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脏而言，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然后停下。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扑通扑通的、有节律的心脏搏动会自动终结。这时候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块。从外观上看，它像是在逐渐变得苍白的肌肤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与此同时体温下降，四肢变得僵硬，腹内的肠肠肚肚一泻而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它是以一种确信的、几乎像是按着一种仪式的程序来走过的。仿佛生命的章节是遵循着某种固有的法则行事，是在履行一项“君子协定”。也就是在此之后，死亡随即登场。死亡总是在等待生命退却之后，才开始对这片新领地的侵入与占领。这是一种毫无余地、无可挽回地进行着的讨还。伴随着产生的极度高热，细菌病毒开始在躯体内部扩散，其势不可阻挡。若它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但现在环绕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们只需持续不断地向湿润、幽暗的地区纵深发展。这支入侵大军进入哈弗斯骨管，穿过肠腺，进驻胰岛，再插入鲍氏囊，途经克拉克柱，进入中脑黑质，最后抵达心脏。它以一种尚未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继续存在着。整个结构已完全被从内部蚀空掏尽，其间含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人们可以想象，这仿佛是一个在眨眼间工人们全都撤离得干干净净的建筑工地。所有的车辆一动不动，车灯黄色的光线投向树林的幽暗中，简易工房里空无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挂在缆车道上的车厢一个接一个，都装载满满。

在生命离开身体的同一瞬间，身躯归属死亡。废弃的灯盏，箱包，地毯，门把，窗框。泥地，沼泽，溪流，山脉，云彩，天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继续为这死亡世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包围环绕。纵然如此，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还是有什么东西会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至少在情况确定之后，尽最大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大型医院里，不仅把尸体藏在单独的、远距离隔绝的房间，去往那里的通道也是隐蔽的。有专用的电梯，专用的地下室通道。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身旁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严实。当尸体要抬出医院时，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在教堂墓地那儿，为他们备有单独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举行葬礼仪式时，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柩里，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从实用目的出发，很难看出这类先进的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比如，推着这些死者的尸体经过医院所有的过道时，大可不必加以遮盖，从医院抬走时也用一般的出租车就是了。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风险。一个老人在电影的放映当中断了气，尽可以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电影放完，待到第二部电影结束也未尝不可。一个老师中风猝死在校园，没有必要马上、立刻开车抬走。让他躺在那儿等校工有时间再来料理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或许会有一只鸟儿飞来停在他的身上，这里啄啄，那里啄啄，这又有何妨？是否等他入了土情况就会好得多，就只因我们看不到那一切？其实只要死者躺在那里不碍事，就毫无理由这么匆忙行事，他们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处理方式应当是更为有利。在长椅上和月台上冻死的露宿者，从高楼和大桥纵身跳下的自杀者，从自动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车上死于车祸的人，在城里待了整晚后因酒醉恍惚掉进湖里的年轻男子，被公共汽车拖拽到车轮下的小女孩，对这一系列的死者，为什么都是那么急匆匆地把他们赶快掩藏起来？为了合乎礼仪？等女孩的父母亲在一两个小时以后赶来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礼仪。她躺在出事地点旁边的雪地上，破裂开来的头颅和完整的身躯，浸满鲜血的头发和洁净的羽绒服。向世界敞开一切吧，像她那样躺在那儿，这本无什么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这么一小时，却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一座城市不将其死者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看着他们横尸大街小巷，在公园和在停车场，这就不是城市，是地狱。这地狱以一种更现实主义和更深入真实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生存的条件。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原本是知道这个现状的，只是不愿去看它罢了。由此，将死者驱除在外的集体做法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么、驱走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问题，是死亡的现象在社会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报纸或者新闻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据不同情况多少有些变化，但一年半载下来，其数目可能很稳定，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因为消息总有多种渠道传播开来，无论如何没法避开。同时死亡这一现象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有威胁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们还感兴趣，甚至愿意为看它掏腰包。例如那些电影制片公司推出的数量惊人的展现死亡的故事片。如此一来，要将死者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这个做法，就愈发让人难以理解。若是死亡作为一种现象没有让我们惊骇，那面对死去的躯体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觉呢？这一定意味着，要不就是有两种死亡，要不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差距。无论是哪种缘由，结论只归于一个：这两者相比较的实质是，我们对死亡想象的画面如此强烈地刻印了在我们的意识里，以至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死亡展现时不仅感到震惊，同时也会试图用所有的手段去掩盖它。这个结果不是缘于人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就像教堂的种种仪式譬如葬礼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求得解决，因而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领域，从集体的转向个体——不，我们将死者移至视线之外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争议，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天经地义。但却又没人能给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一个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亲在秋天一个刮风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会尽快将他抬回屋里，要是办不到，至少你会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但这种冲动不是我们对死者唯一的做法，跟掩藏尸体一样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尽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医院把死者的尸体往上搬，停尸房和火化房都建筑在房屋最高的一层，这几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将这同样的原则换到处理这种事务的单位，则会是：一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置在八楼，但殡仪馆就不行。所有殡仪馆的办公地点都在尽可能接近街边草坪的地方。很难说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传统习俗影响而产生的观念。譬如，地窖阴冷，自然最适合保存尸体。但以此原则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现今时代，也绝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向建筑物的高处搬，这看上去很 不合情理 ，好像高度与死亡两者互为排斥。似乎我们有某种潜在的直觉，一种藏于心底深处的情结，我们的死者必得下行于土地，落叶终须归根。

看来死亡经不同的渠道被分为了两类。一类与隐秘、沉重、土地、污秽和黑暗有关，而另一类与开放、轻盈、天空、洁净和明亮相联系。在中东地区某城市，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被枪杀，在那一瞬间父亲试图将孩子拖出子弹的瞄准线之外。照片中他们两人身体紧紧缠裹在一起，照相机刚好捕捉到子弹穿射进肌肉时身体战栗的一刻。照片传送至环绕着地球的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的一个，接着传遍了全世界的电视台。从这里又一张有关死亡和濒临死亡的图像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些画面没有重量，没有夸张，没有时间和地点，也与这些身体曾经来自哪里毫无关联。它们不属于哪里，却又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图像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于某种原因将留驻在我们脑海里的黑暗之中。一个滑雪者从高处俯冲时出了事故，划破了大腿上的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她身后洁白的雪坡上一道鲜红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体停止滑行前人已气绝身亡。一架正起飞的飞机，在爬升时两个机翼着了火。郊外的屋顶上是湛蓝的天空，就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面，飞机爆炸成了一个火球。一个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湾外有一艘渔船沉没，船上七个水手无一幸免。对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因为这是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天气平静无风无浪，也没有船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它就这么消失了。当天晚上有电视台派出直升机到出事地点做进一步勘察，拍出的画面上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多云的天空下，灰绿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缓慢而沉重，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保持着自己的另一种节奏。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切。那会儿很可能我的父亲正在外面的花园里干活。我注视着屏幕上的海面，没有听到播音员在说什么， 突然一张脸的轮廓从那里冒了出来 。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或许几秒钟，但时间长到足以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在脸孔消失的同一瞬间，我站起身来，我要走出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这事儿。我母亲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赛，其他的孩子不会听我说的，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想到这里，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梯，把脚塞进鞋里，手臂插进夹克衣袖，打开房门出去，绕着房子就开跑。我们是不允许在院子里跑的，所以在快进入爸爸的视线之前，我放慢速度，开始走起来。他站在房子背后，在下面将开辟成蔬菜园子的地方，用手里握着的大铁锤敲打着一块突起的山石。虽然钻孔只打了几米深，踩在他脚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还有他身后院篱外的一片枝叶浓密的楸树，给山坡罩上了一层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处。当父亲直起腰向我转过身来时，他是一张几乎完全黑沉着的脸。

但我仍然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揣摩他。不只是看脸上的表情，还有整个的形体姿态，不用去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凭直觉。

他放下铁锤，摘下手套。

“怎么啦？”

“刚才在电视里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我说，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脚。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邻居砍下了一棵松树，空气里充盈着石墙外的树桩散发出的浓烈的松树清香气味。

“一张潜水员的脸？”爸爸说。他知道我对潜水员有兴趣，他就不能想想，我跑到这里来可能是另外有感兴趣的事告诉他呀。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什么人的脸，是海里的一张画。”

“一张画，我说你呀。”说着，他从衬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我点点头，然后转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说。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然后低下头去直到香烟够得着火。火苗给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个明亮的小圆圈。

“这么说，”他开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后，他把一只脚踏在山岩上，朝着路的另一边远处的森林凝视。当然，或许他注视的是那树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见的是一张耶稣的画像吧？”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要不是这友好的语气，这长时间静默后的提问，我会以为他是在嘲笑我。我是个基督教徒，他感到有点难堪。他对我所有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另类，要跟其他的孩子们一个样。在这片住宅区里，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的小儿子一样，称自己为基督徒的。这是件真正让他弄不明白的事。

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其实是在意我的。同时又有点小小的失落，他是这么低估我。

我摇摇头。

“不是耶稣。”我说。

“这个回答还差不多。”爸爸说，他笑了。在山坡上面的最高处听到一阵轻微的自行车轮碾压在马路上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强。住宅区的一片寂静中，这低低的、摩擦着地面的嘶嘶声响，化为了一阵阵嗖嗖声。当自行车轮在我们远处的路上滚过去时，声音清晰可闻。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烟，然后把还没完全熄掉、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到了院篱笆的外面。 咳嗽了几声，戴上手套，又把铁锤握在手里。

“别再想这事了。”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换句话说，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铁锤敲击岩石的声音响彻整个住宅区。一辆汽车从主干道朝这倾斜的山坡开上来，驶过一个接一个路灯。邻居家的房门打开了，普雷斯巴克莫在门口的阶梯下停住，戴上工作手套的同时，深深地吸进一口这晴朗夜晚的空气，然后握住小推车的手把，走进了他跟前的草地。从山那边飘过来父亲捶打山岩发出的火药般的气味，还有石墙外松树桩的气味、新翻出的土地和森林的气味，从北方吹来的微风里夹裹着一丝盐的气味。我想着我在海里看到的那张脸。虽然距离上一次才过去了几分钟，它却完全变了。现在我看到的是父亲的脸。

他在下面忙着打钻孔敲山岩。

“你还站在那儿吗，孩子？”

我点点头。

“马上回屋里去。”

我开始迈步走。

“你听着，”他说。

我站住，带着疑问转过头去。

“这一次不要跑。”

我盯着他不动。他怎么知道我刚才跑来着？

“别这样大张着嘴，”他说，“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傻瓜。”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闭上嘴，然后慢慢地绕着房子走回去。当我来到屋的正面，看见外面路上全是半大的孩子。年长一些的推着自行车站在一处，他们的身体几乎与昏暗的暮色融在了一起。年龄小些的孩子在玩踢罐子游戏，输家就罚站在马路上用粉笔划出的圆圈内。另外的人都在马路下面的树林一带把自己藏起来，躲在罐子持有者的视线之外，不过我能瞧见他们。

从桥柱间透射出的落日余晖，给黑黝黝的树顶点染上一抹红色。山坡上驶来了一辆崭新的车。车灯首先照亮了骑自行车的人。在短暂一瞥中，反光镜、金属、羽绒服、黑眼睛、白脸一晃而去。接着是那些在路上玩游戏的孩子，他们得向路的两旁勉强迈出一步，好让汽车通过。现在他们站在那里，都扮着鬼脸，盯着这辆车看。

这是特罗尔内塞斯夫妇，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斯韦勒的父母。看上去，他好像没有跟着一起来。

我转过身去，目光追随着汽车尾灯直到它们消失在山坡的最高处，然后回到了屋里。我试着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但没法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于是我来到了英韦的房间，从那里可以望见爸爸。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对他的了解。顶重要的一点是，要心里有数。后来我熟悉了他的心思和情绪，而为了预知这一切，我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琢磨。在某种下意识的分类梳理系统的帮助下，我把握住了做事要以什么样的尺度才能达到预期的那个结果。这样我就可以事先都做好准备，一种心智心神的气象预报。汽车加大马力从通向房屋的斜坡开了上来。当他关掉发动机，拿上自己的东西走下车的时刻，他锁上车门的同时向四下里张望的那个样子，当他从门口走进来脱下外套的过程中发出的一系列有着细微差别的不同声响——这一切都是预兆，一切都能加以诠释。他去过了哪些地方，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以及他是与谁在一起，所有这一些都成为了信息。但我唯一知道的一点是，在得出推论前我就退出了。最让我害怕的是，他是怎么发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竟然 没看见一点征兆 ……

天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我跑过来着？

他能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原因看透我的心底，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把一小袋糖果藏在了床上的被盖下，正是因为我猜到了他会进入我的房间。有关我把他给我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的解释，他是从来不相信的。他刚一走进房间，站定后，看了我几秒钟。

“你在床上藏什么东西啦？”他说。

他就怎么 可能 知道？

屋外普雷斯巴克莫打开了他安装在石板地上的那盏强光灯，他通常站在那里干活。在黑暗中凸显的这块新的光明岛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品杂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切。一堆油漆罐，玻璃瓶和画笔，劈好的柴，残缺的木板，卷在一起的汽车套子，轮胎，一副旧自行车架，几个工具箱，装有不同尺寸和不同形状的钉子和螺丝钉的箱盒，折叠好的那些废牛奶纸盒里铺满了春花的新芽，几袋石灰，浇花用的胶皮水管盘在一起倚靠着屋墙，一块画满了你所能想得到的各类工具的广告牌。或许这在表明，在里面的地窖里，有一个干业余爱好的房间。

我又朝着父亲的方向望出去，他一手拿着铁锤，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铁锹，正朝着草坪走过来。我赶紧向后退了几步。就在这时大门开了，是英韦。我一看表，差两分九点半。紧接着，他以他独特的步子走上楼梯，身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差不多有点像只鸭子在走路。为了能在屋里走路又快又不发出声响，我们逐渐练就了这种走路方式。当他上来以后，已经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爸爸在哪儿？”他进屋就问。

“在外面花园里，”我说，“你没晚回家。瞧，现在九点半。”

我把戴手表的胳膊伸了出来。

他从我身边走过，把书桌前的椅子往后一拉。从他身上还能嗅到户外的气味，寒气、树林、碎石和马路。

“你动我的唱片了吗？”

“没有。”

“那，你到我的房间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说。

“要做什么你就不能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吗？”

我们下面的大门又开了。这次是爸爸沉重的步子在楼下的地板上走过。跟往常一样他在门外脱下了靴子，然后走进洗手间换衣服。

“在电视新闻里我在海上看到了一张脸，”我说，“你听说这件事了吗？你知道还有别的人也看见了吗？”

英韦用一种半带疑问、很不情愿的眼神瞅着我。

“你在唠叨些什么？”

“你知道那艘渔船沉没的事吗？”

他微点了下头。

“在电视里显示沉船的地点，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

“一具尸体？”

“不，这不是一张真正的脸。是海面本身形成了脸的模样。”

一时间他只是着我，不再说一句话。然后，他弯曲起食指，按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转了几圈。

“你不相信我？”我说。“那是千真万确的。”

“是千真万确，你就是个废物。”

就在这时爸爸在下面关上了水龙头。我想现在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屋里去，那就不会有在过道上和他碰面的危险。同时我不愿意英韦说完最后的话。

“你才是个废物。”我说。

他根本懒得搭理我。他只是把头转向我，像兔子那样把两排牙齿露在外面，还在齿缝间吹出一口气来。他的这个模仿动作暗示我突出的牙齿。在他没能看出我开始掉眼泪之前，我扭头走出了房间。我独自一人待了很长时间，这算不了什么，我扛得住。这一次算我赢了吗？就因为他没看见我哭鼻子？

一进我的房门我就停下脚步，瞬间的念头是我应该去浴室。在那里我可以用冷水洗去脸上的痕迹。可父亲正走上楼梯，我只好用毛衣袖擦拭我的眼睛。盖在眼睛上那层薄薄的泪水被干衣袖这么横着一抹，使得屋内一切陈设的外观变形，色彩有异，仿佛突然间沉到了水下，现在感觉是在水里观物。将这个想象的画面进一步延伸，于是我举起双臂在空中做出划水的姿势，与此同时慢慢地走回书桌。在我的脑海里，我戴着最早期潜水员用的那种铁头盔。那时候在海底行走的他们，脚上是铅铸成的鞋，沉重无比，厚重肥大的潜水衣套在身上臃肿得像一头大象，固定在头部的氧气管子晃动着就像根象鼻子。我嘴里喘息着，小口地往外吐气，把脚一下接一下重重地落在地上，就像他们当时在海底的那种沉重缓慢的移动。就这样我在地板上绕着圈子走了一会儿，直到惊骇的想象进入又一个阶段，开始极为缓慢地向那个刺骨的寒水区域渗进。

几个月前我看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神秘岛》，说的是有几个乘坐热气球的人降落在了大西洋上的一个荒岛上的故事。看到第一个画面时我就被完全震撼了。这里面无奇不有，包罗万象。热气球、狂风暴雨、穿着19世纪服装的人，他们登上的这块光秃秃的荒无人烟的岛屿，可能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围绕着他们一系列诡异神秘莫测的事件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在那里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在那集电视剧快结束时一下子有了答案。在地下水的坑道里有动静，一群人模人样的生物……从他们手里握着的灯发出的光亮里，一个光滑的、面具罩住的脑袋在眼前一晃而过……看清楚了……像蜥蜴，但是在用两肢直立行走……背上还背了几个……其中的一个回过头来，他没有眼睛……

当我瞧见他的时候没有发出尖叫声，但这些恐怖的画面立时贯穿全身，满脑子都是，让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即或是在大白天的光亮中，当我一想到水洞里那些蛙人，恐惧就会让我完全崩溃。现在脑子里那无数的念头已经把我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与他们互为参照。他们的步子是我的步子，他们的手臂是我的手臂。我一闭上眼，就看见那些没有眼睛的面孔。地下的水洞……黑污的水……手里举着灯的蛙人排成一长串……我陷得太深了，睁开眼睛也无济于事。即使我看见自己坐在自己的屋里，环绕四周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仍被恐惧攥在手里。我害怕得几乎不敢眨一下眼睛，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床上坐下，身体僵直，看也不看就一把抓起了书包，瞅一眼课表，找到星期三，读下面的栏目： 算术 、 自然地理常识 、 音乐 。我把书包举起，放到膝盖上，机械地翻拨着里面的书本。然后把书桌上翻开的那本书拿在手里，往床里面挪挪直到背倚靠着墙，开始埋头读书。最初我每几秒钟就会抬起头，慢慢地这种抬头的间隔变成了几分钟。后来是晚上爸爸叫我的声音，准确无误的正九点。此刻主宰我的已经不再是挥之不去的恐惧，而是书本了。要放下手里的书也是很需要毅力的。

我们是不被允许自己切面包片的，也不许使用电炉。所以总是妈妈或者爸爸给我们做晚饭。要是妈妈上夜班，就是爸爸来做这一切：当我们走进厨房，摆在桌上的两杯牛奶、两个盘子里的四片面包在等着我们。他通常都是早就把面包片做好，再把它们放在冰箱里。所以面包片又冷又硬，咬起来有点费劲，即或抹在上面的东西是我喜欢吃的。要是妈妈在家，会由她或者我们把搭配面包的各类食品都放在桌上。这小小的点子让我们可以决定把什么吃的放在桌上，也可以决定我们吃什么口味的面包片。另外面包保持室温，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当然也有获得某种自由的感觉：我们可以打开柜橱，取出杯杯盘盘，让它们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再把它们摆放在桌上；可以拉开装有刀叉的抽屉，总是在里面稀里哗啦拨弄一阵后，把刀子放在盘子旁边；可以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打开冰箱，拿出牛奶，倒在杯子里，自然也可以张嘴讲话。和妈妈一起用餐的晚上，我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我们随便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很感兴趣地听我们说话。要是撒了点牛奶，或是忘乎所以了，把用过的茶袋顺手放在了桌布上（妈妈有时候也给我们泡点茶），这都不要紧。但我们在吃饭时享受到的这种自由的尺度，是随着爸爸接近我们的距离而发生规律变化的。知道他在屋外或是在下面他的办公室里，我们便自由地高声谈话，还可以加上我们随心所欲的动作手势；他若走上楼梯，我们自然而然降低声音，感觉说的内容不适合他，就立刻转换话题；他一走进厨房，我们立刻静默，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好像我们在专心专意地用餐；相反，要是他走进客厅，我们就继续聊天，但是静静地，小心翼翼地。

这个晚上当我们走进厨房时，等着我们的就是盘子里的四片做好的面包片，上面摆放着不同的配食。一片是棕色的山羊奶酪，一片黄色奶酪，一片是拌着番茄的沙丁鱼，一片丁香奶酪。我不喜欢沙丁鱼，就先拿起这一片。我最讨厌吃的就是鱼，水煮鳕鱼让我有想呕吐的感觉，我们一周至少要吃一次；另一种是蒸鱼，吃在嘴里无盐无味，看上去也是松垮垮的。其他种类的鱼自然也是一样炮制，水煮绿鳕鱼、水煮军曹鱼、水煮鲱鱼、水煮黑线鳕鱼、水煮比目鱼、水煮鲐鱼、水煮挪威黑线鳕等等。其中沙丁鱼的味道最糟糕，番茄我可以把它当作某种番茄酱来吃，但那鱼稠腻腻的，特别是那小小的、滑溜溜的尾巴让人恶心。为了尽量不碰到它们，我通常是先把它们咬下，放在盘子旁边，用面包片一端的硬皮沾些番茄酱，再把那些小尾巴塞在当中，同时把它们卷在一起。用这个方法我可以在嘴里嚼几下而不碰到它们，然后喝几口牛奶把它们全都咽下去。假若爸爸不在场，像今天晚上这样，那自然是干脆把它们全都塞进裤袋。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英韦扬起眉毛，摇了摇头。然后他笑了。我也冲他笑了笑。

在外面的客厅里爸爸在椅子上动了动。一阵摸索火柴盒的声音。紧接着火柴头上的硫黄擦在火柴盒划面上发出的短暂爆裂声后，是烟被点燃了的声响，随即而来的一切便都归于火苗的静默中。几秒钟后，香烟的气味飘散进了厨房，英韦躬身向前，打开窗户，他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动静。声音从黑暗的户外涌进窗口，一下子厨房里的气氛全变了。突然间这里成为了外面原野山川的一部分。我觉得， 我们就像坐在一块暗礁上 。这个奇想让我手臂上的汗毛竖立。起风了，一阵悉索的风声从林间穿过，下方草坪上的树木和灌木丛被吹得哗哗一阵响。街路口传来的声音是扶着自行车把的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在谈话。通往桥的那个上坡路上一辆摩托正在踩油门加速。在远处，从峡湾里驶进的一艘船嘟嘟的马达声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响。

他一定是 听见 我了！我奔跑在碎石路上的脚步声！

“我们交换一下？”英韦低声说，指了指那片盖着丁香奶酪的面包。

“好的。”我说。真是太令人高兴了，困扰我的这个谜团总算解开了。我喝了一小口牛奶把最后一块沙丁鱼面包冲了下去。开始吃英韦放在我盘里的那一片。关于牛奶的合理分配很重要，当你吃到最后一片面包时，牛奶却已经没有了，这几乎不可能咽下去，最好的办法是吃每片面包时都省下一点。喝牛奶不用掺杂着其他东西，不带其他功能，就是纯粹将牛奶灌进喉咙，这种牛奶最有味道。不过很遗憾，我几乎从没有体会过这种快感。其原因在于：纯牛奶给人愉悦，但它作为冲剂的这个功能比获得好口感要重要得多。

但英韦就做到了。在计划节省方面他是个专家。

住在上方的普雷斯巴克莫用靴子后跟在房门前跺了几下。三声短促尖锐的吼声穿过夜晚。

“盖尔！盖尔！盖尔！”

从约翰·贝克房前的院里传来了回应，大家都听得出他回答时的迟疑，一定明白他脑子里有什么考虑的事。

“来啦！”他喊了一句。

紧接着就听到他在外面跑动的脚步声。当快跑到古斯塔夫森家的院墙时，爸爸在客厅里站起身来。他的脚走在地板上的方式让我的脖子往下缩了一节。英韦也缩着脖子了。爸爸走进厨房，走到餐桌跟前，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弯下腰把窗户重重地关上。

“我们晚上不开窗户。”他说。

英韦点点头。

爸爸看着我们。

“现在赶紧把饭吃完了。”

他一回到客厅坐下，我和英韦的目光相遇。

“哈，哈。”我低语道。

“哈哈？”他低声回应。“他主要在说你。”

他比我先吃完差不多有两片面包，所以他可以接着就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把房门砰一声关上，但我还在那里坐了几分钟，咀嚼面包。原计划是晚饭后到爸爸那里去，告诉他晚间新闻里会重播海里的那张脸。思前想后又改变了主意，觉得最好还是别提这事了。

要不？

我打算还是看情况再说。走出厨房的时候，我通常要折回客厅去，给他道声晚安的。要是他的声音安详，当然最好是有说话的意愿，那我就提这件事。反之，那就甭提了。

很不巧，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的两张皮椅中的一张，而是坐在沙发上。那是客厅最靠里面的地方。要和他接触我就不能假装路过的样子，只朝他转过身说声晚安就完事。我得向客厅里面走进去好几步，显而易见，那他就会明白我是有额外的话要对他说。不能先试探，那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不管他对我的语调如何，我都得讲出来。

我走出厨房之前没有发现这个意外情况，因为犹豫不决停下了步子，突然间我已经没有选择，他听到我停住了，一定很快意识到我是有什么想跟他说。所以我向前走了四步，让他能看见我。

他坐在那里跷着二郎腿，手肘抵靠在沙发扶手上，头部微微后仰，托在一只手上。他把原本向上斜望着天花板的目光投向我。

“晚安，爸爸。”我说。

“晚安。”他回答。

“晚间新闻里一定播出了同样的画面，” 我说，“我就想说这个，你和妈妈可以看看。”

“什么画面？”他说。

“关于一张脸的画面。”我说。

“一张脸？”

我站在那里，一定是嘴张得很大。因为突然他的下颚往下拉，张大嘴，我明白了他又是在模仿我。

“我给你说过这事的。”我说。

他把嘴又闭上，挺直身子，两眼一直盯着我。

“关于这脸的事你唠叨个没完，就到此为止了。”他说。

“是。”我回答。

当我转身走向过道时，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我身上。我刷牙，脱下衣服换上睡衣，在关掉屋里的灯之前，打开了床头灯。我躺下后开始读书。

实际上我们睡前只被允许读半小时书，到十点钟。但我通常读到妈妈回家，大约十点半。这个晚上就是这样。听到车从主干道向坡路上开来，我把书放到地板上，关掉灯，为的是在黑暗中躺着聆听她所有的动静：锁上车门，碎石路上的脚步，房门打开，脱下外套，走上楼梯的脚步……一旦她在屋里，屋里的气氛就完全变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比如，要是在她回家前我已入睡，半夜里醒过来时我就知道她在那里。屋内的气氛有什么变了，可我又完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除了感到安宁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同样，要是她比原定时间提前回家而我还在外面：迈进过道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她在这所房子里。

我自然非常愿意跟她聊聊，但又感到没必要非要告诉她那张脸的事。最最重要的是她在这里。我听到她踏上楼梯前把钥匙链放在了电话桌上，打开滑动门，跟在里面的爸爸说了点什么，门又在她身后关上。有时候，特别在周末的夜班之后，当妈妈回到家，爸爸总是会做点夜宵。他们也一起听听唱片。偶尔，在他们离开后厨房的案桌上会放着一瓶在酒类专售店买的红葡萄酒，总是同一个牌子。难得喝一次啤酒，但也是固定的牌子，两三瓶产自亚伦达啤酒厂的比尔森啤酒，棕色的0.7升的瓶子，上面贴有一个金色帆船商标。

但今天晚上他们没喝酒。为此我很高兴。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不看电视的，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实施我那简单同时也有点冒险的计划：快到十一点时溜下床，踮着脚尖走进过道，把滑动门拉开一道缝，瞅着里面的电视新闻。像这样的事我以前从来没干过，甚至压根儿没想过。不让我干的事就不干，绝对不干。我从没做过一件父亲不允许我做的事。至少，没有故意违反过。但这次不同，因为这不是关于我，是跟他们有关。我已经看到了海里的那张脸呀，没有必要再看一次。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否会跟我看到的一个样。

就这样，我躺在黑暗中胡思乱想，目光追随着闹钟上闪烁的绿色荧光。现在四周一片沉寂，我能够听到下面主干道上行驶的汽车。汽车的声响从新开的超市B—Max的上坡路开始，在胡尔特那儿继续往下行，开过一段路到老蒂巴肯，再往上走直到大桥。在那里，汽车如同半分钟前突然出现那样又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差九分十一点时，路对面房子的门打开了。我跪在床上，往窗外望去。是古斯塔夫森太太，她手里拎着垃圾袋走上通道。

这可是很难看到的一景，当我瞧见这一切时，首先进入脑子里的就是这个感觉。古斯塔夫森太太给人的印象是她从不露面。人们或许能看见她在屋内，或许看见她坐在她家那辆蓝色的福特陶努斯车内的客座上，我是知道这个的，只是以前从未去想过。可现在，她在垃圾桶跟前停下来，打开盖子，把手里的垃圾袋扔下去，再把盖子关上。我突然想到了，所有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带着许多胖女人具有的那种有点懒散的优雅。她从来都是足不出户。

我家篱墙外路灯的强光投射在她的身上，而环绕在她四周的一切——垃圾桶、房车的白色车身、铺地的石板、柏油路——发出的反光锐利而清冷，将她的剪影衬托得格外引人注目。她的衣袖黑色闪亮，白毛衣的质材泛着微光，她丰厚的棕灰色头发几乎就像镀上了一层金色。

她这么站立一会儿，四下张望着。先是看着普雷斯巴克莫家，再转向汉森家，然后朝路对面下方的树林望去。

有只猫在下面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停下来打量了她一眼。她用一只手在手臂上摸了几下，然后转过身回屋去了。

我又看了一下表。差四分十一点。一阵寒意袭来，我随即估摸着是否应当穿上一件毛衣，但进一步考虑，如果那样的话，一旦被发现，这一切看上去就会像是早有预谋。况且这也用不了几分钟时间。

我小心挪步到门那里，把耳朵贴在门上。唯一有风险的是，洗手间在滑动门的这一侧。在那里我便可以掌控一切，假若他们站起身，我有机会抽身退回。可眼下滑动门是关着的，假若他们正走向这里，等我察觉出时将为时已晚。

但至少我可以假装要上厕所呀！

问题轻松解决之后我小心地打开房门，走到过道上。静寂无声。我蹑手蹑脚穿过过道，感觉到干燥的地毯摩擦着我出汗的脚底。我在滑动门前停下，没有听见任何动静，把它拉开一点儿从缝里往里张望。

电视在屋角。那两张皮椅子空着。

他们也都坐在沙发上，两个人都坐在那里。

一切完美无缺。

电视屏幕上那个标着N字形的地球正在不停地旋转。我祈祷上帝一定要让那段新闻重播，这样爸爸妈妈就可以看到我看过的画面了。

播报员的头条新闻是有关那艘沉船，我的心开始一阵狂跳。可出现的画面不是那静静的海面，是当地的一个警察，还有个手里抱着小孩的女人在接受采访。他们站在那里谈话，背景是波涛翻滚的大海。

这条新闻结束时，我听到了屋里父亲在说话，然后是笑声。羞惭的感觉立刻传遍全身，它是那样的强烈，让我无法思考。仿佛我整个内心变为一片苍白。儿童时期里突如其来的这种羞愧感，其力量的强大，唯有内心深处极度的恐惧能与之比较，还有突如其来的一种愤怒。那时候，所有这三种感觉的共同点是，我整个的 自己 像是被抹掉，成为了零。当然这一切只是情绪使然。于是我转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一路漠然无视。我知道楼梯那儿的窗户一定黯黑无比，上面映照出过道的画面，我知道英韦的卧室门一定关上了，就像爸爸妈妈的卧室以及浴室的门都关上了一样。我知道妈妈的钥匙串一定还放在电话桌上，就像寓言里一个卧着的小野兽，皮革的脑袋，紧紧挤在一处的铁腿。我知道高及膝部、插着干花的陶瓷花瓶，枯叶一定洒落在了近旁的地板上，好像与这墙到墙的化纤质地的地毯毫无关联。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也什么都没想。我走进房间，躺在床上关掉了灯。当黑暗攫住我时，我往里深深地吸着气，开始微微颤抖，同时肚腹的肌肉一阵紧缩，口中挤压出一阵呜咽，声音很大，我不得不用柔软的枕头将它们止住。枕头很快就浸湿了。这办法真管用，就像人感到恶心，最后一下呕吐出来后的那种感觉。泪水止住后的好长时间，我还躺在那里，低声哽咽。哭泣真不是件坏事。同时它也好在把这一切做了个了断。我平躺在床上，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闭上眼睡去。

＊　＊　＊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还闪着光亮，其余部分因微弱的反光显得暗无光彩，左面整个脸部处在阴影中。两道深皱纹爬过前额，两边脸颊上各刻下一道深纹，纹路暗黑。当这双眼睛严肃地凝视，嘴角微微向下，让人不得不联想，这张脸阴郁时又该会是怎样。

在这张脸上刻印下了些什么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时钟正指23点43分。作者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写作的此时此刻三十九岁。我有三个孩子，万妮娅、海蒂和约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达·博斯特伦。他们四个人都各自在我身边的屋里睡觉，这是在马尔默的一所公寓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半。除了与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家长有联系外，我们不认识任何人。不惦记谁，也没有什么社会交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绝不会说出真实想法，绝不会表示个人意见，总是紧紧跟随和贴近大家热议的话题，假装表示对他们的话感兴趣，只有喝酒的时候是例外。酒一旦进肚，我就会反其道而行之，而且通常走得很远。酒醒之后的那种极度恐惧，只是随年头而加剧，现在可持续有几周之久。当我饮酒时，我也发生短期失忆，对自我的行为举止完全失控，最经常的是情绪低落、愚蠢犯傻，也有在失态中的危险举动。因此我戒酒了。我不愿意其他人接触我，不想其他人见我，结果便是：没人接触我，没人见我。这就是一定会在这张脸上读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它变得如此僵硬，好像戴着一副面具，每当我碰巧在临街的窗户里看到这张脸，几乎不可能把它跟自己联系在一起。

＊　＊　＊

脸上唯一没有变化的是眼睛。在你出生的那一天和你死去的那一天，它们同样清澈。里面很可能布满血丝，很可能膜质晦涩，但眼内的光泽依旧。在伦敦时我看到过这样一幅画，每次看到它我都同样地被深深打动。那是伦勃朗晚年的一幅自画像。伦勃朗晚期作品通常带有极为粗砺的笔触，撇除所有枝节，强化瞬间印象，光彩夺目，神圣庄严，艺术成就无人可及——或许荷尔德林 晚年的诗作尚可比拟，他们二者之间无从比较难分高下。因为荷尔德林的光芒是在文字上体现，那份飘逸、神秘。伦勃朗的光芒流露在色彩里，质朴，带有金属感和实体感。但挂在伦敦国家博物馆里的这幅画的技法，恰恰更偏向古典现实主义，与现实生活接近，更贴近伦勃朗年轻时代的表现手法。但这幅画让人看到的是衰老。这就是老年。面部所有的细节一览无余，让人读到岁月在上面留下的印痕。这一张脸上皱纹密布，皮肉松弛，有时光走过的残迹。但他的双目清澈，这不是年轻人的眼睛，它们属于另一个时间。仿佛是另一个人，从脸上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注视着我们。要接近这另一个人的心灵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伦勃朗个人的，他的嗜好与恶习，他身体的气味和响动，他的声音和语言，他的思想和看法，他行走的方式，他身体上的瑕疵和缺陷，所有的这一切，将他和其他人区别开来，然而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幅画，伦勃朗在作画的同一年去世，看着伦勃朗亲手画下的这幅肖像，栩栩如生如一个能呼吸的生灵，每天早上他醒来之后，立刻陷进思索，但不是他自己的思索，立刻进入情感，但不是他自己的情感，每晚入睡之后便一切皆忘，一切抛诸脑后，岂不乐乎。一个跨越时间的人，眼里的光泽是不会消失的。这幅画同伦勃朗其他晚期作品的区别，是在看人和被人看之间。这就是说，在这幅画里他自己看人，同时也被人所看。这种奇特只有在巴洛克的艺术风格里才具备——画里有画，剧中有剧，场景精心布置，所有东西相互依存。手工的精湛技艺又将其水准推向最高峰，到达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如此完美的绘画是可能有的。它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它将供我们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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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万妮娅出生了，她躺在那儿瞅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她的眼睛像两盏黑色的灯笼，身体血糊糊的，长长的头发粘贴在头皮上，当活动的时候，是一种爬行动物般缓慢的蠕动。她伏在琳达的肚腹上看着我们，好像是从树林里望着我们。我们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从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安静，严肃，深不可测。我伸出舌头来，有一分钟那么久，于是她也伸出舌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未来如此地充满信心，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快乐一样。现在她四岁了，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她的眼睛机灵警觉，瞬间会从满心高兴变成满心妒忌，从极度愤怒转而极为伤心，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过于狡黠，可以蛮横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甚至让我终于失去耐心。我可能站起来向她一阵怒吼，或者抓住她使劲摇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但她常常只是笑。上一次这样的时候，我气得不行，使劲摇晃她，而她只是笑，大笑。我忽然慌了神，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

她的心脏跳动着。啊，我的天，它跳动着。

这是2008年3月4日。早上还差几分八点。我坐在书房里，周围满满的书籍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听着瑞典林子乐队（Dungen）的音乐，一边思考着我写下的东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琳达和约翰躺在旁边的屋里睡觉，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是我在半小时前送去的。户外高大的希尔顿饭店还驻留在阴影里，饭店正面的三面玻璃竖井电梯一直上上下下。饭店旁边是一幢红色的砖结构房子，可从所有的柱子构架与拱形门洞判断，这一定是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建筑物。从那儿再往前去，晨曦的朦胧之中显露出了治安官公园的一角，树枝光秃，草地青青，尽头处一幢70年代的灰砖房挡住了视线，不情愿地将视线从那儿调开朝上望去，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蔚蓝晴空。

