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刻画经济人

面对人千奇百怪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能找出源头，建立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架构。

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展，而且颇有斩获，这是不争的事实；芝加哥大学的拉齐尔（Edward Lazear）教授，就曾以“经济帝国主义”（ Economic Imperialism ）为名发表论文，探讨这种现象。

为什么经济学有这种威力，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可以先以个人经验，稍稍描述经济分析的威力。首先，在阅读其他社会科学的论文时，我常有一种感觉：二三十页或更长的论文，篇幅虽然可观，可是要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只要用经济学里的一两个观念，通常就能“一言以蔽之”。因此，经济分析的长处之一，是可以以简驭繁。

其次，我曾教过许多推广教育的课程，学员大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管理阶层。对他们来说，很多人是一辈子里第一次接触经济学。每当课程结束后，总是有人告诉我：没有想到经济学这么有趣、也这么好用；对于大大小小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由经济分析的角度，得到简单明快的解释。因此，经济学的另一个长处，是面对不同的现象，可以一以贯之。

以简驭繁，表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可以掌握重点。一以贯之，表示在解读各种社会现象时，可以有恃无恐。对于经济学者而言，经济学之所以具有这些优点，主要是因为经济分析有一套强而有力的“行为理论”。这套理论的基础，就在于经济学者朗朗上口的“经济人”（the homo economicus）。掌握了经济人的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就掌握了经济分析的特殊思维。

那么，什么又是经济人呢？在这一章里，我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究经济学家所认知的“人”。

人的特质

·对于有些人来说，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这两种人！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的差别！

·还有一些人认为，差别只在于三十岁以下的人和三十岁以上（也就是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

·当然，还有些人根据星座来判断，因此世界上总共有十二种人！

和这些不一而足的看法相比，在经济学家的眼里，“人”又是什么呢？既然经济学号称是（自封为）社会科学之后，经济学家对于万物之灵到底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先从两个角度来思索。首先，想想其他学科的例子。对一个化学家而言，世界上有千奇百怪的事物；不过，追根究底，一切物质都是由一些“基本元素”所组合而成。同样的，对一个数学家而言，所有的运算都可以归纳成加减乘除这四种；事实上，减乘除还是由“加”的运算衍生而来。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是人，以及人的行为所形成的社会现象。所以，要分析社会现象，前提就是要了解人的行为；而要分析人的行为，前提就是要掌握人的特质。因此，经济学家把人的特质当作分析的基础，就像化学家把基本元素、数学家把加减乘除当作分析的基础一样；由基础出发，再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构。

其次，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人就是人，人的喜怒哀乐和情感理智是天生的；要探讨人的特质，是个很奇怪的念头”。不过，大家可以先在头脑里想象下面的一连串景象：

·自己上街选购一件衣服；

·买电视时，花了很多时间和老板讨价还价；最后因为老板不愿意再降一点，结果没买成；

·童年好友结婚，自己从香港坐飞机到台北参加婚礼，在当天深夜赶回香港；

·神风特攻队的队员爬进机舱，准备起飞。

虽然这些（和其他千万种的）景象南辕北辙，可是反映的都是人的行为。一套好的分析架构，应该可以一以贯之的、由同样的基础出发，来解释这些不同的景象。显然，就理论的发展而言，需要一些比“喜怒哀乐、情感理智”更明确精致的概念。

经过长时间的探讨，经济学家归纳出两点人的特质：“理性”（rational）和“自利”（self-interested）。

理性

对于经济学家认为“人是理性的”，一般人直觉的反应通常是：人，“当然”不是理性的；人是情绪（感情）的动物，而且人常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不过，让我们抽茧剥丝，看看经济学家到底怎么自圆其说（谎）？

当经济学家主张“人是理性的”时，是指人是“能思索”而且“会思索”的一种动物。人具有认知环境的能力，人也具有分辨和思维的能力；而且，人不只是具有这些能力，事实上人还“会”运用这种能力。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人能思索并且会思索可以说是一种很平实中肯的描述。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接受“人是理性的”这种描述，而采纳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将很难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人不能也不会思索；那么，人为什么会依交通信号灯过马路，为什么人又能利用自动提款机提款？

