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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元教授几年前撰写的《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一书，阐释经济学与法学的关系，对于更新法律教育，开展法律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本书《正义的效益：一场法学与经济学的思辨之旅》在既有的基础上，累积新见，文字依然优雅，方法上再上层楼，内容益为丰富，法律案例的分析甚为透彻，更进一步深化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
本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经济学上交易成本、财富最大化、外部性等基本概念对法学研究、实践公平正义的功用，并就“买卖不破租赁”（台湾地区“民法”第四二五条）、“果实自落于邻地应否属于邻地所有人”（台湾地区“民法”第七九八条）做了精辟的解说，尤其是以时间差距说明为何要区分物权和债权，最具启发性。值得再深入探究的是法律经济学在法律适用上的实践（包括法律解释及法之续造）。
熊秉元教授再三提出了经济学能否断案的关键问题，并就若干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详为论证。在实务上，以经济效益作为裁判理由，亦属有之，例如在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阻却违法性的合理查证义务时，法院亦将“查证时间、费用成本”列入考量因素，但多未做深入的分析。法律适用系采三段论的逻辑形式，而以评价为核心，长期以来建立了法律解释方法（文义、历史、体系、规范目的），如何将经济上的成本效益融入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特别是运用规范目的的解释，有赖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共同努力，相互沟通，建立方法论的共识。熊氏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平台。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熊秉元教授以经济分析的方法，评论大陆学者关于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争议，肯定法教义学（法释义学）与社科法学具有相对关系。前者使日常操作的成本较低，后者有助于对法学有更完整而深入的掌握。面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可以从容因应，论述有据。此项卓见，可做进一步的延伸说明。
法学，简单言之，就是法教义学。法教义学具有四个重要功能：一是体系化功能——系统地整理分析现行法的概念及价值体系，并在整体上把握具体规范间的关联，便于讲授、学习及传播。二是稳定功能——为司法实践及特定裁判提出适用的法律见解，期待能够长时间影响同一类型判决，形成普遍实践原则，以强化法院裁判的可预见性及法律安定性。三是减轻论证负担功能——为特定法律问题，提供可供检验、具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得以减轻法学研究及法院裁判论证上的负担，不必凡事都要重新讨论。四是修正与更新功能——法教义学所提出的关于法律解释及法律续造的原则，具有调节各个制度发展的作用，但不应拘泥于向来见解。为适应社会变迁，应为深刻的批评创造条件，发现矛盾，解决冲突，探寻符合体系的新的合理解决方法途径，而能有所革新进步。法教义学为法学研究及法律实践，储存多样可供选择的法律见解（信息），开展新的思考方向，体现法学的任务。在台湾地区，对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协力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中国大陆，社科法学有助于了解变动中的中国社会与法治建设，甚为重要。法教义学建构一个可供实务操作的理论体系，更为迫切。
本书引用理查德·艾伦·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的名言，强调正义的实践需要成本。台湾地区“民法”第二一八条规定：“损害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致者，如其赔偿致赔偿义务人之生计有重大影响时，法院得减轻其赔偿金额。”学理上有认为本条规定体现保护赔偿义务人生计的“社会正义”。在实务上，鲜少有适用本条的案例，其理由之一应系法院在个案依职权审究本条的适用时，需要使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当事人申请法院减轻赔偿金额时，须负举证责任，成本甚高。法律上许多制度及规定的适用，有待从事实证研究，法律经济学应可提供理论架构及应用方法，而扩大其研究领域。
美国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二十世纪之初曾特别指出：“二十世纪的法律人不是研究白纸黑字的人，必须通晓统计学及经济学，否则将有害于社会。”我早年曾应美国纽约人口局之请，撰写《法律制度与家庭计划》，希望借助成本效益，影响生育行为。
后来因为此项研究计划，我应聘担任“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员会委员，委员中有多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对任何问题皆能从效率与成本的观点表达意见，令人钦佩。某位担任政府要职的经济学者曾对我说：“学习法律的人，善于解析条文，但对于理解社会问题及公共政策，显有不足。”其后有机会随同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国鼎先生参加197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李先生对我表示：“您担任台湾大学法律系主任，应特别重视法律与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培养懂得财经的法律人才，这是台湾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后台湾大学法律系陆续开设了财经课程（包括“劳工法”“税法”“国际贸易法”“法律会计”等），增设财经法学组，并由熊秉元教授讲授法律经济学的课程，培养兼具法律思维与经济分析能力的法律人，对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年来，熊秉元教授在两岸及港澳推广法律经济学，举办各种营队，向下扎根，遍地播种，逐渐开花结果。共同努力，以较低成本强化两岸交流，以最大化的财富来实践法律正义，促进法治的繁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