在这里居住一年半以后，我熟悉窗外的景色，这是日复一日积攒的印象，但我与它们并不相干。这里我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对我有意义。或许我寻觅的正是这个，因为在这种与我无关的环境确实是有意义的。我喜欢这点，或许甚至我需要这样，不过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去这么做。六年前我在卑尔根写作，虽然没想过要在那个城市过一辈子，但我既没有计划要离开那个国家，也没计划要离开那时与我成婚的妻子。相反，我们想到未来将会有孩子，或许搬到奥斯陆去，在那里我要写更多的小说，她可以继续在电视和电台工作。但我们说及的未来，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生活往后的一种延续，每天固定的生活计划，同朋友与认识的人共进晚餐，外出旅游，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对方的父母，还加上我们想到要小孩，但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事情却发生了。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原只打算待几个星期的，出乎预料地，这便成了我的一生。不仅是改换了城市和国家，也改变了所有的人。很奇怪我这么做了，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几乎没想过要这么做。我怎么来到的这里？为什么会是 这样 ？

我刚到斯德哥尔摩时，只认识那里的两个人，而且都不熟：盖尔，1990年春天和他在卑尔根有过几个星期的交往，这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琳达，1999年春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举行的文学新人讲座上结识的，只有几天时间的接触。我给盖尔去了封信，问是否可以在他那儿待几天直到我给自己找到住处。我办成了，在那儿我给两家瑞典报纸投了一份租房广告。从四十多份复信里我选了两份。一处在巴斯图街，另一处在布兰许尔卡街。两家看过以后决定住第二家，直到我的视线落在大门进口处楼梯旁的住户名单上，在那里我看到了琳达的名字。世界真的很小，竟然有这个可能？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千五百多万人口啊。要是公寓是由朋友或熟人关系介绍，几率就不会这么小，因为不管城市大小，相对来讲文化圈子是很窄的。但这可是完全经过一个上百上千的人都看过的无名无姓的租房广告，回我信的人自然既不认识琳达，也不认识我。就在这一刻我再次改变主意，最好还是住另外一处。因为要是我选择住这里，琳达或许会认为我是对她有意思。但这就是一个预兆，其中含义无穷。因为琳达就是现在我娶的女人，我三个孩子的母亲。现在是她与我分享生命。我以前生活留下的唯一痕迹，是我随身带来的书籍与唱片。其他的一切我都让它尘封。那时候我用了许多时间来回想我的过去，现在想来，那么多时间几乎是一种病态，因此我不仅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最大限量地从中吸取经验，现在过往的一切几乎不能在脑海里接近我。更多的原因我想是我们有了孩子，和他们一起的生活现在占据了所有的时间空间。甚至所有新近发生的事都完全被他们排挤掉了：若问我三天以前做了些什么，我记不得。问我两年前万妮娅的情况怎样、海蒂两个月前的事、约翰两周以前的事，我都记不得。在我们每天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而且这些事始终重复发生着，我现在改变最多的是对于时间的概念。从前时间在我的眼里像可以向前走的一段距离，这道路通向遥远的未来，但愿它的前景充满光明，至少绝不会是乏味无聊的，而现在这里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模式。要是我用一幅画来描述它，应当是在水闸前的一只船：时光如同来自四面的、节奏均匀的微波将生活恒定不变地托升起来。除了其中所含的细节以外，一切总是同样的千篇一律。随着每天的日子过去，当生活触及边沿的一刻便更加怀念以往，那一刻前方之路敞开，生活终于又向前移动。与此同时我在其中恰恰看到了这种重复、禁闭和毫无变化很有必要，它们给予我保护，一旦我离开了它们，所有从前的烦恼便会回来。突然地，我会被那些所说过的、所见过的、所想过的漫无边际的无数念头完全占据，仿佛又被扔进了从前生活了多年的那种毫无节制、一事无成，常常深陷于自轻自贱和失败的境地之中。往日的憧憬与希望现在依旧同样强烈，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希望的目标在那时可以实现，而不是此时此地。我在这里要寻得另一种目标，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安宁。这里我说的是艺术的生存。纸上说说不难，在纸上我能轻而易举地给海蒂描绘出一个形象，比如，清晨五点钟她从童床上爬下来，黑暗中她在地板上蹒跚学步，几秒钟后打开电灯开关，站在跟前，对睡眼惺忪半张开眼的我说：“Köket”（瑞典语：厨房）。她的瑞典语很有个人特色，词汇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含义，而是她的自创，这个“厨房”的意思就是什锦麦片加蓝莓酸奶。用同样的方式，比如看见蜡烛就叫“Ja, må hon leva!”（瑞典的生日祝福歌）。海蒂大眼睛，大嘴巴，还有一副大胃口。在她自己生命的头一年半里，整个看来就是个急切贪吃、健康强壮、快活的小家伙。这个秋天约翰出世，其他人都退居次要，海蒂显示出了自己最早期朦胧未知的情感的宣泄方式。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几乎利用每一个机会想方设法地去伤害弟弟，他脸上的抓痕经常规律性地出现。秋天我去了一趟法兰克福，四天后回来，约翰看上去就像去过了战场。事情很难办，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让她接近他，于是只好想法洞察她的情绪，避免她靠近弟弟，断了她想碰到弟弟的路。但即使在她心情愉快高涨的时候，她的手也可能闪电般伸出去揍他一拳或是挠他一把。在这一系列行为的同时她也会开始生气，其暴怒的程度是我两个月前未曾想到的。与此同时，她身上也体现出了早期的那种同样莫名的脆弱：在我的声音或是举止中有了几乎难以察觉出的那么一丁点儿的严厉，她便垂下头，转过身开始哭起来，仿佛她只愿意向我们展示她的愤怒，而一些敏感的东西她会掩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温柔之情。但这只是在纸上。在现实里，真实的场景是：一大清早，当外面的街上还是一片漆黑，整个屋子里还没有一丝动静的时候，她站在我跟前，情绪很好地等待着这新一天的到来。带着一种心甘情愿、紧张又带点激动的心情，我立刻开始行动，把昨天的衣服往身上一套，跟她走进厨房，那儿是许诺过的蓝莓口味酸奶和不含糖的什锦麦片等着她。她的作为要是超出了我的底线，我便温情全无，一连串的例子，比如一再闹着缠着要看一场电影，或者想法进到约翰正在睡觉的房间去，简单地说，每次我对她说不字她都反而对着干，接着是我们没完没了的较量，这种情况多次发生，于是我由厌烦变为激怒，当我厉声对她讲话时，她的眼泪就滚了出来。她低下头，耷拉着肩头扭过身去，我想，自找的，让她这么去好了。直到晚上我才领悟到，她不过两岁呀，哪能不管她。当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心想，我在这里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啊。但一旦这念头过去，心里会对自己说我别无选择，心里会是每天清晨三小时里要走过的一切程序：尿布要换，衣服要穿，早餐要摆上桌，牙要刷，脸要洗，头发要梳光洁后再归拢系好，吵嘴要避免，打架要制止，连衣裤和靴子要穿上，然后我一手推着双座的童车，一手把两个小女孩推着往前走进了电梯，伴着一路上少不了的推打吵闹下楼，走出大门，把她们抱进童车坐下，戴好帽子和手套把车推到街上，这时路上已经有许多来来往往赶着去上班的人，十分钟以后把她们送到幼儿园，这时我还有近五小时的自由时间可工作，在他们又给孩子们穿戴上衣帽等候回家之前。

我始终有很强烈的希望独处的需求，我需要巨大的孤独的空间，当我得不到这些，像我过去的五年里一样，就会失望沮丧，有时候几乎是恐慌，或者发怒。我整个成年人的生活里让我向前的动力——奢望有朝一日能写出些精彩的东西，当这唯一的念头受到威胁时，就会感到像有一只耗子在啃噬着我的心，就想从这里逃开。时光从我身边飞走，像沙粒一样从我的指间滑落，与此同时我做的是……是啊，我做的是什么呀，我？擦地板，洗衣服，做晚餐，饭后的洗刷，购物，跟孩子一起在外面的儿童乐园玩，把他们领回家，脱衣服洗澡，照料他们直到晚上睡觉，把她们在床上安顿好，晾衣服，收干衣服回来，衣服叠好放回衣柜，收拾屋子，擦拭桌子、椅子、柜子。这是一场战争，不是那种史诗般的英雄战争，却是那种你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因为无论我在家里付出了多少劳动，所有的房间里还是杂乱不堪、邋遢肮脏，我用我醒着的每分钟照管着的孩子，却比我见过的其他孩子更加执拗，有一度这里简直就是个疯人院，或许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亲密和疏离之间获得必要的平衡，越是难以控制情绪的时候这种平衡就显得越重要。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万妮娅八个月左右时，她开始有了很强的感情宣泄需求，有时候几乎是一种突然袭击，那会儿根本不可能亲近她，她只是一味地尖叫，大声尖叫。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拽住她，直到这一切结束。也难说清这是为什么，但当她从外界获得了许多新的印象时，便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比如，当我们到斯德哥尔摩郊外去看望她外婆时，当她与其他孩子待在一块儿的时间太长，或是在周末的一天我们进城去了一趟。当她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尖声大叫，不顾听不受劝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敏感与自控力的统一结合并非易事。在海蒂出生后，对她就更难了。我真希望能说自己的行为举止是明智的、有分寸的，但很遗憾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处于这样的情势下我的愤怒和我的情绪也随之加剧。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万妮娅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超市地上就是不起来，在我的怒火上来时会失去理智，恨不得把她立时撕成碎片，当时也顾不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把她像一袋马铃薯那样往肩头上一甩，就这样扛着她穿过城市，她当时又踢又打像野兽那样嚎叫。另一种情况是，她喊叫时我就站在那里跟她对吼，把她扔在床上用手按紧直到她最后降伏，这是她害怕的一招。在她那小小年纪的时候便找到了一个可以准确地让我完全发疯的绝招，即一种固定方式的嘶喊，不是哭或者抽噎或者歇斯底里，是毫无由来的、带有目的的、含着寻衅的那种干嚎。这时我会完全失去控制，跨步走到这可怜的小女孩跟前，对着她大声咆哮，或是捉住她使劲地摇晃，直到她的嚎叫转变为哭声，她的身体绵软下来，最后终于可以接受对她的抚慰。

当我回过头去看这段经历，看这个不到两岁的她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整个的生活刻下怎样明显的印记。事实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说的话题就只有这一件事。说上去这自然不关她的事，这一切都是关于我们。琳达和我的生活几近混乱，或者说总是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一切随时可能崩溃，而我们必须强迫自己适应有小孩的家庭生活。我们不懂得计划。得把晚餐的食物买回来这件事，每天都让我们措手不及。每个月底也得付清账单。要是没有某个发放工资的机构不定时地将钱打入我的账户，比如那些各类的收入，版税、读书会的售书酬金、一点学校教科书酬金，或者，正如这个秋天，有来自国外的后续版税，那一定会全乱套的。这不断有的即兴作品增加了瞬间的意义，当然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劳动的成果自然让人感到生命格外充满意义，感受到光明，当然也可以实际干点什么了，强烈的感受，无与伦比的欢乐。啊，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喜气洋洋。孩子们都充满了活力，自然他们要寻求快乐，要是我们有额外的精力带他们去高兴一回，他们就会把几分钟以前的执拗或是愤怒忘得干干净净。当然会意识到这样做是很消磨人的，所以虽知道要和孩子们一起同乐，但这对身处其间的我意义不大，仍像陷入了眼泪和失望的泥潭里。我一旦陷入了泥潭，就将被新发生的每一件事拽住旋转而下，直至泥潭深处。而与此一样消磨人的是意识到自己是在跟 孩子 打交道，是 孩子 在把我往下拉。这毫无价值。像这种处境，我是要尽最大可能不做这样的人。在有孩子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这样的事。那时候我想一切都会顺利的，只要我好好待他们。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到当时为止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警告我有了孩子会是对生活的另一种侵入。将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他们的亲近程度。一个人自己的秉性和幽默如何与他们的脾气和幽默交织在一起，如此一来，个人最糟糕的一面不再是为己所有，藏于内心，而是把它们都显示出来，但又像接受外面的东西一样，被扔了回来。自然，关于人善与美的一面的显示也同样如此。在那些最有压力的非常时期里是个例外。在海蒂和约翰先后出生那会儿，他们所经历的情感生活受到冲击，找不到比生事、闹别扭更好的宣泄方式来矫正和改变这一切。这里的生活基本上是稳定和井井有条的，虽然有时我对他们光火，但他们对我仍然有安全感，每当他们需要庇护时，就会想法来靠近我。再没有比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更让他们快乐的事了。他们要的都是一些极简单的需求，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充满了奇幻色彩：一个有太阳的星期天去西约特兰港郊游，先经过一个公园，摆在那里的一堆木头就足以占据他们半小时，然后经过海边，他们对海上的帆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接着就是午餐，我们坐在通往海里的阶梯上吃意式三明治，那是在当地一家意大利咖啡馆买的，至于带的便当嘛，我们自然不去想它了。于是有一个小时他们只是四处跑着、玩耍、欢笑。万妮娅跑起来有点甩手甩脚的样子，这种极具个人特点的跑动姿势，从她一岁半那会儿就这样了，海蒂以她那跌跌撞撞的步姿走着，迈步急切而匆忙，始终掉在她姐姐身后两米的地方，她时刻准备好要接受属于万妮娅的那些小玩意，虽然这种情况不多。然后我们顺着来路回家。海蒂在童车里睡着了的时候，我们和万妮娅一起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她热爱单独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柠檬水，一边打开话匣子，问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比如天空是不是挂得很牢，或者有什么能让秋天停下，或者猴子是否有骨架子。面对这一切我的愉悦之情油然而生，不是那种巨大的欢喜，更加接近于一种平和或者宁静，同时也很高兴。或许甚至是，在游离出的一瞬间里的快乐。还不够吗？难道这还不够？是的，若快乐是一个目标，那么这就够了。但快乐不是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我的目标，我要它来干什么？家庭也不是我的目标。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我拥有的一切时间和我的每一分钱财都花费在它上面，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那我们就可以住在挪威的某个地方，冬天去滑雪溜冰，背包里装有干粮和暖水壶，夏天出外划船，水里游泳、钓鱼，野外露营，和其他有小孩的家庭一起去国外旅游；一个井井有条的家，用时间精心做一道晚餐，同朋友们聚在一起，幸福而快乐。是啊，这像是一幅漫画，但每天我看到有孩子的那些人家就是这样生活的。孩子们干干净净，衣服精致美丽，父母们都乐呵呵的，有时候会提高嗓门，但他们绝没有像蠢货那样站在那里冲着孩子们一通大吼。他们在周末出外郊游，夏天在诺曼底那里租一栋房子避暑，他们的冰箱里绝不会空着，总是有食物。他们在银行或是医院上班，在IT公司或是政府机关部门就职，在剧院或是大学工作。为什么我要写作，将自己关闭在这个世界之外？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孩子们用的童车看起来就像是我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为什么我要写作，使得我去幼儿园时，眼神疯狂、面部僵硬，脸上像罩着一个怪异颓丧的外壳？为什么我要写作，让孩子们的所作所为都要合着我个人的意愿，对后果不管不顾？我们生活中这所有的混乱到底来自哪里？我知道我可以让这一切消失，我知道我们也可以成为那样的家庭，那得我愿意才行，那这必得是我们生活最终的意义。我不愿这样。为了家庭我必须付出一切，这是我的责任。从生活里我唯一学到的是忍耐，绝不向它提出任何问题，将所有的渴求和幻想积攒沉淀，让它燃烧，最后顺着笔尖流出。我不知道这些思考来自哪里，当我看着眼前这白纸黑字时，觉得这几乎就是滥用，是曲解：为什么责任就要高于快乐？关于快乐的话题是陈词滥调了，但接下去有关意义的问题就值得探讨。当我看到一幅美丽的油画我会流下眼泪，但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会这样。这不意味着我不爱他们，我爱，我用了我的整个心去爱，这只能说明他们给予的意义不能充满整个的生命。至少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很快我就四十岁了，我到了四十，很快就是五十。我到了五十，很快就是六十。我到了六十，很快就是七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墓志铭会这么写着： 此地安眠着一个人，他万事能忍。最后他被挤压得粉碎 。或许，这样更好：

这里安眠着一个发现自己从不抱怨一切的人，

因此他只活了一半的生命

在坠落而下进入死亡之前

这是他最后的话语：

啊，上帝，这里是多么的阴冷乏味，

谁能寄给我一点生活的盐味？

或是这样：

这里安眠着一位作家，

一个好人谦谦君子，

笑声于他陌生，

不识快乐滋味

曾一度满嘴词汇，

现如今一口泥土。

来吧蛴螬，来吧蛆蛹，

啃一嘴咬一口啄一点肉体进胃口

吃掉一只眼睛无妨

它早黯淡无光

这人的高谈阔论已过去很久

但我现在还有三十年的日子要过，很 难说 我还会跟从前一个样。因此，或许会是如下？

我们所有的人都归属于你，神明的上帝

带他走吧连同他的毛发和肌肤，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终于寿终正寝

他吃下我们的面包已经够多

他对朋友挥举拳头

为的是静心写书拼命工作，

他写作他手淫，但结果不佳无建树，

行文全无风格，坐在那里只是一通瞎拼凑

于是他拿了一块蛋糕，又再拿一块蛋糕

于是他拿了一个土豆，又拿了一块鲱鱼

拿来一头猪把它全烤脆，

吃个精光响亮打饱嗝，呃！

我不是法西斯，但就爱棕色奶酪

我换掉字母，只用维京字符写作！

出版社拒绝，这人发了疯

他边吃边打嗝，却始终没个够

他的肚腹增大，脂肪增厚，

双眼冒毒光，舌头在燃烧：

“我想说的哟只是大实话！”

脂肪在血管里聚集，脂肪将心脏包围

一天他因疼痛发出嚎叫：

救命，救命，我的心停止跳动，

从车祸丧生的尸体中给我一个新心脏！

但医生说不，我记得你的书，

你将像一条鱼那样死去，铁钩直刺喉。

你知道疼痛，可感受到了痛楚？

针刺心脏，这就是死亡，我的朋友！

或许还有一个可能，要是我走运的话，鉴于个人有的一丁点儿特殊偏好？

这里安眠的一个人他在床上抽烟

和他太太一起，燃烧而尽飞冲云天

换句话说，

他们已身不在此

寻得的一点灰烬于户外的草地间。

当我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打破了自己旧日的生活，让生活开始新篇章。那时候我十六岁，在克里斯蒂安桑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一年级。在这个学年开始的最初阶段，我的父母还没有离婚，关于他们之间的问题，我一点儿也猜不出他们将来的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那时候我们住在离克里斯蒂安桑二十公里外的特韦特，一座建在山谷最外沿的老房子里。地势很高，背面是树林，屋前的景色是一条河流。整个房产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粮仓和一间户外堆杂物的房子。刚搬到那里的那个夏季我十三岁，爸爸妈妈买了好几只鸡，我记得没到半年它们就跑得一只也不剩了。父亲在草地边的一块狭长地带种上了土豆，再往下还有一个肥料堆。在我父亲脑子里的许多梦想工作中，园艺工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他也确乎有才能——环绕我们房子的花园里植物繁盛，也有异国引进的植物，向阳的那堵墙下我父亲种上一株桃树，看到树上最后结满果实，父亲确实很引以为豪。刚把家搬到乡下来那会儿我们对前景乐观，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后来慢慢地，同时也是很确定地，掺杂了一种自嘲，因为对我父亲一生中的那些年月，我能够记住的那些具体事情之一是他说出的一句话（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外面花园的一张桌子旁边，他、妈妈和我在烧烤）：

“我们这一家子呀，真是完美无瑕！”

说嘲讽话不难，我自己就擅长这个，但也并非易事，因为我不能领会其间隐含的寓意。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晚上就 是 挺开心的。这句嘲讽话的字面内容，像一股潜流通过了这个夏季余下的所有时间：一大清早我们在河里游泳，在周边有篱栏浓荫遮蔽的地方踢足球；我们骑车去哈姆雷桑登的野营地，在那里游泳、晒太阳、瞧女孩子；七月里我们去看挪威少年足球杯，在那里我第一次喝醉酒。有人认识在那里有一套公寓的人，有人认识可以给我们买啤酒的某人，于是我坐在那里，在一个陌生人的客厅里，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让自己开怀地喝酒，那真是一种炸裂开来的快乐，所有危险的或是值得担忧的事全都烟消云散，我只是笑啊笑，在包围着我的所有这些东西当中，陌生的家具、陌生的女孩子、陌生的花园，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丝不变的就像这样。只是笑啊笑，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随即而至。这个晚上我被拍了两张照片，在第一张照片里我躺在地板中央横七竖八的一堆身体中，一只手里拿着个骷髅头，脑袋像甩在了一边和这摊伸出去的手脚不搭界，脸上挤出了一个扭曲的怪异的笑。另一张照片里只有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一手抓着一个啤酒瓶，另一只握住骷髅的手放在大腿根的阴茎那里，我带着墨镜，咧着嘴放声大笑。那是1984年夏天，我十五岁，有了这样一种经历：喝酒真是太爽了。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我的童年时代就这么继续着：我们躺在瀑布下的岩石上打盹，有时又站到高处跳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星期六下午坐公交车进城，在那里我们买些好吃的东西，逛唱片店，与此同时，对即将开始的高中生活的那种期盼，一直在心里念念不忘。这不是家里发生的唯一变化：我母亲从她工作的护士学校请了带薪假，这一年她要去卑尔根学习，英韦那时已经住在那个城市。这也就是说，我和父亲要单独住在那里，头几个月也确实如此，很可能觉得我碍事吧，后来父亲建议我去祖父母那里住，在埃尔韦街他们有一幢房子，多年来祖父的会计办公室都设在那里。我所有的朋友都住在特韦特，在这儿的高中里有新结识的朋友，但我觉得还没有熟悉到可以放学后大家在一起的程度，一周我有五天参加足球训练，不去训练时就一人坐在下面的客厅里看电视，在阁楼的书桌旁做功课，或者躺在床上边看书边听音乐。有时候我也去桑内斯，我家那地方叫这个名字，去拿衣服、唱片或是书籍，有时也在那里过夜，不过我更愿意待在祖父母家中我的房间里。我们家那房子里冷飕飕的，可能是因为没什么人气，父亲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吃饭，在家里只干点最有限的、必要的一些活儿。房子里笼罩着一种沉寂的气氛，在这圣诞将至的时节有种伊人已去的冷清。二楼电视机前的沙发上有小小的干得卷缩了的猫屎，老式的洗碗机立在厨房的案桌上，所有的暖气全都关上了，除了他搬到自己住的那间屋里的一个电暖器外。他自己的心里经受着痛苦。一天晚上我回到那里，那应当是十二月初的时候，在冰冷的卧室里我放下手提袋，在门道里和他撞了个满怀，他刚从粮仓回来，那里的地下室改装成了一套房间，他的头发蓬乱，眼睛黑沉沉的。

“我们不能生个火吗？”我说。“这里太冷了。”

“生个火？”他学着我的发音说。“在这儿我们不他妈的生火。”

我不会发r这个音，我从来不会说r ，这是童年时代最让我发怵的事。我父亲一贯这样模仿我，原因之一是他要让我注意我不会发这个音，徒劳地试图矫正我，让我自己发出那个地道的南方人都会的r音；第二个原因是他不喜欢我，想跟我对着干，就像现在一样。

我只是转身就走，再走上楼梯。很高兴没让他看见我眼里闪烁的泪光。我为自己的眼泪羞愧，十五岁，很快就要满十六岁了，这种羞耻的感觉比他模仿我说话带给我的刺痛要强烈许多。我一般不怎么爱哭了，但父亲给我头上罩着一个让我没法摆脱的盖子。不过我可以示威。上楼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抓起几张新唱片塞进手提袋，提着它下楼到大门旁边的那间房里，我的衣柜在那里，我从柜子里拿了几件毛衣，走进门道穿好衣服，把旅行袋往肩上一甩，走出了院子。车库上灯的反射让结上了一层薄冰的雪地闪闪发光，灯下面是一片纯净的黄色。往下通向公路的草地也有光亮，因为晴朗的夜空繁星密布月亮高挂，河对岸的丘陵几乎都在月色的笼罩之中。我开始往下走去。脚步踏在汽车留下的车辙里发出碎裂声。在下面的邮箱那里我停了下来。或许走的时候我应该说一声。再一想，那样就完全失去意义了。我的本意就是要他反省从头到尾他都做了些什么啊。

对了，现在该是几点钟了？

我抓住左手的手套褪下半截，把衣袖往上一捋看表。七点四十分。再过半小时有一趟公交车。要能赶上这趟车回去就太好了。

但要是赶不上呢。可他妈千万别这样。

我把旅行袋又往肩上一搭继续往下走。在朝上方的房子投向最后一瞥时，我看见一缕白烟正从屋顶的烟囱袅袅升起。他一定以为我还躺在楼上的房间里。于是他后悔了，抱来柴火升起了炉子。

河里的冰炸裂了。这炸裂的声响一直飞跑向前，沿着平缓的河谷的四周往上方蹿。

然后发出轰隆的一声巨响。

一个寒噤在我脊背上掠过。这种声响总是让我充满极大的快乐。我抬头看着那些闪烁的群星。挂在山峦上方的月亮。河对岸汽车的灯光像是在黑暗里劈出一道光的巨大裂缝。沿着河岸是黑影幢幢的树木，静默而毫无敌意。在这白色冰面上有两个木质的水位计，秋天的时候会被河水淹没，但现在河水低浅，它们裸露在那里发出湿漉漉的微光。

他点上了壁炉。这可以理解为他已经后悔了。因此我的不辞而别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回转身又往上走去。我进了门，开始解开靴子上的鞋带。我听见他在客厅里的脚步声，就在我头上。他打开门，手扶着门的手把站在那里看着我。

“你这是要出去？”他说。

我已经出去过了，现在是回来，不可能多解释。所以我只点点头。

“是这么想的，”我说，“明天开始得早。”

“好，好，”他说，“我想明天下午出去一趟。这里给你说一声。”

“好吧。”我说。

他注视了我几秒钟。然后关上门走进客厅。

我又把门打开。

“爸爸？”我说。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没说一句话。

“明天下午有家长会，你知道。六点钟。”

“是吗？”他说。“好，这我得去的。”

他把身子转过去继续往客厅里走，我关好门，把鞋带系好，把旅行袋往背上一扔开始朝汽车站走去，十分钟以后我在那里停下。脚下方是瀑布，现在已经冻成了一弯巨大的冰穹，从实木复合地板厂那边来的微弱光线照射着它。瀑布后面和我身后连绵的丘陵蜿蜒而上。它们环绕着分散在河谷地带发出亮光的房屋，阴森荒漠。头上的繁星看上去像是铺撒在完全冻住了的海底。

汽车来了，车灯射出一道光柱。我给驾驶看了我的乘车卡，在车厢左边的倒数第二个位置坐下，我总是坐这个位置，只要它空着。路上车不多，我们呼啸着开过索尔斯勒塔、赖恩斯勒塔，沿着哈姆雷桑登河岸驶过，进入朝向蒂梅内斯的树林，拐进E18号公路，经过瓦罗大桥，再经过高级中学，进入市区。

公寓位于河这一面的最下方。进门后的左侧是祖父的办公室。右边是公寓住所。两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小浴室。二楼也分为两部分，右边是一个未装修的极宽大的阁楼，另一边是一间房，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在那里我有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小沙发和一个茶几，一台唱机，一个搁架上放有唱片，一摞学校的教科书，一些杂志和音乐报刊，还有一个衣柜，里面有一叠衣物。

房子很老了，它曾经属于我爸爸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她是在这里去世的。我有点理解爸爸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和他的祖母最亲近，那时候他的许多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对我来说，她类似于神话中的一个幽灵，强壮、有权威、有主见，三个儿子的母亲，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之一。在我见过的那些照片里，她总是一袭黑衣裙，扣子严严实实地扣到脖颈处。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患了老年失忆症，从1870年开始几乎持续了十年之久，在家里人中间开始管她叫“老糊涂”。

我脱下靴子，往梯子一样陡的楼梯上走去，进到房间。有点冷，我打开了热风扇。打开了留声机。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乐队的《天堂在此》（ Heaven Up Here ）。我躺在床上开始读书。我读的这本书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我前一年已经读过一遍，但这一次感到同样的精彩激烈。窗外的城市伴着从汽车发出的均匀、低微的呼啸声，从意识里消失，又不时毫无知觉地回来，仿佛我自己正处于运动之中。但我没有，我静静地躺在这里读书，直到十一点半，然后刷牙，脱衣上床睡觉。

清晨在那里醒过来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独自一人在公寓里，似乎不仅周围一片空荡荡，在心里也是。直到上高中以前，我总是在这样一所房子里醒过来，爸爸妈妈已经起床要赶着去上班，屋里充盈着烟草的气味，喝咖啡，听收音机的广播，吃早饭，屋外的黑暗中汽车的发动机正在加热。那完全是另一种光景，我爱这个气氛。穿过老式房屋住宅区走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去上高中，这我也喜欢，那时心里总会充满好些让自个儿欢喜的念头，好像我是一个人物。绝大多数上高中的都来自城里或周边地区，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是乡村地区来的，这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这就是说其他的人以前都互相认识，他们在课外时间碰头，成群结伙的。校内的情况也一样，这一群一伙的老凑在一处，每次课间休息的时间就成问题了：我该待在哪儿呢？我该站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坐在图书室里看书，或者坐在教室里假装翻看作业，然而这都相当于在传递一种信号，说明我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局外人，长时间这么下去可不行，于是这一年的十月我开始抽烟。不是因为我喜欢，也不是因为我想显得强悍，只是因为我有一个地方可待：每一次课间休息我就可以和其他那些抽烟的人一起待在门外站在一处，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放学后我走回住地，不存在任何问题。首先因为那时我绝大多数时间要去特韦特训练，或者和扬·维达尔碰面，他是我初中时最要好的伙伴，其次因为没人看见我，就不可能有人知道所有这些夜晚我是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的。

在课堂上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班有四个男生和二十六个女生，在课堂上我有自己的角色，有我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讲话、回答问题、参加讨论、完成作业，我是存在的。在那里我跟随着其他人，大家都在一块儿，我没有刻意显示自己，这样就没有人对我的在场有意见。我坐在最后面的角落，旁边是巴森，前面坐着莫勒，这一行的最前面是波尔，余下的教室里便全是女生了。二十六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我喜欢她们当中的一些，但还没有到我可以说爱上她们的程度。莫妮卡，她父母是匈牙利犹太人，她思想敏锐，博学多才，当我们讨论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时，她总是控制住自己，有节制但同时立场坚定地为以色列辩护，有些我是不能明白的，显而易见，以色列是个军事国家，巴勒斯坦是个牺牲品。汉娜，一个来自沃格区的漂亮女孩，在合唱队里唱歌，基督徒，相当幼稚，但在同一间屋里瞧着她会很高兴。西芙，浅黄头发，褐色的长腿，在刚开学不久的一天，她说教会学校和商校之间的地区近似于美国的校园，我就首先注意到了她，因为她那时就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而对于这个世界我愿意成为它的一分子。过去几年她住在加纳，很爱夸口，笑起来声音特别高。贝妮迪克特，她的脸轮廓鲜明，五官几乎有点像50年代时候的女人，卷曲的头发，服饰属于上流社会的阶层。托内，姿态优雅，深色头发有点严肃，她绘画。看起来比其他人更独立。安妮，带着牙箍，在那个秋天的一次班级聚会上，我和她在巴森母亲的那张理发椅子上爱抚亲昵。希尔德，淡黄色的头发，脸色红润，敢说敢为的样子，但仍然有含糊其辞的时候，她常常向我转过身来。伊雷妮，女孩子当中的核心人物，很漂亮但会让人转瞬即忘。尼娜，她是那么强健，有如男性般的粗壮体魄，但同时又以很女性的裙衫着装。梅特，个子不高人精瘦，聪敏过人。她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总是一身牛仔服，她个子小巧，但笑声一直不断，她衣着暴露又毫无章法，身上总能闻到烟味，每次开口笑时就露出牙龈，除了这点外还是个漂亮女孩，但她的笑声特殊，在她话音刚落、或是正要说一句蠢话时，就会发出辅音的那种嗤的笑声，事实上她有点大舌头，口齿不清，这对美的评判来说自然要减分，换言之，就没法称其美丽。我的四周有一大群女孩蜂拥着，肉体的激流，乳房和大腿的海洋。我只要瞧着她们在桌子后面的身形，就会觉得与她们的关系更加亲近。换句话说我的日子因此便有了意义，我很高兴走进教室，同所有这些女生在一起，坐在我有权利坐的那个地方。

这天早上我第一个下楼去餐厅，买了学校做的面包和一瓶可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边吞嚼着一边翻一本书。学生们慢慢地走了进来，个个步履迟缓，脸上带着前夜未消的睡意，很快地教室就坐满了。我和莫勒小声交谈了几句，他住在哈姆雷桑登，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然后老师到了，他叫贝格，穿一身简单的罩衫。这是我们的挪威语课，与历史课并列我学习最好的学科，我的分数是在五分和五加 之间，没有达到更高过，我决定考试的时候要上去。自然学科是我的薄弱环节，数学那时候低到二分，我从不看书，课堂上的讲学当然远远高于我的理解。教我们数学和自然课的老师是老派人物，数学老师是韦斯特比，他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有一只手臂老是不停地扭曲翻转着。上他的课时，我把双腿放在桌子上和巴森聊天，这个韦斯特比，他那结实多肉的脸立时涨得通红，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吼叫我的名字。于是我把腿放下，等他转过身去，又继续和人讲话。自然课老师尼高，矮小瘦削，几乎像个干缩了的小老头，有一副魔鬼般的笑脸，打哈欠的样子却很孩子气，他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纪。他也有肌肉抽搐的毛病，一只眼不停地眨巴，肩头上下抽动，脖颈还会猛地往后一甩，他的这些动作活像在模仿一个让人受不了的老师，很搞笑的。夏季学期他穿一套浅色西装，冬季学期穿深色西装，有一次我看见他把教室里教学用的大圆规当成一把步枪使：我们那时正埋首做试卷，他从上方俯视着我们，把圆规的两条腿合并在一起往肩头上一扛，然后在教室里走走停停地兜圈子，脸上挂着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神经不正常吧？在他的课堂上我也讲话，讲的次数多了以至于后来但凡他听到教室里某个地方有人叽咕，也不管是谁在讲，“克瑙斯高”，他断然出声，同时把手掌举到空中：也就是说我必须从座位上站起来，罚站一直到下课铃响。这倒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心里开始渐渐生出一种渴望对着干的反叛情绪，去你妈的，就这样了，怎么的。我忙着计划去给耳朵扎个眼，把脑袋剃成光头。自然学科，跟我有什么关系？数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去乐队里演奏，去享受自由，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不是我必须这样过的生活。

在这方面没有人与我达成共识，在这方面我是孤独一人，所以眼下看上去这不现实，它属于未来，而所有关于未来的东西都是无形的。

不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这都一样无所谓的。过去，在所有学科里我总是属于最优的那一部分人，总是乐意把成绩显示出来，但现在不再这样做了，我把这些优秀成绩视为几近是一种羞耻，它意味着你成天坐在家里埋头书本，耷拉着脑袋，这是失败者。挪威语就不一样了，是与作家和那些艺术家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另外这也不是能够光靠书本读出来的，这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情感、灵气、个人风格。

上课的整个时间里我坐在那里潦草涂抹一气，课间休息时在校门口抽烟，在这个循环里，天空和户外景色慢慢地展开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直到下午两点半最后一道铃声响起，我开始走回家，到我的小屋宿舍。这是12月5日，我生日的前一天，我满十六岁，妈妈将从卑尔根赶回家。我心里充满欢乐。和爸爸单独一起过的日子从某方面来讲倒也蛮不错的，他尽可能地与我保持距离，他住桑内斯我住城里，两地背道而驰。妈妈回来时这一切会结束，直到新年来临我们一家都将住在一起，有妈妈的存在，每天要和爸爸面对面的这一损失就几乎完全可以得到补偿了。我可以同她说话。和她讲什么都可以。对爸爸我不能说什么。不可能，我和他没什么可说的，除了那些具体的事，比如我到哪里去，我什么时候回来。

当我走回公寓，他的车停在外面。我进门去，整个走道里充满了烧烤的烟味，从厨房里听到一阵刀叉的碰撞声，还有收音机的声响。

我把头探进去。

“嗨。”我说。

“嗨，”他说，“你饿了吗？”

“是的，很饿了。你做了什么？”

“烤肉排。你坐下吧，马上就好。”

我走进屋里，在那张圆形餐桌前坐下。这桌子很旧了，我猜想那曾经是属于他祖母的。

爸爸把两块肉排、三个土豆和一小堆烤洋葱放进我的盘子里。自己坐下来，开始用餐。

“对了，”他说，“学校里有什么新消息？”

我摇摇头。

“今天你没学到点什么？”

“没有。”

“没有啊。”他说。

我们继续在静默中用餐。

我不想伤害他，我不愿意让他认为这是不愉快，他和儿子的关系不融洽，所以我坐在那里想我能说点什么。但一句话也没想出来。

他情绪不坏。没有动怒。但是他人心不在焉的。

“最近你去看过祖父祖母吗？”我说。

他注视着我。

“去过，”他说，“昨天下午去待了一小会儿。为什么你问这个？”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感到脸上掠过一道红晕，“我只是想知道。”

