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价制量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分析“取缔随地吐槟榔汁”的意义。我在文章里指出，当绝大多数吃槟榔的人都随地吐汁的时候，随便抓几个倒霉鬼重罚，是不太公平的事。

最近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我又联想起这件事。我们谈到有一位医学院教授，因为有收红包之嫌而被检举起诉。朋友说，他曾带自己的幼儿去让这位医生看病，而且表示希望孩子的病能快点好。医生听了笑着说，病要好得快，当然有办法，只要开几帖重一点的药，自然药到病除。不过，那会伤害小孩子的内脏，还是让小孩子自己慢慢恢复比较好。朋友的言下之意，显然是指这位医学院的教授是好人。

虽然收红包的医生有很多，但刚好这位医生被检举，所以才有诉讼之难。其他的医生可能收红包数十年，但没有人检举，也就平安无事。两三年前想取缔吐槟榔汁的事时，心里有点为那少数被抓来应景交差的人叫屈；现在再想医生被检举收红包的事，却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体会……

最早开始送红包可能是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病人真心表示感谢、医生主动暗示、病人希望得到特别的待遇、（好）医生分身乏术之下“以价制量”，等等。无论如何，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送红包变成一种习惯，甚至是规矩。红包的价码、送的时机，都有处可考。送的人不（一定）觉得有什么不对，收的人也收得心安理得——因为大家都这么做。结果，收送红包就慢慢形成一种“均衡”。

随着岁月的脚步，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逐渐发生变化。原来在传统市场或巷子口杂货店里买东西时，都有人情交往的因素掺杂其中；原来到地政户政电信局等单位办事时，也总要靠关系套交情求方便。这些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含义，都和送红包的意味若合符节。但是，现在在超市百货公司里买东西是单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到地政户政电信局等单位办事是照程序办理。交情，不再是重要的成分。生活经验的改变当然会影响一般人对少数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些“残存”陋习的感受。

然而，支持那些少数陋习的条件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低度均衡”的存在是有其原因的：一般人还是难得请医生帮忙接生，难得住院开刀，在非常的情况下偶一为之的送红包也还能忍受。而且，站在司法单位的立场，如果要一视同仁地处理，可能要同时起诉数千百个人，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事。更何况即使过滤掉现有的人事，在目前的条件之下，还是会故态复萌。因此，司法单位不主动侦查，但有人检举则受案处理的态度，可以说是有以致之。

在这种“生态结构”之下，偶尔出现的检举、侦查、起诉、处分，对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不公平”的——因为其他收红包的人都平安无事。以“选择性的正义”来处理人的问题，说服力很有限。不但当事人心里不平，其他人也不见得会有所警惕，最多只是提醒其他人要“技术改良”，以更间接隐晦的方式来做同样的事。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公平”和“正义”等，都是在稳定的社会下才有意义的概念。当社会（的某个部分）发生变化时，在变迁过程里公平正义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抓少数几个倒霉鬼”可能正是挣脱“低度均衡”的微弱契机，可能是生根茁壮、发酵扩散的种子。而且，对这极少数人的处分愈重，愈可能对其他人发生影响。不过，对受罚的人而言，愈重的处分当然愈不公平，而这也正反映出要打破“低度均衡”的困难！

现在吐槟榔汁的人已经愈来愈少，这倒不是因为重罚的结果，而是吃槟榔的人开始重视自己的形象。对于医生收红包、警察收保护费，以及其他诸多的低度均衡而言，这有什么启示呢？ 9m80qkmJDqOdEyTtD7o5swcTqp7MkxoR7bLphI6ZS+h1JShAOgJ4qKkWRaYH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