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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曾经在台湾重要的文学刊物《联合文学》和《印刻生活文学志》写专栏，短文也曾被收录为台湾高职语文课本的课文。因此，勉强也算是半个文艺工作者。
自己想想写非学术性文章的历程，回忆并不甜美，可是还算有趣。当我读完博士，拿到学位回母校开始教书时，经常教两门课：一门是大学部的财政学，一门是研究生院的专业科目。财政学的教科书，一直用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著作。书写得很好，但毕竟理论多，而且是以西方的文化为背景。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并且让理论和生活经验结合，我想到一个主意。由主要报纸的社论里，不时找出几篇和财政学有关的，然后把文章发给学生当讲义，上课再作讨论。
既然是讨论，我当然自己先看过、想过，到时候再自以为是地对社论臧否一二。学生的反应还好，讨论总是很热烈。
没想到，时光似箭，岁月如梭，学生们很快毕业，有几位进报社当财经记者。他们想起昔日课堂上的光景，想到论述似乎有据的老师，就开始向我约稿，请我写时事评论。写了几篇之后，我隐约觉得，时论紧盯时事，很快就是过眼烟云。既然要花时间，为什么不写些层次较高、阐扬理念的文章？三五年之后再看，还会有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少数事后不后悔的决定之一。打定主意之后，我就陆陆续续地写，然后以笔名投稿到报纸的副刊。用笔名而不用本名，现在理直气壮的说辞是：不依恃大学教授的身份，以文章本身的趣味和生花妙笔，与其他作者公平竞争！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升等，我怕名字常常见报，得罪了当道的大佬，会影响升等。我用的笔名是“尹明”，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隐名”。
在笔耕的最初几年，有件事值得一提。台北的《中国时报》每年举办文学奖征文，我自觉文章多少能“文以载道”，所以经过一番构思，写成“生活组曲”，参加散文组的竞争。这篇散文是由四篇短文组成，我以起承转合的方式，利用一连串的故事，探讨经济学的本质。我敝帚自珍地以为，得个前三名似乎合情合理。
根据报上登载的评审记录，当年散文组有近两百篇文章参赛。经过初选，共有十篇文章进入决选，我的文章是其中之一。然后，评审委员（都是文艺界人士）第一次投票，选出前五名。
其他的文章，得票数多少不等，可是，呕心沥血的拙作，得了0票。显然，我的文章多少有学院派的痕迹，得不到文学界朋友的青睐。
我笔下的散文，由最初的每篇千字上下，慢慢变为1200字左右。然后，随着品牌渐渐形成，自由度也稍微增加。现在，每篇散文，大概是1600字到1800字。字数稍多，有铺陈论述的空间。除了字数增加之外，我觉得最主要的变化，是文章的性质也有增益。刚开始下笔时，紧守经济学的门户——利用生活里的大小事件，阐明经济学的概念。简单地说，这是“解释名词”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伸出触角，把经济学的思维和分析，扩充到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里。甚至，连宗教死生等大哉问，都成了笔下处理的题材。不过，虽然有人质疑，但我知道这么做在学理上站得住脚。从1960年起，经济学者大举进入法律、社会、政治等领域，而且成果辉煌，也都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因此，理论上有后盾，心理上有靠山，何惧之有？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一招一式闯江湖、一以贯之”的阶段。
再进一步，是由散文的构思和书写里，我发现有时候可以提升到学术的层次。散文，不再只是解释名词或展现武功，而是雕塑名词和提炼功力的预备动作。先是有一篇小散文，然后再发展成学术论文，最后是把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性的学术刊物上。我印象最深的例子，是关于“专款专用”的曲折。专款专用，是财政里的专有名词，顾名思义，指的是特定的预算不能转为他用。传统的见解，都认为统筹统支比较好，专款专用食古不化。
布坎南慧眼独具，大唱反调。由1963年开始，他和伙伴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写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证专款专用也有可取之处。他们的论点，主要是着眼于吞鲸式的政府：为了对抗民主社会里大而无当的政府，民众最好自求多福。借着专款专用，民众总能得到一些服务。譬如，高速公路通行费，一定要用来维修和兴建高速公路，政府为了能得到通行费，只好提供高速公路。
在一篇散文里，我提到情绪管理的问题：工作上受了委屈，最好不要影响到家庭。就像潜水艇防水舱的作用一样，一个舱漏水，不至于影响整艘潜艇的安危。因此，专款专用的做法，除了布坎南和布伦南“兴利”的考虑之外，“防弊”的考虑也非常重要。如果采取统筹统支，一个项目出了问题（如台湾的全民健保），反而可能会伤害到整个预算。
我把这个观点写成论文，经过辗转投稿，后来登在一份还算不错的学术刊物上。没想到，有一次和布伦南联系时——他是学术期刊《经济学和哲学》（Economics and Philosophy）的主编——他主动告诉我，曾经审过我的论文，而且觉得确实有新意。
我知道，我还会继续写经济散文；我也知道，还有许多经济学者，也会继续为经济散文付出心力。在西方的某些大学里，设有所谓“写作讲座教授（Writing Chair）”，表彰和肯定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普及化的贡献。在中文世界里，希望我们的成果，最终会促成类似讲座的出现。
我也希望，一旦设置了写作讲座，经济学者将是最先受到肯定的耕耘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