我已经用餐刀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肉都切下了。现在我举起一块骨头把它送到嘴里开始啃咬。爸爸的动作和我一样，也开始啃骨头。我放下骨头，把玻璃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谢谢晚饭。”我说，然后站起身来。

“是六点钟开家长会吧？”他说。

“是。”我说。

“你在这儿不走吗？”

“是这么想的。”

“那等我完事后路过这里带你一块走，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桑内斯。可以吗？”

“好的。”

当他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那里写一篇关于运动饮料的广告体裁的作文。门被推开了，来自城市的喧嚣骤然增高，门道里地板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的声音。

“卡尔·奥韦？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就走。”

我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放在旅行袋和书包里，两个包都装得鼓胀，因为下个月我要在家里住，很难确切知道我会用到哪些东西。

当我下楼梯时他瞪着我看。他摇了摇头。但他没有生气。是另外一种含义。

“家长会怎么样？”说话的时候我避开他的目光，就好像一些最糟糕的事他已经知道了。

“怎么样？好，那我就来告诉你。我被你的数学老师一场责难。发生的就是这事。韦斯特比，是叫这名字吧？”

“是。”

“为什么你不给我说这事？我可是弄得一头的雾水。真的是大为惊诧呀。”

“那，他都说什么了？”我说，同时开始穿外衣，因为爸爸保持着镇静，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他说在上课时你把腿跷在桌上，不服从管教纪律，放肆无理，你上课讲话，既不读书也不做作业。再这么继续下去，他就完蛋了。这就是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有一部分是那么回事。”我说着直起身来，已经穿好了衣服。

“他说这是我的过错，知道吧。他数落我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在我站着的地方扭过身子。

“那你怎么说？”

“我给他顶回去，也给他一顿数落。你在学校的表现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但这自然很令人不快。这你明白的。”

“我明白，”我说，“对不起。”

“这没用。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开家长会，就这么定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们走出大门，朝汽车走去。爸爸坐进车里，在座位上侧弯下身，把我这边的车门打开。

“可以把后备箱也打开吗？”我说。

他没回答，但他照我的话做了。我把旅行袋和书包放进后备厢，小心关上车盖因为不想打扰他，他正在扭转车钥匙，我坐到前面的座位，把安全带从胸前拉过去，将插销在下端固定好。

“总而言之，这是让人难堪的。”爸爸说。他启动了马达。仪表盘亮了。我们前面的那辆车也朝着河下面的方向开出了一段。“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老师，这个韦斯特比？”

“相当差劲。他不能维持纪律。班上没有人在乎他说的话，就没人听他的。他自己也不好好反省吸取教训。”

“在大学时他的考试成绩可是名列前茅，知道这个吗？”爸爸说。

“不知道。”我说。

车倒退了几米，绕上马路，然后掉转方向开始驶出城。发热的马达轰鸣着，轮胎上的小钉匀速地碾压着路面发出嗖嗖的声响。像往常一样他车开得很快。一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轻松地放在旁边的换挡杆上。我的肚腹内一阵翻腾，一股小小的喜悦之情在身体内散开，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从来没为我辩护过。他对那些有关我表现的批评从来没有选择过宽容。在每年暑假和圣诞假期前要交出学校的成绩册时，我总是一周前就开始提心吊胆。哪怕是对一丁点儿的缺点评语他也会怪罪我，对我暴跳如雷。开家长会也一个样。对最小的一点批评意见，如上课爱讲话或丢三落四等，会后他也会发泄一通怒气。更别说我拿着学校的条子回家的那些时候了。那是判决的日子。是下地狱。

是因为我快长大了，他现在才这样对待我吗？

我们之间的关系要平等了吗？

当他坐在那里凝视着前方，我们的车沿着道路嗖嗖往前奔的时候，我真想看着他。但我不能够，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得说些什么，而我无话可说。

半小时后我们开上了最后一道坡路进入了房子前面的院落。爸爸没有熄掉引擎，下了车去打开车库门。我朝前门走去开了门锁。想到行李，我又折回来，那时爸爸正关掉引擎，红色的后车灯闪烁着。

“开下后备厢？”我说。

他点点头，把钥匙又插进去一扭转。车盖像鲸鱼尾巴那样往上掀起，它踫了我一下。当我走进屋里，马上就觉察出他做过清洁了。闻到一股绿肥皂的气味，房间也整理过了，地板锃亮。楼上沙发上的那些干猫屎蛋子不见了。

他自然要做清洁了，因为妈妈即将回家，即使是有很具体的理由，他也不会为自己这么大扫除，因为他那里一向就是个杂乱邋遢令人觉得不舒畅的地方。现在我感到轻松多了。家里又恢复到以前的井井有条。不是因我个人心里的纷乱还是其他的什么，还有更多的因素，我受到了干扰，特别是这种干扰还不止一种。这个秋天他身上发生了些变化。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就只有他和我在一处，显而易见，也不仅仅是这个。他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也从来没有人拜访我们，除了自家人。他唯一认识的是同事和邻居，这就是说，在特罗姆岛那儿是这样，这里他连邻居也不认识。妈妈搬到卑尔根学习后几个星期，他把几个同事叫到桑内斯的家里来，他们要搞一个小聚会，他问我那个晚上是否可以到城里去住？要是我觉得孤单，我总是可以到祖父祖母那里去的，只要我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是这世界上我最害怕的事，那天上午他路过那里给我带了一袋子吃的，烤好了的比萨饼、可乐和炸土豆卷，我可以在电视跟前吃。

第二天上午我乘公交车去扬·维达尔那里，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然后继续乘车回到家里。门锁上了。我打开车库看他是出去散步了，还是开车走的。车库是空的。我又回到屋子跟前开了门锁。在客厅的桌上立着几个酒瓶，烟缸里栽满烟头，虽然没清理打扫但看上去还不至于太糟糕，我想他们一定搞了一个小派对。立体音响通常是放在上面的仓库里，但现在放在壁炉旁边的一个小桌上，我在那一小堆唱片跟前蹲下来，部分唱片靠着一根椅子腿，另一部分散放在旁边的地板上。我记得这些唱片他听了有许多年。平克·弗洛伊德，乔·达辛（Joe Dassin），艾嘉（Arja Saijonmaa），约翰尼·卡什，猫王，巴赫，维瓦尔第。最后那两盘他一定是在派对前或者是在这天早上听的。其他音乐也不是特别适合这种聚会。我站起身走进厨房，洗碗槽里有些没有洗刷的杯盘，打开冰箱，前排有几瓶白酒和一些啤酒，几乎都空了。我走上二楼的楼梯。爸爸的卧室是开着的，我朝那里走去，进到屋里。妈妈卧室里的床也搬进来了，和爸爸的床并靠在一起。因为喝酒，他们的聚会一定是很晚才结束，房子的位置较偏远，坐出租车进城或是去爸爸工作的地方文内斯拉都不便宜，有人在这里留宿。我的房间没动，我把我要带走的东西装好，又折身回了城里，虽然我是计划来这里过夜的。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某种陌生的痕迹。

还有一次我回到那里去，没有事先打招呼，那是个晚上，在训练完以后我懒得再回城里，队里的汤姆开车把我送到家。在厨房的灯光下我看见爸爸坐在桌前，一只手托着头，面前放了一瓶酒。这也是个新情况，他以前从未喝醉过，至少我在这儿的时候，至少不是独自一人。我现在看见了，我不想他知道我看见他了，但又不可能返回，于是在门前故意使劲地跺着踢着靴子上的雪，把门猛地一下打开，又将它重重地关上，让他毫不怀疑我是刚刚走进来，我把浴室里的两个水龙头一起打开，坐在里面等了几分钟。当我走进厨房时，那里已空无一人。空玻璃杯放在案桌上，空酒瓶放在水槽下面的柜子里，爸爸回到了他住的粮仓下面的那套房间里。好像这还不够神秘不解，在一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我看见他开车经过索尔斯勒塔的那家商店，那天最后三节课我逃课了，在晚上去谢维克训练前我到扬·维达尔那里去了一趟，当我坐在商店外的长凳上抽烟时，爸爸那辆鼻涕绿的阿斯科纳开了过来，这不可能看走眼的，车继续向前开走了。我扔掉手里的烟，倒没有理由躲起来，当车开过去时我直直地盯着它，甚至举起一只手打了个招呼。但他没看见我，他在同旁边坐着的那人讲话。第二天他到我的住处来时，我跟他提起这事，他说这是他的一个同事，他们一起有个项目，放学后在我们家工作了几个小时。

总之在这段时间他跟同事有许多接触。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在霍夫登有个讲座，他参加的聚会次数比我能记起从前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肯定的，那是因为他感到无聊乏味，或者不喜欢一个人长时间待着，我为此感到高兴，那时候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他，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用一个即将长大成人者的眼光，在那一瞬间我真愿意他周围有许多朋友和同事，就像其他人那样。同时我又不喜欢这种改变，这使得他不可预见。

事实上他在家长会上破例替我辩护的事，就属于这个未预见的范畴。对，这或许是其他所有事情当中最显著的一件。

我把衣服从行李中拿出来放进衣柜，把唱片一张张放进书桌上的唱片架子上，学校的教科书收好摞成一叠。房子是19世纪中叶的建筑，所有的地板都发出吱嘎声，这些声音在所有的墙壁间飞跑，所以我不仅仅知道爸爸就在我下面的客厅里，还知道他也坐在沙发上。我本打算读完《德古拉》，但感到在没有把我和爸爸之间的状况落实以前我是没法静下心来读书的。结果自然是他知道我正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同时为什么就不能直接下去对他说，“嗨，爸爸，我坐在上面看书呢”。“为什么你要对我说这个”，他会问，或者至少心里会这么想。但眼下的这种别扭的状况应该改变，于是我走下楼梯，去厨房里转了一圈，或许有什么吃的东西？当我要走进客厅的最后几步时，看见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我的那些旧连环画册里的一本。

“你晚上不吃点什么吗？”我说。

他抬起头很快地望了我一下。

“你自己吃吧。”他说。

“好的，”我说，“那，完了以后我就坐在上面的房间里了。”

他没有回答，在沙发旁一盏灯的光线下继续看他的《秘密特工X9》。我切下一大块香肠，在书桌旁坐下吃了起来。我想起了，他一向是很难得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的，妈妈一定在卑尔根给我买礼物了。可是生日蛋糕他得准备吧？他想过这事了吗？

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在家里了。爸爸去机场接的她，当我走进屋里时他们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肉在电炉的烤箱里烤着，吃晚餐的时候桌上点着蜡烛，我得到了一张五百克朗的钞票和一件妈妈在卑尔根买的衬衣。她逛遍了卑尔根的商场就想替我买点什么，找到了这件衬衣，虽然她觉得不错同时认为我会喜欢它，但我是不会穿这件衣服的，只是不忍心说出口。

我穿上衣服，我们在客厅里吃蛋糕喝咖啡。妈妈心情很好，她不止一次地说回到家的感觉真好。英韦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恐怕圣诞前夕才能回来，他说，到那时我会得到礼物的。我去训练了，当我晚上九点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仓库的房间了。

我很希望同妈妈单独谈谈，但看上去没有机会，于是我等候了一会儿就去睡了。第二天学校里有考试，这最后的两周里考试很多，我都早早交卷，进到城里去逛唱片店，或是去咖啡馆，有时同巴森一起，有时同班上的一些女孩子一道，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巧合，不可能理解成我是在竭力地想与他们傍在一块儿。与巴森在一起是不错的，我们开始有点彼此接近了。有天晚上我和他待在一块儿，我们只是在房间里听唱片，但我仍然满心欢喜，我有新朋友了。不是乡下佬，不是重金属粉丝，而是一个喜爱Talk Talk、U2、水男孩（Waterboys）和头部特写（Talking Heads）的乐迷。巴森，或者赖德，他实际上应该叫这个名字，栗色头发，容貌英俊，对女孩子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从来没有做出一副卖弄和自以为是的样子，因为在他的天性里没有炫耀的光辉，没有自我陶醉，他从未获得过他可以获得的位置，但这也不是出自他的羞怯，更多的是一种郁郁沉思及他的一种自我内省，他总是退后半步。他从没有完全释放过，显示他的真面目。是因为他不愿意，还是他不能够，我不明就里，不过通常应该是二者皆有吧。但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事物总是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在这方面我想到的领域，比如说政治，可以从谈一种政治立场自然而然地转向另一个话题，说到鉴赏的口味，从一个喜欢的乐队可以让人进一步转换到自己也喜欢的风格相近的其他乐队；谈及人，我就从来没法从其他人论及的话题内容中摆脱开，他却有独立的思想，说出自己的观点，做出一种或多或少带有个人特质的判断。但他从不以此炫耀自夸，相反地，你必须要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才能进一步地接触。这不是他使用的手段，不过这就是他。能把巴森称为自己的朋友，我为此感到骄傲，这不光是他知识的丰富，也不只在于友谊本身，当然也是，但最重要的是，想象到他的好声誉也会给我带来好处。也说不上什么真正的好处，但现在回过头看，这一点是明显无疑的：要是一个人被排拒在外，他就必须找到一个人能带他进去，至少当一个人是十六岁的年纪时。在这种情况下，被排绝在外不是一个抽象比喻，而是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我周围有好几百个与我同龄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我就不能进到他们可以进入的圈子。每个星期一我很害怕所有人会提的这个问题，即：“你周末都做了些什么？”可以说一次“在家看电视”，也可以说一次“和一个伙伴在房间里放唱片”，但人们当然愿意说出些更好的消磨周末的方式，要是他不愿意失去与其他人的联系。有的人与人接触，从第一眼就被人划出了圈外，然后一直延续整个高中阶段，我绝不愿意像他们那样，有那么多事天天围绕我们发生，我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要被他们邀请去参加聚会狂欢，要和他们一起去城里，要过他们那样的生活。

这最大的测试，一年里最大的狂欢，就是新年聚会。最后这几个星期到处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巴森要到他在尤斯特维克认识的朋友那儿去，完全没有任何可能让我粘着一块儿去，于是直到圣诞前学期结束时，我没有得到邀请去任何地方。圣诞节到新年前夕，我同扬·维达尔坐在一起，讨论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他住在我们下面四公里远的索尔斯勒塔，这个秋天他要开始职业高中的糕点制作专业。我们想要去参加聚会，想喝他个酩酊大醉。关于最后这个喝酒的事，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在少年足球队踢球，那里的守门员，汤姆，他可以办成这件事，对替我们买酒的事他不会反对。至于这个聚会，相反地有点……九年级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附近一栋房子里搞聚会，都知道是属于那些有点不正经的、多少带点违法性质的狂欢，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与其那样我宁愿待在家里。也找到了我们很熟的一群人，这些人当中一些和我们是同班同学，一些是在一起踢足球的，但这也不在考虑之内，聚会地点在哈姆雷桑登，而我们也不在邀请之列，即便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混进去，在我们眼里这也不是上策。那些住在特韦特，读职业学校或是工作了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有车，车的座位铺上了毛皮，在前车窗的镜子那儿挂着德国产的飘着香味晃来荡去的装饰物。可我们没其他的选择了。我们必须得被邀请参加新年派对。还有，到了大约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人们都出来，聚集在空地或是十字路口，点燃烟火让它飞升天空，欢庆新年的到来。这不需要任何邀请都可以加入的。我知道许多学校里的人要在瑟姆地区搞一个聚会，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那里呢？于是扬·维达尔想到了在我们乐队里的鼓手，住在霍内斯的一个八年级生，他说过他要去瑟姆参加新年聚会。显然这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后来两个电话就把一切搞定了。汤姆替我们买啤酒，我们将和八、九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他们的一个地窖里的客厅到午夜，然后出外到路口那里人们聚会的地方去，找到自己学校认识的人，和他们混在一块儿度过整个晚上。这是个好计划。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在走过爸爸妈妈旁边时我说我被邀请去参加新年聚会了，是班上的一些人在瑟姆搞的一个聚会，我到那里去可以吗？我们家也是有晚宴的，祖母祖父都要来，还有我爸爸的兄弟居纳尔和他的一家人，但无论妈妈还是爸爸都没有反对我去。

“那，真不错啊！”妈妈说。

“可以的，”爸爸说，“但你得一点以前回家。”

“这可是新年前夕啊，”我说，“不能是两点吗？”

“好吧，那就两点，但不能两点半。明白吗？”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我们骑车去赖恩斯勒塔的商店，汤姆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把钱给了他，然后各自拎了一个装有十瓶啤酒的袋子回来。扬·维达尔把它们藏在他家外头的花园里，我骑车回了家。爸爸妈妈为着晚上的家宴能像个样子，正在家里全力以赴地打扫整理屋子。外面起风了。我在房间窗前站了一会儿，看见旋转飞舞着的雪花在眼前飘过，灰色的天幕仿佛在树林里幽森的树木间沉落下了去。我放上一张唱片，打开我正在读的一本书，在床上躺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妈妈的敲门声。

“扬·维达尔的电话。”她说。

电话在在下面放置衣帽柜的屋里。我下楼走进那屋，关上门，一把抓起听筒。

“怎么啦？”我说。

“出大事了，”扬·维达尔说，“那个该死的莱夫·雷达尔……”

莱夫·雷达尔是他哥哥。他二十好几了，开一辆加大马力的欧宝阿斯科纳，在博恩的一家实木复合地板厂工作。他的生活不是朝向西南方向、朝着城里，像我们家和其他绝大多数人家一样，而是朝向东北方向，朝着比克兰和利勒桑，和他这个年纪的人我完全没有过交往，知道他，但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留着小胡子，经常戴着一副飞行员的那种墨镜，但并非从上到下看上去都真的很霸气彪悍的人，他的穿衣打扮很有绅士风度，但为人行事却是反其道而行。

“他干什么了？”我说。

“他在花园里找到了装啤酒的袋子。于是该死的他就对我不依不饶。这个烂鸡巴。他妈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居然给我一顿臭骂，他说我只有十六岁，接下去没完没了地说了一大堆。然后他要我告诉他是谁买的啤酒。我拒绝了，那是肯定的。这跟他有他妈屁关系。于是他说要是我不说出这个名字他就要告诉我爸。十足的伪君子，这王八蛋。那，我就只好说了呀。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你知道这混蛋要做什么？”

“做什么？”我说。

在劲风里雪像一层轻纱从仓库的屋顶上倾斜而下。从一楼的窗户里透出柔和的灯光，几乎是充满神秘地向这一点一点加深的暮色里弥漫。我模糊地看见里面有一个晃动的身影，这一定是爸爸，我想，我相当地肯定，在下一秒钟他的脸部轮廓在窗户前出现，他直直地看向我。我垂下目光，把头稍稍侧在一旁。

“他强迫我坐进车里，带着那两个啤酒袋子直接开车去了汤姆那里。”

“真这样？”

“操他丫的，他就是这么个王八蛋。他可乐了。我他妈的就像完全被他卖了。真是绝妙，他大获全胜，妈拉巴子，就一眨眼的工夫。他这人就该进地狱，我他妈真想破口大骂一场。”

“那，后来又怎么样了？”我说。

那时候我又朝窗外瞅了一眼，那张脸不见了。

“怎么样？你说呢。他把人家汤姆也骂了。然后对我说把啤酒给汤姆。我照做了。汤姆把钱也还我了。我就他妈的活像是个小屁孩。好像他十六岁的时候就没这样干过。嘿，他可幸灾乐祸了，是不是？他开口骂了人他高兴，他把我开到那儿去他高兴，把汤姆好一顿骂他也高兴。”

“那，现在怎么办？没有啤酒我们空着手去？这可不行。”

“当然不行，在我们离开时我对汤姆眨了眨眼。他就明白了。于是我回家后给他打电话表示道歉。他就什么也没干成。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是，带着啤酒开车到你那里。他顺路带上我，我就付他钱。

“你们到这里来？”

“对，他十分钟后出发。我们大概一刻钟后到。”

“我得想想。”我说。

当时我首先注意到了猫躺在电话桌旁的椅子上。它瞪着我看，开始舔自己的一个爪子。外面的客厅里响起了除尘器的声音。猫把头很快地转向发出声音的方向，在下一秒钟它又松懈下来。我往前弯着身子抚摸它的胸腹。

“你们不能直接开上来。这不行。但我们可以把袋子放在路旁的一个地方。反正在这里没有人会发现。”

“或许在小山坡底下？”

“房子下面那里？”

“对。”

“好。那你得对汤姆说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倒车，也不要到下面的邮箱那里。再往上面一点有个倒车的地方。他可以去那儿吧？”

“好的。那待会儿见。”

我放下话筒走进客厅到妈妈跟前去。她一看见我就关掉了除尘器开关。

“我要到佩尔那里去一趟，”我说，“就想跟他说声新年快乐。”

“去吧，”妈妈说，“祝愿他新年快乐。”

佩尔比我小一岁，住在下面几百米远的一栋房子里。我们住在这里的这些年里是他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只要可能，我们就一块儿踢足球，放学后的时间，星期六和星期天，还有假日，很多时候是努力把人数凑够，这才好正正经经地踢一场比赛，要是办不到，我们就二对二地踢好几个小时，要是这个都不行，那就只有我和佩尔。我向他射球，他向我射球，我传球给他，他传球给我。或者我们两人玩对抗，我们就管这叫做二人足球。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都这么玩，直到我进入高中读书。另外我们也一起游泳，或者在瀑布下面，在水潭那儿水很深，我们可以从悬崖纵身而下跳水，要不就到下面水流湍急的地方去，然后顺水漂流。在天气不好不适合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家地窖的客厅里看录像，或者就待在车库里聊天吹牛。我很喜欢去那儿，他们一家都很热情，慷慨大方，虽然他爸有点不能忍受我，我在他家仍然很受欢迎。在所有人当中虽然佩尔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最多，但我没有把他当作一位朋友，我从不向其他圈子里的朋友们提起他，不仅是因为他比我小一岁，这没有什么可自豪的，还因为他很土气。他对音乐没兴趣，对音乐完全一无所知，他对女孩子或是喝酒也没兴趣，在周末他就喜欢和家人一起待在家里。穿着一双胶筒靴去学校，他认为挺好的，就喜欢穿一件家织毛衣和比牛仔裤短一截的灯芯绒裤子，一件上面印有克里斯蒂安桑动物园图案的T恤衫。我搬到那里以前，他从来没有单独一个人进过城。好些书他几乎就没有读过，只看些连环画系列，我也都差不多看过的那些，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那一长串我囫囵吞枣看过的麦克林（MacLean）、巴格利（Bagley）、史密斯（Smith）、勒卡雷（Le Carré）和福莱特（Follet）的书籍，我也慢慢地让他读一些书。有时候星期六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有的星期天看斯塔特足球队主场的球赛，每星期在我们自己的球队里训练两次，在夏季的学期里我们每周也有一次比赛，除此之外我们也相约着每天乘校车去学校。但我们并不坐在一起，我们不这样的，越是靠近学校，越是跟那里的生活有关的地方，我与佩尔就越疏远，一走进校园我们就完全不接触了。很奇怪他一点也不在意这个。他总是那么高兴，那么开朗，富于幽默感，像他的家人一样，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圣诞节到新年的这段假期我有几次去到他家里，我们看录像，在我们家房子背后的山坡上滑雪。我从来没想过邀请他新年前夕到我家来，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扬·维达尔同佩尔没联系，但他们互相也都认识啊，当然，这里的人彼此都相识，但和他从没有只是两人间的友情，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这么做。当我搬到这儿时，扬·维达尔和谢蒂尔，一个年龄相仿住在谢维克的男孩子交往密切，那时候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互相都在对方的家里进进出出。谢蒂尔的父亲在军队，他有过许多的搬迁流动，对这情况我知道一点。当扬·维达尔同我交往时，最主要的原因是对音乐的兴趣，谢蒂尔试图把他争夺回去，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去家里，当我们三人一起在学校时，他竭力表现出只有他们俩才是真正的朋友。当这计谋未能得逞时，他降格以求邀请我们俩都去他家了。我们一起骑车去机场那一带游逛，泡机场咖啡馆，给哈姆雷桑登的一个女孩子丽塔打电话，扬·维达尔和谢蒂尔对她都感兴趣。在爬上缓坡的路上谢蒂尔把自己的一块巧克力分了一半给扬·维达尔，没给我，但这示好没有被领情，扬·维达尔假装着没事儿一样把他自己的半块巧克力又分一半递给我。于是谢蒂尔死心了，便去接近其他的人，但在我们上初中的全部时期里，他所有的朋友中没有一个能像扬·维达尔那样同他如此接近过。所有的人都喜欢谢蒂尔，尤其是女孩子们，但却没有一个愿意同他在一起。丽塔说话尖刻咄咄逼人，对谁都是这样，却特别喜欢他，他们俩很爱在一起笑，是那种很特殊的腔调，但从没有比朋友有更进一步的关系。丽塔对我更是毫不留情的尖刻，我在与她靠近时总是心怀戒备，绝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或者会以哪一种方式向你发动攻击。她个子瘦小，窄窄的脸，小嘴巴，但嘴唇线条很完美，常满含嘲弄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那几乎是亮晶晶的一双眼睛。丽塔是漂亮的，但这种美并未显示出来，她对待他人的感觉总让人不舒服，因此她的美可能不会被人发现。

一个晚上她给我家里来了电话。

“嗨，卡尔·奥韦，我是丽塔。”她说。

“丽塔？”我说。

“是我呀，丽塔·洛利塔。你这榆木疙瘩。”

“是吗。”我说。

“我给你提个问题。”她说。

“哦？”

“你愿意同我在一起吗？”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你愿意同我在一起吗？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就说愿意还是不愿意吧。”

“我不知道……”我说。

“咳，就说吧。要是不愿意，就说出来。”

“我不认为……”我说。

“好，不愿意，”她说，“明天学校见。再见。”

她放下了话筒。第二天我在学校的时候同往常一样，她看上去也同往常一样，或许只是加倍寻找攻击我的机会，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出现。她从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从不提起这件事，对维达尔或是谢蒂尔也不会说到这事，我不愿意向他们显示自己比他们高明。

我给妈妈说了再见后，她就打开了除尘器的开关，我在走道里穿上衣服走了出去，弯身迎向扑面的寒风。爸爸已经打开了车库的一道门，正忙着把除雪机拉出来。车库地上的砾石上没有一点雪，而同样的砾石在户外则被冰雪覆盖着，这种内外之间的不平衡感唤起了心里一种老是有的轻微的不舒适感。当院篱门在身后关上后，我就不再去想这些事，让它永远不再触及我的思绪，但当我看见它时……

“我到下面的佩尔那里去一小会儿。”我喊道。

爸爸坐在除雪机上，转过头来向我点了一下。我有点后悔建议在山坡下碰头，这可能太靠近了，我父亲对一些不合乎常规的事通常有第六感。再者他现在已经观察我好一阵子了。当我来到邮箱那里时，听到了上面除雪机开动的声响。我转过身去查看他是否可以看见我。看来没有这种可能性，我向山坡下走去，走的对面那条一直通向斜坡的路，为的就是万无一失。在山坡的最下面我停下来，在我等待的时候朝那条河望去。河对岸驶过的三辆车一辆跟着一辆。车灯里射出的光线就像在深灰的色彩中戳出的黄色斑点。旷野上的雪映着天空的颜色，天穹的光像是与沉落下来的暮色之网缝合在了一起。冰窟窿里的水漆黑幽深闪着光亮。我听到一辆车在几百米外的地方转弯。发动机的声响干涩刺耳，一定是辆老车。汤姆的，毫无疑问。我朝路上张望着，当车在转弯处出现时，我举手向他们致意。车在我身旁停下。汤姆摇下车窗。

“嗨，卡尔·奥韦。”他说。

“嗨。”我说。

他笑了一下。

“你挨了一顿骂？”我说。

“这个臭鸡巴嘴。”坐在他旁边的扬·维达尔开口了。

“这没什么要紧的。”汤姆说。

“这么说你们今晚要出去？”

“是的。那你呢？”

“兜一个小圈子就够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没事的。”

他和善的眼睛望着我，笑了。

“你们的东西放在后面。”

“后备厢打开了吗？”

“那是当然。”

我走到车后面打开了车盖，从混杂摆放着的工具、工具箱和修理天花板要用的一堆打了孔的带子和钩子之类的家什之间取出了两个红白相间的塑料袋。

“东西我拿到了，”我说，“谢谢你了，汤姆。我们不会忘记这事的。”

他嘴里吹出一口气，表示这不值一提。

“那么，我们待会儿见。”我对扬·维达尔说。

他点点头，汤姆把车窗摇上去，像他通常做的那样轻松愉快地把手举到额前作为道别，然后发动了车，沿着坡道上方开走了。我迈腿跨过了路边的雪堤走进了树丛中间，沿着那条被雪覆盖着的小溪流往上大约走了二十米，在一颗比较容易辨认的白桦树下放下装着酒的袋子，此时我听到那辆车已经经过大路，往下开过去了。

我在树林边上站了几分钟，为的是不让出来的这一趟时间短得让人起疑心。然后我走上坡去，爸爸正大刀阔斧地除掉通往房子的道路上的雪，让路变得宽阔些。他没戴帽子也没戴手套，走在机器后面，身穿一件旧羊羔皮夹克，脖子上松松地缠了一条厚围巾。铲除的雪没有随风飘去，而是刷刷地落在几米远的地上。我走过去的时候朝他点点头，他的眼睛观察了我一下，面部毫无表情。我把外套挂在走道里后走进厨房，妈妈正坐在那里抽烟。窗台上点亮了的蜡烛火光摇曳。放在电炉上的时钟正指三点半。

“一切都没问题吧？”我说。

“是啊，”她说，“肯定是个愉快的晚餐。你不吃点东西再出门？”

“我吃几片面包。”我说。

案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白色袋子，里面是鲁特鱼 。旁边的洗碗槽里装满了黑乎乎的未洗的土豆。角落里的咖啡机闪着光亮。咖啡壶里还有一半的咖啡。

“我想，我再等等，”我说，“七点前我不会走的。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到呀？”

“爸爸要去接祖母祖父，我想他很快就要去了。居纳尔七点左右到。”

“那么我就赶得上和他们碰头了。”我说，走进了客厅，站在窗前朝外面的整个山谷望去。我走到沙发桌前，拿起一个橙子，在沙发上坐下，削着皮。圣诞树上的小灯泡闪闪发光，壁炉里的火苗闪烁摇曳，在已经铺好桌布的餐桌的另一端，灯光在水晶杯上的折射光耀夺目。我想到了英韦，不知道他在念高中时对圣诞期间的这一切有何样的体会。至少现在他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和他的许多朋友一起在东阿格德尔郡的维地小屋。他是尽可能晚地回到这儿来，哪怕是圣诞前夜，同时尽可能早离开，在圣诞节的第三天就动身。他从来没有在这里住过。我们搬来的那个夏天，他将开始高中的第三年，他表示想在同一所学校念完高中，和他在那里的朋友在一起。于是爸爸光火了。但英韦没有屈服，他没跟着一起搬家，爸爸一克朗也不愿意给他，他就申请了学生贷款，在离我们老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他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些周末爸爸几乎不跟他说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冰点。一年以后英韦去服兵役，我记得一个周末他把女朋友阿尔夫希尔带到家里。他是生平第一次做这样的事。爸爸自然是躲得远远的，只有妈妈和我跟他们在一起。那个周末结束后他们走下山坡去赶公交车的路上，爸爸迎面开车过来。他停下车，摇下车窗，微笑着同阿尔夫希尔打招呼。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异样，以前我从没看见他这样的目光。他专注的眼神，里面含着一种喜悦和兴奋，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望着我们，事情就是这样。然后他收回目光，发动汽车消失在了上坡的路上，我们继续朝着车站方向往下走去。

这是我们的父亲吗？

这个周末妈妈对待阿尔夫希尔和英韦所有的友善和关怀被爸爸这长达四秒钟的凝视变得减少了分量。这或许也是这些周末的日子英韦几乎都是独自一人来这里的原因，爸爸尽可能待在他仓库的住处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露面，在餐桌上他也不问他一句话，对他几乎不屑一顾，周末里就是这样的状况，为使英韦感到有归家的感觉妈妈做出的所有努力也付之东流。是爸爸主宰这栋房子的气氛，大家沉默着，没有人表示反对。

外面除雪机的声音戛然而止。我站起身，握着橙子皮走进厨房，妈妈正站在那里削土豆皮，我打开她身旁的橱柜门把果皮扔进垃圾桶，看见爸爸走过去，同时他把手插进头发里往后梳理了一下，这是他很个性化的一个动作，我踏上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放上一张唱片，在床上躺下。

我们估算了一阵子怎么样才能到瑟姆那儿去。扬·维达尔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愿意开车载我们过去，只要尽快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他们就成。但这有满满两袋啤酒的事啊，所以根本不行。最后我们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扬·维达尔回家说是我母亲开车送我们去，而我回家说是扬·维达尔父亲送我们。这有一点冒险，因为我们的家长以后会碰面，但司机问题可能被捅出来这个事我们不顾了，我们就冒这个险。这个方针确定后就是如何出行了。新年前夕这里的公交车停运，但是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可以从离这里十公里远的蒂梅内斯十字路口那儿走。我们搭便车去那儿——要是我们走运的话，搭一辆车直接坐到底，要是不走运，从那里再换乘公交车。为避免他们问问题或是疑心，一切最好等客人们到这里以后再行动。这就是说七点钟。公交车是八点十分，必须是这样，看来一切还不错，如果运气好的话。

想喝他个大醉需要周密的计划。首先喝的东西必须万无一失地到手里，喝酒的地点也必须要保证不出差错，来去的交通要事先安排好，回家的时候要避开父母。所以在奥斯陆那第一次愉快的大醉之后，我只有过两次真正醉倒过。这最后的一次出了岔子。扬·维达尔的姐姐丽芙刚好跟她在谢维克相识的一个军人斯蒂格订了婚，扬·维达尔和丽芙的父亲也在那里工作。她想早早结婚，生孩子当个家庭主妇，她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梦想在她相同年纪的女孩子中算是个另类，其实她也就比我们大一岁，却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邀请我们俩和其他朋友们一起参加一个小型聚会。我们正好无事可干，也就欣然同意，几天以后我们去了某地的一栋房子，坐在沙发上喝着家酿的酒看电视。本来的意思是要度过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桌上点着蜡烛，我们吃了意大利千层面，这也可能会是个愉快的夜晚，要是没有酒的话。但有酒，随你喝个够的大量的酒。我喝酒了，敞开了喝，像第一次那样感到高兴痛快，但这次我喝高了，在喝第五杯的时候就醉得人事不省，当我在黑暗的地窖的地板上惊醒过来的一瞬间，身上穿着的跑步的运动裤和运动套衫是我从未见过的，被子上盖着毛巾，身边是我自己的一堆衣物，湿漉漉的，被呕吐物弄得污秽不堪。醉眼蒙眬中我看见靠墙最里面的洗衣机，旁边一个筐里装着脏衣服，靠近另一堵墙最里面是冰柜，好些雨衣和雨裤搭在盖子上。那里也有一堆捕蟹筐笼，一个抄网，一根鱼竿，一个搁架，上面放着工具和一些废物。我用目光在屋里扫视了一遍，这些围绕着我的东西，全是我没有见过的新东西，现在我已酒醒，头脑完全清楚了。躺在地板上，我的头正对着门缝，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我站起身打开门走进了厨房，斯蒂格和丽芙坐在那里，两人的手十指相交扣在一处，洋溢着爱和喜悦。

“嗨。”我说。

“这不是加菲吗？”斯蒂格说。“现在怎么样了？”

“好了，”我说，“究竟出什么事了？”

“记不得啦？”

我摇了摇头。

“一点也记不得？”

他笑了。这时扬·维达尔从客厅里走了进来。

“嗨。”他说。

“嗨。”我说。

他微微一笑。

“你好，加菲。”他说。

“我到底跟这加菲有什么关系？”我说。

“记不得了？”

“记不得。我什么也记不得了。但我知道我是吐了。”

“我们在看电视。一部加菲猫卡通。你站了起来双拳捶打着胸膛一阵狂呼‘我是加菲！我是加菲！’然后你就呕吐了。吐在客厅里，吐在地毯上，弄得一塌糊涂，然后你就他妈的昏睡过去了。哇……哇！稀里哗啦地吐一气，完全没有可能跟你对话。”

“哦，真该死，”我说，“对不起。”

“这没什么关系，”斯蒂格说，“地毯拿去洗洗就行。现在要说的是看你们怎么回家。”

这话让我立时感到恐惧袭上心来。

“现在几点了？”我说。

“快一点了。”

“才一点？哦，那就好。我应该是一点钟回家。那回去就只晚了几分钟。”

斯蒂格没喝酒，我们跟着他走到下面的车那里，钻进车里坐下，扬·维达尔坐前面，我坐后面。

“真的一点都记不得了？”在车往前开动时扬·维达尔问我。

“记不得，妈的，一点印象也没有。”

这件事让我自豪。这整个的故事，我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甚至呕吐，全都让我很自豪。这很接近我想做的那样一个人。但当斯蒂格把车在邮箱那儿停下，我朝那条黑蒙蒙的上坡路走去，身上穿着别人的衣服，手里拎着的晃来荡去的包里装着自己的衣服，这时我心里是害怕的。

只要他们睡下就好。只要他们睡下就好了。

实际上看上去他们像是睡了。厨房里的灯全灭了，这是每晚他们上床前最后要做的事。但当我打开门溜进走道里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坐在二楼，在电视前的沙发上，谈着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他们在等我吗？他们要将我盘问一番？我父亲很可能要我对他呼口气。这是他的父母要求他做过的，爸爸妈妈还笑话过这事，但肯定这次笑不出来。

想轻手轻脚地从他们身边溜过完全不可能，楼梯就在他们旁边。不如干脆闯一下。

“喂？”我说。“你们在上面吗？”

“哎，卡尔·奥韦。”妈妈说。

我慢慢地走上楼梯，当进入他们视线时我停住了。

他们并排坐在沙发上，爸爸的一只手臂放在沙发扶手上。

“过得愉快吧？”妈妈说。

她就没看见？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还不错，”我说，走出了几步，“我们看电视吃意大利千层面。”

