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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五十周年。虽然大英帝国国势渐衰，但是在英联邦，还是有一连串的活动，庆祝这个难得的“五十周年纪念”（Golden Jubilee）。女王在位半个世纪，最大的贡献，大概是在多变世局里，勉力维持皇室于不坠。不过，和上一位在位六十多年的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相较，确实是今非昔比。
维多利亚女王18岁登基，前后在位64年之久（1837—1901）。她在位时，英国连败世仇法国和西班牙。大英帝国的版图，横跨五大洲，大英帝国的战舰和商船，遨游于各大洋。维多利亚女王时的大英帝国，真正是令人敬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势，在维多利亚女王时达到巅峰。英国人性格里有一种“内敛的自负”，很可能就和这一段历史经验有关。可是，即使女王功业彪炳，权势不可一世，还是曾经有人拒绝她，向她说“不”！而向她说不的人，是手无寸铁的一介平民……
1890年，当时的王储爱德华王子，到友人家打扑克牌赌博（可能等着接班等太久，有点无聊，和现在的查理王子一样）。在场的有一位威廉·戈登-卡明爵士（Sir William Gordon-Cumming），是因为战功显赫而封爵。没想到，爵士诈赌，而且被其他人发现。为了维护爵士的名誉，王储提出建议：只要爵士签字承诺，终生不再接近牌桌，王储保证，他和其他在场的人会缄口，不泄露爵士诈赌的事。爵士依约签字，但是可能仆人口风不紧，消息依然走漏。爵士为了第二生命的清誉，向法院提出告诉，控告当晚的主人毁谤！
官司进行了七天，轰动朝野，史称巴卡拉事件（The Baccarat Scandal）。因为事实明确，所以判决爵士败诉。他的军职、社会地位，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宣判的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是由托马斯·沃德（Thomas Ward）执笔但不署名的评论报道。文章里，除了对爵士表示惋惜之外，主要是对王子赌博逸乐的行径提出规劝。评论指出，一般民众能享有某些自由和乐趣，王子却不行，因为王子身份特殊，将来要承继大位，所以不得不克制自己、自我约束。文章最后是这么结束的：“威廉爵士被迫立书保证，永远不再碰扑克牌。为了整个英国社会，我们希望这个不幸事件的结果，是爱德华王子也签下一个类似的承诺！”
女王看了这篇评论，不但不以为忤，反而非常欣赏文章的论点。她很好奇，这篇文章是由谁执笔。以“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来描述女王，一点都不为过。可是，虽然她希望知道执笔人的身份，却没有率直地运用她一呼百诺的权势。
女王请她的朋友西奥多·马丁爵士（Sir Theodore Martin）出面，私下写了一封亲笔函给《泰晤士报》的总编辑。1891年6月13日送出的短函是这么写的：“也许您乐于知道，对于那篇评论，女王深有同感，而且非常欣赏。她问我，是否能告诉她谁是执笔者？当然，我不知道。而且，我很清楚，也许您有充分的理由，婉拒女王的祈望。不过，如果您觉得无妨，那么请您务必放心，女王一定会守住秘密，绝对不会把这个名字告诉其他任何人！”
当时的总编辑是乔治·巴克尔（George Buckle），他斟酌了两三天，然后在6月17日回了一封信给西奥多爵士：“《泰晤士报》的同仁知道女王肯定那篇评论，我们都觉得那是无上的光荣……如您所知，对于评论文章作者的姓名，《泰晤士报》一向是严谨保密的。因为，评论所表达的，不只是个人意见，而是希望反映社会大众的情怀。在威廉爵士这个不幸事件上，特别是如此。对于报社所该采取的立场，在宣判前的好几天，同仁们就斟酌再三。因此，那篇评论所表达的，更不再是执笔者个人的见解。报社不透露作者姓名的做法，我相信您能谅解……对于必须违逆女王（这位有一切理由指使我的人）的意旨，我深觉歉疚和不安！”
维多利亚女王于1901年1月22日过世，享年八十二岁。第二天，《泰晤士报》全报加黑框，而且以前所未有、整整六版的篇幅，刊出讣闻，表达对女王的敬意。但是，终其一生，女王也不知道那篇评论的作者是谁。
对东方社会的人来说，这不是很奇怪吗？女王只不过是想知道个名字，为什么不派人当面去问报社呢？此外，她位高权重的朋友为什么不到报社一趟，而要形诸文字地留下鸿爪呢？还有，《泰晤士报》的总编辑，为什么如此矜持？为什么不做个顺水人情，趁机经营人脉关系呢？
也许，在巴卡拉事件之前两百年，1689年由英国国会通过、英王签署的《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透露出一点讯息：“未经国会同意，皇室指挥或终止法律的运作，是违法的。”因此，在大英帝国的历史里，皇权的节制、社会多元价值之间彼此的尊重和制衡，可以说其来有自。
至于为什么会雕塑出《权利法案》这种震古烁今的结晶，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