当然，人往往会冲动或情绪化；不过，这并不表示人是不理性的。试问，在面对自己的师长上司时，一个人通常会很冲动和情绪化吗？在考试作答时，大部分人都是兴之所至地随便勾选吗？即使是一时冲动买了件昂贵的衣服（或和别人吵了一架），这个行为的背后隐含着这已经是经过自己的过滤，自己知道可以承担这个偶然事件的后果。而且，退一步考虑，那些“冲动、情绪化”的行为毕竟只占一般人行为里的一小部分；因此，经济学家可以把分析的目标，放在绝大部分其他的行为上。

不过，即使接受“人是理性的、会思索”这种假设，还必须处理“不理性”的问题。一般人会认为，吸毒伤身、跳楼自杀、贪吃甜食等等，都是不理性的行为。可是，这种观点隐含一些值得澄清的问题：首先，“理性”是一种主观的概念；人会思索，指的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而进行某种心智活动。我不多吃甜食是我的理性，别人多吃甜食是别人的理性；我不能以我的取舍，论断别人的取舍。（因此，参加神风特攻队的队员，可能是基于同侪的压力或其他的原因而加入；由一些史料来看，至少有些队员在心里经过相当的挣扎。）

其次，“理性”只是指人能思索而且会思索，并不表示思索之后所采取的行为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昨天我很理性地买了十只股票，今天股票大跌，我赔了钱；虽然我很懊悔，可是，我（和其他任何人）显然不能用后来的结果来否定原先的斟酌思考，因为行为和结果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点上。

再次，理性当然也有精细和粗糙的分别；喝两大杯金门高粱之后的思索能力，当然和清醒时不同；小朋友对事情的斟酌拿捏，也当然和成人不同。不过，除非是醉烂如泥、步履蹒跚的人和襁褓中的婴儿，人都能思索而且会思索——人都是有理性的。

最后，是关于理性的客观性。你有你的理性，我有我的理性；我不能以我思索的角度否定你的思索角度，就像我不能以我的审美观来辩驳你的审美观一样。不过，如果在内在的思索和外在的判断上，我们之间有某种交集，这时候“理性”又多了一层意义：我们可能会基于同样的考虑，而采取同样的行为；譬如，我们都不会为了省钱而坐慢车。那么，对“我们”两人而言，坐慢车省钱是“不理性的”。这是指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省钱坐慢车和我们对其他事物的思索判断格格不入；可是，对其他人而言，省钱坐慢车可能是理性的——因为能慢慢地欣赏沿路风景！

总结一下：理性，反映了人在行为上的自主性，也隐含了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思索评估的能力。

自利

“人是自利的”，这是经济学者对人的特性所作的第二种描述；当然，一般人对这种描述的反感，可能要比对于“人是理性的”的反感更强。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人事实上不是自利的，因为人会做很多利他的事；第二，人“不应该”是自利的，人“应该”为他人着想。前面的理由，是实然面（positive）的质疑；后面的理由，是应然面（normative）的考虑。我们可以细细琢磨，这两点理由的曲直。

让我们先标列出两个参考点：一是极端的自私，一是极端的利他。开车时摇下车窗、丢出垃圾，这可以说是极端的自私；日行多善之外，每个月还把薪水绝大部分捐给慈善事业，这可以说是极端的利他。以这两个参考点为左右端点，我们可以想象有一道宽广的光谱；介于两个端点之间有无穷多的点，而这道光谱涵盖了行为的各种可能性。

对于经济学者而言，这道光谱上各个点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不同；不过，所有的点都可以从“人是自利的”这种角度来解释。“摇下车窗丢垃圾”是自私，当然也就是自利；捐钱做善事虽然是利他，可是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心理上的慰藉满足，这显然也是自利。因此，不论行为表现的外观如何，在本质上总有自利的成分。

此外，当经济学家说“人是自利的”时，他是指“人会设法追求自己的福祉”；重点是在“自己的”和“福祉”这两点。追求自己的福祉，并不表示一定会侵犯或伤害到别人的福祉；而且，福祉是包括物质、心理、精神上的福祉。我们很难想象，一般人的绝大部分行为（也就是社会科学家所分析的对象）是完全不顾自己、是完全要让自己变得难过和不适！