“好啊。”妈妈说。

“我相当疲倦了，”我说，“我想我马上就上床睡了。”

“去吧，”她说，“我们也很快要睡了。”

我站在离他们四米远的地板上，穿着陌生人的跑步运动裤，陌生人的套头衫，被我自己的呕吐物弄得一塌糊涂的衣服在袋子里，冒着熏天臭气。但他们事实上就没看出来。

“那就，晚安了。”我说。

“晚安。”他们说。

就这么过了一劫。但怎么就这么过来了，我不明白，我只是心怀感激接受这个结果。装脏衣服的包我藏在柜子里，下次单独在家时，我把它们拿到浴缸里涮涮，挂在房间的柜子里等它们干，再像往常那样把它们扔到装脏衣服的筐里。

没有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个字。

喝酒对我是大好事，它让我产生动力。当我准备要干什么，就有了一种感觉……不是有局限的，它恰恰是超越所有疆界，对，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精力。对将要干的事我会只管往深里走，更深地做下去。感觉头脑清楚思维清晰。

势不可当。但凡我决定了的事，那就有三匹马也拉不回的气势。

我为此很高兴。虽然最后这次的醉酒蒙混过来了，这一次我做了好些预备工作。我会带上牙刷牙膏，买了桉树含片、薄荷和口香糖。还要多带一件衬衣。

从下面的客厅里传来了爸爸的声音。我坐起身来，把手臂高高地伸展过头部，再弯曲回来，先是一只手臂，然后是另一只。我的骨节在生长，整个秋天都在长。我在长大。那年春末九年级的班上照了一张合影，那时我跟大伙差不多一般高。现在我猛地就快一米九了。身体就这么往上蹿，我又没法止住它不长，这使我很惊怕。在高中班上只有一个比我高，他快两米一了，瘦得像根钉子。一天当中我总多次涌起惊吓自己的念头，害怕变成他那样。有时候我也祈祷上帝，虽然我并不信上帝，想想或许他也有显灵的时候。我不信上帝，但在小时候我求过上帝，我现在求上帝，仿佛是一些孩童时的希望正在复苏。亲爱的上帝，让我停止生长吧，我求求你。让我就一米九，让我一米九一或是一米九二，别再往上长高了！我发誓我要努力做个好人，要是你答应我的请求。亲爱的上帝，我亲爱的上帝，你现在听到我了吗？

唉，我知道这太蠢太傻了，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恐惧并不愚蠢，只有痛。那时候我还有一桩事，另外一桩更让人惊骇的事，那就是我注意到当站立的时候我的阴茎一下往上挺了起来。我的身体出问题了吧，惶恐加上无知，完全不知道该对它做些什么，做手术或是现在能找到的某种办法。那天半夜我爬起来到了浴室，我让它勃起为的是看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啊，不，别这样。该死的它几乎快贴着我的肚腹了！是不是还有点弯曲啊？歪歪斜斜的就像他妈的树林里的一只耗子。这意味着我决不能跟别人睡觉。之后便陷入绝望，因为实际上我唯一想做的，或者说梦想做的，就是这件事。自然我想到了我可以把它往下拉。我试着做了，我用了最大的劲把它往下摁压，起作用了。它变得直了些。但弄得很疼。这样用一只手按着阴茎的方式还能同女孩子睡觉吗？我他妈的该怎么办？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我的心被啃啮着。我每让阴茎勃起一次，心里的绝望便增长一分。我躺在一个地方的沙发上和一个女孩子互相粘腻着，或许我也把手指头伸进了她的毛衣下面，阴茎像根棍子一样抵着竖了起来，于是我知道我已经非常接近了，我总是处于即将要成功的状态。这比阳痿更糟糕，因为这使我觉得不仅是动作笨拙更是一种怪异荒唐。我可以祈求上帝让这种情况消失吗？对，最后我也是可以向上帝祈祷的。亲爱的上帝，我祈祷着。亲爱的上帝，在我的阴茎血脉偾张时让它直直地竖起吧。就为这个我求一次。所以请一定让我心想事成。

我刚上高中的时候，一天早上所有一年级学生都被集中到吉姆勒厅的阶梯教室，具体的事由我记不清了，但对其中的一个老师印象深刻，一个在克里斯蒂安桑声名狼藉的裸体主义者。据传闻他在一个夏天油漆自己的房子时赤身裸体，只在脖子上套了一根领带，另外他从来不修边幅，身上挂一件类似画家穿的松垮袍子，一头卷曲着的乱蓬蓬的白发，那天他给我们念了一首诗，沿着厅里的阶梯边走边朗读，他的吟诵突然冒出一句对垂直勃起的阴茎的赞叹，把全场的人都惹笑了。

我没笑。听他的话时我觉得我的下巴在往下缩。我坐在那里嘴巴大开两眼发直，同时慢慢领悟着那句话。所有勃起都是弯着的。若不是所有的，起码有足够多，所以才在诗句中让人传诵。

这怪异荒唐来自何处？在两年前的早些时候，我们刚搬到那里时，我还是个皮肤光洁不会发r音的十三岁的小不点，更多的是喜欢在这个新地方游泳、骑自行车和踢足球，至少没有人跟我过不去。相反地，到学校后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都想和我交谈，那里来一个新学生是很少见的现象，自然所有的人都想知道我是谁，我会什么。在下午和周末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女孩子们会从下面的哈姆雷桑登骑车来和我碰面。当我同佩尔、特吕格弗、汤姆和威廉一起踢足球时，有人沿着道路骑车过来了，两个女孩子，她们要来干什么？我们家的房子是最后一栋，之后就只有树林，两个农场，然后又是树林，一片接着一片的树林。她们从自行车上跳下来，站在那边的树后面，朝我们这边张望。然后又跨上车往下面蹬车而去，停下来，再次朝我们这里张望。

“她们要干吗？”特吕格弗说。

“她们到这儿来是为看卡尔·奥韦。”佩尔说。

“胡说吧你，”特吕格弗说，“她们不会就为这个骑车从哈姆雷桑登到这里。有十公里的路程呀！”

“你说她们到这里来还会为什么？至少不是到这儿来看你，”佩尔说，“你是一直在这里的哦。”

我们站在那里看着她们匆忙地在树丛中穿过。一个穿的粉红夹克，另一个是浅蓝色的。长而浓密的头发。

“好了，来吧，”特吕格弗说，“我们踢足球吧。”

我们继续一块儿在河滩的狭长地带踢球，佩尔和汤姆的父亲之前简单标出了两边球门。当女孩子们来到一片芦苇地带时她们停下了，离我们有一百多米的距离。我知道她们是谁，她们不是特别漂亮，所以我没搭理她们，在那边的芦苇地里站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像一群奇怪的鸟儿那样，她们冲着回家的方向蹬车而去。几周以后的另一次来了三个女孩，那时我们正在实木复合地板工厂一个巨大的库房里干活。我们把小木板子搬放到工作台上，每一层用板条隔开，是计件工，我学会了如何一次把固定数量的木板抱着扔出去，使它们容易互相对齐整，这样也可多得一点工资。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来干活，我们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去搬放一堆，然后回家吃晚饭，再回来继续干一晚上。我们对钱的贪婪可以让我们每天晚上和所有的周末都来干活，但常常没活干，或是我们堆得高高的木板还没用完，或是因为工厂的工人们自己在工作时间内已经把活儿干完了。佩尔的父亲在厂里的管理部门工作，通过他或是在工厂开货车的威廉的父亲给我们传话：今天有活儿。就在这样一个有活干的晚上，三个女孩出现在了大库房里。她们也住在哈姆雷桑登。这一次我预先得到警告，传言说七年级班上的一个女孩子对我有兴趣，现在她也站在这里，比芦苇地里的那两个磨磨叽叽像小母鸡的女孩勇敢多了，她叫利内，她径直向我走来，把手臂搭在围着木板的框架上，站在那里很自信地嚼着口香糖，同时盯着干活的我，她的其他两个女伴都让自己掉在后面。当我听到她对我有意思，就想着得顺水推舟，虽然她只是七年级生，但她的姐姐是个摄影模特儿，她自己现在还不是，但以后会不错的。大家都这么评论她：将来她会很出色的，就看她各方面的条件，看她的潜力。她身材苗条，腿很长，皮肤白皙，长长的深色头发，高颧骨，嘴相对看来稍微大了些。她长手长脚，有点像小牛犊似的一身晃荡着，让我对她有点质疑。但她的臀部丰满。嘴和眼睛也长得不错。还有一件事我也要给她减分，她不会发r音，她看上去有点蠢，或者说懵懵懂懂的。大家都知道她这一点，但同时在班上又很受欢迎，女孩子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

“嗨，”她说，“我来这里看你。你对这事高兴吗？”

“是吗？”我说。转过身去，把一叠木板抱在了手臂里，然后把它们向框架上扔出去，木板就堆在了一起，把伸在外面的部分都推进去，接着再抱起新的一堆木板。

“你们一小时挣多少钱？”她说。

“这是计件工，”我说，“搬运两堆我们挣二十克朗，四堆挣四十克朗。”

“哦。”她说。

佩尔和特吕格弗和她是平行班，一说到她和她的那一伙人，他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他们的不满，现在他们正站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干活。在那瞬间他们看上去就像两个侏儒。这两个小矮人站在这巨大的库房地板中央，正向前勾着腰干活，他们的四周堆积着高至天花板的木搁架板。

“你喜欢我吗？”她说。

“唉，你说这喜欢嘛，布洛姆小姐。”我说。在我看到她走进大门口的同一时间，我就决定这次要向前一步，但现在，当她站在那里，道路为我敞开，我却仍然没法前进，没法做那些必定要做的事。换句话说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但又清楚地知道，她远比我熟谙此道。对，就算她有点蠢，但她深悟此事。就是这类的成熟老练我没法应对。

“我喜欢你，”她说，“你一定听说过吧？”

我正向前弯下腰去把一根板条摆正，完全出乎意料地脸一下红了。

“没有。”我说。

一时间里她哑口了，只是倚着那木框架嚼口香糖。在那边木板堆那儿她的那些女伴看上去有点不耐烦了。最后她直立起腰身。

“那好吧。”她说，转身就走。

失去了机会不要紧，糟糕的是事情发生的过程，我没有勇气走完最后的这一段，走过最后的那道桥。当对我有兴趣的传闻消失以后，我也再没有遇到这种自动找上门来的女孩。相反地从前对我的那些旧成见又再度慢慢地传开来。我猜想是来自附近的地区，听到一些反响，尽管在我住过的两个地方之间并没有联系。在我上学的第一天我的眼睛就已经锁定了一个女孩，她叫英厄，有一双细长美丽的眼睛，皮肤黝黑，孩子气的短鼻子，这与她长而圆润的脸部线条相比有点反差，她有一种拒人于外的能量，只有当她脸露微笑时才是个例外。她那极开朗温柔的笑容令我十分倾慕，觉得她魅力无穷，不仅因为在她的这个世界里不包括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只属于她最接近的那个圈子，只有她自己和她的朋友才可以分享，还因为她的上唇略略有点向外翻起。她比我低一年级，我在这学校当学生的两年里，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和我在一起的是她的堂姐，苏珊娜。她和我是平行班，住在河对面的一栋屋子里。她有个尖鼻子，小嘴巴，门牙稍稍向外突出，有点兔牙的感觉，但她的胸部很棒，鼓鼓的就像要爆裂开来一样，臀部的宽度也恰到好处，一双风风火火的眼睛，好像总是时刻准备好立即行动。她常常把自己和别人比较。而英厄，充满着无穷的秘密和种种神秘，她所有的一切总是那么不可企及，她的那种几乎不可抗拒的魅力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晓，只有去猜测或是去梦想。而苏珊娜更多的是平淡无奇，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对于她我会少些失败，少些恐惧，但也少些成就感。我十四岁，她十五岁，几天的工夫我们就互相喜欢上了，就像人们在那个年纪常做的那样。在这之后扬·维达尔和她的女朋友玛格丽特在一起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处在儿童世界和少年世界之间的一个地方，而两地之间的界限时有互换。早上去上学的校车里我们坐在一起，当全校学生星期五早上集会时我们并排坐在一起，一周一次到教堂去听牧师为成人坚信礼 的预备教义时我们骑车一起去，之后也待在一起，在十字路口或是商店外的停车场，在所有这些交往的情况中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并没有显示出来，反倒是苏珊娜和玛格丽特成了好伙伴。但周末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一起进城看电影，或者坐在某家的地窖客厅里吃比萨饼喝可乐，同时紧搂在一起看电视或是听音乐。那就感觉彼此很靠近了，大伙也都这么想的。只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就有一个大迈步，接吻，就这一问题扬·维达尔和我有过讨论，未来的行动方式，那些具体做法的细节，落实到比如坐在她的哪一边最合适，接吻当中我们应当说些什么，或者最好是紧着做完全不说一句话。现在这一切都已按部就班，几乎成了机械式动作：吃完比萨饼或是意大利千层饼以后，女孩们坐在了我们大腿上，我们就开始互相腻在对方身体上摸索。要是我们觉得安全无人会闯进的时候，也会躺在沙发上，一对各占一头。一个星期五晚上苏珊娜独自一人在家。下午的时候扬·维达尔骑车到我家，我们从家出发沿着河流上行，过了那道狭窄的人行桥，再一直往上到她家住的那栋房子，她们正坐在那里等候我俩。她的父母已经做好了比萨饼，我们吃着比萨饼，苏珊娜坐在我腿上，玛格丽特坐在扬·维达尔腿上，音响里放着险峻海峡乐队（Dire Straits）的《电报路》（ Telegraph Road ），我开始在苏珊娜身上摸索，扬·维达尔同玛格丽特腻在一处，在那客厅里仿佛有种时间停滞的感觉。 我爱你 ， 卡尔·奥韦 ，过了一会儿她在我耳边低语。 到我房间里去吧 ？我点了点头，我们站起身，互相握着对方的手。

“我们到我房里去了，”她对其他两个人说，“让你们在这里不受干扰。”

他们抬起头望着我们点点头。然后又继续他们的事。玛格丽特长长的黑头发几乎完全遮住了扬·维达尔的脸孔。两人的舌头环绕着对方的嘴唇不断地运动。他在她的背上不断地上下抚摸，或者一动不动地放在上面。苏珊娜对我微微一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领着我通过走道进入她的房内。屋里面一片昏暗，感到冷多了。我以前去过那里，喜欢和她一起待着，即使每一次她的父母都在家里，我们原则上不做其他的事情，就像我和扬·维达尔通常在一起那样，这就是说，坐在那里聊天，挪到客厅里去和她父母一道看电视，从厨房里拿几片面包，沿着那条河长距离散步，这不像扬·维达尔那间黑咕隆咚的、能闻到汗味的房间，那里有加强了的立体声音响设备，他的吉他和唱片，我们常看的吉他音乐杂志和连环画册。这是苏珊娜明亮的、飘散着香水味的房间，墙上挂着白色花朵的壁毯，床上铺着绣花床毯，白色的搁架上放着梳妆盒和书籍，白色衣柜里的衣服折叠整齐，挂着的衣物也清清爽爽。当我在那里看见她的一条蓝色牛仔裤，也或许是挂在衣柜旁边的一张椅背上，我咽下了一口口水，因为这些裤子她将要穿上身，拉上大腿、臀部，她将把前面的拉链拉上再系上扣子。她的卧室里充满了诸如此类的诱惑，我几乎难以向自己诉说得清楚，这更多的是一种诱惑透过全身在心里席卷起的情感风暴。还有另外一个我喜欢待在这里的理由。她的父母总是那么友善，在这个家里有一种气氛让我明白他们是把我看成自己人的。我是苏珊娜世界里的一个人，一个她告诉了她父母和她妹妹的人。

现在她走过去关上了窗户。外面起雾了，就连邻居家的灯光也几乎消失在这灰色当中。下面的路上有几辆车开过去了，带来一阵车里的轰响着的立体声响。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嗨。”我说。

她笑了。

“嗨。”她说，在床沿坐下来。我没有别的期待，只希望我们互相不是坐着干这种事，而是可以在这里躺下来。有一次我把手伸进了她的滑雪服里，放到了她的一个乳房上，那时她说不，我把手拿开了。这个不字不是斩钉截铁或是含有指责，而更多的是在核实事情的进展，就仿佛在我俩之间竖立起了一道法律。我们贴在一起互相在对方的身上摸索，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儿，虽然当我们碰到一起时我对此早有准备，但我很快就觉得足够了。在这么干了一会儿后产生了一种近乎于想呕吐的感觉，因为这种摸摸搞搞的动作已变得毫无目的毫无意义，对我来说，我是在这里寻觅着一种突破，我知道是有这条路的，只是不知我是否能走过去。我想继续向前，可是始终在这里原地踏步，在舌头互相搅拌的混乱以及脸孔始终在她头发的遮盖和环绕当中。

我在她的身旁坐下来。她对我微笑。我亲吻她，她闭上眼睛身体往后倒在床上。我爬到了她的身上，感觉到在我身下她柔软的肉体，她微微呻吟了一声，我或许太重压着她了？我移到了她身边，把我的腿压在她的腿上。用手抚摸她的肩头，沿着手臂一直到最下面。当碰到她的手时，她把我的手紧紧地捏住。我把头仰起来睁开眼睛。她望着我。她的脸，在半黑的屋子里显得格外的白，神情严肃。我俯下身去吻她的脖颈。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把头放在她的胸上休憩，她用手插进我的头发里抚摸我。我听到她心脏的跳动。我的手开始在她的臀部上抚摸。她稍稍扭动了一下。我把她的毛衣掀开，把手放在她的小腹上。我弯下身去亲吻她的小腹。她抓住毛衣的下摆边沿慢慢地把它往上拉起来。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里，就在我眼前，她的一对赤裸的乳房。外面的客厅里又在放《电报路》那张唱片。我毫不犹豫，将嘴对准紧贴着它们。先是一个，然后是另一个。我的脸颊在乳房上来回揉搓，我用舌头舔，用嘴吮吸，最后把手按压在乳房上开始亲吻她，在这几秒钟里我完全把她给忘了。能走出这么远完全超出了我以往的梦想或是想象中显现的画面，现在我就在那里，但只过了十分钟的时间我又感到了同样的饱和，突然觉得渴求更多，不管前面有多大风险，我要继续往前，去努力尝试，超越现在的地方，我开始笨拙地去解她裤子的纽扣。扣子开了，她一声不吭，像以前那样闭着眼躺在那里，毛衣完全往上掀开直到下巴。我拉下了她裤子的拉链。白色的内裤显现出来。我咽下了口里涌出的口水。我抓住兜着臀部的裤子往下面拉。她一声不吭。只稍稍扭动了一下这样使裤子更容易脱掉。当裤子褪到了膝盖处，我把手放在她的内裤上。感觉出了手下面柔软的毛发。 卡尔·奥韦 ，她说。我又压到了她身上，我们接吻，当我们唇舌交错的时候我拉下了她的内裤，没有拉很开，但足够伸进一根手指头，手指顺着那些长长的毛发滑动下去，在我觉出手指尖上湿漉漉的滑腻东西的同时，仿佛在我体内猛地有了一种撕裂感。一种刺痛在腹部闪过，紧接着在整个小腹下端有种类似痉挛的蠕动。接下去的一秒钟里我发现一切全都改变，变得那么陌生。就从这一瞬间到下一瞬间，对这些赤裸的乳房和赤裸的大腿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但我看着她，她好像没有这种经历和体会，她还跟以前一样闭着眼躺在那里，嘴半张开着，呼吸沉重，还是处于我以前喜欢的、同时自身也参与其中的那种状态当中，但我已不是刚才的我了。

“怎么啦？”她说。

“没什么，”我说，“或许我们应该去跟他们一起待着。”

“不，”她说，“再等会儿。”

“好。”我说。

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在对方身上摸索抚弄，但激不起任何反应，我吻她的乳房，也没有一点感觉，乳头就是乳头，肌肤就是肌肤，腹部就是腹部，我倒真想去切它一片面包片，一切变得那么奇怪，就跟阉割了似的我性欲全无，然后又一阵子，奇怪的那种愉悦又回来了，对于她所有的感觉转瞬里都有了新意，除了跟她躺在那里搂抱着互相接吻外，我什么都不想了。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我们在床上坐起来，她匆忙穿上裤子拉下毛衣。

是扬·维达尔。

“你们要走了吗？”

“好，”苏珊娜说，“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来。”

“十点半了，”他说，“我最好在你父母回家前出门。”

在扬·维达尔把唱片一一放回套子再把它们都装进塑料袋那会儿，我的目光同苏珊娜相遇，我冲她笑了。我们穿好了衣服站在大门口，正要同她们接吻告别时，她朝我挤了一下眼睛。

“明天见！”她说。

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我们行走在路灯下，在巨大的光晕里灯光仿佛与每一个细小的水珠凝成了一片光雾。

“怎么样？”我说。“进展如何？”

“跟平常一样，”扬·维达尔说，“我们坐在那里腻在一起摸摸搞搞。我不知道我还会和她在一起多久。”

“不知道多久，”我说，“你这是还没有真正爱上吧。”

“那么，你呢？”

我耸耸肩。

“或许没有。”

我们走到了下面的主干道上，开始顺着山谷的方向往上走。路的一边是个农场，靠近路边的被水渗透了的泥里闪着光亮，再往里的更远处的土地渐渐消失在了黑暗当中，再度映入眼帘的是那边机械房旁边的土地，裸露在强烈的光线下。路的另一边是朝向下面河流的几栋老房子。

“你的进展又怎么样？”扬·维达尔说。

“相当不错，”我说，“她把毛衣脱了。”

“你说什么？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

“撒谎，你这混蛋！她没脱。”

“脱了。”

“苏珊娜真这么做了？”

“是的。”

“那你做什么了？”

“亲她的乳房呗。还能是什么别的？”

“你他妈的小子。你没亲。”

“就亲了。”

我真不忍心告诉他，连她的内裤也脱了。要是他和玛格丽特已经干了些什么，那我就会告诉他这个。但现在什么也没发生，我不愿意表现出自己一副获胜者的样子。再说他也绝不会相信我的。绝不会。

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

“那是怎么一个情况？”他说。

“什么怎么个情况？”

“乳房呀，真是！”

“乳房的形状很好。尺寸刚刚合适，很结实。非常的结实。她躺下以后它们自己还往上坚挺着呢。”

“你他妈的在撒谎。这不是真的。”

“妈的，我他妈没撒谎。”

“我操。”

然后我们有好一会儿没说话。走过了横在河上的吊桥，黑色的河水闪闪发光，无声地上涨下落着，我们走过了一片草莓园，进入柏油马路，道路在一个骤然的转弯后攀缘而上，从高且陡峭的山谷的豁口间穿过，黑森森的云杉树从山崖上探出腰身，然后在山顶上的几个迂回弯曲后，经过我家的屋前延伸而去。所有的一切都是漆黑沉重和潮湿的，除了对刚才发生过的一切的清醒意识，它就这么直端端地一刀切下去，我的思想和意念在泡沫中升腾到了光明之中。扬·维达尔对于我的解释已经完全平复，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告诉他她的乳房并不是全部，还发生了更多的事情，但我一看到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也很好，在我和苏珊娜之间有了一个秘密。同时在我身上发生了的那种痉挛也让我困扰不安。我的下腹几乎没有毛发，只有几根长长的、黑色的，或许准确地说是些绒毛，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女孩子们特别是苏珊娜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在毛发没有长出来之前是否可以跟女孩子们睡觉，那个痉挛是否可以解释为是个虚假的性满足，我已经干下了比我的那根东西实际上所允许干的更多的事，走得也太远。这就是为什么疼痛的缘故。我获得的是一种‘掺了水分’的性满足。我所知道的一切是，这将可能很危险。但另一方面我的内裤里又是湿乎乎的。这可能是尿滴，也可能是精液。甚至或许是血？最后这两点不足可信，因为我还没有性成熟，在那一瞬间之前我从未感到过肚腹里的刺痛。但无论如何这引起了疼痛，我对这一点感到不安。

扬·维达尔把自行车停在车库外，我们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然后他骑车回家，我走进家里。那个周末英韦在家，他和妈妈一起坐在厨房里，我从窗外望见了他们。爸爸一定是呆在粮仓那里他的住处。我脱下外套后，我走进浴室，关上门，把自己的裤子褪下直到膝盖，提起内裤的一角把食指伸进去触摸那潮湿的地方。粘腻的。我把手指在眼前举起来，让食指与拇指互相捏搓。亮晶晶的腻滑的东西。一种海洋的气味。

海洋？

那一定是精子啰？

肯定是精子。

我性成熟了。

带着满腹的喜悦与欢欣我走进厨房。

“你想来点比萨饼吗？我们给你留了几块。”妈妈说。

“不用，谢谢。我们在外面吃过了。”

“你玩得痛快吧？”

“痛快。”我说，没法子忍住不露出笑容。

“他完全脸红了哟，”英韦说，“我想，是由于开心吧？”

“哪一天你把她请到家里来。”妈妈说。

“我会的。”我说，只是继续微笑着。

两周以后我和苏珊娜的关系中止了。我和在特罗姆岛最好的朋友拉尔斯很久以前有过一个约定，就是互相交换他那里和我这里最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一天下午我收到他信里的那些照片。莱娜、贝亚特、埃伦、西芙、本特、玛丽安娜、安妮·莉丝贝特，还有一些什么名字的女孩子一起，是她们护照上的照片。这是特罗姆岛最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我得去弄到特韦特这里最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了。接下来几天我和扬·维达尔几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内容就是搜罗到这些照片。有几个人我可以直接去问，比如苏珊，扬·维达尔姐姐的朋友，她比我们年长许多，因此我不担心她会觉得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其他的我让扬·维达尔去问他的那些女友要。我自己也应当去问的，但因为是要表示对她们有极大的兴趣才能索要照片，而我已经同苏珊娜在一起，对女孩子们表达如此的兴趣就不大合适，同时可以想象得到，这消息也会张扬出去。还有另一种办法。比如佩尔，或许他能搞到一张与他同班的克里斯廷的照片？他办到了，用同样的方法我最后总算凑齐了六张照片。到手的照片有很多，但她们当中最美的、这群芳之冠，我最愿意向拉尔斯展示的英厄，她的照片我没有。而英厄，她是苏珊娜的堂妹……

一天下午我把自行车从车库里推出来，骑着它去了苏珊娜那里。事先我们没有约会，当她来开门让我进去时，看得出她很欢喜我的到来。我向她的父母问好，然后我们走进了她的房间里坐下，讨论了一会儿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又说了一些学校和老师的事情，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东西，直到最后，我以一种偶然想到的语气道明了我的来意。问她是否有英厄的一张照片可以给我？

坐在床上的她一下子身体僵直，很不理解地盯着我。

“英厄的照片？”最后她说。“你要它来干什么？”

我没想到过这会带来什么问题。我是和苏珊娜在一起的呀，所以才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她要了，除了我注重的坦诚外不可能有另外的解释。

“这我不能说。”我说。

这是真话。假如我告诉她我要给在特罗姆岛的一个朋友寄去在特韦特最漂亮的女孩子的照片，她会期待她是她们当中的一个。但她不是，这我可不能说。

“我不会给你什么英厄的照片，要是你不说出你要用它来干什么。”她说。

“但我不能说，”我说，“你就把它给我，行不？这不是给我的，要是你是这么想的话。”

“那么给谁？”

“我不能讲。”

她站起身来。我明白她是光火了。她所有的动作那么短促、不连贯，仿佛她不愿意再给我看到那些自由连续的动作的快乐，因此带走了它们展示出来的那些连绵不尽的情感。

“你爱上英厄了，是不是？”她说。

我没有回答。

“卡尔·奥韦！是不是？我听好多人说起过。”

“我们别提这张照片了，”我说，“别提了。”

“这就是说你爱上了？

“没有，”我说，“或许我刚来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但现在不再是了。”

“那你要照片来干什么？”

“这我不能讲。”

她开始哭泣了。

“你是的，”她说，“你爱上英厄了。我知道。我就知道。”

如果苏珊娜知道这点，我突然想到，这么说英厄也一定知道啰？

一道光明在我心里点燃。要是她知道了，这种接近就不会再那么复杂了。比如在学校的晚会上，我就可以走过去邀请她跳一支舞，她一定会知道其间的含义，会知道她不仅仅是许多人当中的一个。甚至或许她会对我产生一点兴趣？

苏珊娜抽泣着走到在房间另一端的写字台那儿，拉开了抽屉。

“这是你的照片，”她说，“拿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她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的脸，另一只手把英厄的照片塞给了我。两个肩头上下抽动着。

“这不是给我的，”我说，“我发誓。不是我要它。”

“你混蛋，”她说，“你走！”

我接过照片。

“那，我们不在一起了吗？”我说。

在这个刮着北风、寒彻透骨的新年前夜，我躺在床上看书，同时等待着晚上要开始的狂欢时刻，这已经过去了两年。苏珊娜仅仅在几个月以后就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了。他叫泰耶，矮个儿，有点胖胖的，卷发，留着愚蠢的小胡子。找了这么一个人来代替我的位置，我很不理解。即便他已满十八岁，即便他有一辆车，他们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开着车到处兜圈子，但问题仍然是：他比我强吗？一个留胡子的矮胖子？或许至少对苏珊娜来讲无所谓。当初我就是这么想的，现在躺在这里的我还是同样的想法。如今的我已不再是个孩子，我十六岁了，不再是初级中学的学生，而是在克里斯蒂安桑的高中生。

外面从打开的车库门那里传来刺耳、滞涩的声响。在发动机轰隆一声打着火后，汽车发动了，接着车轮空转了一小会儿。我站在窗户前直到我看见那两个红色的车后灯消失在了拐弯处。然后我下楼去到厨房，把水壶灌了水放在电炉上，拿出一些为圣诞期间预备的食品，火腿、果酱、羊肉卷、牛肝酱，切下几片面包，从客厅里找来报纸，把它摊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一边看报一边吃东西。现在户外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桌上铺着的红色台布，还有窗户上点燃的那些小蜡烛，这儿的一切都令人感到相当的温馨和舒适。水开了，我把茶壶用滚水涮了涮后倒掉，捏了几撮茶叶放进茶壶，把冒着蒸汽的水冲下去，同时对着空中喊了一句：

“妈妈，要喝茶吗？”

没人应答。

我坐下来继续吃东西。过了一会儿我端起茶壶倒进杯里。深褐色的茶水，像通常那样，沿着白色的杯壁往上泛起。几片漂浮着的茶叶在里面打着旋儿，其余的像一块黑色的草垫子沉入杯底。我倒进些牛奶，加了三勺糖，再搅拌几下，直到茶叶片儿全都静静地躺在了杯底，我举杯啜饮。

唔……好香。

下面的路上闪烁着红灯的一辆除雪车轰隆隆地疾驰而过。外面的大门开了。我听到有人在门前使劲跺着脚的声音，我回转头去的那一刻刚好看到妈妈走进屋里，她穿着爸爸那件显得很肥大的羊羔皮外套，双臂里搂着一堆柴火。

为什么她穿他的衣服？这可不像她。

她没有朝我的方向看，直接进入客厅。她的头发和衣襟上都落满了雪花。轰的一声把柴扔进了木柴筐里。

“你想喝点茶吗？”当她走回来时我问道。

“谢谢，喝点吧，”她说，“我先去把衣服挂上。”

我站起来给她拿来个茶杯，放在桌子的另一头，然后把茶水倒上。

“你去哪儿了？”待她在桌边坐下后我说。

“就到外面去抱了些柴。”她说。

“抱柴之前呢？我在这儿可坐了好一阵了呀。抱点柴要不了二十分钟，是吧？”

“哦。我给外面的圣诞树装饰换了一个灯泡。你看现在它又亮了。”

我转过身从另一间房的窗户望出去。花园深处的那株云杉树在黑暗中光艳夺目。

“我还可以帮你干点什么吗？”我说。

“不用，现在一切就绪。我就差去熨烫一件衬衣了。然后在做晚饭前我什么事也没有了。但你爸爸可有事要干。”

“顺带帮我熨件衬衣可以吗？”我说。

她点点头。

“把它放到熨衣板上就行了。”

吃好之后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扭开了吉他的音频放大器，把电源的插头插进，弹了一会儿。我喜欢吉他通电后放大器的气味，差不多单凭这条理由我就喜欢弹吉他。我也喜欢吉他所有那些必要的小部件，失真器、和声效果器、线路和插头、拨子和琴弦、瓶颈指套、卡波夹，吉他琴身及里内的材料和许多小的孔洞。我热爱的品牌有吉布森（Gibson）、芬德（Fender）、哈格斯特伦（Hagström）、里肯巴克（Rickenbacker）、马歇尔（Marshall）、音乐人（Music Man）、沃克斯（Vox）、罗兰（Roland）。我常常会和扬·维达尔一起去逛乐器店，去看看那些熟悉的牌子。我自己有的是个便宜的芬达斯特拉特（Stratocaster）仿制品，在成人礼那会儿买下的，再从扬·维达尔的一本邮购商品册子上订了据说是最新技术的一款拾音器，还有一个护板。万事俱备一切顺利。但自己弹得却很糟糕。虽然我经常练习，并且精力饱满地练了一年半的时间，但琴艺进展甚微。所有的和弦我都会，我也无休止地练习了各种音阶，但我从没有从中获得释放，我就根本没真正 弹奏 过，我的头脑和手指之间毫无关联，手指头根本不像是我自己的，它们只会弹音阶，可以沿着琴弦上上下下，那只是通过放大器发出的声音，跟音乐完全不沾边，可以说没一点关系。我可以用一两天一个个音符地去模仿一小段独奏，然后就只能弹这个，不能再多了，它总是止步不前。扬·维达尔也跟我一样。不过他比我更有抱负，他非常勤奋地练琴，几乎有这么一段时间他除了弹吉他外什么也不干，但也是通过放大器的效应，做音阶练习和效仿弹奏些别人的独奏曲。为了能更好地弹吉他，他修了自己的指甲，把右手的大拇指指甲留长，然后就用它当拨片，他买了一种专门锻炼手指的器械，总是坐在那里不断地捏握，加强手指的力量，他还跟他的父亲一起把自己的吉他全改装了。他爸爸是谢维克的一个电器工程师，他在吉他上试验了一种自制的合成器。我常带着我的吉他到他那儿去，一只手拎着晃来荡去的吉他盒，另一只手扶着自行车把蹬车往前，虽然在他那屋里我们的吉他弹得不怎么样，但这仍然很享受，因为当我眼下这么提着吉他盒的时候至少有了那么一点音乐人的感觉，这一切看上去真的很不错，即使我们还不够好，但有很大可能未来会是另一番光景。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要通过多少练习才能开始自由地弹奏，谁也没有答案。一个月？半年？一年？我们坐在那里弹吉他的同时心里思绪万千。一个乐队样的班子成立了。七年级班上的扬·亨里克会一点吉他，虽然他穿白色水手鞋，衣着考究，头上还抹发蜡，我们还是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乐队。他同意了。我作为最糟糕的吉他手，开始练习打击乐。在这个夏天我们上九年级了，扬·维达尔的父亲把我们开车送到埃维耶去取回一套我们集资购买的便宜的架子鼓，乐队就此成立。我们同学校的校长谈过，可以借用教室，我们一周一次去装配设备和放大器等整套装置，然后站在那里开始弹奏练习。

我搬到那里的前一年，听了好些乐队，比如：碰撞（The Clash）、警察（The Police）、The Specials、Teardrop Explodes、The Cure、Joy Division、新秩序（New Order）、回声与兔人、变色龙（Chameleons）、头脑简单（Simple Minds）、Utravox、The Aller Værste、头部特写、The B52s、PiL、大卫·鲍伊 、魔幻皮草（The Psychedelic Furs）、伊基·波普(Iggy Pop)、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这一切都是通过英韦了解到的，他不仅把自己的钱全花在了音乐上，而且也弹吉他，他弹奏的乐音风格清晰明亮，自己还会作曲。在特韦特这块地方还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些乐队，比如扬·达维他听的乐队就是深紫（Deep Purple）、彩虹（Rainbow）、吉兰（Gillan）、白蛇（Whitesnake）、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奥兹·奥斯朋（Ozzy Osbourne）、威豹（Def Leppard），以及犹太圣徒（Judas Priest）。要让这不同类别的世界交汇一处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俩对音乐的共同热爱，我们当中的一个必须得妥协。这个人就是我。我是绝对不会去买这些乐队的唱片的，我要听就去扬·维达尔那里，和他坐在一起听，而我自己心仪的乐队——当时对我来讲是极为重要神圣的——我是独自听他们的。也有我们两人都能接受的，他和我都喜爱的一些乐队，首先就是齐柏林飞船（Led Zeppelin），险峻海峡也行，部分原因是这些乐队弹奏吉他的精湛技法。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情感及与之相对的技艺。扬·维达尔会买岩浆乐队（Lava）的唱片，因为他们都是些技巧水平很高的音乐人，TOTO也不陌生，当时已出了两张热门唱片，但我内心很鄙视这些技巧很高的人，这是由于我读了我哥的音乐报刊，那里面讲，技艺高超就是你的敌人，要的是自我实践，要有无穷的旺盛精力和源源不绝的神奇构思。但不管我们对这些探讨了多久多深，不管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乐器店里和邮购杂志上，我们乐队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我们还是把手里的乐器弹得不堪入耳，没有期待能写出自己的曲子什么的，这是没有的事，我们大多是毫无风格地重复翻弹别人的曲目：深紫的《水上烟》（ Smoke on the Water ），黑色安息日的《偏执狂》（ Paranoid ），桑塔纳的《神秘黑女人》（ Black Magic Women ），还加上警察的《寂寞难耐》（ So Lonely ），因为英韦教会了我这只曲子的和弦，所以我可以跟着奏完全曲。

