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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白的画布上，容易自由地挥洒。可是，在已经涂满颜色的画布上，就不容易除旧布新。艺术上如此，学术上也不例外。
诺贝尔奖得主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在回忆录里提到：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管制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而当他在这两个园地里耕耘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当他推出理论时，水到渠成，没有受到太多阻力。相形之下，只要想想哥白尼的宇宙论和当时盛行的“地球中心说”，就可以体会到哥白尼命途多舛的原因了。
“法律经济学”，是1960年起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研究的主题是法学，采取的却是经济学的分析角度。法学，当然有尊荣高贵的传统。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哲人雅士，留下一家之言。因此，当经济学者开始探讨法学问题时，当然受到法学界的排斥、抵抗、冷嘲、热讽。还好，许多因素因缘际会下，“法律经济学”已经卓然有成，而且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之一，是经济学者除了和法律学者对话，可以彼此传教、彼此喝彩，经济学者之间彼此的掌声，就足以维持最初的动力。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学者确实言之有物，对研究法学问题的确提供了增新的养分。
在中文世界里，“法律经济学”还在起步的阶段。许多法律学者都还停留在“法学中心论”（地球中心？）的心态里。一位研究生告诉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刑法专论，作者就率直地批评经济分析。而且，虽然作者没有指名道姓，不过矛头就是指向我。作者批评经济分析的论证之一，是“重大刑案，当然要不计代价地破案”。
这句话，非常有趣。前半句“重大刑案”，表示还有“非重大刑案”，而且处理两类案件值得有差别待遇。可是，这不就是经济分析所强调的，要分出轻重大小、利害权衡吗？所以，这位刑法学者，其实不自觉地在运用某种经济思维。后半句“不计代价破案”的逻辑，说来理直气壮，其实大有问题。试问为破一件重大刑案，值不值得牺牲一千位警察和司法人员？两千位？五千位？值不值得动用所有的警力，耗尽所有的警政预算？因此，真的可以“不计代价”吗？显然，前后半句的逻辑，彼此矛盾。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这位刑法学者所希望表达的，就是“某些事情非常重要，因此采取非常的手段”。这种思维，当然隐含成本效益的考量。
这本《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主要是为法学界人士而写。目的就是希望厘清经济分析的内涵，为法律学者提供另一套思维方式，另一座有意义、平实可靠的参考坐标。
在性质上，这不是一本教科书。就教科书而言，波斯纳法官以及罗伯特·库特和托马斯·尤伦（Robert Cooter&Thomas Ulen）的论著，都对法学问题有完整的讨论，是“法律经济学”很好的教科书。在内容上，这也不是一本介绍法律经济学的“科普”读物。戴维·D.弗里德曼（David D.Friedman）的《法律和经济的对话》（ Law’s Order ），是介绍法律经济学很好的入门书。
这本书，是以法律学者和法律系学生为主要对象。我希望通过书中的材料，呈现经济分析的某些面向。而且，希望通过这些材料，能烘托出法学不同的风貌。希望读者们可以体会到，经济分析的趣味、经济学和法学的关联，以及法律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原因。此外，在澄清“正义”和“效率”之问题的关联上，这本书也多所着墨：我认为书里的论点稍有新见，是前人所未及。
承虞彪博士的大力帮忙，书中的各个章节，都在《法令月刊》刊载过。而且，在台湾大学和台北大学的研究生课程里，我也以书中的材料为讲义，作为讨论辩难的基础。无论是《法令月刊》中的刊载还是课堂中的论证，都引起很多回响，激起很多智识上的火花。我也要特别感谢，王泽鉴老师慷慨作序，他为经济学者的法律见解“背书”，可能要承担不小的风险。还好他是学养俱佳、德高望重的法学重镇，偶尔胳膊往外拐，相信不会对他的事业有太大的影响！
在定稿前，我请台大法研所的研究生张永健，从头到尾细看一次：对于法学的专有名词和出处，希望能避免不必要的差池。张永健，是一位聪慧勤奋、好学深思的年轻人，他的事迹，也值得一提。在高中阶段，他就看过我写的书，而且决定将来读台大时要修我的课。有一次开学时，我看他又出现在课堂上，就问他这是第几次修课，他答道：“第七次！”我问：“有这么多好学的吗？”“老师的学问，博大精深，如长江黄河，滔滔不绝。修过六次，还只是得到皮毛而已。”有学生如此，老师心里不飘飘然，成本也很高！
不过，无论是长江黄河还是细水长流的潺潺小溪，重点都在于继续不断、绵延不绝的流水，而不是写下最后的句点。河流如此，学术研究上也是如此。因此，这本书是参与“法律经济学”对话的一环，而不是提出了任何结论！
写于2003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