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人的行为是比较接近光谱上“摇下车窗丢垃圾”的那个端点。试想，当我们去买水果时，选了（我们“自己”认为）漂亮、甜美、可口的之后，不是就让别人不能再买到这些较好的水果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的行为在利己的同时，不也间接地伤害到其他人吗？我们希望自己的成绩好、工作表现出色，不都隐含了其他的人会相形逊色吗？因此，当我们掠去行为的表象之后，我们会发现：虽然表现的方式不一，人其实都是在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让自己觉得比较快乐、比较高兴、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有道德！

关于“人的行为应该利他”的观点，也值得仔细斟酌。首先，社会科学是探讨社会现象“是”如何，而不是社会现象“应”如何。即使社会科学家（似乎）有责任提出革新建议，以改善现况；可是，在能有效地解释实际情况“是”如何之前，我们并不具有指引方向的条件。直接论述“应”如何，只是道德上的呼吁；也许满足一般人心理上的期望，但显然对分析实际现象毫无帮助。

其次，我们可以在比较抽象的层次上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人应该是利他的”这种原则，那么一个人如何处理不同关系的交往——和家人相处、和亲戚相处、和好朋友相处、和陌生人相处呢？这些关系的亲疏远近，难道不是已经反映出“自己”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决定“利他”的程度！

再次，“应该”代表的是一种束缚，也就是限制了行为上自由取舍的空间；一旦把这种束缚变成内在的一种规范（我应该诚实），那么遵守规范本身也隐含自利的成分（因为我说了实话，所以我心里很坦然）。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会为自己加上一些束缚，为什么人要自绑手脚？

以家庭之内的伦常为例：我们“应该”孝顺父母，不只是对父母辛劳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只要在观念上形成“孝顺父母”的规范，大家在行为上就自然有大致的脉络轨迹可循。父母和子女在相处互动上会容易得多，大家都得到好处。因此，“应该”所隐含的规范，其实是寻求在较大的范围里增进福祉。这当然还是自利，不过这时候的自利不再是以个别事件的利弊得失为着眼点，而是跨越时空以及单独的个人。而且，要能维系某种规范，一定要有配合支持的条件。家人朝夕相处、祸福与共，才可能培养出紧密的伦常关系；公寓大厦里的住户彼此生活作息不一、平日不相往来，显然很难要求邻居“应该”守望相助。

总结一下：追根究底，人是自利或不是自利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只需自问：站在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宗教家、哲学家）的立场，根据哪一种假设出发，比较容易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

下面的这个故事，就很巧妙地反映了，即使在庄严神圣的宗教领域里，都含有“理性、自利”的成分。

人神之间

前一段时间上课时，讨论到人的“自利心”，少不了又有一番争论；许多人质疑：人不完全是自利的，慈善家和宗教家都是一心为人、是利他的。我觉得多言无益，就福至心灵地出了个家庭作业：以三人一组为单位，去探究一下在宗教和慈善团体里，到底怎么处理“资源分配”和“奖惩升迁”的问题。

对我来说，观念很简单：在宗教和慈善团体里，也面对资源分配的问题。同样一笔钱，用到一种志业，就不能用到其他志业；负责不同志业的人，难道不会为自己的志业争取资源吗？同样的，宗教和慈善团体，既然是组织，就有各种职务和位阶。难道这些组织里的人，不会有竞争较劲的情怀和作为吗？

两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交来的作业；虽然写得都很用心，但是其中只有一组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他们从台北搭飞机到东部花莲，实地访谈一个著名的宗教团体；他们发现，这个团体是以微妙的方式，处理资源分配和奖惩升迁的问题。

有趣的是，很多报告提到，当他们访谈一些宗教和慈善机构时，刚开始气氛都很好。但是，一旦他们问到实质的竞争和取舍问题时，受访者往往脸色大变，然后冷漠以对。

对于一般人来说，由“自利心”的角度来看慈善和宗教团体，似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种亵渎。不过，如果能保持着一点智识上的好奇，再心平气和一些，也许可以对宗教和慈善活动有更深刻的了解。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讲座米勒教授（G.Miller），1993年在知名学术刊物《法律研究期刊》（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发表论文，对《圣经》的内容提出一种前所未有、但发人深省的解释。