我们是彻底地没希望了，完全找不着北，找不到一丁点儿的机会可以展示自己，就连参加班级晚会这种场合的水平也达不到，我们一直是相当努力的，但就从来没有过这种上台表演的经历。与此相反的，事实上我们又把这视为生命的意义。这不是我的音乐，是扬·维达尔的，它完全与我的追求背道而驰，但我仍然加入其中，只是没有全心投入。我们演绎的《水上烟》真的是傻透了，较之原作品的酷我们的版本则是蠢，而且的确是蠢到了家。1983年我就这样坐在学校里练习：首先练重复段，然后练击钹，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接着是大鼓，咚，咚，咚；再练小鼓，提克塔，提克塔，提克塔，再就是那蠢贝斯的练习，演奏时我们常常互相对视微笑同时摇头晃脑，腿也摇动着打节拍，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各自为政互不搭调。歌手我们是没有的。那时候扬·维达尔开始读职业学校，他听说在霍内斯那里的一个鼓手刚上八年级，但这也就够了，足够了，他可以进出音乐练习室，那里有鼓有播音室，万事俱备。这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是：我，高中一年级学生，未来的理想是做一个独立音乐人但又不具备音乐素质，节奏吉他手；扬·维达尔，一个糕点专业学生，足够多的练习后可能成为一个殷维·马姆斯汀（Yngwie Malmsteen），一个艾迪·范·海伦（Eddi van Halen）或者一个里奇·布莱克默（Ritchie Blackmore），但还不能从指法训练中获得自由，他是主吉他手；扬·亨里克，除了乐队之外无所事事的人，贝斯手；还有厄于温，一个强壮快活没有任何抱负的霍内斯男孩，鼓手。《水上烟》、《偏执狂》、《神秘黑女人》、《寂寞难耐》，然后是鲍伊的《基吉星团》（ Ziggy Stardust ）与《掌握自己》（ Hang on to Yourself ），慢慢地，英韦用这些曲子教会了我和弦。没有主唱，只有乐队。每个周末。公交车上的吉他盒，在沙滩上，在商店外的长椅上，在扬·维达尔的房间里，在机场的咖啡店，在城里长时间谈论音乐和乐器，最后，慢慢地我们把练习的演奏过程录了音然后仔细分析，徒劳无用地试着将乐队水平提高到与我们头脑中的模式相匹配的水准。

一次我带着我们演奏练习的录音去了学校。在课间休息时间我戴着耳机站在那里边听录音边琢磨着可以把我们的音乐放给谁听。巴森和我自己的音乐趣味相同，让他听不合适，因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他不会明白的。或许，汉娜？她唱歌呢，我非常喜欢她。但这可能会冒很大的风险。她知道了我在乐队里演奏，这不是件坏事，几乎可以提升一点我的地位，但若她真要听了我们实际的演奏水平，或许会一下退降到零点。波尔？对，他是可以听这个的。他自己就在乐队里弹吉他，他们的乐队叫“吸血鬼”，是那种快节奏的重金属乐队。波尔平日里看上去害羞、敏感、纤细柔弱，处于近女性化的边缘，通常穿一身黑色的皮夹克，在台上演奏贝斯时他却像个魔鬼那样声嘶力竭地狂吼乱叫，他一定会理解我们干的这一切。所以在第二次课间休息时，我走到他跟前说，上个周末我们录了弹奏的一些曲子，问他是否愿意听听并说说他的看法。当然可以。他接过耳机，摁下播放钮，与此同时我心情紧张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他微笑着用疑问的眼神注视着我。几分钟以后他开始发笑，然后摘下耳机。

“你们这什么都不是呀，卡尔·奥韦，”他说，“这什么都不是。你们鼓捣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要听这个？拿我开心是不是？”

“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根本不会弹嘛。你们也没人唱。这就是什么都不是！”

他把两手摊开。

“肯定以后能好起来的。”我说。

“打住。”他说。

你觉得你们乐队还他妈的不错，是吧？我想这么跟他说，但是我没有。

“好啦，好啦，你说出了另一番话。不管怎样我要谢你一声。”

他又笑了，同时还诡异地望着我。没人能看得懂波尔，他那些速度金属音乐，他的那副哈利做派 ，被班上的人嘲笑，他有时可以表现出极度坦率、毫无顾忌样子，这和他的腼腆性格极不吻合。比如有一次，他拿来了几年前他在少女杂志《新颖》上刊出的一首诗，他在那里也接受过采访。不卖弄，不知耻，敏感，腼腆，易怒，粗野。这就是波尔。恰恰是他听了我们乐队的录音，这还不算太糟，因为波尔没有分量，被他嘲笑没有任何含义。我相当平静地把随身听放进了口袋，在铃声响时走进教室。他完全说得对，我们确实弹得不怎么样。但技艺高超就有那么重要？他难道没有听说过朋克、新浪潮？这些乐队里就没一个有那么精湛的演奏技巧的。但他们有实质有内涵。力量。灵魂。存在。

在这之后不久，1984年初秋，我们得到了第一次演出机会。是厄于温去谈来的。霍内斯购物中心五周年大庆，他们要庆祝一下，有气球、蛋糕和音乐。博克斯勒兄弟，二十多年来以其擅长南方民谣闻名于整个南部地区，将到此献艺。商场经理也希望有当地、特别是青少年的演出团体参加，我们学校离购物中心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所以这个要求很适合我们。我们有二十分钟的演出时间，工作的报酬是五百克朗。当厄于温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大伙都给了他一个拥抱。妈的，总算轮到我们了。

演出定于一个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前两周的日子过得飞快。我们多次练习，乐队全体成员一起练，还有扬·维达尔和我单独练，我们一再反复地讨论曲目的顺序，我们事先买好了新琴弦，所以我们到时可以使用它们，我们决定将穿什么样的服装，当那天到来时，我们早早地在当地的练习场地会合，为的就是能在音乐会开始前将全部的曲子过几遍，虽然我们很清楚这可能会有在演出前就耗去精力和激情的危险，但我们认为让自己觉得对乐曲心里有谱这更为重要。

啊，当我手提吉他盒走过那柏油路的广场时心里那个爽快哟。在通道另一边往里朝向商场中心的地方，演出场地那里的其他设备全部安放到位。厄于温在忙着弄好打击乐器的那套装置，扬·维达尔站在那里正在用他新买的调谐器给吉他试音。有几个小孩子站在那里盯着他们看。很快地他们也会瞧见我了。我头发剪得短短的，上身穿一件绿色军用夹克，下面是黑色牛仔裤，铆钉腰带，脚上是双蓝白相间的棒球鞋。当然最重要的是手里提着吉他盒。

通道的另一边是博克斯勒兄弟在那里唱。一小堆人，大概十来个吧，站着看着他们。在另外的通道上人们蜂拥着从商场里进进出出。起风了，这风让我想到了披头士乐队1970年在苹果大厦屋顶的那场音乐会。

“一切都顺利吧？”我对扬·维达尔说，把手里的吉他盒放下，拿出吉他，找出配带，把它挂在了肩头上。

“顺利，”他说，“我们是不是插上放大器？几点了，厄于温？”

“过十分钟了。”

“还有十分钟。我们等等。再等五分钟。好吧？”

他朝放大器走过去，抓起旁边的可乐瓶喝了一口。他把围巾卷成条儿捆扎在额头上。此外他穿了一件白衬衣，拖在后面的衣襟盖在黑裤子外面。

博克斯勒兄弟在演唱。

我朝贴在放大器后面的那张节目单瞟了一眼。

水上烟

偏执狂

神秘黑女人

寂寞难耐

“我可以借一下你的调谐器吗？”我对扬·维达尔说。他把调谐器递给我，我插进插头。吉他音调准了，但我还是将旋钮拧了几下。许多汽车开进了那边的停车场，它们慢慢地兜着圈子寻找空下的车位。很快，车门打开了，坐在后座的孩子们从车里爬出来，在柏油路上奔跑雀跃，然后他们拉住自己父母的手领着他们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在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大家都盯着我们看，但没有一个人停下。

扬·亨里克把他的贝斯插进放大器，重重地在弦上一拨。声音立时响彻了整个场地上空。

砰。

砰。砰。砰。

博克斯勒两兄弟都朝我们这边张望，一边唱着他们的歌。扬·亨里克朝放大器跨前一步，把音量再开大些。又是一串乐音响起。

砰。砰。

厄于温锤击了几下鼓。扬·维达尔在吉他上弹出一个和弦。声音真他妈的震耳欲聋。在场所有的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们的方向。

“嗨！那边的悠着点儿！”博克斯勒兄弟中的一个吼了一声。

扬·维达尔转身又喝一口可乐之前，朝他们投去挑战性的一瞥。这是贝斯放大器的声音，是扬·维达尔的吉他放大器的声音。可我的声音在哪儿？我关小吉他声音，弹了一个和弦，再慢慢放大音量，直到它与放大器的声音吻合，然后再把音量调大一些，同时我盯着通道那边的那两个吉他手，他们正满面笑容地唱着他们有关海鸥、渔船和日落的各种诙谐幽默的民谣歌曲。就在此时他们也从那边朝我看了一眼，这一瞥里很难描述除了凶狠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含义。我再次关小音量。有声音，一切正常。

“现在几点了？”我问扬·维达尔。他的手指在吉他琴颈上下滑动着。

“十点二十。”他说。

“妈的蠢货，”我说，“他们现在应该结束了呀。”

博克斯勒兄弟表现出的一切我统统表示反感，尊重、友善、传统，我乐意把放大器开到最大音量，我才不在乎场上的那些人。直到现在我的反叛意识存在于诸多方面，课堂上发一通标新立异的见解，有时干脆头伏在课桌上呼呼大睡，一次在城里把一个空面包纸袋扔在人行道上，一个老人请我把它拾起来，我让他自己拾起来要是这事对他有他妈那么重要。当我转身离开他的时候，心里却是一阵狂跳几乎不能呼吸。再就是我的反叛来自于音乐，我只听那些非商业的、先锋派的、决不妥协派的乐队，是他们造就我成为一个反叛者，不接受这存在的现状，要为改变它而奋斗。我弹奏的声音越高越响，就越接近自我。我买了一根超长的吉他线路，有了它我可以站在楼下过道的穿衣镜前弹吉他，在二楼我房间里的放大器开到了最大限量，然后就出了点状况，声音完全颠覆了，那种尖锐刺耳，几乎不管我弹什么都一样，声音棒极了，我的吉他声响彻整栋房子，在我的情感和这些声音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和谐，仿佛 它们 就是我，这样的我才是真实的我。关于这点我写了一段文字，意思是想写首歌词的，但因为没有想出音乐，我就把它叫做一首诗，当时把它写进了我的日记。

我颠覆了我灵魂的回应

我弹奏我空洞的心

看到了你我就想：

在我的孤寂里只有我俩

在我的孤寂里只有我俩

你和我

你和我，亲爱的

我想出去，到外面广阔、浩瀚的世界。我唯一知道能与之接触的，就是通过音乐。这就是为什么在1984年初秋的一天我站在霍内斯购物中心外面，肩上挎着我在成人典礼时买的那把仿制的白色木质的斯特拉特吉他，食指放在音量键上，时刻准备着在博克斯勒兄弟吉他琴弦上流泻出最后的那个和弦的瞬间放开音量。

场地上空倏地卷起一阵风，一些梧桐树叶旋转着飞舞而过，一张冰激凌的广告纸被风刮得拍打着兜圈子。我感到有一滴水珠飘到了脸颊上，抬头望望那乳白色的天空。

“开始下雨啦，是不是？”我说。

扬·维达尔把手摊开伸出去。耸了耸肩头。

“我一点也没觉出，”他说，“不管怎样我们继续弹。就是开始下瓢泼大雨，也他妈的干。”

“同意，”我说，“你紧张吗？”

他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博克斯勒兄弟的演出结束了。有好些人站在那里聚在他们周围，掌声响起，兄弟俩朝着观众微微躬身致谢。

扬·维达尔对厄于温转过身。

“准备好了？”他说。

厄于温点了一下头。

“准备好了，扬·亨里克？”

扬·亨里克点头。

“卡尔·奥韦？”

我点头。

“二，三，四，”扬·维达尔说，主要是在对他自己说，因为这第一轮即兴重复段只有他一个人弹奏。

接下去的一秒钟扬·维达尔吉他上奏出的猛烈的撕裂般的声音在场地上骤然响起。人们被吓了一跳。所有的人都冲我们一下转过身来。我在心里数着。手指放到了吉他的握把上。我的手有点颤抖。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

于是该我进去了。

但没发出一点音！

扬·维达尔瞪着我，两眼发直。我等到第二轮，扭开按键，进去了。两把吉他的声音震耳欲聋。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

然后踩镲架进来。

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嘁嚓嚓。

大鼓。沉重的鼓声。

然后贝斯进来。

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

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邦

我先看了扬·维达尔一眼。他试着发出无声的话语，由于说话动作的夸大，他的脸扭曲得像张鬼脸。

太快了！太快了！

厄于温放慢速度。我也跟着减慢，但有点不知所措，因为贝斯和扬·维达尔的吉他仍旧保持着原速，我改变主意，决定跟着他们的速度，他们又突然慢下来，于是只有我独自一人是脖子快甩断的节奏。在游移不定中我瞅见风从扬·维达尔的头发里穿过，几个小孩站在我们跟前用手捂着耳朵。紧接着我们到了下一段曲子，大家总算合拍了。这时候一个身穿浅色裤子、蓝色带白条纹衬衣、黄色夏季夹克的人迈着疾速的步子走过场地。这是商场经理。他目标明确直端端地向我们走来。在离我们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他举起了双臂挥舞，好像是要一艘船停下来。他的手臂挥舞着，不断地挥舞。我们又继续弹奏了几秒钟，那时他已经在我们跟前停住，他高高举起的手势动作很大，很快我们就不再怀疑这是跟我们有关系，于是停下演奏。

“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呀，你们！”他说。

“我们在这里演奏啊。”扬·维达尔说。

“我看你们完全疯了！这里是购物中心。是星期六。人们上这儿买东西图的是个高兴！你们不能在这里把声音飙得这么高，真该死！”

“那我们声音减弱一点？”扬·维达尔说。“这完全可以的。”

“不仅仅是一点。”他说。

事实上现在已有一小群人围住我们。或许有十五六个，看上去是年轻人、小孩子。这不错呀。

扬·维达尔转身过去把放大器上的音量关小。弹出一个和弦，望着商场经理。

“可以了吗？”他说。

“还要关小！”商场经理说。

扬·维达尔再把音量开小了些，又弹出一个和弦。

“行了吧？”他说，“我们也不是那种舞蹈伴奏乐队。” “好吧，”商店经理说，“先这么试着。要不，再小点。”

扬·维达尔再次转身。他在转动旋钮时我看见他做了一个假动作。

“好了。”他说。

扬·亨里克和我也把音量调低。

“那现在我们重新开始。”扬·维达尔说。

我们又开始继续演奏。我在心里默数着。

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

商场经理开始朝购物中心的正门走去。我弹奏着吉他的时候一直望着他。当我们到了乐曲的一个中断，他停下来转过身，瞅着我们看，又转过身去，往前走了几步，再次转过身来。蓦地他冲我们走过来，又开始用他那挥舞手臂的大动作。扬·维达尔没看见，他是闭着眼睛弹吉他的。扬·亨里克马上就看见了，他询问的目光朝向我。

“够了，够了，够了。”商场经理说着又在我们跟前停下。

“这样不行的，”他说，“很抱歉。你们收拾家伙一起走吧。”

“什么？”扬·维达尔说，“为什么呀？二十五分钟的时间，这是你说的哟。”

“这样不行，”他说，低下头，用手在跟前摆了摆，“抱歉，孩子们。”

“为什么呀？”扬·维达尔又说了一句。

“你们这个东西没法听，”他说，“甚至连一个歌都没有唱！好啦，就这样了。你们的报酬照付。在这里。”

他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拿着它递到扬·维达尔跟前。

“在这儿，”他说，“谢谢你们到场演出。但这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别介意，好吗？”

扬·维达尔抓住信封。从商场经理身边转身走开，把放大器的插头拔下来，关掉开关，把吉他从脖子上举起取下来，走到琴盒那里，打开它把琴放进去。围在我们旁边的人们站在那里微笑着。

“走吧，”扬·维达尔说，“我们回家。”

在此之后乐队的地位就有点不明朗了。我们还是有过几次排练，但无精打采的，然后厄于温说下一次的练习他来不了，那次之后架子鼓没了，再下一次是我要参加足球比赛……同时我和扬·维达尔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因为我们上各自的学校，几周以前他含含糊糊地说起他在学校里碰到了另一个班的同学，他们一起玩音乐，所以当我现在坐下来弹琴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

“地面指挥呼叫汤姆船长。” 我唱着，手里弹拨出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小和弦，心里惦记着放在下面树林里装有啤酒的那两个塑料袋。

英韦在圣诞节期间回家时，带回了一本鲍伊乐谱的书。我把它完整的和弦、歌词和乐谱统统在草稿本上写了下来，现在我把它翻找了出来。我把《一切都好》（ Hunky Dory ）的唱片放到唱机上，第四个曲子《火星生活？》（ Life on Mars? ），我开始跟着它弹，很小声地，这样我就可以听到歌手的声音和其他的乐器。背上掠过一股凉气。这个曲子实在太绝妙了，当我跟着和弦的顺序在吉他上弹奏时，好像它对着我的心完全敞开了一扇门，好像我已经在音乐里找到了我自己，而不是徘徊于外，仅仅听到这段音乐时我就有了如此的感觉。不过要是用自己的手弹一个曲子让人身在其中，至少需要好几天的工夫，因为我自己听不出这是哪一个和弦，我得费力地寻觅前行的路，即或找到了些似乎相近的音，却不能完全确定两者是否一样。放下唱针，仔细听，拿起针头，弹拨出一个和弦。嗯……放下唱针，再听一次，再弹同样的和弦， 是 这个吗？或许就是 这个 ？就别提在弹奏曲子的过程中拨弄吉他时发生的别的麻烦了。无可救药。但英韦，比如说，只需要听一遍然后试弹几次后就找准了这个音。我也见过其他像他那样的人，他们仿佛有与生俱来的资质，音乐与思想不能切割开来，也或许它跟思想毫无关联，但在他们身上音乐有着自己的生命。当他们演奏时，他们真的是演奏，而不是站在那里机械重复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形式，流泻出的音符里充满着自由的宣泄，实际上这才是音乐的含义，对这些我是望尘莫及所以趁早收手。关于绘画也是同样的道理。绘画不能带来地位，但我仍然喜欢，当我一人待在房间里时，画画是我活动的内容之一。要是我有具体的样本，比如一本连环画册，我照着弄，可以画得很像回事，但当我不是仿效，而是自己写生，那就从来也没画出个什么东西。我也看到过在这方面有天赋的人，或许特别是班上的那个托内，轻轻松松地见什么就画什么，窗户外长着的一棵树，远处停车场里的一辆车，站在黑板旁边的老师。当我们将决定选修科目时，我很愿意选择“造型和色彩”的课程，但我知道选课的条件，这里面有其他会画画的学生，所以最后我没去争取。挑选了电影艺术课。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会让我不开心，因为我很希望做一个像样的人，很希望与众不同。

我站起身，把吉他放回架子上，关掉了放大器，走下楼来，妈妈正站在那里熨烫衣服。外面粮仓那里环绕着门上方和墙上的灯泡的灯罩，几乎被雪遮盖得严严实实。

“看这是什么天气啊！”

“你说得不错，雪真大。”她说。

当我走进厨房时，突然脑子里冒出个念头，那地方说不定会有一辆除雪车驶过去。或许最好是我在他们来之前去把路上的雪堤铲平。

我朝妈妈转过身。

“我想在他们来之前我出去铲铲雪。”我说。

“好，”她说，“你出去的时候把火炬点上好吗？它们在车库墙上的一个袋子里。”

“好的我去点上。有打火机吗？”

“在手提袋里。”

我穿好衣服走了出去，打开车库门拿上一把铁铲，把裹住脸的围巾打了一个结，朝下面的十字路口走去。虽然我扭转身子背对飞雪，但当我开始把新下的雪和那些结成了团块的积雪从院子里铲开时，大地上飞扬着的雪花，还是钻进了我的眼睛拍打着我的脸颊。几分钟以后我听到了一声爆响，远远的地方，闷声闷气的，仿佛是从一间屋里传出的声音，我抬起头的那一瞥里恰好看到了继小爆裂后的一束光焰高高冲入风雪漫卷的夜空深处。这一定是汤姆和佩尔，该死的他们在测试他们买到的爆竹。烟花充实了他们的生活，却让我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没着落，因为这微小的光亮产生的唯一效应，是给接下去要解决的问题增加了难度。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只有黑黝黝的树林，飞舞的雪花，沿着道路的凝固不动的光带。下方幽深的山谷。铁铲轻薄的金属板边缘对抗着挤压后的雪形成的几乎坚如石头的冰块片，我自己的呼吸声，在这紧紧捆扎住的遮盖着帽子和耳朵的围巾下，听上去变得更粗更真切。

铲完雪，我又回到了上面的车库，放下手里的铁铲，在袋里找出了四个火炬，在车库的黑暗中把它们一个个点燃，心中充满欢悦，火苗那么的温柔，飘忽着一直往上，平缓下来后又随着风向变换飘移。随即我想到了安放它们的最佳地点，两个摆放在房子的门前，两个放在粮仓跟前的墙头上。在安放火炬之前，先在墙头上用雪为它们堆砌出了一个小屏障，然后关上车库门，这时我听到在下面的房子那儿一辆汽车转弯驶近。我把车库门又打开来，赶紧溜回屋，我想在他们回来之前把一切都完全彻底地弄妥，不让最后一刻的行动留下蛛丝马迹。于是这个变得愈发强烈的小小念头驱使着我以最快的速度从浴室抓起一条毛巾把我的靴子擦拭干净，这样放在过道上的它们不带着残留的新雪，接着脱下其余的衣物，夹克、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上到二楼的房间。当我再度下楼时，汽车已经停在屋外面，还没熄火，红色的车后灯闪烁着，祖父站在那里，手放在车门上，与此同时祖母正从车里迈出了一条腿。

当我独自在家时，所有的房间都有着自身的特性，并非恰恰对我怀有敌意，它们也没有打开自己。更多的是不愿意从属于我，它们以自身的形式存在着，有其完全固定的墙壁、地板、天花板、木条边饰、窗户，完全敞露着。我觉察到这些房间是死的，没有生气的，这是它们在与我进行对抗，这个死不是生命的停止，而是没有生命，就像在一块石头、一杯水、一本书里不存在生命一样。最接近的是我们的猫，梅菲斯托，但我看见只有猫在这敞开的房间里时，它并没有足够强大到能驱赶走屋里死寂的气氛，但如有了另一个人的进入，哪怕只是个婴儿，整个屋里便有了人气，景观大改。我父亲让所有的房间充满不安宁，我母亲让它们充满温柔、宽容，有时候也会是忧郁，当她下班回到家感到疲劳时，也有些微仍旧察觉得出的压抑着的恼怒。佩尔，从来没有进到过屋内只在我家大门处的他，带来的是他的快乐、期待和服从。扬·维达尔，他是到目前除家里人外唯一进过我房间的人，他带来的是固执、抱负和伙伴的情谊。有趣的现象是当好几个人在一起时——因为在同一个空间里只容得下一个，顶多是两个能影响环境的个人气场，结果并不总是最强的那人在这方面更为显著。比如，佩尔的顺从，他对成年人表现出的那种尊敬，当我父亲进门经过佩尔时对他稍点了一下头，在一时间里他比我父亲的霸道实际上要强大得多。除此以外很少有人到我们这里来。只有祖父祖母，还有父亲的兄弟居纳尔和他的家人是例外。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或许有三四次到这里来，我总是渴望他们到来的日子。部分原因是因为祖母这人，我的成长是和她在一起的，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调整改变和她的关系，站在那里的她环绕着光彩，这跟她总给我带许多礼物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她真心爱孩子，在我心中，她的画面总是充满光明；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父亲，在与他们同在的情况下他总是处置得当，很好地面对这种场景。他友好地对待我，没有把我排除在外，让我觉得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显示出他与自己儿子间的友好关系，只是从他身上流露出来的极度慷慨的一部分：他变得有魅力，幽默风趣，表现出自己的学识和兴趣爱好，说句公道话，对他和他用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表达的这一切，我怀有许多情感，心中百味杂陈。

当他们走进大门时，妈妈开门迎接他们。

“嗨，欢迎你们来！”她说。

“嗨，西塞尔。”祖父说。

“这糟糕的天气！”祖母说。“你们看看！火炬摆放得真好，这我得说。”

“把你们的大衣给我吧。”妈妈说。

祖母戴着一顶圆形的黑色裘皮帽，她摘下帽子，用手在上面拍打了几下，抖落掉上面的雪花，一件黑裘皮大衣，同帽子一起递给了妈妈。

“你开车来接我们真太好了，”她说，转过身对着祖父，“这种天气我们可开不了车！”

“我还真不好说，”祖父说，“但到这里路远，还曲里拐弯的不好走。”

祖母走进了客厅，用手把衣裙抹抹平，整理了一下头发。

“你也在这里呀！”她说，对我很快地笑了。

“嗨。”我说。

她身后是手里搭着一件灰大衣的祖父。妈妈经过祖母赶上去一步，把大衣接过来，把它挂在楼梯下镜子旁边的衣帽架上。外面的爸爸进入我的视线，他正在屋外阶梯的石板边上跺靴子上沾着的雪泥。

“嗨，卡尔·奥韦，”祖父说，“你父亲说你要去参加新年聚会是吗？”

“是的。”我说。

“啊，你们都长这么大了，”祖母说，“想想，去参加新年聚会。”

“是啊，我们也是刚知道不久。”爸爸说，他走进了过道。他用手插进头发往后梳理一把，把头摇了几下。

“我们大家进客厅吧？”

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进去，他们在沙发上就座，我坐在门边朝向花园的那把藤条椅子上。

“我早把咖啡给你们煮好了。”妈妈说着站起身来。在她走出去后寂静紧跟着进入了房间，该我尽责了。

“那个，埃尔林在特隆赫姆了吧？”我说。

“肯定在那里了，”祖母说，“今晚他们要回家去好好儿乐的。”

祖母穿了一件蓝色的看上去像是丝绸的连衣裙，胸前镶有黑色的花纹。白珍珠耳环，脖子上的金项链。深色头发，这一定是染过的，但我不完全确定，因为她为什么不把额头上的那绺灰白头发也一起染了呢？她不臃肿，也不肥胖，但仍然可以说得上是偏胖的那种丰盈。她的动作总是快手快脚的，较之她这笃实的身板有点不相称。当人们注意到祖母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那双眼睛。那清澈的淡蓝色的眼睛，不知是因为它自身颜色的不同寻常，还是因为它和她身上其余暗色部位的强烈反差，它们看上去几乎不像是真实的，像是两颗石头。我父亲的眼睛跟祖母的一模一样，也给人以同样的印象。祖母的个人特性，除了她很爱孩子外，她那侍弄花草的灵巧双手给人的印象格外突出。在夏季的那半年里我们去看望她，她通常总是待在花园里，每当我想到她，常常涌现出的画面都是源于那里的印象。她戴着手套，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那时她的手里正满满地抱着一捆要去烧掉的干树枝在草地上走过，要不就是跪在刚刚挖掘出的一个小洞跟前，小心地剥去裹着树根的塑料袋，把小树苗放进坑里，或是站在阳台下面拧开水龙头开关的同时，目光从肩头上望过去看自动喷水器是否开始旋转，接着她把两手叉腰站在那里欣赏着水流从管子里喷到空中，在阳光照射下的一片水雾景象。有时候她也会蹲在屋后的小山坡上侍弄那些在洞穴裂缝间长出的花花草草，像那些积攒在缝隙中的花草一样，水流在礁石岛边裸露的山石间积存成了一个个水洼，就像是从原有的自然中被切割下的一方。我记得我很为这些树木感到遗憾，它们孤独地站在那里选择着各自的山崖，它们得屈身于这些山石下寻求生命。树木的下端在盘根错节里成长，在昼夜转换四季轮回的时间里发展，不断地形成新的缠绕与交接，就像她曾经从她自己的祖父母老家带回来的这老梨树和老李子树一样。在懒洋洋的夏日里的一天，当夕阳在峡湾口外的地平线沉落之时，它们给草地投下一道绿荫，空气中能听到从远处的城里传来的时高时低的喧嚣，其中夹杂着在靠墙的玫瑰花丛间忙碌着的大黄蜂和蜜蜂的嗡嗡声，淡色的花瓣在这一片绿当中显得静谧，闪发出白光。但花园给人的一切含有陈旧与古老的印记，只有时间才能给予它所蕴含的价值和丰厚，这肯定也是她将暖房安置在最下面，半掩在一壁山崖后的原因，在那里她可以任意施展她的园艺才能，也可种植些稀罕的树木花草，而不会像上面的花园那样被工业发展中的临时性建筑物毁损了形象。到了秋冬季节我们会在那下面暖房发光的玻璃墙后面看见她模糊的身影轮廓，当她把那些个黄瓜西红柿扔放在桌上并随口说出这不是在商店买的而是来自她花园里的暖房时，不无自豪之情。

祖父则同花园无半点关联，当祖母和爸爸或者居纳尔或者祖父的兄弟阿尔夫讨论起不同的树木花草时——因为这个家里对各类植物的兴趣已大大增加——祖父这时情愿拿出一份报纸和杂志快速翻阅，看上面是否有他感兴趣的博彩票或是一周的联赛积分表。我始终认为这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做与数字相关的工作的人，业余时间还是跟数字打交道，而不是比如说去花园里干活或是做点木工或者是干点可以活动全身的一些事情。可是不这样，他上班跟数字打交道，下班后也是跟数字打交道。我知道另一个他唯一喜欢的是政治。话题中一旦关乎政治，他总是兴高采烈地加入，立场观点鲜明，辩论时言辞更加强硬，若有人与他观点对立，他只会更钦佩看重。至少当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摆出她的左党的那些观点时，祖父的眼里除了友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情绪，即或他说话的嗓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尖锐。祖母以她自己的方式，总是在适当的机会下请他谈点什么别的，或是冷静下来。她常常揶揄他，也可能奚落几句，但他还是接受了，要是我们都在场，她总是向我们挤下眼睛，这样我们将明白这其实没这么严重。她是个很容易笑的人，喜欢给我们讲她本人经历过的或是别人告诉她的好些趣事。英韦在小时候说过的那些好玩的话，她全都记得，他们俩特别亲近，他小时在祖母那里住过一年半，后来在那里也住过更长的日子。她也告诉我们埃尔林在特隆赫姆读书时那些经典的稀奇古怪的事件，但最有意思的是30年代期间的故事，那时她给一个年老的，或许脑子也糊涂了的有钱人的妻子当司机。

现在他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祖母比祖父大几岁，但两人身体都很健康，他们仍然像他们通常做的那样，冬季去国外度假。

屋里沉寂了片刻。迫使着我要说点什么。为减少点静默的压力我向窗外望去。

“呃，学校那儿怎么样了？”祖父终于开口了。“斯特雷给你们说过些什么明智的话没有？”

斯特雷是我们的法语老师。他个子矮小，身板结实，秃头，一个精力旺盛的七十岁左右的老头子，他的房子跟我祖父的办公室非常近。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他们之间有什么芥蒂，或许是地界划分之争的问题，是否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我不确切知道，也不知事情是否了结，但至少他们之间从不互相打招呼已经有许多年了。

“这个嘛，”我支吾了一声，“他只叫我‘墙犄角里的小家伙。’”

“那一点也不奇怪，是的，”祖父说，“那个老尼高呢？”

我耸了耸肩头。

“他不错吧，我想。做着跟以前一样的事。他是个守旧的人哟。你从哪里认识他的，顺便问一句？”

“通过阿尔夫，知道吧。”祖父说。

“啊，那是当然。”我说。

祖父站起身朝窗户走去，把手背在身后往外张望。除了经窗户透出的一缕微光，房子的这一面完全漆黑一片。

“瞧见什么了吗，老爷子？”祖母说，她朝我挤了一下眼睛。

“你们这房子位置不错。”他说。

就在这时妈妈手里拿着四个杯子走进客厅。他朝她转过身子。

“我对卡尔·奥韦说你们家这里的视野真好！”

妈妈停下来，好像在在走着路没法说出什么。

“是啊，我们对这个地方非常满意。”她说。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四个杯子看着祖父，唇边有一丝笑意。出什么状况了，是的，那时候几乎有阵潮红在她脸上掠过。那不是红晕，也不是腼腆，不是这种含意。是一种更多的她没有掩饰住的东西。这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当她说话时，她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绝不会只是为讲话而讲话。

“房子太老了，”她说，“这些岁月都刻在了墙上。一帆风顺或是磕磕碰碰的日子都可能有的。不过在这里真好。”

祖父点了点头，继续注视着窗外的漆黑。

“我们的主人到哪去了？”祖母说。

“我在这里。”爸爸说。

大家一齐向他转过身。他站在饭厅里铺好了桌布的餐桌旁，在天花板的椽木下佝偻着身子，不难看出他在研究着他手里握的一瓶酒。

他是怎么到那里去的？

我竟没有听到一丁点儿他的声响。在这栋房子里我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他的动向。

“你走之前去多搬点柴来吧，卡尔·奥韦？”他说。

“好的。”我说，站起身走到了过道，把脚往靴子里一蹬打开了大门。风迎面向我扑来。但至少雪停了。我走过院落进到粮仓屋下的地窖。天花板上那没有灯罩的灯泡刺人的光线投照在粗砺的石墙上。地板几乎全被树皮和木条遮盖了。一把斧子竖在柴墩子上。屋角放着父亲在我们搬到这里那会儿买的一把橙色和黑色的电锯。房产区内有一棵树他想砍掉。当他去伐树时，没法将锯子下手。他在那儿琢磨了半天，也发出一串咒骂，然后去给他买锯子的商店电话抱怨。“是哪儿不对？”当他又走出去时我问。“没什么，”他说，“只是有点事他们忘了告诉我。”这一定是锯子的保险开关系统，我明白，就是为了防止孩子们去动它。现在他让电锯工作了，在树锯倒后，他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把电锯拆卸开。他喜欢工作，这我看得出来。但最糟糕的是，他再也没有别的事可以让电锯派上用场，所以它就躺在了这里的地板上。

我尽最大限度把更多的劈柴放在我的手臂弯里，把门一脚踹开，左右摇晃着往回走时心里唯一想的是这究竟会引起他们多大的注意，这一点在意识里极为明确，我脱掉鞋，双手抱举着柴块，在劈柴的重压下膝盖几乎弯曲，上半身后仰着，步履艰难地走进客厅。

“瞧瞧他！”当我走近时祖母说。“你搬来的柴可不轻啊！”

我在木柴筐前停下。

“好了，我来帮帮你。”爸爸说他向我走来，把最上面的劈柴拿起来放在柴筐里。他的嘴绷得紧紧的，眼睛冰冷。我跪下去让剩下的劈柴滑落进柴筐。

“现在我们有一直能烧到夏天的柴火。”他说。

我直起腰，拨拉掉一些粘在衬衣上的木屑在椅子上坐下，与此同时爸爸蹲下去，打开壁炉门放进几块干柴。他穿的一身深色西服，暗红色的领带，黑皮鞋白衬衣，反衬着他那冰冷的蓝眼睛，黑胡子和太阳晒出的浅棕色脸颊格外显眼。在整个夏季的半年里他尽可能待在日光下，一般在八月里他就完全是棕色的肤色了，但这个冬天他得去室内日光浴，现在我明白过来，最近这些年里若不是像他这样照了那么多的日光，他的肤色最后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他眼圈周围的皮肤开始起皱纹了，像干裂皮革上的皱褶，细密，纹路很好看。

他看了下表。

“现在居纳尔应该快来了，要是我们想在半夜前吃到东西的话。”他说。

爸爸朝我转过身。

“你不也该快走了吧？”

“是的，”我说，“但我想先向居纳尔和托薇问候一声。”

爸爸的嘴里吹出一口气。

“现在自己出去快活吧。你不必和我们一起坐在这里，你明白的。”

我站起来。

“你的衬衣挂在外面的柜子上。”妈妈说。

我拿了衬衣上楼去到自己的房间换衣服。黑色的棉布裤子，大腿的地方宽松，小腿处收紧，有侧身的裤袋，白衬衣，黑西服。我想着要用那条铆钉皮带，把它卷好了放进背包里，他们不会真的禁止我穿戴这个，但可能会注意到，现在我不想冒这个险。放在包里的还有一双马丁大夫靴子、额外多带的一件衬衣、两盒波迈（Pall Mall）淡烟、口香糖和胶布。当我收拾完毕，来到窗户跟前。七点过五分。这时候我应当已经在路上了，但得长时间地等待居纳尔，因为要是他没到家里，我就有在半道上与他相遇的危险。手里提着装满啤酒的塑料袋，那我就死定了。

除了风吹过时，户外树林边的那些树木纹丝不动，屋内投射出的光线在最远的边界处能隐约见到。

他们在五分钟之内还不来的话，不管怎样我也得动身了。

我穿上了外套，站在窗前的那一瞬间，当我凝视着的下面的地方有了汽车灯光出现时，就努力想使自己听到那个或许会出现的引擎轰响，然后我转回身去，关掉屋内的电灯走下楼梯。

爸爸站在厨房里正在给一只大锅放水。当我下来时他望着我。

“要走了吧？”他说。

我点点头。

“那，今晚上玩得痛快。”他说。

在山坡下的最低处，风雪将上午在地面上留下的所有痕迹全遮盖了，我静静地站立聆听几秒钟，完全确认路上没有汽车后朝斜坡上走去，一直来到那棵树下。我埋下的塑料袋就在那里，当我把袋子举起来时上面盖着的一层薄雪顺着光滑的塑料袋滑落下来。我一手拎着一个袋子又走了下来，在一棵树后停住仔细听，仍然没有听见任何动静，跨越雪堤往下小跑着直奔那个拐弯的地方。这外面住的人家不多，河对岸的车辆都是匀速地沿着道路往前行驶，要是开来一辆车，最大的可能就是居纳尔他们。我站在坡上，过了路上的这个拐弯就是威廉家住的地方。他们家离路边还有一小段距离，靠近树林，在后面是突兀地耸立起的一道丘陵。客厅里电视荧幕反射出了蓝幽幽的光。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地块没有修整过，那里乱石堆积，岩石裸露，一个损坏了的秋千，用防水帆布遮盖着的一垛劈柴，一辆废车，几个车轮胎。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他们不愿意环境美观吗，或是他们不能让环境美观？他们对这一切真并不在乎，或是他们事实上认为这样很不错？父亲是个温和的好人，母亲老是怒气冲冲的，三个孩子穿的衣服不是显得太短小就是过于肥大。

