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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哈佛法律评论》（ Harvard Law Review ）庆祝发行一百周年，邀请诸多法学重镇撰文志庆。法学大家波斯纳教授，学生时代曾担任主编，也在受邀之列。然而，他文章的题目，却是《法学自主性的式微》（“The decline of law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历史性的时刻，暮鼓晨钟的内省，来自法学最尊荣学府的菁英，等等，都传递了波斯纳苦口婆心的提醒：法学不能再自矜自是，而是要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汲取养分。本章的出发点，响应波氏的呼吁，希望由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分析）的角度，对法学研究稍稍琢磨、添增新意。
具体而言，本章将由“质”和“量”这两个概念，探讨法律的性质。简单地说，美丑善恶都是一种“质”（quality），而轻重大小都是一种“量”（quantity）。质和量看似物理学的范围，其实不然。本章将论证，从质和量的角度着眼，可以对法律有盲人摸象式的一得之愚。
在这一节里，将为往后的铺陈暖身；一方面叙明本章和现有文献的关联，另一方面先阐释“质”和“量”之间的微妙关联。
社会科学里，对质和量的讨论很普遍。譬如，在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这个领域里，常用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分析新的产品或策略。营业额、人员、产品种类、涉及的地理区域、竞争对手等，都是明显的“数量”；相形之下，营销能力、顾客反应、对手策略等，可能都是强弱快慢等“质量”。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把某一特质分成五个区间（最好、好、中性、不佳、很坏等），常被援用。此外，心理学里，各种人格特质、认知、情绪反应等，也相当依赖对质和量的灵活运用。
另外，本文是延续对奥运规则的探讨；奥运规则里，有些项目明显重视“量”（举重、铅球、跳高、跳远等），有些则是明显重视“质”（花式溜冰、水上芭蕾、体操、马术等）。以奥运规则为参考坐标（benchmark），可以借着对照比喻，琢磨法学研究里的许多曲折。而且，许多项目看起来是追求“量”（百米、撑竿跳），真正的差别所在，其实是体能上“质”的精进。
“质”和“量”之间的关联，值得稍稍厘清。观念上，“质”是指程度（magnitude）、排序（ordering），譬如美丑善恶等，可以细分再细分，但是无从量化。“量”是指数量，在定义上就是可以借着度量衡（高低长短轻重）来表示。
实数（real number）是数量，可以无限细分；在1和2之间，有无穷个点。同样的，在观念上，质量也可以无限细分；在好人和恶人之间，可以有无数种可能性。因此，追根究底，数和质都是一个光谱（spectrum），而光谱上有无穷个点。然而，在真实世界里，人的感官辨别能力有限；即使是秤尺等度量衡，精细程度也有局限。因此，在观念上，“量”的刻度比较少，而“质”的刻度比较多（稠密）。或者，至少在一般正常生活里，“量”的刻度少而“质”的刻度多，换一种表达的方式，就刻度多少而言，“量”是“质”的部分集合——“质”是母集合，而“量”是子集合！
稍稍引申，质和量的关联，有点像是“价格”和“价值”之间的相对关系。抽象来看，价格和价值都隐含高下相对的排序（ordering），价格是$1、$2等，而价值是美、很美、极美等。而且，价格只是众多价值之一，价格是以货币来表示，而价值包括美丑善恶等等。如果价格要细分，在$1和$2之间，可以有无数的价格；然而，在世界各国的货币里，在元之下有角（$0.1）和分（$0.01），可是没有更小的单位。要区分出更小的单位，观念上很简单，但是实务上不可行、没必要，也不值得做。最后一点：日常生活里，有诸多质和量；人们处理质和量的经验，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法律的设计（条文）里！
法律，无疑是法学研究的重点和核心。法律的性质，当然值得阐明清楚；从社会科学（旁观者）的角度，也许有兼听而聪、兼视而明的好处。
对于法律，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各种“一言以蔽之”的总结，多少能捕捉法律客观的某种神韵。
国与国之间的法律纠纷，无论是公法或私法领域，往往涉及“辖区”（jurisdiction）的问题。甲国的法律、乙国的法律、国际间通行的律法之间，何者将是主要的参考坐标？不同的法律，隐含不同的价值。在一个国家之内，价值冲突的性质更为明显，而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人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和国家（社会）之间。民法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然而，契约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却以不抵触善良风俗者为限。“当事人意愿”和“公序良俗”，是不折不扣的两种价值。