论文的主旨，可以借着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来反映：一个厂商会设法包装自己的产品，以吸引消费者、并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样的，古希伯来时代的祭司们，也可以看成是提供祈祷祭祀的厂商；他们既是决定宗教仪式的裁判，又是享受祭祀奉献的受益者。那么，他们会如何设定各种游戏规则，以符合自己的利益呢？

《圣经·创世记》里该隐（Cain）和亚伯（Abel）两兄弟的故事，提供了鲜活的说明。哥哥该隐是农夫，弟弟亚伯是牧羊人。亚伯把羊群里的头胎（firstborn）羔羊，带到祭坛作为奉献；该隐的奉献，则是他收成的一些农作物。耶和华（通过祭司）接受了亚伯的礼物，却拒绝了该隐的献礼。该隐既羞且怒，因此在旷野里谋害了亚伯。耶和华察觉了该隐的罪行，就在他额头上烙上印记（Mark of Cain），罚他终生流浪、受人唾弃。

米勒认为，这个故事透露了几点讯息。首先，对祭司而言，羊肉不只比农产品味道鲜美，而且比较有价值；其次，以“最先得到的收获物”（the first fruits rule）作为祭品，可以确保（祭司的）收入。还有，祭品不够丰盛的，会被拒绝；让该隐流浪示众，等于是四处宣扬祭礼的游戏规则。

此外，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也同样耐人寻味。神告诉亚伯拉罕：“带着你挚爱的儿子以撒（Issac）到摩利亚（Mo-riah）高地的祭坛，把他焚烤作为祭礼。”虔诚的亚伯拉罕带着儿子，跋涉三天之后到达祭坛；当他把以撒绑在一堆木柴上，正准备下手时，耶和华的使者出现。

使者要亚伯拉罕放开自己的儿子，改以一头公羊作为祭品；然后，使者向他开示耶和华的旨意：“为了侍奉我，你愿意牺牲最钟爱的儿子；因此，我将降福到你身上。你的子孙，将如天上的星辰和海滩上的沙一般的繁茂；你的子孙将所向无敌——因为你遵从我的指示！”

在常人眼里，把亲生儿子献为祭品，当然不可思议。但是，抽象地来看，这个故事隐含了一些对祭司有利的游戏规则。

如果自己最怜爱的孩子都可以奉献给神，献出其他的牛马牲畜、金钱财物，当然更顺理成章。还有，在三天的旅程里，亚伯拉罕不但要耗费时间、人力物力，也一定经过心理上的煎熬试炼，而终能坚持到底；因此，侍奉神，自然要有所付出。而且，亚伯拉罕要长途跋涉，到指定的祭坛才能献上祭礼。因为，如果亚伯拉罕就地行礼如仪，固然不能测试他的决心；更重要的，是祭司将分享不到祭礼。另外，三天的旅途，也许反映了市场区隔的基本原则；在三天行程所能到达的地方，只有一个祭坛。如果同时有好几个祭坛，祭司们彼此竞争，很可能同蒙其害。

在论文里，米勒多次强调：以厂商的角度来认知祭司，再由厂商自利的角度解读有关祈福奉献的做法，确实可以有效地阐释《圣经》的某些内容。不过，这当然只是“一种”而不是“唯一”的阐释。米勒的论文，解释了祭司的自利心，也提供了了解《圣经》新的视野；不过，更根本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神”呢？

对于这个问题，米勒没有处理；也许是基于自利心，不要太得罪神——或是不要太得罪人？

效用函数

根据“理性”和“自利”的刻画，经济学家开始建立他们的分析架构。除了在文字上描述理性和自利之外，经济学者希望能更简洁精确地用数学来表示这两个特质。因此，第一步，他们宣称人的行为可以用一个“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来表示。譬如，U（3个苹果）=6单位效用，U（两块面包）=5单位效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简写成U（x）=6，U（y）=5。第二步，理性和自利会反映在这个效用函数的特性上。