一个早上我去学校的路上看见父亲和女儿正在路对面的石头山坡上往上攀缘，两人的额头上都有血迹，小女孩头上捆扎的一条白手绢浸透了鲜血。他们遭到野兽袭击了，记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一声不吭，也没呼叫，只是相当平静地往石头山上攀行。在石山的最下面，他们的车停在那里，车头对着一棵树。树下面流动的幽黑河水闪着亮光。我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父亲回答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在这里，在下面的斜坡下他这么说的，即使眼前看到的这一切很意外让人几乎难以立刻走开，但站在原地又觉得有点不道德，于是我继续向公交车站走去。当我转身那会儿给自己发了个誓就只转身一次，回身后，看见他们已经越过了公路。他像往常一样穿一身连裤工装服，手臂搂着女儿瘦骨嶙峋的十一岁孩子的身体。

我们总嘲笑她和威廉，他们俩都很容易被激怒，容易变得语无伦次，词汇和抓住要点不是他们的强项，但他们有他们说话的逻辑，我不理解这些，直到我同佩尔在很普通、很乏味的夏季里的一天给威廉电话约他来踢足球，他的母亲来到阳台上，给我们一顿臭骂让我们出去，特别对我，因为我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有优越感，尤其觉得自己比她的儿子和女儿强。我回了嘴，看得出她也不怎么会说话，她的怒气让她的嘴更是词不达意，我唯一赢得的是佩尔对我口才赞叹的笑声，几个小时后也就把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但这里不一样，他们可不会忘记。他父亲为人很和善不会采取行动，但他母亲每次看见我时都眼冒怒光。这些对我唯一的效应则是让我感到增添了个人价值。威廉上学校穿的裤子只到腿肚子那儿，他不明白书中的一些章节，用错词汇，他有什么理由不听我们的？我说的都是实话，难道不是吗？我们爆发出笑声，直到他住口或是完全被降伏。我自己也并非没有弱点，是真的，它就摆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他们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来设身其中进行揣摩，这难道是我的问题么？条件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权指责他人。在学校里威廉和一帮人混在一起在雨棚里抽烟，他们从十三岁就骑摩托车，十四岁开始逃学，他们酗酒斗殴，这些人也嘲笑威廉，但以某种方式他忍受了下来，因为总是有什么地方他可以与他们较量权衡，总是找到什么方式予以反击。我们也同样，住在上面房子里的人，与他们是有区别的，这里说的是讽刺嘲笑加挖苦，以及充满杀伤力的评论，这会使他完全疯掉的，因为这一切完全超出了他能对付的范围。可他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他多得多，所以他总是会回来。对这一点我的看法是来去自由。当我刚搬到这里时，我虽然还是以前的我，但我有可能做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比如说发生在车站旁边的一家老式的小商店里的事，那里的货物好些都搁在柜台背后的货架上，店主是七十岁出头的两个老姐妹。她们极和善，特别是到了夏季里那些漫长的日子里。要是请她们到高货架上去取下什么东西，她们转过身去会有两三分钟的工夫，那时候便只管拿巧克力把自己的上衣口袋塞得满满。这就不要说请她们去地窖里取货的时候了。在特罗姆岛我从来没想到会干这样的事，但在这里我毫不犹豫，在这里我不仅会从两个老太太那里偷巧克力和糖果，还会诱惑那些小孩子干同样的事情。他们比我小一岁，以前几乎从来没走出过山区，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物。比如在采集草莓的时节，我只要略施小计便会让他们都带着盘子、勺子、牛奶和糖到草莓地里来。

在下面的工厂干活时是我们自己把完成的工作量填进表格，根据这表格数据发工资，看上去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可以利用这个规定钻空子，搞弄虚作假的可能。但我们带头这样干。然而我行为里最重要的变化是与语言表达密切相关，我察觉到让其他人跟着我的指挥棒转的种种可能性存在于语言当中。我干扰纠缠，巧妙应对加幽默，从来没有，可说就一次也没有过，让他们发现我这种能言巧舌是很靠不住的，只要有一个反击，整个的情势便会倒一个个儿。我说的话里有漏洞啊！我也不能发r音！在这些弱点被显示出来后，他们可以揪住这点不放尽管模仿我，那我就完全崩溃了。但他们竟从来没这样做过。

这就是说，佩尔的兄弟，曾做过这样一次尝试，他比我小三岁。我和佩尔站在他们紧靠着车库的马厩里讲话，这是他父亲刚刚修建起来的，为的是他给女儿，佩尔和汤姆的妹妹玛丽特，买的那匹峡湾马 有块地方。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外面逛，最后到的这里，在这闻到马和干草气味的有遮蔽的温暖屋内，那时候，汤姆，一个不喜欢我的人，向我发难，他突然开始仿效我的口音。

“法特塞亚 ？”他说。“这是个什么东西？”

“汤姆！”佩尔呵斥道。

“法特塞亚是一辆车，”我说，“这你没听说过的。”

“我是没听说过有叫法特的车，”他说。“至少不是叫什么塞亚的。”

“汤姆！”佩尔说。

“啊，你是说福特塞拉汽车呀！”汤姆说。

“是的，当然。”我说。

“你干吗不这么说呀？”他说。“福―特！塞―拉！”

“给我滚出去，汤姆。”佩尔说。看着汤姆没有一点动弹的意思，他便立刻举起拳头在他的肩上揍了一拳。

“哎哟！”汤姆叫道。“别打了！”

“快滚，你这小混账王八蛋！”佩尔说着又给了他一拳。

汤姆消失了，我们继续聊着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是在上面的孩子群当中唯一一次有人试着挑我的毛病，这太怪了，那时候全是我在指挥他们。可他们不找我的碴。在上面这块地方我就是王者，孩子王。但我的权力还是有局限。当有跟我一般大年纪的人出现，或是有在这山谷下面住了很长时间的人，我的话便也不是圣旨了。于是我细致地观察判定着我周围的这些人，那时和现在都始终如此。

我把手里的袋子放到路上，敞开夹克把围巾抽出来，用它把脸遮盖上系好，又抓住袋子继续往前走。风在耳边呼啸，卷起漫天飞雪，吹乱了的雪花在空中兜着圈子。到扬·维达尔那里还有四公里的路程，所以这脚下得赶紧。我开始往下方小跑起来。两手拎着的袋子仿佛像两个铅块。沿着公路的另一侧拐弯处那里有几辆车的车灯出现。灯光穿越树林。耸立在那里的树木闪现出来，一棵接着一棵。我停下来，把一只脚踏在路边沟渠的边沿上，小心地把袋子放在我身下的沟坎上，然后继续往前走。当汽车在我身边驶过时我转头看，一个不认识的老头坐在驾驶位上。我往回走了二十来米从沟坎上拿起袋子，继续往下走，拐了个弯，经过一栋住着一个独居老人的房子，走出一片旷野，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工厂里发出的灯光，在雪花紧密的黑暗当中显得模糊不清，经过那个被废弃了的、躺在这个夜晚浓黑中的小农场，在几乎就要到达主干道的十字路口前的最后一栋房屋时，一辆车又出现在路上。我采取了跟刚才一样的措施，把袋子很快地放在沟坎上自己空着手继续往前走。这一次也不是居纳尔。当车一开过，我跑回原地，提起装酒瓶的袋子进一步加快脚下的步伐；时间已经七点半。我急急往下走去几乎就要到达主干道，那时又有三辆车开了过来。我再次把手中的袋子放下。就让他是居纳尔好了，我想，因为他很快就会开过去，这样我就不需要为每一辆车停下来掩藏啤酒瓶了。两辆车相跟着继续驶过了大桥，这第三辆转弯后从我身边开过，但这也不是居纳尔，不是他。我提起袋子走上了主干道，顺着公路走过了公交车站，一家老商店，汽车修配站，那些老式的住宅群，一切都沐浴在光线下，在强劲的疾风中，这个世界里空无一人。几乎就快爬上了这漫长的、要命的山坡顶部时，我看见一辆车的灯光出现在路的边界。这里没有沟坎，我只得把袋子放在雪堤上，因为它们很容易被看见，至少与我之间要有几米的距离。

车开过去的时候我从车窗望进去。这次是居纳尔坐在那里。与此同时他扭过头看我，当他认出是我时，他踩下刹车。紧接着车尾一股雪泥四溅，刹车灯的红光闪烁，车在下坡路上减速，在下面二十多米的地方终于停下来，接着车立刻倒退过来。发动机一阵低吟。

车在我身旁停下，他打开车门。

“在这鬼天气里是你在外面走哇！”他说。

“哦，是啊。”我说。

“那，你要去哪儿呀？”

“去参加一个聚会。”

“上来，我把你开到那儿去。”他说。

“不，不用，”我说，“已经没多远了，没事儿的。”

“不，那怎么行，”居纳尔说，“上来。”

我摇摇头。

“你们也出来晚了，”我说，“已经七点半过了。”

“不要紧，没问题的，”居纳尔说，“上来，马上。这是新年前夕呢，你没必要在这儿挨冻，知道吗。我们带你过去。End of discussion 。”

我没法再坚持了，否则会引起他的疑心。

“那，好吧，”我说，“你真太好了。”

他扑哧了一声。

“你坐后座上，”他说，“给我指点路就行。”

我打开车门坐进了后座。车里又暖和又舒服。哈拉尔，他们快三岁的儿子坐在儿童椅上无声地用眼睛追随着我。

“嗨，哈拉尔。”我说着，对他笑笑。

坐在副驾驶座的托薇向我转过身来。

“嗨，卡尔·奥韦，”她说，“看见你真高兴。”

“嗨，”我说，“圣诞快乐。”

“那我们现在出发，”居纳尔说，“我猜想我们得走另一条路了？”

我点点头。

我们开到了下面的公交车站，掉过头来又朝上坡路开去。当我们经过放啤酒袋子的地方时，我没法忍住自己，向前勾着身子寻找它们。袋子躺在那里。

“你要去哪儿？”居纳尔说。

“先到下面在索尔斯勒塔的一个伙伴那里。然后我们去瑟姆，那里有一个聚会。”

“我可以把你们一直开到那里去，只要你愿意。”他说。

托薇望着他。

“不用，没有这个必要，”我说，“另外，我们还要在公交车上和其他人碰头。”

居纳尔比我父亲小十岁，在城里的一家公司当会计。他是唯一子承父业的一个儿子。其余两个都是教师。爸爸在文内斯拉的一所高级中学，埃尔林在特隆赫姆的一所初级中学。埃尔林是我们唯一管他叫着“叔父”的人，他为人低调不像其他两个兄弟那样倾向于名誉声望。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和父亲的这两个兄弟见面不多，但我们很喜欢他们，他们很少说那些不着调的事儿，特别是埃尔林，居纳尔也一样，我和英韦最喜欢的就是他，或许因为他是亲戚当中年龄最接近我们的。他留长发，弹吉他，尤其是他有一艘二十马力的水星马达的船停泊在曼达尔外的度假屋那里，在我们长大的那些岁月里，每到夏季他都会在那里长住一段时间。他说到他在那里的伙伴们时，关于他们的一切在我的意识里几乎就是一种神秘的光芒，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完全没有这种伙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对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只是一些他驾船出去时在船上见面的朋友，我想象着他们生活的那些场景，白日里穿梭在礁石与岛屿之间的永不停止的船的航行，他们长长的金发在海风中飘拂，棕色的胡髭，微笑的面容，在傍晚和夜里他们玩牌弹吉他，那里也有女孩子的时时眷顾。

当他结婚后有了孩子，虽然还是继续拥有那条船，但那份飞扬神采不见了。还有他那飘飘的长发。他的妻子叫托薇，来自特伦德拉格的一个警官家庭，在一所小学当老师。

“你们圣诞节过得好吗？”她说，转过头向着我。

“过得好。”我说。

“我听说英韦在家？”居纳尔说。

我点点头。他最爱的就是英韦，这一定是因为英韦是长子，而且同祖母祖父待的时间最久，那时候居纳尔还住在那里。但也很可能因为在我们长大的那些日子里英韦不是那种柔弱型，不像我动不动就哭哭咧咧的。和英韦在一起他很快活。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碰到他们那会儿，我也试图拧着干违背自己，试着开玩笑，说许多好笑的事，因为我想用这种方式向他们证实我跟他们有一样的天性，像他们一样有幽默感，跟他们有一样多的南方人情怀。

“几天前他又回去了，”我说，“要和几个朋友去度假小屋。”

“是啊，他成了一个阿伦达尔人了，知道吧。”居纳尔说。

我们经过了乡村小教堂，在峡谷边绕了一个大圈子，那是个太阳永远照不到的地方，再驶过了那座小桥。车窗上的雨刮器在玻璃上轻打着节奏。风扇呼呼地响着。坐在我旁边的哈拉尔的眼皮耷拉了下来。

“谁发起的聚会呀？”居纳尔说。“我猜是你们班上的？”

“其实是同年级的一个女孩。”我说。

“是啊，当一个人开始上高中，一切都改变了。”他说。

“你在教会学校读书时，你就没变？”我说。

“是啊，我也一样。”他说，他扭过头来恰恰与我的目光相遇，然后他重新把注意力转回到眼前的路上。他有一张狭长的脸，跟我父亲一样，但眼睛是深蓝色的，与祖母的相比更像祖父的眼睛。后脑勺比较大，像我父亲和我的一样，而嘴唇，他极富于情感的嘴唇，几乎比那双眼睛更能传递出发自他内心的更多信息，跟爸爸和英韦的一个样。

我们开进了那片空地，车灯射出的光线，将光亮投向树木和小山岗，房屋的侧壁和山坡，终于到了有房屋环绕的尽头。

“这片空地的尽头就是这儿了，”我说，“你把车停在那边的商店旁就行了。”

“好。”居纳尔说。车减速，停下了。

“再见，”我说，“新年快乐！”

“你也一样，新年快乐。”居纳尔说。

我把车门关上，开始朝着上方走向扬·维达尔住的房子，这时候汽车掉过头沿着我们刚才开来的路上开走了。当车从视线里消失，我便开始奔跑起来。现在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从陡坡上纵身而下进入了他们家的地界，看见了他屋里透出的灯光，我向那里走过去敲了敲他的窗户玻璃。几秒钟后他的脸出现了，眯缝着眼睛凝视着外面的黑暗。我指了指门。当他最终看见了我，他点点头，我朝房子的另一面走去，门在那里。

“对不起，”我说，“那些啤酒在上面的克拉格桥旁。现在我们得赶快上去取它们。”

“酒在那里干吗呀？”他说，“为什么你不把它们随身带来？”

“我在往这儿的路上碰到我叔叔了，”我说，“在他车停下之前我刚好来得及把啤酒袋子扔在雪堤上。然后他就坚持着他妈的非要我坐上车开车送我。我不能拒绝，要不他会起疑心的。”

“啊，天哪，”扬·维达尔说，“我们真是他妈的倒了邪霉呀。”

“可不，妈的，”我说，“但现在必须开始行动。我们得赶紧的。”

几分钟以后我们爬上了那道山坡走上了公路。扬·维达尔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了额头，围巾把嘴裹了个严实，外套的领子竖起来盖住脸颊。在他脸上唯一能看到的是他的眼睛，但也只是一点点，因为在他戴的那副圆形的列侬式眼镜上起了雾，在他和我目光相遇时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点。

“我们只有赶快行动。”我说。

“那就行动吧。”他说。

疲惫的双腿没法一下子聚集起全部力量，迈着缓慢的步伐，我们开始在路上跑起来。在走过那片旷野时朔风迎面。盘旋飞舞的雪花缠绕围袭着我们。泪水从几乎是闭着的眼睛里渗流下来。脚开始麻木，已经不再听我的使唤，它们僵硬地插在靴子里，仿佛就是一段木头。

一辆车开过去了，我们人走路的速度真是望尘莫及，不过瞬间的工夫车就消失在了空地边缘的拐弯处。

“我们走一会儿吧？”扬·维达尔喊道。

我点点头。

“只希望袋子还在那里！”我说。

“你说什么？”扬·维达尔说。

“啤酒袋子！”我说。“希望还没人把它们拿走！”

“现在哪还有他妈的人在外面呀！”扬·维达尔说。

我们笑了。走出了空地的边界，我们又开始飞奔起来。爬上坡，那儿有一条砾石路往下直到在河边那一片丰腴的土地，走过那座小桥，经过峡谷，废弃了的汽车修配站，乡村小教堂和路两旁那些50年代的白油漆小房子，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我放下那两个袋子的地方。我们一人拎着一袋又开始往回走。当我们走到小教堂那里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汽车声。

“我们拦辆车吧？”扬·维达尔说。

“为什么不呢？”我说。

左手拎着袋子，右手的大拇指竖起朝路道上伸出去，我们站在那里对开过来的车满脸堆笑。前车灯光没有减弱毫无停车之意。我们继续缓慢地前行。

“要是我们没有拦下车怎么办？”过了一会儿扬·维达尔说。

“我们拦得到车。”我说。

“一个钟头里两辆车开过去了。”他说。

“既然你这么问，你有更好的建议吗？”我说。

“不知道，”他说，“但在里卡德那里聚集有一小群人。”

“你他妈的给我赶紧打住。”我说。

“还有斯蒂格和丽芙他们和一些朋友到谢维克那里去了，”他说，“这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说过了去瑟姆，是不是？”我说。“你可不能现在建议我们去别的地方跨年！这可是新年前夕啊！”

“是啊，我们站在这路边上。有多快活啊？”

身后又来了一辆车。

“看见了吗，”我说，“又来一辆！”

车没停下。

当我们又站在扬·维达尔家房子的外面时，已是八点半了。我的脚冻僵了，在短暂的一瞬间里我几乎就要建议我们忘了那些啤酒吧，就跟着他进屋去和他的父母一起欢度这个除夕之夜算了。鲁特鱼和饮料，冰激凌，蛋糕和烟火。我们总是这么度过除夕之夜的。当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时，明白了他也有同样的一闪念的想法。但我们继续向前。走出了住宅区，经过通向下面教堂的道路，转了一个弯往上走，路过了一小排房子，班上的一个同学科勒住在那里。

“你觉得科勒今晚出去了吗？”我说。

“这我知道，”扬·维达尔说，“他去里卡德那里了。”

“又多了一个不去那里的理由。”我说。

科勒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但也没有什么对的地方。科勒有一对硕大的招风耳，厚嘴唇，稀疏的浅茶色头发和生气的眼睛。他几乎总是这么怒气冲冲的，当然有他自己的理由。在我开始在那里上学的那个夏天，他带着断裂的肋骨和一只折了的手腕躺在医院里。他和父亲一起进城去取购买的材料，其中有好些木板子，他们把木板放在车后面挂着的拖车上，可又没有把它们都固定牢实，于是当他们到了瓦罗大桥那里时，父亲让科勒出去坐在拖车上照管好那些木料不要松散，结果他本人连同那些木板子一起被风刮翻出去，在地上撞了个半死。我们为这事笑了一个秋天，后来只要科勒露面时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这桩事儿。

当他有了轻便摩托车后，就开始跟着其他那些有车的人厮混在一起了。

在拐弯的另一边住着丽芙，一个扬·维达尔始终喜欢的女孩。这对我倒无所谓。她身材很好，但同时她那种男孩子般的幽默感和为人方式让乳房臀部这些部位好像淡化了。另外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坐在她的前面，她向着其他一些女孩子挥动起双臂，拼命地发疯一样地挥动，还说“哦，瞧这奇丑无比的！瞧他这双长杆子手！你们看见没？”但没有得到她期待的那种反应，她对着吆喝的那些女孩，只是齐刷刷地直瞪着我，这时她朝我也转过身来脸红了，我可从来没看见她这么脸红过，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她发现的那令人作呕的手是长在了谁的身上。

位于下面的是社区会堂，接下去是条短小而陡峭的山坡往下直到商店那里，从那里开始长长的莱恩平原延伸开去，在它的尽头处就是机场。

“我想抽根烟，”我说，朝路对面社区会堂旁边的车站点了下头，“我们在这里站一会儿？”

“你抽吧，”扬·维达尔说，“这可是新年前夕哟。”

“那，我们也来点啤酒吧？”我说。

“在这里？有什么好乐的？”

“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不佳？”

“情绪好与不好又怎样。”

“别呀，就干一口，现在！”我说着取下袋子，从里面拿出打火机和一包香烟，打开它，用手做成一个挡风的小屏障点燃了一根烟。

“你要吗？”我把烟盒递给他。

他摇了摇头。

我咳嗽起来，烟就像在我喉头上部那儿卡住了一样，送下一股燃烧的火穿透了我的胃腹。

“哎哟，妈的。”我说。

“舒服吗？”扬·维达尔说。

“我一般不咳嗽的，”我说，“我是烟呛在嗓子眼那儿了。咳嗽不是因为我不习惯抽烟。”

“是吗，”扬·维达尔说，“所有抽烟的人烟都堵在喉头那儿都咳嗽。这不是新鲜事儿。我妈抽烟三十年。每次烟都呛在嗓子眼儿都咳嗽。”

“哈，哈。”我说。

从转弯处的黑暗中开出一辆车。扬·维达尔上前一步竖起大拇指。车停下了！他向车那里走去，拉开车门。然后他对我转过身来挥手。我扔掉香烟，把背包往肩头上一甩，抓起啤酒袋子就开走。苏珊娜从车里下来。她向前弯下身拉了一下操纵杆把车座往前挪。然后她看见我了。

“嗨，卡尔·奥韦，”她说。

“嗨，苏珊娜。”我说。

扬·维达尔正在爬进黑乎乎的车里，酒瓶在袋子里互相敲击出声。

“你想把袋子放在后面吗？”她说。

“不用，”我说，“这样挺好的。”

我坐进车里，把袋子塞在两腿之间。苏珊娜坐进车里。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泰耶扭过头来看我。

“你们在新年前夜路上拦车？”他说。

“这个……”扬·维达尔说，好像他意思是这实际上不算是路上拦车。“我们今晚只是他妈的太背运了。”

泰耶换挡，车轮飞转，发动机开启后车一下冲出去了好几米，我们摇下车窗，汽车驶进一片旷野。

“你们要到哪里去，孩子们？”

孩子们 。

是他妈的一个蠢货。

他怎么能顶着那一头烫过了的头发到处晃来晃去就认为自己美得不行？他以为有了胡髭和烫的卷发看上去就显得彪悍？

长大成人吧。减肥二十公斤。刮胡子。剪头发。然后才可以回来亮相。

苏珊娜怎么能同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们要去瑟姆，那里有个聚会，”我说，“你们要开多远？”

“我们只到哈姆勒那里，”他说，“黑尔格家有个聚会。但我们可以把你们捎到蒂梅内斯路口，要是你们愿意的话。”

“太好了，”扬·维达尔说，“非常感谢。”

我望了他一眼。可他凝视着窗外，没有和我的目光相遇。

“那么，有哪些人要到黑尔格那里去呀？”他说。

“就平常的那帮人，”泰耶说，“里卡德，埃克塞，莫勒，约格，赫贝，谢迪。还有福罗德和约翰，约莫斯和比约恩。”

“没一个女孩？”

“有，有，当然有哦。你以为我们全都是呆子？”

“有哪些啊？”

“克里斯廷，兰迪，卡特琳，希尔德……英厄，埃伦，安妮·卡特琳，丽塔，维贝克……怎么啦，你愿意参加吗？”

“我们是要去另一个聚会的。”在扬·维达尔来得及说点什么之前我抢先说了。

“我们开始出门时晚了点。”

“至少你们拦着车了。”他说。

从机场那里发出的灯光出现在我们前方的视野里。在河对岸，紧接着我们马上要到的路口，在下面的学校那里的一个小型速滑雪坡沐浴在灯光下。雪看上去是一片橙色。

“你读的商科学校怎么样啊，苏珊娜？”

“还行，”她说，坐在我前面的座位上一动不动，“那，你在教会学校如何呢？”

“不错。”我说。

“你和那个莫勒同班吧，是不是？”泰耶飞快地瞅了我一眼。

“对。”

“就是有二十六个女生的那班？”

“是。”

他笑了。

“那，时不时有班级聚会吧？”

窗外公路一边的露营草地出现了，雪覆盖在地面上，没有一个露营者，另一边是乡村小教堂，超市，和埃索加油站。山坡上鳞次栉比的屋顶上空布满了烟花绽开的光亮。在停车场有一群小孩站在那里围着一个树墩，小光球在火光闪耀中冲天而起。几辆车缓慢地相跟着在路上驶过，我们跟着其中一辆并行开了有一段。路的另一边是沙滩。海湾的水面覆盖着一层洁白的冰，冰面裂缝向外延伸有百米长。

“现在到底几点啦？”扬·维达尔说。

“九点半。”泰耶说。

“真该死。我们来不及参加十二点前的全过程了。”扬·维达尔说。

“你们必须得在十二点以前回家？”

“哈，哈。”扬·维达尔说。

几分钟以后泰耶的车停在了蒂梅内斯路口旁的公交车站，我们爬下车来，手拎口袋站在车站的车棚下面。

“不是八点十分车就开过了吗？”扬·维达尔说。

“肯定的，”我说，“但或许车晚点了？”

我们笑起来。

“去他妈的，”我说，“现在至少我们可以来口啤酒！”

我不会用打火机开瓶盖，我把它递给了扬·维达尔。他一声不吭撬开了两瓶啤酒的瓶盖，递给了我一瓶。

“啊哈，太棒了，”我说，用手背在嘴巴上一抹，“要是我们现在灌他两三瓶下肚，就算给待会儿喝酒先垫了个底。”

“我的腿快他妈的冻僵了，”扬·维达尔说，“你冻吗？”

“冻，一样地觉得冻。”我说。

我把酒瓶凑到嘴边尽最大可能地往肚子里灌酒。当瓶子放下时只剩下了几滴。肚腹里充满了气泡。我试着打嗝，但没有气冒出来，只有返回到嘴里的一连串小气泡。

“你再开一瓶？”我说。

“好，你行啊你，”扬·维达尔说，“不过，我们可不能整个晚上都站在这里。”

他又撬开了一个瓶盖，把瓶子递给我。我把它放到嘴边专心致志地闭上了眼睛。大半瓶啤酒又下了肚。紧跟着涌出新一轮的打嗝加气泡。

“哦，我操，”我说，“喝急了可不是好滋味，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在的这条路是南部地区城镇之间交通的主要干道。通常这里车辆来往频繁。但我们站在这里的这十分钟内，只过了两辆车，还都是通往利勒桑的。

在强烈的灯光下空中漫天的雪花飞扬。纷纷的雪粒显现出了风的存在，它们犹如波浪般的升降着，时而缓慢却依旧伸展连绵，骤然间则又是疾速的漩涡。扬·维达尔用他的一只脚敲打着另一只脚，用另一只脚又敲打着这一只脚，动作一再反复……

“那，现在就喝吧。”我说。把剩下的小半瓶灌了下去，把空啤酒瓶扔到了车棚后面的树林里。

“再来它一瓶。”我说。

“你马上就要吐了，”扬·维达尔说，“悠着点儿吧。”

“干，”我说，“整一瓶。他妈的快到十点了哟。”

他重新又撬下一个啤酒瓶的盖儿把瓶子递给我。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说。“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公交车没有了。又没有可拦的车。附近连一个公共电话也找不到，要不我们还可以给人挂个电话。”

“我们会死在这儿。”我说。

“喂！”扬·维达尔说。“车来了。一辆去阿伦达尔的公交车！”

“你又胡扯了？”我说着往山坡上望去。他没胡扯，因为在山坡顶上的转弯处驶出一辆高大美丽的公交车。

“赶快，扔掉你的酒瓶子，”扬·维达尔说，“笑得和气点。”

他把手伸出去。汽车的前灯闪烁着车停下了，车门开启。

“两张去瑟姆的。”扬·维达尔说着递给司机一张一百克朗的纸钞。我向车中间一望。黑洞洞的，空无一人。

“你们要等下车后才能喝了，”司机在从夹袋里掏零钞时说了这么一句，“明白啦？”

“那当然了。”扬·维达尔说。

我们坐在车中间的一个座位上。扬·维达尔把身子往后一倒，用脚紧抵住挡住门的那块隔板。

“啊哈，太棒了，”我说，“又暖和又舒服。”

“嗯。”扬·维达尔说。

我俯身向前开始解鞋带。

“你有我们要去那儿的地址吗？”我说。

“埃尔格斯蒂恩什么的，”他说，“我大概知道它的位置。”

我脱下鞋把脚在手掌之间揉搓。我们来到了那个小小的无人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在我的记忆里始终立在那里，我们住在阿伦达尔要去看望祖母祖父时它一直是我们快到克里斯蒂安桑的一个标记。这时我把脚又踹进了鞋里，系好鞋带，做完这一切时汽车刚好拐进瓦罗大桥跟前的车站。

“新年快乐！”扬·维达尔跟在我身后跳进黑暗中之前向司机喊了一声。

虽然我从这里开过去了无数次，但我的脚从未踏上过这块土地，除了在梦中。瓦罗大桥是最经常出现在我梦里的地方之一。有时候我只是站在桥头下，看着那上面远处隐约显现的桥柱，或者我朝桥上走去。往往是两边的桥栏杆消失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路上坐下试图寻到一个让我可以牢牢抓住的地方，或者整座大桥突然坍塌，我毫无抗拒地滑向路道的边缘。在我年幼的那些日子里，是特罗姆岛桥填充着我那些梦中的场景。现在就是这瓦罗大桥了。

“我父亲出席了大桥的通车典礼。”当我们上路时我冲那桥点了点头。

“他很幸运。”扬·维达尔说。

我们的脚踩踏在雪地上沉默地向住宅区走去。通常从这里望出去视野极佳，人们可以看到谢维克和往深处朝向另一端的峡湾，更远的地方就是大海了。但这个夜里一切都黑洞洞的像是在一个口袋里。

“你看，这风雪是不是小些了？”过了一会儿我说。

“看上去像是这么回事儿，”扬·维达尔向我转过身来，“呃，喝了这么多啤酒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我摇摇头。

“没感觉。这钱算白花了。”

我们走了一段后，周围出现了房屋，四面八方都是。有些房子黑魆魆的空无一人，有些屋里满是穿戴着节日盛装的人们。在一个阳台上站着一群人在放烟火。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一帮小孩们站在那里在风中挥舞着手里火光四溅的烟花棒。我的脚又冻僵了。没有拎袋子的那只手，我在手套里攥紧手指头，不过这对暖和我的手似乎用处不大。但我们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据扬·维达尔说，我们在十字路口中间停下。

“现在上去就是埃尔格斯蒂恩，”他指了一下，“上那里。下到那里，还有下那里也是。你可以选择。我们要走哪一条路？”

“有四条路叫埃尔格斯蒂恩？”

“看来是这样。但我们要走哪条？现在动用下你那女性的直觉。”

女性的？为什么他这么说？他意思是说我有些女人味？

“你这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你认为我有女性直觉？”

“来吧，卡尔·奥韦，”他说，“哪一条路？”

我指着右边的那条路。我们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要去的是十三号。第一栋房是二十三号，接下去的一栋是二十一号，我们选的路没错。

几分钟以后我们站在了这家人的屋外。是70年代的老式房子，给人有一点颓败的印象。通向大门的路上没有铲雪，很久都没铲雪了，从小径深至膝盖的雪上留下的那些走进里面的曲曲弯弯的脚印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

“他叫什么，那个组织聚会的人？”当我们在门前站下时我问。

“扬·龙尼。”扬·维达尔说，揿下门铃。

“扬·龙尼？”我说。

“他就叫这个名儿。”

门开了，站在我们跟前的应该就是主人了。剪得很短的浅色头发，两颊和鼻梁上都有粉刺，脖子上套着一根金项链，黑色的牛仔裤，伐木工的那种厚质棉布衬衣，白色的运动鞋。他笑了，指着扬·维达尔的肚子。

“扬·维达尔！”他说。

“一点不差。”扬·维达尔说。

“你是……”他说，用食指点着我，“卡伊·奥拉夫！”

“卡尔·奥韦。”我说。

“棒呆了。进来！我们都在这里面！”

我们在走道脱下外套，跟他下楼梯到了地窖里的客厅。有五个人坐在那里。他们在看电视。他们面前的桌上放满了啤酒瓶、薯片、香烟和烟丝盒。厄于温坐在沙发上用手搂着他的女朋友莱娜。莱娜只个是七年级生，但看上去一样成熟美好，又那么的毫无顾忌，让人不会考虑到年龄的差异。当我们进去时，她朝我们笑了笑。

“嗨，二位！”他说。“你们能来真好！”

他介绍了其他几个人。鲁内，延斯和埃伦。鲁内上九年级，延斯和埃伦八年级，而扬·龙尼，厄于温的表哥，上的是职业学校机械专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打扮过。就简单地穿着一件白衬衣。

“你们看的什么呀？”扬·维达尔说，在沙发上坐下来，拿起一瓶啤酒。我靠墙站在地窖低矮的窗棂下，户外白雪覆盖着一切。

“李小龙的电影，”厄于温说，“马上就完了。但我们还有一部《光棍俱乐部》，一部《肮脏的哈里》。另外扬·龙尼自己还有一些。你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都行。”

扬·维达尔耸耸肩头。

“我也无所谓。你说呢，卡尔·奥韦？”

我耸耸肩。

“这儿有开瓶器吗？”我说。

厄于温俯身向前从桌上拿起一个打火机，把它扔给了我。我不会用打火机开酒瓶。又不能问扬·维达尔是否可以帮我打开它，这太娘炮了。

我从袋子里拿出一瓶啤酒把瓶口搁在两排牙齿中间，再向外撬一点让瓶盖刚好挂在臼齿上，牙一咬。瓶盖从瓶口上扭下了。

“别这样！”莱娜说。

“没事儿。”我说。

我急匆匆一口气喝完了它。除了所有的气泡让我的肚腹内充满空气，得把涌回到嘴里的许多小气泡吞咽下去外，我没感受到一点酒的滋味。我可没法再照样这么灌下一瓶。

但脚有了反应，温暖开始回到了脚部。

“这儿谁有烈酒呀？”我说。

众人都摇着头。

“只有啤酒，抱歉，”厄于温说，“但你可以要一瓶，要是你愿意。”

“我有，谢谢。”我说。

厄于温把酒瓶举到空中。

“一醉方休！”他说。

“一醉方休！”其他的人一起说，相互把酒瓶子一阵乱碰。他们笑了。

我从袋子里掏出了一盒香烟，点燃一支。波迈淡烟，不是那种最有劲的，偏偏是这种，当我站在那里手指间夹着这种纯白色的香烟，连过滤嘴也是白色的，我就后悔没买王子烟。但我脑子里的念头始终纠缠在十二点以后我们要去参加的聚会，那是伊雷妮班上举办的，在那里波迈淡烟比较不显眼。再说这是英韦抽的牌子。至少曾经有一次我看见他抽过的，某个周末晚上在花园里，当妈妈跟着爸爸去他叔父阿尔夫那里的时候。

我想再开一瓶，但不想再用牙齿磕了，有人告诉我说早晚会出事的，牙齿早晚会碎裂。现在，我已经让他们看见了我是可以用牙齿来开酒瓶的，让扬·维达尔帮我开瓶酒或许就不会被认为我太娘了。

我向他走过去，在桌上抓起一小撮薯片。

“帮我开一瓶？”

他点点头，眼睛没离开电视屏幕。

最近一年他在学跆拳道。我完全把这茬儿给忘了，每次他邀我去这种聚会或类似的场合我都同样惊讶无比。当然我总是婉谢了。但这是李小龙，看他的武打动作很重要，他可是入门者的先师。

拿着啤酒瓶我又回到了我窗前的位置。没有人说话。厄于温看见我了。

“你坐啊，卡尔·奥韦。”他说。

“我站在这儿挺好。”我说。

“那么，干一个，至少！”他说，朝我举起了酒瓶。我向前两步，用手里的酒瓶跟他的对碰了一下。

“一喝见底啊，约翰！”他说。当他在喝这瓶酒时，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地滑动，就像在数点着他喝下的酒。

在厄于温的同年里他的个头最大，不同寻常的强壮。他有着成年人那样的体格。他也很友善，不太在意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说与他人的关系总是淡定放松。他是我们乐队的架子鼓手，是啊，他可以干这个。他同莱娜在一起，是啊，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他与她谈话不多，大多数时间是把她扔在自己的那帮人的圈子当中，这也行的，她就是愿意和他待在一起，超过同其他的任何人。我曾一度小试过，就在几个月前，只想试试能走多远，但虽然我比她年长两岁，她却对我毫无兴趣。唉，说起来，这也就奇了怪了。在高中被女孩子们环绕的我想去接近她？一个七年级生？不过她T恤衫下面的乳房看上去如此美妙。我仍然想去触摸。我仍然想知道她的乳房与我的手接触时的感觉，休管她是不是初中生了。无论是她的身体或是她的做派没有哪一点表现出她只有十四岁。

我把酒瓶放到嘴边一饮而尽。现在我真的再这么干不了几次了，我把瓶子放回到桌上又用牙齿打开一瓶时这么想着。肚子里充满的碳酸气顶得我胃疼。若再来一点，我的耳朵里就会冒出小泡沫了。所幸很快就十一点了。十一点半我们就离开这里，然后加入另一个聚会度过整个夜晚。要是不去那儿的话，我早就走人了。

