和落后地区民众所习惯、所认知、所接受的不太一样。因此，做生意的“人”也不够好，因为人不能支持工商业社会自愿交易这种“制度”。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人们对各种制度有多少的信心？或者，追根究底，人们对自己有多少的信心？
在这个故事里，至少透露出两种重要的启示：第一，制度要能发挥作用，一定需要人的支持；人的素质愈高，就能支持愈精致的制度。第二，制度的孕育发展，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不是成于旦夕之间。
在我教过的推广教育班上，有许多民意代表，其中一位很认真踏实，在期末的报告中提到：过去看到别的社会有好的制度，就想到最好能移植到自己的社会里来。上了课之后才深切体会到，橘逾淮而为枳；制度的移植，是非常细致复杂的一件事！
结语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D.North）的专长是经济史，经过长期的研究，他的心得是：长远来看，决定一个社会是繁荣或是萧条的，就是这个社会有没有一套好的制度。
因此，规则制度的出现，是理性、自利的人为了降低行为成本和解决共同的问题，所逐渐发展而成的。好的规则制度对个人而言固然重要，对国家社会显然更有关键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