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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尝试探讨奥运规则和法学之间的关联，而且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着眼。因此，重点有三：第一，奥运规则本身；第二，对法学研究的启示；第三，针对前两者，由经济分析所编织出的“故事”。当然，探讨的旨趣所在，值得先交代清楚。
首先，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尝言：人生如戏（竞赛），而竞赛的规则有很多种。有的规则，是让生手也能上场一较短长；有些规则，是让运气的成分加重，增加竞赛过程的起伏；有些，则是让弱势的人（handicapped），也能参与，等等。法学所探讨的法律，是众多游戏规则之一，自然值得由较广泛的视角琢磨究竟。
其次，现代奥运，由1896年开始举办，至今不过比一个世纪稍长，中间还因为战乱而中断。然而，奥运的竞赛规则，在某些方面，是人类社会最精致的规则之一（禁药和性别检测等）。奥运规则的性质和变迁，对于法学研究自然有许多启示。再次，“法律和文学”（law and literature），探讨法律和文学之间的关联：由法律看文学，由文学看法律，已经是一个受人瞩目、成果丰硕的研习领域。相形之下，竞技与法律（law and games），由法律看竞技（如何追求公平），由竞技看法律（街角篮球规则的身影如何），似乎也是智识上有待开垦的土壤！
最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尝言：经济学者的责任，是把经济分析弄得“客观、正确而有趣”（objective, accurate, and interesting）——经世济民的重责大任，不在其中。同样地，法学是学术活动，也可以变得“有趣”一些。本章尝试，不只要阐明奥运规则和法学间的关联，而且希望能烘托出法学研究“有趣”的面向。
奥运的项目烦琐，历年来竞赛规则有许多变化。但是，在较高的层次上，规则上有三个重要的变迁；和个别项目无关，却和整个奥运有重大的相关。其中之一，已经尘埃落定——放弃对业余参赛的坚持；另外两者，还在蜕变的过程里——辨认性别和检测，等等。这一节里，简单回顾这三者。
现代奥运伊始，强调运动精神，坚持参与者必须是业余身份。获得奖牌的选手，如果被查出曾经接受金钱，奖牌将被取消。最有名的例子之一，是十项金牌得主，美国的索普（Jim Thorpe，1888-1953），被检举曾接受报酬参加半职业的竞赛，取消金牌，以致潦倒酗酒终生。
然而，随着体育和商业关系日益密切，厂商以各种方式，“赞助”明星运动员。业余的坚持，名存而实亡。另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以政府之力长期培训的运动员，早已不再是“业余”。再加上，各种职业球赛（美国的棒球和篮球、欧洲的足球），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商业利益可观。这些球员参加奥运，将带来数以亿计的观众和以百亿美元计的衍生利益。
在这些因素的交互运作之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于决定，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放弃“业余参赛”的限制。奥运大门打开之后，观众人数、转播和广告收益等，果然大幅增加。和“业余时代”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放弃业余限制，至少有两点启示：首先，在奥运早期，当各国多数的运动员都是业余身份时，要维持业余的资格限制，相对容易。可是，当职业选手（由政府或观众资助/支持）成为多数时，四年一度的奥运会要捍卫业余这种非主流价值，难度愈来愈大。其次，奥林匹克精神里，其实包括许多成分，业余身份，只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价值，诸如公平竞争、激发潜能、追求卓越等，也很重要。放弃其中之一，并不致损灭奥运精神。相反的，职业球员/选手加入后，奥运的娱乐性上升，全球民众参与程度增加，是其他价值的发扬和提升。
在股票市场里，不会对男女投资者作出区分；在超市车站戏院机场里，也不会。可是，奥运会自举办以来，一直是男女同场，但是分开竞技（除了混合项目之外）。
在观念上，区分男女争议不大——男女分开竞技，比较公平。然而，在实际操作上，随着科技的进展，这项工作反而愈来愈困难。早期，区分男女的方式直接、粗糙而原始。在外观上，以喉结、胡须、胸部等直接判断。因为性别问题只针对女性参赛者，后来要求所有女性脱去衣物检查。这种做法，当然引发争议。而后，是根据染色体来区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男女的染色体结构，有明显的差别。