还有，无论是刑事或民事纠纷，几乎都涉及两者之间的摩擦冲突；抽象来看，就是彼此追求的价值之间，不能相安无事、各得其所。更进一步，即使在个人的层次上，依据道德信念行事；道德信念（乐于助人、不说谎、守时等），都是隐含了价值的冲突和取舍——要扶跌倒的老太太，还是要避免惹麻烦？要准时上课，还是要多睡几分钟懒觉？因此，无论是国与国之间、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乃至于个人之内，都面对价值冲突。法律（和道德）的本质，就是在处理价值冲突。
法律，既然处理价值冲突，在性质上就是一种“工具”（a tool）；具有功能性的内涵，希望能发挥某些作用。当然，这种观点值得稍作解释。
至少有两种途径，可以阐释法律的工具性。首先，前面提到，法律的性质，可以看成是处理价值间的冲突。换一种描述的方式：要处理价值间的冲突，法律是可以援用的方式（媒介）之一。也就是，法律可以是运用的手段或工具。其次，法律也可以看成是一套规则（rules），是社会大众所遵循的章法；规则隐含奖惩，由公部门的强制力所支撑。既然是规则，本身当然不会是目的；而是为了追求某种（或某些）目标，所设计和采纳的手段。因此，法律（可以视）为规则，而规则（即可以视）为工具。
这个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延伸论证：奥运会规则，主要是追求（竞赛）公平，也就是针对“过程”；而法律，主要是追求正义，也就是针对“结果”。可能的质疑，是法学里通常分为程序和实体；程序正义是针对过程，而实体正义是针对结果。在表面上看，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力；然而，稍稍深究就可以发现，其实不然。具体而言，法律所强调的程序正义，是强调两点：第一，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即使实现了正义，如果手段有瑕疵或不当，也不足取。第二，为了确保最后的果实（实体正义），务必透过合乎正义的过程（手段）。因此，重点还是在最后的结果，希望能达到而且享有实体正义。相形之下，奥运会规则所追求的，是竞赛过程公平；结果如何，就是如何，并不是焦点所在。
由奥运会规则和法律的对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法律，是社会追求正义所采纳的手段；透过法律这种工具，希望能企及正义的结果。
前面两节，分别探讨了法律的性质，以及质和量的内涵。这一节里，将提出整合性的分析，阐明质和量在法学中的身影。
既然法律可以看成是规则，而规则又涉及质和量；因此，抽象来看，希望能由诸多法律（规则）里，提炼出处理质和量的规律性。仔细琢磨，对于质和量的处理，可以由“三部曲”来体会：
第一步，以“量”的方式来处理和设定法律（规则）；
第二步，利用相关“质”的概念，处理和设计规则；
第三步，利用“程序”（procedure），处理和设计规则。
这三部曲的内涵，值得作进一步、较仔细的说明。首先，借着各种度量衡，可以简单有效地处理“量”；因此，最好的情况，规则是能以“量”来表达和操作。譬如，要界定“有行为能力者”，用“心智成熟”，比不上用“十六周岁”这个“量”的尺度。其次，生活里，能用“量”来处理的事项，毕竟只有一部分。当这种尺度不可得时，退而求其次，选择次佳的方式，就是借着清晰的其他概念，来设计和界定规则。譬如，“恶性重大”的概念，比不上“社会危害性”，又比不上“明显而有立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在漆黑满座的戏院里，扬声大叫“失火了”，是否“恶性重大”？是否带来“社会危害性”？并不明确，但几乎必然造成“明显而有立即的危险（害）”！因此，“明显而有立即的危险”，操作性较强。
最后，如果“量”的尺度不可及，清晰的其他概念又不可得，第三种设计规则的方式，就是借着某种“程序”来处理。譬如，丧失行为能力的原因之一是“心智耗弱”；可是，要界定心智耗弱，没有“数量”可以依恃，也不容易借着更多的概念。因此，往往透过“程序”，“由心理精神专业人士评估认定”。
“三部曲”的性质，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这是对规则内涵的描述，是“实证的”（positive description），无关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在设计规则时，可以参考遵循，因此是“规范的”（normative guidelines）。
由经济分析里成本效益的架构着眼，可以更清楚地掌握三部曲的脉络。操作法律这套规则（工具），当然希望能有效地实现正义；也就是，希望能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来运作。“杀鸡用鸡刀，屠牛用牛刃”“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等等，反映的都是类似的观念。
