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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上，强调慎终追远；现实上，却无法从容面对。
2000年9月，我利用一年休假的时间，到英国牛津大学游学，全家大小同行。因缘际会，我们住进学校附近的一栋老房子，房东是单亲妈妈丽姿，带着一个小男孩，年龄和小犬相仿；房子很大，我们分租两个卧室，共享客厅厨房等。
住定之后，才知道房东的父亲大有来头：艾瑞克·凯恩克劳斯爵士，祖籍苏格兰，曾经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也曾是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政学两栖，表现都非常出色，后来受女王册封为爵士。爵士高龄八十七时，骑脚踏车摔倒，转为并发症过世。老房子原来就是他的，过世之后，才由女儿丽姿继承买下。可惜，这位在英国近代史上留下足印的长者，我无缘一见。不过，虽然爵士功名显赫，在他的家族里，他却不是最出名的人物——他的弟弟约翰（John Cairncross），二次大战时在英国情报单位工作，却曾经是苏联的双面间谍；战后身份曝光，举世闻名。
有一天，我和内人及儿子由伦敦回来，丽姿正在厨房里，站在高脚凳上掸天花板。我扬一扬手里的报纸，说：“今天《卫报》里有一篇艾瑞克爵士的文章。”（There is an article by Sir Alec in today’s Guardian.）她头也不转，朗声回应：“你是说有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You mean an article about my father！）“不是，是他写的文章。”（No, by your father！）我回答。
她从高脚凳上跳下来，大眼睛不停地转，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我把报纸递给她，果不其然，讣闻版里有一则是关于普劳登公爵（Lord Plowden of Plowden）；公爵于2001年2月15日过世，讣闻登在2月17日的《卫报》。公爵的讣闻，作者署名艾瑞克爵士。
可是，为什么呢？艾瑞克爵士已经过世好一段时间了，讣闻怎么会由他执笔呢？显然，这是他生前应《卫报》之邀，为公爵未雨绸缪而作。为什么我又会看到呢？原因很简单，在火车上，我随手拿起空座位上的报纸，最先看的当然就是讣闻版！
发现讣闻版，可以说是我到牛津一年的重要收获之一。讣闻版内容丰富，故事有趣，读来兴味盎然。而且，不只我的感觉如此，很多老外也有同感。打开报纸，他们最先看的，也是讣闻版。我也知道，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里，没有讣闻版。因此，我写了几篇文章，婉转的介绍、推荐讣闻版。而且，我还慎重其事，把文章寄给当时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的高层，希望他们考虑开辟讣闻版。
结果是，无声无息。可能的原因，是华人文化里普遍忌讳“死”；因此，和死有关的事，多半也成为避讳的对象。可是，为什么呢？在英美这种拿刀叉上餐桌的野蛮社会里，能够平静地面对死亡；自居上国的古老文明，为什么反而这么放不开呢？这些年来，在我的脑海里，断断续续浮现这些问题。可是，总觉得一头雾水，似乎有一得之愚，却又找不到着力点。
一个社会里，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都耄耋而逝，想必不会太排斥死亡。英国报纸的讣闻版里，常看到逝者是九十余岁，“过了丰富的一生”；年龄近百，接受大自然的召唤，当然无须难过。由此反推，华人文化里排斥死亡，大概和历史经验有关。大部分时候，自然条件差强人意，农作收入仅得温饱；除了少数人得享天年之外，可能很多人都是壮年时，因为疾病、天灾或意外而过世。农业社会里，无论男女在壮年过世，表示劳动力减少，对于家庭的生计，立刻造成影响；对于其他亲戚朋友，也意味着额外的负担。因此，因为非自然因素而英年早逝，是令人惊惧痛心的情境——忌讳死亡，有以致之。
然而，如果因为死亡使家庭人手减少，因此避讳排斥，为什么文化里会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死生亦大矣”的教化信念呢？也许，这正巧妙地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于死亡的矛盾情怀。
如果死生是大事，要慎终追远，那么对于死亡，并不需要呼天抢地的恸哭哀号；对于死者，可以以平静祥和的态度来面对。死者的一生，难道不值得留下鸿爪吗？王公将相的事迹，固然可以美化宣扬；市井小民、三教九流的人生，不也有令人动容心悸的片刻吗？英美报纸里的讣闻版所提供的，正是如此。然而，华人文化里，一方面强调慎终追远，一方面忌讳死亡。两者之间的扞格
矛盾，恐怕正突显了道德传承和现实考虑的差距——道德上，强调慎终追远；现实上，却无法从容面对。
有趣的是，物换星移，这种矛盾似乎有转圜的迹象。至少在台湾地区，随着经济发展，一般民众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农业社会里，辛勤终年仅得温饱的景象，早已成为过去。而且，工商社会里，天灾人祸瘟疫意外的情形，和农业社会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般人的寿命慢慢延长，劳动力的考虑也渐渐淡去。人的尊严，逐渐提升；对死亡的忌讳，似乎也日益淡薄。在生前为自己办场告别式的人，不再是屈指可数。
我诚挚希望，在不久的未来，华人社会的报纸里会有讣闻版；而我也会分外乐意，为几位朋友预撰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