然而，地球上几十亿人口里，能在奥运场上竞技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人。这些人在体能方面，和绝大多数人不同。同样的道理，在这些人里，就是有极其特殊的染色体结构，是居于男女之间的模糊地带。要归入男性，又有女性的特征；反之，亦然。因此，即使援用最先进的生化科技，在这些极其少数的特殊个案里，都不能有一刀两断的判断。自2000年奥运会起，国际奥委会采取的最新做法是：针对有争议的个案，由专家委员会分别认定，而不是明定区分男女的标准。
在日常生活里，男女之分不是那么重要；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所在多有。即使性别的认定出错，后果也不致特别严重（男生到女装部试衣、进女子厕所等等）。然而，在四年一度的奥运赛场上，男女之分却是锱铢必较，差之毫厘，得失千里。引发的联想之一，是能否有替代方案，不“一定”要分出男女？！
某些（化学）物质，会影响运动员的表现；基于公平竞赛的原则，禁止使用，完全合情合理。然而，观念上简单的事，在操作上却并不容易。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国际奥委会目前的做法，是公布“禁用物质”以及和禁用物质“相关”的物质。检验的方式也愈趋严谨。然而，道高一尺，有些问题确实难解。
譬如，有些药品（如莫达非尼），是用来发挥医疗作用的。可是，这些物质也有副作用，对运动员的体能有增进的效果。因此，使用这些药物的人，必须先提出声明；经过查证，竞赛资格和成绩都有效，如果事先不声明，事后验出，将取消成绩。问题的微妙处，就在于某些药品，在一般人口中施用的比例很低，可是，在奥运选手里，施用的比例却远高于普通人施用的比例。那么，如果其中有些人确实是“造假”——假借医疗理由达到增强体能的目的——如何区分？或者，这些奥运选手，本来就是人口结构中的特殊群体，比例高于一般人口无可厚非？
由此也可见，高举公平竞争的目标，当然众议佥同。可是，要实现到何种“程度”（degree of fairness），却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前面两节，是奥运规则和变迁的描述，是对事实的陈述。这一节里，将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尝试提出一些阐释（interpretations）。对于同样的事实，阐释的方式当然不是唯一。
经济分析里，探讨行为者（个人、家庭、厂商）时，通常会明确地界定行为者的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消费者，通常追求效用最大；厂商，通常追求利润最大；政策规划者，往往透过“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追求社会福利最大。
界定目标函数，可以使分析的焦点明确，而且有助于判断影响行为者的主要因素。对奥运会而言，很明显的，涉及很多的层级，各个层级的目标未必一致。在最高的层次上，奥运会的目标，可能是追求“运动精神”，同时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后，随着职业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衍生的商业活动和利益，奥运的目标也掺有其他的成分，譬如，四年一度的运动嘉年华会，主办国借机展现国威、刺激经济；奥委会本身，则是维持世界体坛共主、独霸的地位，享受垄断者（monopoly）的荣宠和优渥！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在奥运竞赛项目这个层级，“公平”是重要的目标函数，游戏规则的设定和调整，都是试图使竞赛更为公平。两个例子，可以稍稍反映。对于花式溜冰、体操、水上芭蕾等，由一群裁判各自打分，再集体加总。为了能过滤掉偏心和“爱国裁判”等因素，最高分和最低分略去不计。还有，跆拳项目，四个裁判分坐比赛场地的四个角落；选手击中对方得分，必须有三位（及以上）的裁判，在一秒钟之内同时按钮，才算有效。毫无疑问，奥运竞赛对于“公平”的毫厘计较，和法律对于“正义”的追求，有许多相通、可以彼此借鉴之处。
不过，即使“公平”是奥运规则的重要目标（之一），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譬如，男女分开竞技，是为了公平；跆拳、拳击、举重、柔道等，依体重分级，也是为了公平。可是，为什么田径（特别是短跑跳高等），不依选手的身高分级竞赛？为什么三铁（铅球、铁饼、标枪），不依体重或身高分级？
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均衡”（equilibrium），这是指一种状态（社会现象）有两种特性：稳定、重复出现。既然是稳定和重复出现，就隐含了某种规律性（regularity）。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可以尝试捕捉，是哪些因素（条件）支持了这个均衡。