那个叫延斯的突然从沙发上欠起半个身子，从桌上一把抓起打火机放到屁股后面。

“现在开始！”他说。

在他放出一个屁的同时点燃手中的打火机，噗地一股小火苗在他身后冒出来。他笑了。大伙也一块儿笑了。

“哎，别闹了！”莱娜说。

扬·维达尔笑着，没有和我目光相视，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手里拿着酒瓶穿过屋里来到另一端的门那里。门里是个小厨房。我从案桌上探出身子。房子建在一个斜坡上，这里的窗户比地面高出许多，面对着下面的花园。两棵松树在风中摆动晃荡。下面有几处房屋。通过其中的一扇窗户我看见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都握着杯子在谈话。男人穿的都是黑色礼服，女人穿着一件无袖的黑色长裙。我走到屋里的另一道门那里打开了它。一个淋浴间。墙上挂着一件湿漉漉的衣服。还有些什么吧，我想，关上门走回了客厅。他们还跟刚才一样坐在那里。

“你有感觉到了什么吗？”扬·维达尔说。

我摇摇头。

“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呢？”

他微笑着。

“一点点。”

“我想，我们很快就得走了。”我说。

“你们要去哪儿？”厄于温说。

“到上面的那个十字路口。十二点时大家都去那儿。”

“是啊，妈的，可现在才十一点！我们也上那儿去。他妈的，我们也一起走。”

他看着我。

“你那么早过去干吗？”

我耸耸肩头。

“我和人约好了在那儿踫头。”

“我们会一起的，别担心。”扬·维达尔说。

时钟到十一点半时我们开始住房群里走去。寂静的住宅区，半小时前这儿除了一两家的阳台或是车道上有几个人影外，看不到有人在户外的迹象，现在充满了生气和人的动静。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不断从房屋里涌出。女人们肩头披着大衣，手里握着玻璃杯，脚上是晚宴时穿的高跟鞋，男人们的西装外面罩着大衣，穿着漆皮皮鞋，手里的袋子装着烟花，孩子们在大人们中间穿越着跑来跑去，好些手里还拿着发出火光噼噼啪啪响着的烟花棒，空气里充盈着他们的笑声和欢呼声。扬·维达尔和我各自拎着装着啤酒的白色塑料袋走着，旁边是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晚上的一群穿日常衣服脸上有粉刺的中学生。我得说，“旁边”这个说法不确切。为避免遇到学校里认识的人，我一直保持着走在他们前面几步远的地方，装着到处东看西看，这样看到我们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和他们是一块儿的。实际上我们也与他们有所不同。我看上去穿戴整齐，白衬衣，衣袖卷起，这种穿法是英韦这个秋天告诉我的；在西装和黑色西装裤外套了一件灰色大衣，脚上是我的马丁大夫靴子，手腕处系上几圈细细的皮革带。头发长及脖颈但头顶上的头发短得竖立起来。这唯一坏事的是手里拎的啤酒袋。这事想着就让人头疼。这也是我和那帮晃荡着走在我身后的小流氓样的小子们捆绑在一处的缘由，因为他们手里也拎着装啤酒的塑料袋，都一个样儿。

十字路口那里的地势较高，也就成为了人们聚集的中心，因为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海湾，这里现在是活脱脱的一片混乱。大家人挨人地挤站在一起，绝大多数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烟火点上天。四处都是噼噼啪啪的烟火爆竹的爆裂声，火药的气味撕裂着鼻腔，空中烟雾弥漫，在低云垂挂的天穹之下绚丽多彩的烟花一个接着一个地爆裂开来。颤抖着的光束，仿佛任何时候它都将绽放出五彩缤纷的烟花光彩。

我们站在这喧闹纷乱的圈子的外面。厄于温自己带着烟火，拿出一个巨大的、有炸药粉的木头座底放在自己的脚跟前。他安排这一切的时候身体一前一后地摇晃着。扬·维达尔打开了话匣子，当他喝醉了的时候总是这样话多，唇边始终浮着笑容。现在他在同鲁内聊着。他们是透过跆拳道认识的。他的眼镜上仍然带着雾气，但他也不在意。我站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目光在人群里扫视。当火箭发射器爆炸的这第一瞬间，一股红色的火光喷射出来，就像是紧挨在我身旁，把我吓了一跳。厄于温乐得哈哈大笑。

“真不赖呀！”他吼道。“我们再来一个？”他说着在身旁又放下新的一枚，没等到人回答他，自个儿又把它点燃。紧接着一串光球从发射器里喷射出来，射出的光球的间歇均等而有节奏，他变得愈加振奋，差不多是心急火燎地，在第一个光球没有熄灭之前，就开始手忙脚乱地开始点这第三枚火箭。

“哈哈哈！”他大笑着。

我们身旁一个穿浅蓝色夹克、白衬衣，系着一根皮质领带的男人跌倒在地上。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人向他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拉了一把，这力量没有强大到能把他拖起来，但足以使他能自己站起身来。他拍打着身体的同时眼睛盯着前面看，仿佛之前那瞬间他不是躺在雪地上，只是停下脚为了好好打量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两个男孩站在车站的车棚顶上，斜伸出的手里各自拿着一枚火箭，点着了它们却仍然握在手里，火箭发出嗤嗤的声响火光飞溅，男孩们侧低着头把脑袋扭开，直到最后把它们扔出去，火箭飞升了几米之远，然后以一种巨大的力量爆裂开来，附近所有的人都向它们转过身来。

“喂，扬·维达尔，”我说，“把这也打开吧？”

他微笑着把我递给他的酒瓶的盖子撬开了。我终于感觉到了什么，但这不是那种喜悦或是一种黑暗，更多的是在意识里快速增长的睡意。我喝了酒，点了一支香烟，看看表。差十分十二点。

“还有十分钟！”我说。

扬·维达尔点点头，继续同鲁内谈话。为了找到伊雷妮我决定要等到十二点以后。十二点以前他们会聚在一起，这我知道，互相拥抱互祝对方新年快乐，他们以前都互相认识的，他们是朋友，是一伙的，所有上高中的同学都有自己的一群一伙，我是远离这种群体的，只是在这一刻里与他们汇聚一处。但十二点以后这种团体便解体了，他们会站在那里喝酒，不急于等着离开回去，但很快地——在这种情况下，这稍稍松散的、没有计划的状况里，我可以继续跟他们待着，不经意地谈点什么。或者至少不流露出对此有着强烈的意愿，把自己融入其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问题是扬·维达尔。他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吗？那都是些他不认识的人，和这些人我比他有更多的共同点。他站在那里跟人聊天看上去不是很好吗？

呃，我要问问他。要是他不愿意，行，那就不愿意好了。但我至少绝不会将我的脚再迈进他妈的那个地下客厅里去，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她在那里。

她站在有点高的地方，或许离我们有三十米，被一群穿着节日盛装的人环绕着。我试着数数他们，但处于那个核心圈子的外面实在难以猜测究竟哪些是属于她聚会的那一拨，哪些又是属于另外的一拨。但有一处是十到十二人，这个我很确定。几乎所有这些人的脸我以前都见过，这是课间休息时与她在一起的那一伙。漂亮她说不上，稍稍有点双下巴，脸颊略显有点丰满，但不能算是胖，蓝眼珠、金发。她个子不高，从某方面来讲有点像只鸭子。但这一切毫不影响我对她的评价，因为她总有些什么别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个中心人物。每次她来到一个地方开口讲话，她就成为了她，她要讲的东西总是有意义的。要是她没去滑雪中心边上的度假屋或是其他大城市的话，每个周末她都会出去，进城或是一些私人聚会。随时都有跟随她的一帮人。我恨这些一帮一伙的，我真的恨，当我站在这里听着她把她最近干的所有的事都讲出来时，我也恨她了。

这天晚上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到膝盖的大衣。大衣下面是微微发亮的淡蓝色衣裙，肤色丝袜。她的头上是……是的，那自然应当是，王冠？又像他妈的某个公主？

包围着我的兴奋激动的气氛逐渐浓烈。现在除了爆炸声就是轰响声还有人的大呼小叫，四面八方全面开花。然后，开始响起了警报器的声音，就像来自天上一样，仿佛上帝要把自己对新年的欢乐赐予他熟悉的人们。我们周围响起了欢呼声。我一看表。十二点。

扬·维达尔和我的目光相遇。

“十二点了！”他喊道。“新年快乐！”

他开始步履艰难地向我走过来。

不，该死，他该不会是想来给我一个拥抱吧？

别，别，别这样！

但他来了，用双臂抱住我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

“新年快乐，卡尔·奥韦，”他说，“谢谢过去的这一年！”

“新年快乐。”我说。他的胡子茬在我光滑的脸颊上揉搓着。在我的背上捶了两下，然后退开一步走了回去。

“厄于温！”他朝他走去。

妈的为什么他要拥抱我？这有什么好的呀？我们可从来没有互相拥抱过的。我们是不拥抱的，我们不这样的。

在这儿真他娘的太不是个滋味了。

“新年快乐，卡尔·奥韦！”莱娜说。她对我笑着，我向前弯下身拥抱了她一下。

“新年快乐，”我说，“你看上去很漂亮。”

她的脸，在几秒钟前是四周环绕着的欢乐中的一部分，现在发生了变化，表情突然凝住。

“你说什么？”她说。

“没什么，”我说，“谢谢过去的一年。”

她笑了。

“我听到了你说的话，”她说，“你也一样，新年快乐。”

当她转过身时，我下面的那个东西挺了起来。

啊哈，这来得也不是时候。

我喝完了剩下的啤酒。塑料袋里只剩下三瓶了。我必须节省着它们，但我得有什么东西拿在手里呀，所以我打开了其中的一瓶，用牙齿撬开的，然后开始往喉咙里灌下去。我也点燃了一支烟。这是我的装备，有了它们我整装待发。一只手里夹着烟，另一只手握着啤酒瓶。然后我站在那里把它们一起举到嘴边，先抽一口，然后喝一口。烟，啤酒，烟，啤酒。

过了十分钟我在扬·维达尔背上敲了一下，说我要到我认识的人那儿去了，很快就回来，站在这儿，他点点头，我开始穿过通向高处的道路朝伊雷妮走去。最初她没有看见我，她背对着我站在那里同其他人讲话。

“嗨，伊雷妮！”我说。

她没有转过身来，或许是因为我的声音被淹没在来自周围的嘈杂声中，所以我只得在她的肩头上拍一下。这坏事了，这简直就是他妈的糟糕透了，触到某人的肩头并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而是特意而为，那就等着看什么反应吧。

不管怎样她转过身来了。

“卡尔·奥韦，”她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在附近有个聚会。所以我看见了你在这上面，我想要祝福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她说。“过得好吗？”

“那是肯定的！”我说。“你呢？”

“很好。”

一个短暂的沉默。

“你们有个聚会，是吧？”我说。

“对。”

“在附近？”

“是，我就住在那上面。”

她用手斜指了一下上方。

“就是那边那栋房子吗？”我说向着同一方向点了点头。

“不，在背后那栋。从这路上你是看不见的。”

“嗯，我可不可以参加？”我说。“那我们可以再多聊会儿？这一定很令人愉快。”

她摇着头同时很幽默地皱起了鼻子。

“我不这么认为，”她说，“这不是什么班级聚会，你知道的。”

“这我知道，”我说，“就聊一小会儿？不会更久的。我有一个聚会离这里不远。”

“那么，你就上那里去好了！”她说。“新年后我们在学校见面！”

她总是这样对我不留余地，之后便让人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了。

“看见你真高兴，”我说，“我一直喜欢你。”

然后我转过身走了回去。我始终喜欢她，这句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不是真的，不过至少将她的注意力从我求着要去参加她们的聚会这事转移开。现在她会相信我求着去那里只是试图接近她。试图想接近她是因为我喝大了。在新年之夜谁不会这样？

婊子养的。他妈的婊子养的。

当我回来时扬·维达尔抬头望着我。

“没有聚会，”我说，“不让我们参加。”

“为什么不让？你说过你认识他们的。”

“只有邀请了的才能去。我们不包括在内呀。我操。”

扬·维达尔吹了口气一副不屑的样子。

“我们回去就是了。那儿也不错的。”

我两眼空洞地望着他打了个哈欠，让他明白那儿到底有多不错。但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两点以前我们是不会给他父亲打电话的。这就是为什么在1984到1985年的这个刮风的新年之夜，我们在瑟姆和这帮穿着日常衣服、长着粉刺的中学生再度混在了一起。

午夜两点二十分扬·维达尔父亲的车停在了这栋房子的外面。我们已站在那里等候。我醉得不厉害，坐在前面的座位，而扬·维达尔，一小时以前他头上戴着个灯罩兜着圈儿地蹦跳，他坐在后座，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幸好他已经吐过了，灌下几杯水后又在水龙头下面把脸冲洗干净，这样才能支撑住给他父亲打电话说明我们身在何处。完全清醒过来还说不上，我是站在他旁边听他怎样把每个词的前半截喷射出去的，因为剩下的半截最后都咽了下去，但总之把地址说出来了，在这样的日子，父母们恐怕也不指望我们滴酒不沾。

“新年快乐，孩子们！”当我们坐进车里时他的父亲说。“你们玩得开心吧？”

“那是，”我说，“十二点时外面有好多人。有点吵闹。特韦特那儿怎么样？”

“安宁平静，”他说，把手臂搭在我座椅后背上半个身子扭过去开始倒车，“你们到底是和谁在一起呀？”

“厄于温认识的一个人。你知道的，他在乐队里打架子鼓。”

“知道，知道。”父亲说，换挡驶上了他刚才来的同样的路。一些花园外的雪地上铺盖着残余的烟花碎屑。三五对情侣沿着马路走在路上。几辆出租车开了过去。除此之外到处是一片静谧和安宁。坐在一辆车里从黑暗中缓缓驶出，各种仪器发出光亮，坐在身旁的那个人的动作坚定沉稳，我始终喜欢这样的场景。扬·维达尔的父亲是个好人。他友好又很有趣，一旦扬·维达尔脸上出现了得适可而止的表情时他就不再打扰我们了。他带我们去钓鱼，帮我们解决许多事情——比如一次我骑车到下面他们那儿去时车胎破了，他替我修补好了车胎，没说一个字，当我要回家时车早已准备就绪等我骑上去了；当他们外出家庭旅行时也邀请我加入。他会问我的父母，扬·维达尔的妈妈也同样如此，那些日子里他没少开车送我回家，假如妈妈或是爸爸在，他总是会同他们聊一会儿，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他们从来没去过，这倒不是他的问题。但他也是个有脾气的人，这我知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见他发作过，这所有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扬·维达尔都承袭于他的父亲，其中也包括了恨。

“这就是说现在是1985年了。”我说这句话时，汽车正拐进瓦罗大桥旁的E18公路。

“是啊，没错，”扬·维达尔的父亲说，“后面的那位你说呢？”

扬·维达尔一声不吭。当他爸刚才从车里钻出来的那会儿他也没吱声。他只是两眼僵直地瞪着前方，随即坐进车里。我在座位上转过身去看他。他坐在那里脑袋一动不动，视线固定在前方座位头枕上的一点。

“你失去说话功能了吗？”他父亲说，向我笑了一下。

后面仍然没有丝毫动静。

“你的父母，”他父亲说，“他们今晚在家吗？”

我点了点头。

“我的祖父母和我叔叔都来做客。鲁特鱼和阿克维特烈酒。”

“很高兴你不在场吧？”

“是的。”

开上了去往谢维克的路，经过哈姆雷桑登，到达赖恩斯勒塔顶部。黑暗，寂静，暖和，舒服。我想，我可以像现在这样坐他一辈子。开过他们家的房子，拐进一个弯往上到达克拉格桥，过了桥到达另一端再上一个斜坡。那里没有铲雪，地面上铺有一层大约五厘米厚松软的雪。最后这段路他父亲缓缓地开着。过了苏珊和埃莉泽住的房子，这两姊妹是从加拿大搬到这里来的，谁也不明白其中原委，经过拐弯处威廉的房子，下坡，往上开完最后的这一段路。

“我把你放在这儿了，”他说，“这样避免吵醒他们，要是他们已经休息了的话。OK？”

“OK，”我说，“谢谢你这一路开我回家。回头见，耶维！”

扬·维达尔努力眨巴着眼睛，猛地一下睁了开来。

“好，再见。”他说。

“坐到前面来吧。”他父亲说。

“没这个必要吧。”他说。我把车门再甩上，举手向他们致意，当我转身走上通向家里房子的上坡路时，听到汽车在我身后倒了回去。“耶维”！为什么我这么叫他？叫人的昵称，这标志着互相已成为了伙伴，我没有必要证明这种关系，因为我们事实上已是伙伴，以前我可从来没有用过这昵称的。

房子的窗户漆黑无光。表示他们已经睡了。我真高兴这样，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要隐藏的，而是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我。把外衣挂在过道里后，我走进客厅。新年晚宴之后的所有迹象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厨房里的洗碗机发出低低的单调的嗡嗡声。我坐在沙发上，开始削一个橙子。虽然壁炉里的火已经灭了，但仍感觉到它散发出的温暖。妈妈说得对，在这里的感觉真好。那边藤椅上的猫懒洋洋地抬起头。与我的眼神对视时，它立起身子轻巧地走过地板，跳到了我的膝盖上。我把橙子皮，它最讨厌的东西，扔到了一旁。

“你可以在这儿躺一会儿，”我拍着它说，“这你可以的。但不是整个晚上，知道吧。我很快就要去睡了。”

它开始满意地咪呜咪呜地叫起来，在我身上把身体卷成一团。头慢慢地沉下，歇息在一只爪子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闭上了眼睛，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睡去。

“你真幸运哪。”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收音机的声音里醒过来，但就想躺在那儿养养神，再说今天起这么早有什么劲，一会儿我又睡过去了。第二次醒过来时，已经十一点半。我穿好衣服来到楼下。妈妈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读着什么，当我进去时她抬头望着我。

“嗨，”她说，“昨晚玩得开心吗？”

“那是，”我说，“玩得很开心。”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两点半的样子。扬·维达尔的父亲开车送我们回来的。”

我坐下来开始给一片面包片抹牛肝酱，几度尝试最后成功地用叉子挑起一片酸黄瓜片，把它放在了牛肝酱上面，拿起茶壶摇摇，看里面是不是空了。

“里面还有吗？”妈妈说。“我可以再烧点。”

“一小杯还是够的，”我说，“但或许有点凉了。”

妈妈站起身来。

“坐下，”我说，“我自己能干。”

“不用，”她说，“我刚好坐在炉灶边上。”

她给壶里灌了水，把它放在电炉盘上，立时响起一阵嗤嗤的水炸声。

“那，你们都吃了些什么呀？”她说。

“是冷餐，”我说，“我想她妈妈要去参加聚会，所以做的是这种食品。就是那种……嗯，你知道的，虾和蔬菜的肉冻，透明的……？”

“卡巴莱？”妈妈说。

“对，海虾卡巴莱。还有普通的虾。螃蟹。两个龙虾，这不够分给所有的人，但大家都尝了一点。还有，对，有点火腿之类的。”

“听上去不错呀。”妈妈说。

“是啊，是不错，”我说，“然后我们十二点出去到下面的十字路口，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儿放了些烟火。对了，不是我们放，是其他别的人。”

“认识一些朋友了吗？”

我迟疑了一下。又重新拿一片面包片，在桌上寻找可以就在一起吃的东西。香肠加蛋黄酱，这个搭配不错。

“目前还没有，”我说，“我绝大多数时间是和我以前认识的人待在一块儿的。”

我看着她。

“爸爸在哪儿？”

“上面的粮仓房里。他今天要去祖母那里。你愿意一起去吗？”

“别，最好别这样，”我说，“昨天的人太多了。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或许到下面的佩尔那里去一趟。这就够了。你干什么呢？”

“还不太确定。读点什么吧，或许。然后开始收拾小件东西，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是吗，”我说，“英韦什么时候过去？”

“我想，几天以后吧。所以就只有你和爸爸在这里了。”

“是。”我说。把眼睛落在了祖母做的果酱上。或许下一片面包就着果酱吃，这个主意不蠢吧？然后再来一片羊肉卷的。

半小时以后我站在佩尔家住的房子外面揿响了门铃。是他父亲开的门。他看上去是正要出门的样子，在亮蓝色的运动衫外套了一件绿色双层军用夹克，穿浅色靴子，手上拿着一根狗链子。他们家的狗，一条黄色的老猎犬，在他的两腿间慌忙地窜来窜去。

“原来是这小伙子呀？”他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说。

“他们都坐在客厅里，”他说，“你只管进去。”

他吹着口哨从我身旁经过走到院里，朝打开的车库走去。我在门外跺了跺脚后走进屋里。这房子高大敞亮，修建的年头不长，是他父亲自己造的，我了解的就这些，几乎从所有的房间都可以望见那条河。里面的厅头一间是厨房，他妈妈正站在那里干活儿，当我经过时她扭过头来，对我笑笑说嗨，然后就是客厅，佩尔和他的兄弟汤姆、妹妹玛丽特，还有他最要好的朋友特吕格弗正坐着。

“你们在看什么？”我说。

“《纳瓦隆大炮》。”佩尔说。

“看多久了？”

“不久。半小时。我们可以倒回去重放，只要你愿意。”

“倒回去？”特吕格弗说。“我们才懒得再看一次，对吧？”

“可卡尔·奥韦还没看过，”佩尔说，“很快就完了的。”

“很快？这得花半小时哟。”特吕格弗说。

佩尔向录放机走过去，在它前面屈着一条腿。

“你不能一个人自作主张。”汤姆说。

“是吗？”佩尔说。

他摁下停止键，然后是返回键。

玛丽特站起来往里走到上二楼的楼梯那里。

“你们看到刚才那个地方时叫我一声。”她说。佩尔点了点头。录放机里咔哒咔哒一阵响动，同时发出一些小的敲打摩擦声，就像那种液压下发出的尖锐声，然后一切就绪，录像带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往回倒，快到头的地方突然暂停，最后的一小段转速减慢，这有点近似于一架飞机，人可以这样想象，在穿越空中的高速之后，制动器减速接近地面和跑道，极其平静和谨慎小心地向着机场航站楼滑行。

“昨晚上你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过的吧？”我望着特吕格弗说。

“是啊，”他说，“你是在外面灌酒吧？”

“没有，”我说，“我是在外面喝了点酒。但我真情愿是待在家里的。我们没地方可以去参加聚会，所以我们只好各自手里拎着个啤酒袋子，脚下重得像灌了铅，在暴风雪里跌跌撞撞到处晃荡。直到最后我们去了瑟姆。就等着吧。很快就轮到你们了，手里提着袋子不安宁地在夜里到处流浪。”

“好了。”佩尔说。

“这太有趣了。”特吕格弗说，那时我们跟前的电视屏幕已经显示出了电影最初的一组画面。外面静寂无声，这只可能是在冬季的那些日子里。虽然是多云的天气，天空灰暗，景色中的光线却完全是闪着微光的白色。我记得我当时想，在那一刻里我不愿意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就只愿意坐在那里，在这新建的房屋里，这片树林里的亮点，让脑子一片空白，尽兴地犯傻。

第二天早上爸爸送妈妈去机场。当他回来后，我们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我们在整个秋季过的同样的生活又回来了。他消失在了粮仓他的那个住所里，我乘车到下面的扬·维达尔那儿去了，我们接入他的放大器坐着弹一会儿吉他，直到觉得烦了，再拖着沉重的双脚到商店去，在那儿也没什么事儿，又拖拉着笨重的双脚回来，在各个电视频道间跳过来跳过去地看，听几张唱片，谈论有关女孩子的事儿。在五点的时候我又乘车回家，在门口遇到爸爸，他问要不要开车送我进城。这没问题，我说。在半道上他建议我们可以到祖母祖父那里去一趟，我肚子饿了，我们可以在那里吃一顿。

当爸爸把车停在车库外面时，祖母从窗户那儿探出头来。

“是你们啊！”她说。

一分钟后她打开了大门。

“谢谢上次的晚餐！”她说。“真高兴你们上这儿来了。”

她看着我。

“听说，你那天玩得很开心？”

“是的。”我说。

“那，抱一个！你现在长大了，你还是可以拥抱一下你的祖母啊！”

我向前弯下身子，感觉到她干枯的皱巴巴的脸贴在了我的脸颊上。她的身上很好闻，是她总使用的那种香水的气味。

“你们吃过了吗？”爸爸问。

“刚吃过，但没关系，我这就马上去给你们热一点。你们饿了吧？”

“我们饿了吗？”爸爸说，唇边带着一丝微笑看着我。

“至少我是。”我说。

在我心里的那个声音，我听到的应当是那个没有发出r的“我是”。

我们在走道里脱下外套，我在打开了的衣帽间的地上把靴子规规矩矩地放好，把夹克挂在那些镀金已有了裂纹的旧衣架当中的一个，祖母站住楼梯上看着我们，身体处于她总是有的那种缺乏耐心的状态。一手托着腮帮。脑袋微侧向一边。身体的重心变换着从一只脚转到另一只脚上。但在保持着这许多细小动作变换的同时她一直在和爸爸交谈着。问及今年那上面的雪是否很大。妈妈什么时候离开的，下一次又什么时候回来。是的，是这样，每一次他说什么她就如此回应。正是这样。

“还有你，卡尔·奥韦，”她说转向我，“你什么时候开学？”

“还有两天。”

“那里都好吧，是不是？”

“是的，是这样。”

爸爸对在镜子里的自己投去了短暂的一瞥。面容平静，但在眼里能看到一丝不满的阴影。它们看上去冰冷且毫无兴致。他向祖母跨前一步，那时她已经转身开始走上楼梯，步子快而轻巧。爸爸跟在她的后面，脚步沉重，然后是我跟随其后，目光直盯着他脖颈上浓密的黑色头发。

“来啦！”我们一走进厨房祖父就说。他坐在厨房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两腿张开，身子往后仰着，黑色的裤子背带在白衬衣外面，衬衣的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下。一缕头发垂落在脸颊上，与此同时他用手把它捋了上去。嘴上叼着一截熄灭了的雪茄烟。

“一路开车怎么样？”他说。“路滑？”

“还不算很差，”爸爸说，“新年前夕那次最糟糕。更别提那路上的交通了。”

“你们坐吧。”祖母说。

“不，那就没你的座位了。”爸爸说。

“我站着，”她说，“我这就去给你们热点吃的。我坐了一整天了，这你们知道的。现在坐下！”

祖父拿着一个打火机点燃那截雪茄烟。啪嗒了几口，屋里飘升起一阵烟雾。

祖母扭开电炉开关，像她通常习惯的那样，手指在厨房案桌上叩击着，口里吹出低低的、轻松愉快的口哨。

爸爸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从某一点上显得过于庞大，我想。不是实体上的那种大，这个座椅对他绰绰有余。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或者是由于他气场的强大，让他更有资格坐在客厅的餐桌旁。

他掏出一支烟点燃了它。

他更适合坐在外面的客厅里吗？假如我们坐在那里吃东西的话？

是的，这样好。那里会更适合。

“1985年了。”在已经有几秒钟的沉寂后我开了口。

“是啊，是的，又一年了。”祖母说。

“那个，你哥到哪儿去了呀？”祖父说。“他回卑尔根了吗？”

“没有，他还在阿伦达尔。”我说。

“是的，”祖父说，“他已经是个阿伦达尔人了，你知道吧。”

“唉，他现在不常到我们这里来了，”祖母说，“他小时候那会儿我们有多开心啊。”

她望着我。

“但你要来哟！”

“他现在在学什么呀？”祖父说。

“不是政治学吗，我想？”爸爸说看了我一眼。

“不，他现在学的是传媒。”我说。

“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儿子学什么？”祖父说着笑了。

“知道。这我很清楚。”爸爸说。他把半截烟在烟缸里揿灭了，转身向着祖母。

“妈，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了。不必弄得那么滚烫，你知道。现在肯定够热了，你不觉得吗？”

“肯定热了。”祖母说，从橱柜里拿出两个盘子，把它们放在我们跟前，从抽屉里拿出餐具放在盘子旁边。

“今天我做的就是这些。”她说，拿起爸爸的餐盘，把土豆、豌豆泥、肉饼和调味酱放进盘子。

“这就挺好的，这个。”当她把盘子放到爸爸面前时他说，她又拿起了我的盘子。

我知道能和我吃得一样快的人只有两个，英韦和爸爸。祖母把餐盘放在我们面前没几分钟，就风卷残云，一扫而空。爸爸身子后仰，又点燃了一支烟，祖母端来一杯咖啡递给了他，我站起来走进了客厅，看着城外万家灯火闪烁着的光芒，地上灰色的积雪，在沿着码头的一溜仓库的墙跟前堆积的雪几乎变成了黑颜色。那里的路灯投射出的光束在漆黑发亮的水面上颤抖着。

在刹那间里我的心装满了白雪映衬黑水的念头。这白色是如何湮没了环绕着山中小湖或是林间溪流的众多细节的，这样一来存在于景物和水之间的差异便一目了然，躺在那里的陌生的深不可测的水，是世界的一个黑洞。

我转过身来。另一个客厅离我站着的地方只有两级阶梯的距离，是用一道滑门隔开的，现在那道门半开着，我走上两步楼梯到了那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只是心绪不宁。这是间漂亮的客厅，他们只是在特殊的场合才使用它，从来不允许我们单独待在里面。

靠着一面墙放置着一台钢琴，上方挂着两幅早期宗教题材的油画。钢琴上放着他们三个儿子中学时代的照片。爸爸，埃尔林，居纳尔。每一次看到没有胡须的爸爸，感觉总是怪怪的。他笑着，黑色的学生帽扣到后脑勺上。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地板中央是两个沙发，中间隔有一张桌子。在客厅最里面角落的一方有个砖砌的白色壁炉，在屋内最显眼的是两张黑色的皮沙发和一个古老的、彩色花卉的角柜。

“卡尔·奥韦？”爸爸在厨房里喊了一声。

我赶紧退了四步，回到了日常起居的那间客厅里应声。

“我们要走了吗？”

“对。”

我走进厨房时，他已经站起身来。

“那，再见了，”我说，“下次再见。”

“好的，再见。”祖父说。祖母像往常那样随我们一起下楼来。

“对了，”当我们站在下面走道穿衣服时爸爸说，“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他走了出去，打开车门又再关上车门，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他把它递给了她。

“生日快乐，母亲。”他说。

“不，你真不应当这么做！”祖母说。“亲爱的孩子。我需要什么礼物呀！”

“不，你需要，”爸爸说，“打开它吧，就现在！”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该往哪儿看才好。流露出的某种亲密，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也不知道是否存在过的私密。

祖母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块桌布。

“啊，你太好了！”她说。

“我想这与上方的壁纸很相配，”爸爸说，“你觉得呢？”

“太漂亮了。”祖母说。

“那就好，”爸爸说，他的语调回到了以前那样，不再继续往深里走。“那，我们就走了。”

我们坐进车里，爸爸启动了发动机，射出的灯光照到了车库的门上。当我们在那小斜坡上倒车时祖母站在台阶上向我们挥手。同以往那样，当我们车倒回来时大门在她身后关上，当我们再继续往主干道驶去时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接下去的几天里，有时候我会想起走道里发生的那个小插曲，每一次的感觉都一样：我看到了一些我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我的脑子里不光考虑爸爸和祖母，这几周里还发生了许多别的事。在新学年开始的第一节课西芙就给所有的人发出了请帖，下周星期六她要举行一个班级聚会，这是好消息，一个班级聚会就是一个我有权参加的聚会，在那里没人可以指责我、寻机和我吵闹，在那里有对其他人的信任，这样使得我的行为举止相当靠近课堂上那个真实的我，将会被这个更大的世界所接纳。一句话，我可以喝酒、跳舞、欢笑，或许和谁在某个地方靠着墙亲昵抚摸。从另一方面来讲班级聚会的档次不高也恰恰是因为这个，被邀参加这种聚会不是因为你是某某人，而在于你属于其中的一员，1B班级聚会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不会以此而让自己扫兴。不仅仅是聚会，还是1B的班级聚会。问题是到哪儿去搞到酒，就跟新年前夜那次一样，我琢磨着又有点想给汤姆打电话，但想想最好还是自己设法去弄。我十六岁是事实，但我的长相看起来年岁要大些，若我只装作没人事儿一样，一般说来是没人会想到拒绝我的。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是一个难堪，不会比这更多，那时我再同汤姆联系让他去办这件事。于是在星期三那天我走进了超市，取了十二瓶比尔森啤酒放进购物筐里，还有作为掩护买的面包和西红柿，我站在排着的队里，把买的东西放在自动输送带上，把钱递给收银员，在她接过钱的同时几乎没有怎么看我，一手拎一个里面哐当响着的食品袋，我满怀兴奋急匆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星期五下午从学校回家的时候，爸爸已经去过我的住处。桌上留有一张条子。

卡尔·奥韦，

这个周末我要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星期天晚上回来。冰箱里有新鲜的海虾，面包筐里有白面包。好好享受！吃好喝好！

爸爸

条子上压着一张五百克朗的钞票。

啊，这简直太棒了！

虾是我所知道的最美味的食物。当天晚上我坐在电视跟前吃海虾，然后到城里去逛了一圈，在随身听里先放的是伊基·波普的《渴望生活》（ Lust for Life ），后来就是洛克西音乐乐队（Roxy Music）专辑中的一曲，这时候里面的世界与外面存在的现实间便有了距离，我很喜欢这样；当我看到聚在外面的地方所有那些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的面孔，他们好像待在跟我不同的时空维度里，那些行驶过去的车辆也一样，在加油站外面从车上走下来又坐进去的司机，站在柜台后面的售货员疲倦的微笑和机械的动作，还有在外面遛狗的人们。

第二天上午我到祖母祖父家去了一趟，和他们一起吃刚出炉的面包，然后进了城，买了三张唱片和一大包糖果糕点之类好吃的东西，几份音乐报刊和一本平装版的让·热内的《窃贼日记》。看足球直播时我喝了两瓶啤酒，冲淋浴和换衣服时又喝了一瓶，在我抽完最后一支烟要走之前又喝了一瓶。

我和巴森约好七点钟在伦丁根碰头。当我手里拎着晃荡着的袋子步履笨重地朝巴森走过去时他站在那里面带笑容。他背上有个装着啤酒的背包，一看见这个，我就真想拍一下我的脑门。必须的！就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走进库霍尔姆斯路，经过祖母祖父的房子，往上走进入环绕着体育场那一带的住宅区，西芙居住的地方。

几分钟的乱窜之后，我们找到了门牌号码揿响门铃。是西芙来开的门，开门时她发出一声尖叫。

在我清醒之前，我知道发生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当我躺在失去意识的深渊，仿佛有一只手向我伸了过来，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画面在我眼前飘过。我抓住的那只手，把我慢慢地抬升起来，我越来越接近我自己，直到我睁开眼睛。

我在哪里？

哦，是的，公寓下面的一间客厅。我躺在沙发上，身上穿戴整齐。

我坐起来，用手扶着血管突突跳的脑袋。

我的衬衣上闻到了香水。

一种浓郁的外国香水气味。

我和莫妮卡抚摸亲昵过。我们一起跳舞，我们走到一旁，在楼梯下站住，我吻了她。她也吻了我。

但不是这个！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接了一杯水，一口气把它喝了下去。

不，不是这个！

发生了一些非常美妙的事情，一道光明被点燃了，但这不是莫妮卡。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但是什么？

所有的酒精都会造成身体上的透支亏空。但你会知道什么可以使它重新恢复活力。汉堡包、炸薯条、香肠。大量的可乐。我需要这些。我需要这些，就是现在。

我走进走道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同时把手插进头发里把它往后捋了一把。看上去还不算太糟，只有眼里的血丝；我可以这样见人的。

我系好靴子上的鞋带，抓起外套穿在身上。

但这是什么？

一个钮扣？

钮扣上有个“笑脸”？

啊，就是它！

真太妙了！

最后的那一个小时我是在同汉娜聊天。

就是这个！

我们聊了很久。她主导着话题，兴致勃勃。她什么也没喝。但我喝了，是喝晕乎了，所以我能跟上她的情绪，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然后我们一同翩翩起舞。

啊，我们跟着弗兰基到好莱坞乐队（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的《爱的力量》（ The Power of Love ）跳舞。

爱——的力量！

但和汉娜，是和汉娜！

我觉出她和我是如此靠近。站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靠近，我们谈着话。她的笑声。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她那个精致的小鼻子。

在我们就要离开之前，在朝外面走去的路上，她把那个笑脸符号贴在了我的钮扣上。

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没有比这更多，但这曾经发生的小片段美妙无比。

我系好外套的扣子走了出去。城市上空悬挂着低低的云层，冷冽的风横扫在街道间向海边呼啸而去。万物都是灰色和白色的，阴冷的、怀有敌意的天气。但在我的心中，那里面是一片光明灿烂。当我沿着河边向路边的餐馆走去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 “爱——的力量”！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汉娜就是汉娜，她并没有改变，还是跟原来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在教室里的那个她一样。我喜欢过她，但对她没有觉得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但现在！看看这个！

就像有一道闪电一下击中了我。快乐平稳一股一股传入神经的通路。心在颤抖，灵魂充满着光明。突然地我不可能等到星期一了，我不能等到上学的那一天。

我要打个电话吗？

我要邀请她出去吗？

我不假思索地买了奶酪夹咸肉的汉堡包和炸薯条，大号的可乐。她和一个人在一起了，这是她告诉我的，一个沃格区高中的三年级生。他们在一起有很长时间了。但她看着我的那种方式，突然就缩短了距离，这不可能没有含义吧？这一定意味着什么。她对我有兴趣，她想接近我。这一定是这样。

星期一，在星期一，我就又能再见到她了。

但到那一天之前的这些时间我又他妈的该如何打发？

这差不多还有整整的 一昼夜 啊！

她看见我的时候笑了。我也笑了。

“你还没有去掉这个标记！”她说。

“没有，”我说，“每次看到它我就想到你。”

