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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学以所谓“帝国主义”的姿态进入社会科学其他领域，造成重大的冲击，开拓了全新的视野。在本书，熊秉元教授以优雅的漫步方式，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带进法律学，虽未使用图形模式，但仍有数学上的精确，以流畅的散文阐释经济学上的“效率”和法律上的“正义”，并探究二者的关联。本书致力于促进法律人与经济人的对话，架构经济学与法律学的桥梁，对于法律经济学在华人世界的生根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分析，于18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成为当代显学。在国内已有若干相关的论文，法律教科书亦有论述，运用此种方法从事专题研究的，亦属有之，但始终缺少一本完整入门的著作。熊教授扼要地说明法律经济学的旨趣，回顾其发展历史，使读者清楚地了解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盖瑞·史丹利·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理查德·艾伦·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等法律经济学奠基人物的基本思想。
本书核心内容在于以平实、精确、有趣、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经济行为、成本、效率、外部性、理性和自利、财产极大化、单一主人等概念，建构一套严谨的经济分析架构，并用于讨论契约、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正义等法律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处理方式，显示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司法学上的正义确有密切的关联，及互相启发之处。
伟大的经济学家擅长以“小故事”说明“大道理”，例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的问题”的论文中，以“牧场与火车”为例，建立交易成本与财产权的理论（科斯定理），并借着英国有名的“炸鱼薯条”来阐释社会财富极大化的观点。
熊秉元教授也是一位能讲好故事的经济学家，他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子女对于逝世的父母有无“悼丧权”？伤害妇女的嘴部是否侵害其丈夫和子女的“亲吻权”？毁坏他人的骨灰坛如何计算损害赔偿？谋害被继承人应否剥夺其继承权，被继承人能否加以宽宥？本书用数十个具体的故事来建构法律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读者如果能够系统地加以整理，参考熊教授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思考，将有助于培养经济人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熊秉元教授引用不少英美法上的著名案例，说明如何以经济上的效率来处理法律上正义的内涵，深具启示性。吾人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经济分析应用于本国法的解释适用，易言之，即如何将效率（efficiency）作为一种法律原则（legal principle），作为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纳入传统法学的思维和论证体系。如中国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第二条规定：“民事所适用之习惯，以不背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在传统社会有卖财产先尽亲房或近邻有先买权的习惯。最高法院认为此等习惯于经济之流通、地方之发达，均有障碍，不能予以法之效力（1941年上字第一九一号判例）。此项判例印证了本书所提出的一项历史发展的原则，即在传统社会里，随着工商业生活的开展，经济上效益的考量进入公序良俗或正义的内涵。
熊教授以相当的篇幅讨论越界侵占的问题，并检讨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艾伦·爱泼斯坦（Richard Allen Epstein）的见解，认为从效率的观点，考虑长远的利益，应以回复原状较好。如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第七百九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人建筑房屋逾越疆界者，邻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异议，不得请求移去或变更其建筑物。但得请求土地所有人，以相当之价额，购买越界部分之土地，如有损害并得请求赔偿。”此项规定亦含蕴正义与效率的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所有人得请求移去或变更其建筑物时，其权利之行使受有“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原则的限制（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第一四八条第一项）。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查权利之行使，是否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应就权利人因权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与他人及国家社会因其权利行使所受之损失，比较衡量以定之。倘其权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极少而他人及国家社会所受之损失甚大者，非不得视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此乃权利社会化之基本内涵所必然之解释（1982年台上字第七三七号判例）。本件判例的特色在于，将利益比较作为解释“不得故意加损害于他人”的判断基准。
本书结合了散文之美，经济分析的谨严和法学上的想象力，充满智能结晶，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一般读者可借本书了解法学与经济学的思考方法，而有助于判断事务，分析问题。对经济人而言，可更认识其分析方法与法学的密切关系，而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对法律人而言，本书开启了一扇门，使法律人认识学习到一种新的思考方法。21世纪的法律人不仅要确实把握法律日益专业化的正义问题，也要能了解运用经济分析，使正义具有效率的内涵。他必须是一个法律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