以效用函数代表人，这是第一步；以效用函数的特性来反映理性自利，这是第二步。在巧妙地完成这两个步骤之后，人已经变成一个“效用函数”；既然效用函数是以数学来表示，经济分析当然就可以运用数学精确、迅速、有效地进行。经济学能在短短两百多年中累积可观的智慧，能在社会科学里独领风骚，可以说都和分析方法上大量地运用数学有关。

效用最大化

关于效用函数，经济学者作了很广泛的运用，其中又以“效用最大化”为主。

关于效用最大化，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可以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分析架构主要有三个核心概念：稳定的偏好、效用最大化和均衡。而他对经济分析具有无比的信心：在1976年，他曾出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但是，当他在1993年得到诺贝尔奖时，他的演讲题目是：“由经济分析的角度观察行为”（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行为，当然不限于人的行为。对于贝克尔十足的信心，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就颇不以为然；因此，他话中多少有点浇冷水的味道：“不只是人会追求效用最大化，老鼠、乌贼也都会。”

人在行为上是不是会“效用最大化”呢？一般人会觉得不可思议，自己在生活呼吸、工作行动上，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要“效用最大化”，这是不是又是不辨菽麦的经济学家所玩的益智游戏？其实，不只是一般人，就连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大师都不能苟同“最大化”的观点。美国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一直主张，人的思维计算能力并不是无远弗届；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而不是“无穷理性”。试想，除了围棋高手之外，一般人恐怕最多只能猜测对手未来的两三步。

因为人是有限理性，所以人在行为上并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实际上人会根据对环境的认知和自己有限的思维，然后作出能让自己满意即可的选择。和“效用最大化”的观点相比，西蒙“适可而止”（satisficing）的论点似乎更接近血肉之躯的人；这种和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唱反调的意见，使西蒙成为非主流经济学家阵营中的大将。但是，他不同流俗的慧见，也使他成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之一。

可以比较

效用函数的另外一个特性，似乎卑之无甚高论：把任何两个东西（A和B）放在眼前，我或者喜欢A、或者喜欢B、或者一样喜欢。可是，稍稍琢磨，这个不起眼的特性，可以精确地反映出人理性自利的特质！

首先，这个特性是指“任何两个东西”；如果放在眼前的是面包和苹果，要比较取舍很容易。可是，如果放在眼前的是环境和经济发展、个人的升迁和社会的福祉、儿童先换肾和成人先换肾……这个条件就隐含着：即使面对这些困难的抉择，人还是能在斟酌之后，作出取舍。人是不是这样呢？

其次，“或A，或B，或A和B一样好”的条件，在实质上排除掉其他的可能性。当一个人面对某种两难的情形时，他可能既不喜欢A也不喜欢B，而且A和B也不一样；他选择的是“放弃”或“延后再议”。可是，这个条件，排除了这些可能性。换言之，这个条件意味着人不会逃避，人也不会犹豫不决；人不只是“能”比较，人实际上也“会”比较。

由以上这两点来看，“可以比较”的说法似乎有点摇摇欲坠的倾向；不过，让我们试着阐明这个假设积极的意义：首先，在A和B之间作比较和选择其实只是表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特性所隐含人的思维能力。“好或不好或无所谓”表示人不但能认知（譬如）“留学”和“就业”的含义，而且还可以意识到这两种选择对自己的意义。也就是说，人能比较和选择，表示人能根据自己的思索判断，了解自己的行为（选择）和各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选留学或就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比较和选择所反映出人的思维能力——人是理性的。

其次，对于任何的A和B，能先比较和后选择，表示人是从“相对”的角度来认知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以两个例子来反映：

第一，有人对宗教信仰很虔诚，认为信仰是绝对的。可是，当我们说宗教是“绝对的”，我们事实上已经把宗教和所有其他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在其他事物的衬托之下，才显示出宗教的（在相对上的）绝对。

第二，故宫里的珍藏是无价的，也就表示这些珍藏的价值是至高无上、不会被凌驾超越的。可是，博物馆之间在交换互赠时，不还是会斟酌比较、希望在礼尚往来时能恰如其分？显然，在众多无价之宝之间，还是有“比较无价”的无价之宝。而且，对于故宫的无价之宝，我们事实上要动用人力物力去保养防护。既然人力物力是有价的；因此，对于无价之宝，我们还不得不琢磨出适当的有限价值来烘托。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这些无价之宝的价值真的是绝对的吗？如果情势所逼，我们必须在存亡和故宫之间作一抉择；难道我们会坚持，这些故宫珍藏的价值是绝对的吗？