当奥运只允许业余参赛者时，参赛选手真的可能是以打铁维生，顺便练练举重或铅球。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各种职业联盟的出现，以及（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对选手有计划的培训，要维持业余参赛这种均衡，愈来愈困难。一旦规则改变，不分职业或业余，奥运的支持条件，已经迥异于往昔。
在21世纪初的今天，“业余”早已不是奥运的支持条件之一。目前的均衡，除了各国政府之外，主要是由各种职业竞技组织（足球、篮球、桌球、乒乓、田径、自行车、高尔夫等等）支持。职业联盟，又由相关的产业（衍生产品、转播、广告代言等等）所支撑。市场经济，可以说已经成为奥运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当然，这意味着利弊掺杂（a mixed blessing）。一方面，选手的待遇收入提升；器具设备训练等条件，大幅改善；运动员（和衍生行业），已经成为像演员一般的一个行业。另一方面，商业考虑和专业化的发展之下，奥运（和体育竞赛）已经愈来愈像另一个演艺事业（show business）。这种均衡和奥运早期以“竞赛”为主的均衡，在性质上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科技的突飞猛进，当然给奥运和奥运规则带来重大的影响。击剑和跆拳选手身上的电子传感器、终点在线的瞬间照相、起跑点上的偷跑与否，都是仪器取代人力诸多例子的点滴而已。然而，除了“科技”这个因素之外，其实最重要、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市场的扩大。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各地经济蓬勃发展，战乱威胁相对减少；因此，消费品的市场大幅扩充，民众所得上升之后，自然增加对娱乐的需求。各种职业联赛，提供民众一年四季都重要的娱乐。四年一度的奥运，和常年进行的职业赛事之间，刚好是互补品和替代品；而且，彼此鱼帮水，水帮鱼，互蒙其利。推动时代巨轮的主要驱动力，是市场和经济活动；对奥运和奥运规则的变迁轨迹，也是如此。
上一节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阐释奥运规则的意义；这一节同样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着眼，但是阐释奥运规则和法学间的关联。
毫无问题，奥运规则的主要特性，是追求“公平”；公平，当然是一种特别的价值。同样的，法律的主要特性（之一），是追求“正义”；正义，自然也是亘古以来人们追求的重要价值。
公平和正义之间，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而由奥运的规则和演变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点。首先，公平所强调的，通常主要是在过程（process），而不在结果（outcome）；相形之下，正义所强调的，则往往是结果。以奥运会为例，公平是指在竞技时，彼此在起跑点上是公平的，竞赛的过程也是公平的；至于在终点，谁摘金谁夺银，并不是关注的重点。正义则不然。对于起跑点和过程，正义这个概念不直接相关；但是，对于终点的“结果”，却会评估是否合于“正义”。
其次，既然公平和正义都是价值，在追求时自然要作出价值判断，也就是要作出取舍。但是，因为公平强调过程，而正义强调结果；因此，两相对照，公平是比较中性（neutral）的概念，没有明显的道德成分。结果是否合于正义，明显地需要借助相关的价值考虑；因此，正义的道德性成分，要浓厚清晰得多。这种对比，由奥运规则和一般法律（特别是刑法），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
相形之下，司法体系，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都是在操作法律——正义的量尺；那么，法官们所操的量尺，比较像奥运会三种裁判规则的哪一种呢？形式上，司法体系的裁判，和三种竞技都有共同之处。基层法院里，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一位法官决定是非，像是跳高和撑杆跳；中级人民法院里，三位法官（或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议决，好像是拳击赛；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里，合议庭由三到七人组成，又像是花式溜冰和体操的裁判。不过，形式之外，精神上，司法体系的运作方式，比较接近拳击赛——至少在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司法机关里是如此。