三部曲的结构，就隐含由简到难的层次。第一步，能“量”则“量”，以度量衡来操作规则，这种工具的成本低效益高。如果“量”不可得，退而求其次，只好用成本较高的方式来处理，第二步“利用其他内涵清晰的概念界定‘质’”，正是如此。如果第二种方式也不可得，只好再退一步，以成本更高的方式来操作工具；利用“程序”操作规则，是不得已的做法。但是，由成本效益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一言以蔽之，法律这种规则（工具）运作在处理质和量时，可以由成本效益的考虑，一以贯之。
另一方面，成本效益的解读方式，可以和其他的观点作一对比，相较而益彰。譬如，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是“有罪必罚，无罪不罚”。在观念上，罪刑均衡原则符合直觉而且有说服力。然而，具体运作时，这个原则如同一个骨架，充填这个骨架的血和肉，却杳然无踪。关键问题是何为“有罪”、何为“无罪”？根据罪刑均衡原则，几乎寸步难行。相对的，由规则/工具和质量的角度，加上成本效益的参考架构，却可以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
再进一步，法学论述里，几乎无分轩轾地把追求正义当作终极目标。可是，前面指出：基本上，法学/法律是在处理价值冲突的问题。当正义这种价值和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显然非常重要。在思维分析时，要有言之成理的论述。譬如，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事实真相”的价值和其他价值（时间拉长、搜证不易、数据容易有瑕疵、当事人记忆模糊、司法体系运作愈益困难等等）发生冲突时，当代法治社会几乎毫无例外的取舍，是让个别案件上“追求真相”的价值让位，而选择“司法体系有效运作”的价值。而且，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利用“量”（时间长短）这种工具！
法学宿儒波斯纳尝言：“对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于代价。”关于法学里的质和量，可以依样画葫芦：“对于质和量的取舍，成本效益的斧凿在法学里处处可见！”
在前言部分提到，本章是响应波斯纳教授的呼吁，希望社会科学可以为法学带来不同的养分。就性质而言，有两点新意。传统法学里，通常是由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角度论述。本章延续已有的研究成果，由“质”和“量”这两个概念，尝试由不同的切入点，检验法学和法律。由奥运的竞赛规则，可以体会质和量的差别；本章进一步论证，并且和部门法联结。另一方面，本章利用经济分析的架构，尝试提出一以贯之的分析；经济分析为法学所注入的新意，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发挥。
在内容上，本章的发现可以简单归纳如次：法律可以视为规则，而规则的性质就是工具。法律所要处理的问题，可以由“质”和“量”的角度着眼。“三部曲”是对法律条文内容的描述，也提供了设计法律的参考指标。三部曲的结构，可以由成本效益的角度，提出合情合理的解读。
无论是质和量、三部曲或经济分析，都扩充了对法律的体会。为法学研究增添新的成分，为解释和操作法律带来新的工具。“新的”，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当然未必是好的。至于片断琐碎的新意，会不会累积足够的能量，带来法学研究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让证据来说话；而毫无疑问，时间会产生足够的证据！
Chatman, Daniel G.，“De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Density：Quality, Quantity and Price Effect on Household Non-work Travel”，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Policy and Practice，42（7）：1008-1030，2008.
Haslam, Nick, and Laham, Simon M.，“Quality, Quantity, and Impact in Academic Publ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0（2）：216-220，2010.
Maurer, Todd J.，and Pierce, Heather R.，“A Comparison of Likert Scale and Traditional Measures of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3（2）：324-329，1998.
Posner, Richard A.，“The Decline of Law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1962-1987”， Harvard Law Review ，100（4）：761-780，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