关于“可以比较”特性最重要的涵义，是在于这个特性表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和思维，对任何有形无形、精神物质、具体抽象的东西加以比较。因此，人不但能在苹果面包之间比较取舍，人还可以在道德良知上斟酌抉择。美丑、善恶、是非、对错等等的价值，事实上就是人为了帮助自己思维比较而慢慢发展出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逐渐形成一套“价值体系”（value system）；而经济学者根据“可以比较”的特性，就能够尝试分析这套价值体系的结构和内涵。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精髓所在，并不在于对商品劳务货币价格的探讨，而是更广泛地对“价值体系”作很基本的分析；价格体系（price system），只不过是整个价值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的独特性可以说就反映在“可以比较”这个概念上。政治学是从政党权力等角度分析，法学是从公平正义等角度立论，社会学是从角色规范等角度论述；相形之下，经济学是从“可以比较”所隐含的“相对性”出发，然后建立一个分析人类行为的理论架构。“相对”的观念虽然有点抽象，但精致地反映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核心精神！

由经济人到法律人

在经济分析里，以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认为人具有“理性”和“自利”这两种特质。相形之下，在法学里，并没有所谓的“法律人”；偶尔有人用“法律人”这个名词时，是指法律系的学生，或以法律为业的人。在法学里，是以“概念”（con-cept）为基本元素，在概念之上发展各家的理论。

不过，法学论述里，也有人的踪迹。在某些官司（特别是侵权行为）里，会提到“正常人原则”（the reasonable person rule）；根据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注意力，在行为上有没有过与不及的地方。还有，在另外一些官司（特别是契约问题）里，会涉及“专业标准”（due care）；根据各行各业（律师、水泥工、理发师等等）的行规，在专业上应该达到某些水平。如果没有达到这些业内所公认的尺度，就应该承担意外或损失的责任。

无论是“正常人原则”或“专业标准”，都隐含赋予当事人某些责任；也就是，在行为上，法律认定当事人应该或必须采取某些作为或不作为。当然，这些责任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有时候很模糊）限度，当事人就毋需对意外或损失负责。可是，这是一种针对各行各业、各种情况而有的体会；是一种“点的智慧”，而不是一套一般性的理论，可以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

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法学里的问题，特别是各式各样的官司，“理性、自利”的概念，其实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由这两种特性出发，比较容易掌握当事人的心理和行为。譬如，当交通违规的罚款提高之后，违规的人数会减少；因为，人是理性自利的。又譬如，暴风雨中游艇闯进私人码头，撞坏了码头设备。码头主人提出侵权的告诉，法庭以“紧急避难原则”，裁决被告没有过失，但是要赔偿修缮费用。由理性自利的着眼点，不但可以解释游艇的行为、码头主人的反应，也可以解释法庭的立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有可能碰上急难；承认某种程度的紧急避难原则，长远来看对社会比较好。

总结一下，在法学里，对于人的特质并没有特别的探讨；由理性自利的角度，反而容易理解法学里的许多问题。

结语

人的特性不像“鸡蛋是椭圆的，油条是淡黄色的”这么简单明确；没有人能剖开胸膛，证明自己是理性自利或不是理性自利。面对人千奇百怪的行为，经济学家希望能找出源头；由最根本的地方开始，建立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分析架构。理性自利、效用函数、效用最大化等等，都是这个知识探索过程中的足迹。这个智识之旅当然还没有到达终点，不过万物之灵的人，毕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令人难以捉摸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简单地描述了行为理论的基础——经济人。就内容而言，有两个重点。首先，无论效用函数的特性如何，行为理论的核心观念是：“人是理性、自利的。”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追根究底，总可以归到人的这两种特质上。其次，人作比较的基本特质，反映了经济分析采取的立场、是“相对”而不是“绝对”。这个角度虽然看似平凡无奇，但是却常被忽略——包括笃信经济帝国主义的许多经济学者在内。

第三章 刻画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