以中级人民法院为例，三位法官开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针对案件，三位法官陈述自己的意见；然后，如果意见一致，就是一致决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就投票决定，以多数意见为准。这和花式溜冰以裁判的分数总和决定胜负显然不同。另外一点既明显又微妙的差别，是拳击赛里，只有两位参赛者；花式溜冰等，参加最后决赛的可能有六七位。两位拳手竞技时，裁判只要针对眼前的两人，分出相对的高下。两位拳手，就像法庭里的原告被告；裁判不是和一个抽象的尺度比较，而是在两者之间作出比较。花式溜冰等，前后有六七位竞赛者，裁判可能两两相比；但是，每一位表演过后，裁判必须以自己心中的尺度为基准，评定分数。
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刻度，可以透过度量衡的仪器决定；质的刻度，透过人（裁判）的判断。可是，前面已经论证，“量”是“质”的特例；质是更完整的光谱，而量是这个光谱上的一部分。
一旦对“量”的度量衡有争议，就表示涉及的是更根本的“质”的问题。这时候，既然不能在实质上（substantive element）处理，只好诉诸程序（procedural measures）。奥运对性别的处理，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重要的体会。原先，男女染色体的结构，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差别是明晰可辨的。可是，对于亿万人口中的极少数，包括体能和天赋迥异于常人的奥运选手，染色体的结构极其特殊。
对于这些少之又少的特例，奥委会的专家们，经过长时间尝试，希望能找出明确有效的标准，以区分当事人的性别。然而，反复尝试之后，奥委会发现徒劳无功。最后（也就是现在）的做法是组成专家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考虑各种资料证据，再作出最终的判定。很明显，这是以“程序”的方式，处理棘手的“实质”问题。
对于法学而言，这当然有重要的启示：官司的真相未必能昭明，但是借着严谨可靠的“程序”，司法体系希望能维持法律的有效运作。
奥运的竞赛规则，希望使竞赛更为公平；但是，除此之外，也含有其他的考虑，虽然着重的程度有大小之分。譬如，规则可以使竞赛更为紧凑（乒乓球由一局21分，改为一局11分），对选手更为安全（拳击、跆拳、击剑等戴上护具），使观赏娱乐性更高（沙滩排球和水上芭蕾等），使参赛者范围扩大（“刀锋战士”等）。规则的调整，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希望发挥或达成某种目标，或实现某种价值。
由此可见，在性质上，奥运规则是一种“工具”，是有功能性的内涵。就近取譬，对法律也有许多解读。“法律是艺术”“法律是国家暴力”“法律即生活”等不一而足；然而，“法律即规则”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一种阐释。结合前面这两者，就得到对法律较完整的认知：法律即规则，规则即工具！还有，前面提到，公平和正义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抽象来看，就是“概念即工具”——借着运用不同的概念，希望发挥某种作用，实现某种价值。
这三点体会——法律即规则，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要直接由法律条文（法学）归纳提炼，并不容易。然而，借着奥运规则本身和奥运规则的变迁，反而比较容易中性、客观、不带道德情操地烘托出这三点智识上的结晶。由奥运规则到法学研究，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启示。
本章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尝试探讨奥运规则和法学之间的关联。随着对奥运规则和变化的描述与分析，希望萃取出一些智识结晶，烘托出法学研究的某些特质。
主要的体会，可以简单归纳为三。第一，奥运规则追求的是公平竞赛，法律追求的是实现正义；公平重视过程，而正义重视结果。第二，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多少高低，可以借助度量衡的仪器；一旦对“量”和“质”有争议，就可以透过“程序”来处理量和质的“实质”问题。第三，无论是奥运规则还是规则的变迁，对法学而言，都反映出“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
现代奥运肇始至今，不过120多年；然而，因为四年一度的盛会众所瞩目，因此竞赛规则演化精致的速度，远快于法律缓慢的蜕变。探讨奥运规则和规则的变化，可以对法学研究有许多启示，当然，运动法律（sports law）是一个相关的课题，但并不是本章关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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