她埋下了眼睛。拨弄着外套上的一颗纽扣。

“你完全喝醉了。”她说又抬起眼睛望着我。

“我是喝多了，”我说，“坦率地讲，我差不多都全忘了。”

“你记不得了？”

“记得，记得，我记得！比如，我记得弗兰基到好莱坞……”

滕内森，年轻的留着胡髭带着曼达尔口音的地理老师从走廊那端过来了，他是我们的班主任。

“嘿，孩子们，这个周末过得不错吧？”他说，把我们正站在外面的那道门打开了。

“我们有个班级聚会。”汉娜说，对他笑了笑。

这是怎样的一个笑容啊。

“哦，这么说没有邀请我呀？”他说，他并没有期待着解释之类的话，因为他并没有看着她，只是径自穿过教室到了另一头的讲桌，放下手里的一小叠书本。

对课堂上发生的一切事我完全没法集中精力。我只想着汉娜，虽然她和我一样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要不就是这么，想啊想……就这样我的心里充盈着无边无际的情感，容不得有半点其他的想法侵入。就这样度过了整个的冬天和春天。我恋爱了，这不是那种平日里的小情爱中的一种，这是巨大的，人的一生当中只会有三次或者四次的那种爱。这是第一次，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所以或许也是最刻骨铭心的。汉娜成了我整个人的重心。每天早上醒来我很快乐地去学校，那是有她的地方。要是她不在那里，或许生病或许外出了，所有的一切便立刻变得了无生趣，余下一天的时间就只让它混过去。为的什么？我在等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至少，这里说的不是紧紧搂抱和深吻的这种事儿，因为人之间关系的程度不是那么如此简单。不，我期待和准备接受的，只是手在我肩头上的一个轻轻触摸，当她望见我或者我说了什么趣事时她的一个让容颜生辉的微笑，以及校外时间我们相遇时如朋友般的一个拥抱。就在那数秒钟的时间，当我把手臂围搂住她，感觉到她的脸贴近我的脸颊的时候，闻到了她的气味，从她使用的洗发水里透出的那种淡淡的苹果清香。我知道，她朝我靠近了，但她自身还有极其严格的界限，知道什么是她可以做的，绝不谈到我们之间会有什么可能。要不，就是我朝她靠近了，这一点我不太确定，这个解释可能很简单，她被自己得到的所有的关注、那些赞美与奉承宠坏了，愿意玩一玩。但无论如何，当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后，我抱着希望，我分析着她在学校的一天当中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这些将决定我是坠入最沮丧痛苦的深渊或是被送上快乐欢悦的顶峰，找不到第三条道路。

在学校里我开始给她扔纸条了。几句简单的评论，简单的问候语，简单的留言，这通常是我前一天晚上在家里先想好了的。然后她写回条，我读了再答复，把纸条又扔回去，当她读条子的时候仔细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要是她关闭了我向她敞开的那道门，我的眼前一片漆黑；要是她继续往前走下去，我的心中便颤动不安七上八下仿佛我是一座钟。慢慢地笔记本代替了纸条，往返于我们之间，不是很频繁地传递，我不想她被弄烦了，一天有两三次也就足够。我常常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或是喝杯咖啡，每一次的答复都是， 这你知道的我不能 。

我们会在课间休息时讨论，一点关于政治的，大多数是有关宗教的问题，她是基督徒，我是狂热的反基督教分子，我的论点她进一步转达给她那个教区的一个年轻的负责人，下一次她再把他的答复带来。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跟她属于同一个教区，即使我没有直接威胁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我对她在那里的生活起了对照作用。不管怎样，有这课间休息时短暂相遇的空间，虽不是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谨慎而不留痕迹地将这快乐也进一步带到了校外。我们是朋友、同班同学，我们就不能偶尔一起去喝杯咖啡？就不能偶尔一起走着去搭公交车？

我为这些而活着。那些短暂不经意的一瞥，浅浅的一笑，那些极细微的动作。还有，啊，她的笑声！当我把她逗乐了的时候！

我活着就是为这个。但我还需要更多，比这要多很多很多。我想所有的时间都看见她，所有的时间都同她在一起，被邀请去她家，看望她的父母亲，和她的朋友一起出去，和她一起旅游，把她带回家……

这你知道的我不能 。

电影院容易让人联想到男女关系和恋爱，但总有其他活动可以替代，例如二月初的某天我对汉娜的一次邀请。这是在市中心一个地方举行的青少年的政治聚会，我是在学校布告上看到的这个消息，一个上午我写信给她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去？她看了信，然后远远望着我，没有笑容。写下些什么。把本子又递过来，我翻开来读她的回话。那上面写着“好”！

好！我心想。

好！好！好！

当她六点钟来敲响我家的门时，我正坐在沙发上等着她。

“嗨！”我说。“你愿意进来吗，我就换件衣服？”

“可以的。”她说。

她的脸颊冻得红红的。戴着的一顶白帽子拉得很低，一直盖到了眼睛，脖子上围着一条宽大的白围巾。

“你住在这儿啊！”她说。

“是啊。”我打开了通向客厅的门。

“客厅在那儿。里面就是厨房。卧室在二楼。实际上这是我祖父的办公室。就在里面。”我说，用下颚往那里点了点。

“一个人住在这儿不孤单吗？”

“不，”我说，“一点都不孤单。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再说我经常上特韦特那儿去。”

我穿上外套，笑脸符号还在上面，戴上围巾，穿上靴子。

“我去上趟厕所，然后我们马上就走。”我说。厕所的门在我身后关上。听到她开始在外面那儿低声地唱着歌。这里不隔音，或许她想掩盖住这里面传出的声音，或许她只是想唱唱歌。

我打开抽水马桶的盖子，掏出象鼻子。

就在同一瞬间我意识到她在那外面我是没法撒尿的。过道很小，完全不隔音。即使我没尿出来，她也会听出来。

真该死。我操。

我全力以赴地努力着。

一滴尿也没挤出来。

她走来走去地唱着歌。

她究竟会怎么想呀？

半分钟以后我放弃了，打开水龙头让水冲了几秒钟，这样至少里面是发生了一些事儿的，然后关上水龙头，开门走了出去，去与她那羞怯的、低垂着的目光相遇。

“现在我们走吧。”我说。

街道昏暗，刮着风，这个城市在冬天里通常会是这样。路上我们没有谈得太多。说到一些学校的事情，在那里上学的一些人，巴森，莫勒，西芙，托内，安妮。出于某种原因她开始讲述她的父亲，他是个很优秀的人。他不是基督徒，她说。这让我很惊讶。信仰基督是遵从她个人主动的意愿？她说我会喜欢她父亲的。会吗？我想。会的，我说。听上去他是个不错的人。简练。简练是什么意思啊？她说，用那双绿色的眼睛看着我。每一次她这么做的时候，让我全身神威大振。我可以打破所有围绕禁锢我们的框框架架，可以揪住所有的过路人把他们掀翻在地，高高蹦起再重重地踩下直到他们奄奄一息，那双绿眼睛能让我充满如此巨大的能量。我也可以搂着她的腰顺着大街跳一曲华尔兹，把鲜花洒向我们遇到的所有的人，引颈高歌。简练？我说。这很难描述。有点简洁精练，直奔主题的意思，或许更注重于事实，我说，是一种轻描淡写。是这里，对吧？

应该是在女王街的一个地区。对，是这里，门上挂着海报。

我们走了进去。

开会地点在二楼，摆满了椅子，最上方有个主席台，旁边有个投影仪。有一堆年轻人在那里，或许十个，或许十二个。

窗户下面有个大的保温瓶，旁边有一小盘小蛋糕和一摞白色的塑料杯。

“你要咖啡吗？”我说。

她摇摇头微微一笑。

“要不，来块蛋糕？”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蛋糕回到她身边。我们坐在最后面一排的座位上。

又来了五六个人，然后会议开始。这是由AUF 组织的活动，是某种为扩大影响的一种宣传招募性质的会议。至少宣扬了AUF的政治观点，然后又谈及有关青少年政治的普遍性问题，为什么组织起来很重要，有多少事实上能够做的事情，还有，作为自己个人来讲，从中也会有小小的受益。

要不是因为汉娜坐在我的身边，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如此地靠近使我燃烧，我会站起身来走掉。预先的想象里，这会是个人群密集的聚会，烟雾缭绕，诙谐机智措辞巧妙的演讲，爆笑声震动全场，也就是那种米克勒 ^[1] 式的活动，米克勒的含义就是年轻的男女渴求一些东西，为着一些梦想，为社会主义心里在燃烧，这个50年代神奇的词汇，可不是现在这个穿着单调乏味的毛衣和丑陋裤子的单调乏味的男孩子，把跟他们自己同种类型的一小群男孩子和女孩子聚在一处，谈论那些单调乏味毫无情趣的事务。

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已熊熊燃烧，谁还会在乎政治？

当一个人渴求生命的燃烧，渴求充满活力的生命，谁还会在乎政治？

至少，我不会。

通知说在三个发言后有个短暂的休息时间，然后就是专题研讨和小组讨论。在休息的时候，我问汉娜我们是否可以撤了，行啊，她说，于是我们离开了这冷冰冰的晚间聚会。在会场里她把她的外套脱下来挂在椅子背上，看到的是里面的毛衣，很厚的羊毛衣，曲线微露让我不知怎么的不断地咽口水，她是如此的靠近我，我们之间的距离微乎其微。

在归途中我谈论自己对政治的观点。她说我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问我都什么时间研究这个。她自己对所有的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她说。我说我也宁愿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但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她说。这是哪里来的想法？我几乎不知道这无政府主义者究竟是什么。但你是个基督徒，我说，这是哪里来的想法？你的父母并不是基督徒哟，你的姐妹也不是。只有你自己。是你信仰这个。是，她说，你说得对。但看上去你过于耽溺于沉思冥想了。应该多活在生活里。我尽量试着这么做，我说。

在我的住所外面我们站住了。

“你在哪里坐公交车？”我说。

“在那上面。”她说用头朝那边点了点。

“要我送你去吗？”我说。

她摇摇头。

“我自己单独走。我有随身听。”

“好吧。”我说。

“谢谢这个晚上。”她说。

“没有什么可谢的，真的。”我说。

她笑了，踮起脚尖来吻了一下我的嘴。我把她搂住紧紧贴在怀里，她也紧紧回抱了我然后松开自己。我们互相短暂地对视了一下，然后她离去。

这个晚上我不能再保持平静，在公寓里面兜圈子，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上楼又下楼，在下面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我感到我仿佛比世界还大，仿佛我心里已拥有了所有的一切，现在再毫无伸展的余地。人类是渺小的，历史是渺小的，地球是渺小的，对，甚至宇宙，都说是漫无边际的，也是渺小的。我大于一切，无与伦比。这感觉真是太棒了，但它把坐卧不安留给了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渴求，这将要到来的，这我需要做的，我不要做的和已经做了的。

现在我内心装着的这一切是怎样地在燃烧啊？

我强迫自己上床，强迫自己躺着不要动弹，一块肌肉也不动，无论睡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来。最奇怪的是只过了几分钟，睡意悄悄向我袭来，就好像一个猎手正对着一个毫不知情的猎物，我没留意到什么子弹，这是因为不知为什么突然有只脚向前打了个趔趄，让我在内心里引起警觉，完全处于一种生命的虚无状态；就好像我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同时紧靠船旁边一头巨大的鲸鱼迅猛地往下钻入水中，我看见了些什么的，尽管它的位置不可能明确。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梦，我明白的，虽然是梦的手臂将我一下拽了进去，在那里面我周围的环境全然变了，这一切就发生在我打了个踉跄的时候，我是一个梦，那梦就是我。

我闭上眼睛重新再来一轮。

别动弹，别动弹，别动弹……

第二天是星期六，青年队的晨间训练。

我和他们一起踢球，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球踢得不好呀。少年队里起码有六个，甚至七个或者八个都比我强。但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比约恩，在这个冬季被选进了青年队。

但我理解。

青年队来了个新教练，他要看看所有的男孩子，于是我们每人有一周的时间参加他们的训练。有三次表现自己的机会。整个秋天里我跑得很多，身体的状态很不错，被选进了校队的一千五百米长跑，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田径运动。轮到我和青年队一起训练的那天，在舍于塔旁的砾石跑道上已经铺满积雪，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撒开腿跑。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就这么跑啊跑。每一次到达跑道终点时，我都是第一名。每一次我都是竭尽全力。当开始打比赛时，我在那里也如法炮制，我跑啊跑，拼命地跑，不停地跑，像发了疯一样地奔跑，像这样三次的训练以后，我知道效果极佳，然后通知到了我被选进队里，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然而对于队里其他人那就是另一说了。我听到的是，我每一次的接球都很糟糕，每一次的传球都失误，你他妈的来这队里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他们把你选进队里？

啊，我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我能跑。

那就只管跑吧。

训练之后，同往常一样，在我们更衣时其他的人都会笑话我那铆钉皮带，我让汤姆开车送我去了桑内斯。他把我在邮局那里放了下来，我往上朝房子走去。太阳低低地悬挂在天边，天空清澈碧蓝，围绕四周的都是令人目眩的白雪。

我没说过我要回家来，也不知爸爸是否在家。

我小心翼翼地推门。门是开着的。

音乐从客厅声倾泻而出。他把音量开得很大，整个房子里充满了音乐声。我听出来了，这是艾嘉的歌声，瑞典语版的《感谢生活》（ Gracias a la vida ）。

“喂？”我说。

音乐的声音太高太响，我想，他不会听到我的叫声，脱下了靴子和外套。

我不愿意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跟前，在客厅外的走道里又高喊“喂”！没人应声。

我走进客厅。

他闭着双眼坐在沙发上。脑袋随着音乐的节奏前后晃动着。他的脸颊上泪珠滚滚。

我悄声无息地退回几步，在走道上，在音乐休止的间歇之前，我尽可能快地披上衣服夺门而出。

我背着背包和所有的东西，一路上是跑着去的公交车站。很幸运几分钟以后车就到了。只用了四五分钟到了索尔斯勒塔，我自己琢磨着是应当下车到扬·维达尔那里去还是直接进城。回答完全出自我的真心，我不想一个人待着，我想和别人在一起，和人交谈，想让我的脑子完全被别的事情占据，同扬·维达尔在一起，他的父母与我见面总是那么和善，我想去的就是他那里。

他不在家，和他父亲去谢维克了，但他们很快就会回来，他母亲说，问我是否愿意到楼上的客厅里去等他？

好，我愿意。在客厅里，面前是一份摊开的报纸，桌上的一杯咖啡和一片面包，我坐在那里直到一小时后扬·维达尔和他的父亲回来。

傍晚时分我又往上回到了那所房子，他不在那里了，我也不想待在那里。不仅是因为肮脏邋遢和不舒适，阳光把一切都给美化了，所以那天早些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些，还因为我发觉水管已经冻上了。用水的结冻应该有一阵子了，至少已经进入了用桶和雪的这个系统了。在厕所里摆放了几只桶，里面装的雪已经化成了雪泥水，这一定是用作冲洗厕所的。在电炉旁边也放了一只盛有雪泥的桶，想来是要把它们在锅里化开之后用来做饭之用。

不，我可不愿待在这里。待在这城外树林里的一座空荡荡的屋子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被杂乱肮脏围绕，还加上没有水？

他是可以这么过的。

对了，他上哪儿去了呢？

我耸了耸肩头，即使我完全是独自一人。我穿好衣服向着车站走去，沐浴在月亮清辉下的整个大地仿佛已沉睡过去。

在寓所门外的那个吻别之后，汉娜向后面退缩了一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的纸条每一次必有答复，我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站在一起聊天。但出现了这种没有逻辑、不合常规的情况：突然有一天她冷不丁地接受了我的一个邀请，她愿意在晚上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差十分七点在电影院门厅那里碰面。

她一进门就四处寻找我，让我尝到了和她在一起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我愿意所有的日子都像现在这样。

“嗨，”她说，“你等了很久了吗？”

我摇摇头。我知道已经快要超越界限了，所以我得处之淡定以给她提示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实际上与其他一对对的观众没有任何区别。总之她不必后悔与我一起来到这里。不必左盼右顾看是否有认识的人在近旁。没有用手臂揽着她的肩膀，没有用手去握着她的手。

是一部法国电影，坐在电影厅里时对其所知甚少。是我建议看这部电影的。它的名字是《37度2》（ Betty Blue ）。英韦看过这场电影，对它极为赞赏，现在到这里的城里放映了，我当然得看，这里不是常能看到有质量的影片，通常大多数是些美国片。

我们在位置上坐下来，脱下外套，背朝后仰着。她显得有点拘谨，是这样吗？好像她其实并不愿意上这里来。

我的手心汗津津的。我所有的力量都在身体里松散了，在我的身体里化解消失，全身绵软，我变得毫无抵抗力。

电影开始了。

一对男女做爱的画面。

啊，不。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敢再瞅汉娜一眼，猜想她也是和我一样的体验，不敢看我一眼，用两手紧紧抓住座椅的扶手，身子后仰盼着这个场景的完结。

但它没完结。他们在银幕上的动作继续再继续。

他妈的就没个完。

该死，该死，该死。

在电影结束前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着，事实上想来汉娜也是跟我一样的状况。当电影结束时，我只想马上回家。

这也合情合理，汉娜要坐的车从公交车站往城里开，我要坐的是反方向路线。

“喜欢这电影吗？”我说，在电影院门口站着。

“喜——喜欢，”她说，“不错吧？”

“是啊，相当不错，”我说，“起码，是部法语片！”

自由选修的语言课，我们两人都选的是法语。

“你能听懂一些他们的对话吗，我的意思是，不看下面字幕的话？”我说。

“一点儿。”她说。

沉默。

“好，好啦。我想，我差不多得往家赶了。那，谢谢这个晚上！”我说。

“明天见，”她说，“再见啦！”

我回过头去看她，因为想看她是否会回头，但她没有。

我爱她。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她不愿意同我在一起，但我爱她。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想，即使在我踢球的时候。球场是我可以有幸避免去思想的唯一地带，在球场上所有一切关乎的是身体，但即或在那里她也闯入我的心中。现在要是汉娜坐在这里看我就好了，我想，我会给她一个惊喜的。每次只要我有了好事，每次讲出一段话后我听到了笑声，我就想，汉娜应当看见这一切。我们的猫，梅菲斯托，她应当看见。我们家的房子，里面的气氛。妈妈，她可以坐下来跟她在一起聊天。外面的河流，她应当看见。还有我的唱片！她应当听它们，一张一张地听。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她想进入我的世界，而是我想进入她的世界。有时候我想这一切绝不会发生的，有时候我想这好事可能在瞬间里来个大颠覆。我始终都看见她的，既不是那种搜寻的，也不是探究的目光，跟这些都毫不相干，不是的，这里一瞥，那里一瞥，于我足矣。然后巴望着我可以看见她的下一次机会。

在这心灵的风暴当中春天来临了。

在大地被厚厚积雪覆盖着的寒冷日子很难想象出这样的图景，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在一个寂静的毫无生机的清晨，户外便会是一片绿色的、生机盎然的、温暖的、颤抖着的各色各样的生命，从飞翔在树木间歌唱的鸟儿，到四处成群结伙仿佛是挂在空气当中的群集的昆虫。冬天的大地没有给予任何警报，太阳温暖着的石楠和苔藓的气味透出来了，树木迸发出浆液，冰雪解冻的湖泊水洼春夏时节会将其充盈，让水流奔涌，这时候再没有比自由奔放的情感更能概述这一切了。现在唯一能够看到的白色，是在蔚蓝天空中飘移的云朵，是蓝色的河水上方掠过的云彩，在那里河流带着它完美的冷浸光亮的水面缓慢地朝着下方流入大海，不时有岩石凸显出来，如在熨帖的平滑中，一个个跃出水面的身体。但那里不是这样的，这一切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白色和静谧，打破这静谧的，是一股寒风或是一只孤独的乌鸦的聒噪。但它来了……它来了……三月的一个夜晚雪变成了雨，积雪堆缓缓移位互相挤靠。四月的一个下午树上冒出了芽孢，地上青草出土，在一片黄色上硬生生切割出一方绿来。水仙花探出头来，白海葵、蓝海葵也先后亮相。于是突然温暖的空气像柱子一样把山坡上的树木间隙填得满满。向阳的山坡上树叶繁茂，绿叶间到处夹杂着樱桃树怒放的花朵。你在十六岁的年龄，这一切都会留下印记，都会沿着这一切去寻思探索，因为这是你所感知到的第一个春天，用人体所有的器官感受到春的来临，但这也是最后的春天，因为较之人生这第一个春天，以后来临的所有春天便都淡化褪色。若是再加上你恋爱了，是啊，那……这就涉及你是否能承受得住的问题了。承受这所有的喜悦，所有的美，所有未来前景的无限的可能性。从学校走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在柏油马路外融化了的雪堆，图案看上去好像是一支箭正穿插入一颗心。我看见商店外面的遮阳篷下几箱新鲜的水果，在离那里不远的地上一只跛行的乌鸦走了过去，我仰起头来朝着天空，它湛蓝明净是那么的美丽。我穿过一片住宅区，那时天上落下雨来，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同时我仍然做着我一向做的事情，上学，踢足球，和扬·维达尔傍在一起，读书，听唱片，有时和爸爸碰头——有几次是出于偶然，比如有一次我在超市碰见他，在那里偶遇他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或者说是他对这种这极不自然的情势的反应，在那里我们推着各自的购物车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各自走上自己的归路；还有一次是在一个上午，我正走上通向房子的那道坡，他开车下坡来，旁边座位上是他的同事，我现在看到他已是满头的灰白头发，但仍然显得年轻。但我们通常的安排应当是这样：要不他路过我的住所，我们一起去祖父母家吃晚餐，要不就待在他的房子里面，在那里他仍然最大可能地与我保持距离。看上去，他已经对我放手不管了，但也不是完全撒手不管，也可能继续发生那种突如其来的劈头盖脸的训斥，就像那一天我给两个耳朵都扎了眼儿，当我们在过道里撞了个满怀时，他说我看上去像个蠢货，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自己看起来像一个蠢货，作为我的父亲他感到羞愧。

三月里一个下午的早些时候，我听到一辆车在住所外停下。我下楼朝窗外望去，那是爸爸，他手里拎着一个包。他的样子看起来很高兴。我赶紧回到楼上的房间里，不愿意像那种好奇的家伙把鼻子挤贴在玻璃窗上。听到他在下面的厨房里一阵翻箱倒柜，我放上大门乐队（The doors）的唱片，那是扬·维达尔借给我的，在我读了拉尔斯·索比耶·克里斯滕森 ^[2] 写的《披头士》之后就想听听它。然后把一叠我收集的有关特雷霍尔特 间谍案在报纸上剪下的材料拿出来，因为我确信这次考试会用上的，我坐下来开始读它们，这时候听到了他上楼梯的脚步声。

我朝门那里望去的时候他刚好走进来。他手里拿着的一定是张购物单。

“愿意替我去商店跑一趟吗？”他说。

“没问题。”我说。

“你读的是什么？”他说。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只是一些与挪威语课程有关的东西。”

我站起身来。强烈的阳光倾泻在地板上。窗户是敞开的，听到外面的鸟儿在歌唱，它们停驻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那棵老苹果树上嘁嘁喳喳地叫着。爸爸递给我购物单。

“妈妈和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他说。

“啊？”我说。

“是。但这不会影响到你。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再说，你很快就是个大人了，还有两年你就搬出去自己过了呀。”

“是的，的确如此，”我说。

“好吗？”爸爸说。

“好的。”我说。

“我忘了写土豆。或许我们可以来点甜点？不，还是算了吧。这是钱。”

他递给我一张五百克朗的纸票，我把它塞进口袋走下了楼梯，来到街上，沿着河流走，进入超市。我在货架间来回走着，把要买的东西放进篮子里。爸爸没有说过的，我也尽量添加进去。他们要离婚了，好吧，那就让他们离。我想，要是我再年少一些，八岁，九岁，或许这一切有所不同，那确实会意味着什么，可现在其实真的没多大关系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把买回的东西交给他，他做的晚餐，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题。

然后他走了。

我为这点感到高兴。那天晚上汉娜要去教堂唱歌，她已经问过我是否想去看看，我当然愿意。她的男朋友也在那里，我假装自己不知道，当我看见她站在那里的时候，那么圣洁，那么美丽，这是我的那个她，没有任何人对她的情感能像我这样对她的如此靠近。外面的柏油路被尘土遮盖着，余下的积雪填满了那些路面的坑洼处和沿着路两旁阴凉的山坡，她歌唱着，我快乐着。

回家的路上我在公交车站跳了下来，走穿过这个城市的最后一段路，内心的躁动一点没有减少，我的心充满了那么多那么强烈的情感以至于完全无法承受。当我回到家里，我让自己躺在床上，眼里涌出了泪水。这眼泪里没有困惑，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是快乐与喜悦。

第二天我们两人单独在教室里，其他人都走了，我们俩的动作都有点拖沓，她或许因为是想听听我对他们昨天举办的音乐会的看法。我对她说她唱得好极了，她完美无缺。她站在那里收拾书包，脸上容光焕发。然后尼尔斯进来了。我不喜欢这样，他就像一个影子一样老是紧紧跟随着我们。我们一起上法语课，他与其他一年级生有所不同，他和那些在城里酒吧里比他年龄大得多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及自己的生活都很独立。他笑得太多了，对一切都奚落嘲笑，也包括对我。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是感到自己很微不足道，不知道自己的眼睛该往哪里看，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得体。现在他开始同汉娜说话。就像有一个圈子围住了她，注视着她的眼睛，笑着，向她靠近，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站着。对他的这种举动我并不意外，引发我激怒的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汉娜的反应。她没有拒绝他，没有排斥他的笑。即使我在场，她也向他敞开自己。和他一起笑，与他的目光对视，当他靠近时，她坐在课桌那儿甚至露出了膝盖。仿佛他已经施展迷魂术蛊惑了她。在他站在那里的瞬间他凝视着她的眼睛深处，目光里含着激动紧张与不安宁，随即爆发出邪恶的笑声，他向后退了几步，来了一番投降缴械甘拜下风的话语，举起手对我做了个致意手势后消失了。我怀着满腔的妒忌之火望着汉娜，像重新审视一个老雇员一样，但没有看出有丁点儿的变化，她在内里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又恢复到平日的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汉娜，阳光、美丽、俏皮、欢喜，唇边总是带着让人困惑的、常常是很幼稚的问题，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看到的是什么？黑暗、深沉，或许也有暴烈，在她身上含有这样的品质？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只是一点微光，但它毕竟还是显现了。是啊，就在那一瞬间，我一文不值。我被羞辱了。我写给她的所有的纸条，和她讨论的所有的话题，我所有的那些极为简单的愿望和孩子气的渴求，我一文不值，是校园里的一声喊叫，山麓中的一块碎石，汽车发出的一阵喇叭声。

我能对她怎么办呢？我能施加影响，下功夫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吗？

我能对 别人 下功夫让其成为我的女友吗？

不。

对她来说我是一文不值。

对我来讲她就是一切。

我试着忽略我所看到的有关她的事情，包括我对她的态度，维持着与从前一样的方式，假装一切都没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我知道，这一点确信无疑。我唯一的希望是，她不要察觉到这一切。实际上我相信的又是什么样的梦想？

两天以后，复活节假期开始了，妈妈回到家里。

爸爸说离婚手续已办，一切完全结束。当妈妈来了之后，我明白对她来说不是这样的。她直接开车到了家里，爸爸在那里等候着她，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那时我正在城里四处晃荡着，试着把时间打发过去。

星期五那天她把车停在外面。我从一个窗户里看见了她。她有一只眼睛的周围有一块巨大的淤青。我开了门。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但不是这样的。我摔倒了。我晕过去了，有时候我会这样的，知道吧，于是我就正正地对着桌子上方的边沿栽了下去。你知道的，那张玻璃桌。”

“我不相信。”我说。

“这是真的，”她说，“我晕倒了。除了这个没别的。”

我往后退了一步。她走进过道里。

“你们现在离婚了吗？”我说。

她把箱子放在地板上，把那浅色大衣挂在衣钩上。

“是，我们离了。”她说。

“你难过吗？”

“我难过？”

她那么直率地望着我，好像她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知道，”她说，“或许有点悲伤。你呢？这对于你怎么样？”

“很好，”我说，“只要别让我和爸爸住在一起就行。”

“我们也谈到了这件事。但现在我得先喝杯咖啡。”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厨房，看着她给咖啡壶里灌了水，在椅子上坐下，手提包放在膝盖上，翻出一包香烟，显然，在卑尔根那会儿她已经开始抽巴克莱牌香烟了，她抽出一根烟点上。

她看着我。

“我搬进来。我们俩住那栋正屋。爸爸在这儿住。大概我得先把他的那一半买下来，我还不完全知道怎么样才能把这事办妥，但肯定会有办法的。”

“好。”我说。

“你呢？”她说。“你的情况怎么样？知道吗，现在真是高兴看到你。”

“我也一样，”我说，“自从新年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你。发生的事太多了。”

“是吗？”

她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烟灰缸，同时也把一袋咖啡一起拿出来放在了案桌上，水开始发出低低的嘶嘶声，在边上听有点像靠近大海的感觉。

“是的。”我说。

“看得出来，是一些好事吧？”她笑着说。

“对，”我说，“我恋爱了。就这么简单。”

“太好了。是我认识的人吗？”

“你认识的，那会是谁呀？不是，是班上的一个人。这或许恰恰有点傻，但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它也恰恰不是按预想的那样发展。”

“啊，不，”她说，“那个，她叫什么？”

“汉娜。”

“汉娜，”她说着微微一笑，“什么时候我能见到她？”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在一起。她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看来这事还不那么容易。”

“对。”

她叹了口气。

“是啊，事情不总是那么随人心愿。但看上去你精神焕发，也显得很快乐。”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从来没有。”

因为某种冲动的原因，说这话的时候我眼里涌出了泪花。不是湿润的泪光，像平日看到让我感动的东西时那样，不是这样的，泪珠径自沿着我的脸颊淌了下来。

我笑了。

“这实际上是高兴的眼泪。”我说。我抽泣了一下。最后我得用手把脸上的泪水抹去。幸亏这时水开了，我可以走过去把壶从电炉上拿开倒进咖啡，再把盖子摁下去，把壶在电炉盘上按压住跺了几下，拿出两个杯子。

当我把它们摆放在桌上时，一切又都恢复到了常态。

＊　＊　＊

半年以后，在七月末的一个夜晚，我搭最后一趟公交车在瀑布前的车站跳下了车。肩头上背着一个水手背包。我去丹麦参加了足球训练营，之后，我没有先回家，而是去参加了在群岛举办的一个班级聚会。我很快活。时间是十点半过了几分钟，夜幕已经降临，像一片灰色的面纱笼罩着整个大地。在我身下的瀑布轰隆隆作响。我爬上坡，走向路边砖石堆砌的公路。在倾斜的草甸下是一排沿着河岸生长起来的落叶树。上面有个老农场，朝向路旁有个敞开着的业已衰败了的粮仓。农场的正房里面没有灯光。我拐了一个弯，那里的下面是一幢房子，一个老人住在那里，坐在开着电视的客厅里。河的对面开来一辆拖车。它的声音先飘进我的耳中，在拖车换挡继续缓缓地往上开的时候我先听到了它，然后拖车上来了。树冠的上方，对着阴霾的天空，两只蝙蝠在空中飞舞，我想到了坐末班车回家时常常撞见的獾。当我迈步往上爬坡时它多半顺着溪流朝着公路往下窜。为保险起见我总是一手握着一块石头。有时候也在路上与它相遇，那时它就停下瞪着我，然后开始跑回它那极具特色的隐蔽处。

我站在那里，把背包从肩头上甩了下来，一只脚放在路沿的石头上，点燃了一支烟。我不愿意就在那一刻回家，想再延迟几分钟。我和妈妈一起在这儿住了一整个冬天和半个夏天，她现在在南伯沃格。她还没有买下爸爸的那一半房产，依照他的权利，他和他的新女友温妮一起住在那里，直到学校开始上课。

树林上空飞来一架巨大的飞机，它缓缓地倾斜，从我头上飞过的几秒钟后机身又再度恢复平衡。两个机翼的尾端发出刺眼的闪光，机身下的轮子正在放下。我的眼睛追随着它直到它在视野里消失，只剩下了轰隆隆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弱，直到飞机在谢维克机场降落前，声音也消失了。我一直喜欢飞机，即使在航线下方住了三年，我每回还是带着愉悦的心情看它们起降。

在夏日的黑暗中河水闪烁着。我手里的香烟烟雾没有往上升，它流散开去，像空气中悬浮着的一层薄雾。没有一丝风。现在当飞机的轰鸣消失后，也没有一点声响。不，有声音的：是蝙蝠发出的声音，它们上下盘旋飞舞伴随着翅膀扇动的呼啦声。

我伸出舌头把香烟在上面戳了一下，然后把烟头扔在斜坡上，背包往肩上一撂，继续往上走。有灯光的那栋房子是威廉住的地方。接下去的拐弯处的上方，乔木浓密庞大的树冠把整个天空遮挡得严严实实。在下面道路和河流间的沼泽地带听得见青蛙或者是蟾蜍的叫鸣声。然后我看见下方的地上有一个活动的身影。是獾。它还没有注意到我，小跑着跨上了柏油路。我朝着路的另一边走了几步，试着不想惊动这位过路者，但它看见了我立刻停下。啊，这獾实在太漂亮了，有着黑色带白色条纹的极为时尚的鼻与嘴！毛皮是灰色的，金色的眼睛透着狡黠。我继续大步走着，跨越过砖石路基，静静地站在下面的陡坡上。那獾发出嘶嘶的声音，继续注视着我。很显然它在判断当下的情势，因为以前的几次当我一撞上它，它会立刻掉头马上跑得无踪影。现在它又这么干了，蓦地转身慢腾腾地跑开，在我的巨大喜悦中消失在上方的地面上。当我重新走回路上，我听到了低微的音乐声，这音乐声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我现在刚刚听到。

是我们家那儿传出的音乐声吧？

我紧赶着往下走完了最后的一段路，然后再往上爬上斜坡，房子在电灯齐放光明的辉映中。是了，音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大概是从那道敞开的门，我想，那上面有个聚会，草坪上有几个晃动着的黑影，在灰白色的夏季之夜的暗淡光线里显得朦胧而暧昧。通常我是沿着溪流的方向向上到达房子的西面，但那上面有聚会，屋前屋后到处都是陌生人，我不愿意从树林里就这么直接闯入，因此顺着路绕了一大圈。

整个车道上都停满了车，半个车身在草坪上，粮仓房的旁边和院里也停着车。爬到顶部后我停下来让自己镇定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从院落那里走过来，他没有瞧见我。屋后的花园里人声嘈杂。我透过窗户望进去，在厨房的桌子旁站着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跟前各人都有自己的酒杯，他们互相笑着一边喝着酒。

我深吸了一口气朝着房子的正门走去。通向树林的花园里放着一张长桌子。上面铺着的雪白桌布在树冠下的幽暗里发着隐约的白光。有六七个人坐在桌前，其中包括爸爸。他一下看到了我。当我与他的目光相遇，他站起来向我招手。我放下背包，把它放在门旁边朝他走过去。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他像这样过。他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衬衣，沿着V字形的领口绣着花边，蓝色的牛仔裤，浅棕色的皮鞋。他那让太阳几乎晒成了深棕色的脸膛，泛着黝黑的光。眼睛闪闪发亮。

“你来了，卡尔·奥韦。”他说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我们想你会来得早些。我们这里有个聚会，你看见的。但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坐一小会儿吧？坐这儿！”

我照他说的做了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脊背对着房子。这些人当中我唯一见过的是温妮。她也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或者类似于毛线衫的衣服。

“嗨，温妮。”我说。

她对我报以一个热情的笑容。

“这里是卡尔·奥韦，我的小儿子。”爸爸说，在桌子的对面坐了下来，他的旁边是温妮。我向其他的五个人点了点头。

“这位是博迪尔，卡尔·奥韦，”他说，“我的表妹。”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个叫博迪尔的表亲，瞅着她的时候或许眼里带着一点疑问，她笑着对我说：

“我们是小孩的时候经常在一起，你父亲和我。”

“是在少年时期。”爸爸说。他点燃了一支烟，吸进一口，又喷吐出来，脸上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

“这里还有雷达尔，埃伦，玛尔塔，埃尔林和奥耶。这些，都是我的同事。”

“嗨。”我说。

桌上摆满玻璃杯和酒瓶，托盘和盘子。两个大碗里满满的虾壳，毫无疑问这是他们吃过虾后扔下的。我父亲提到的最后一位，奥耶，四十开外的年纪，一副硕大的眼镜，镜架倒是薄而细，坐在那里望着我的时候他喝了一小口啤酒。他把酒杯放下，说：

“是你去过训练营哪？”

我点点头。

“在丹麦。”我说。

“丹麦哪里呀？”他说。

“尼克宾。”我说。

“在莫斯岛的？”他说。

“是，”我说，“我想是那里。是在利姆湾的一个岛。”

他笑了，四处张望着。

“那就是阿克塞尔·桑德莫塞 ^[3] 的家乡哟！”他说。然后他又直直地看着我。“你知道他受这个你刚去过的城市启发，创建了一种法则？”

这到底是什么呀，这个？难不成，我们又坐在了学校的课堂里？

“知道。”我说。我不想再多说话，也不想给他机会多说话。

“那是？”他说。

当我抬起目光时与他的眼睛相遇了，他的固执和羞涩并重。

“詹代法则。”我说。

“这就对了！”他说。

“你们在那里过得好吗？”爸爸说。

“很好，”我说，“场地都很棒。城市也漂亮。”

尼克宾：我和一个初遇见的女孩在外头度过了整晚整夜之后，朝住宿的学校走回去，她疯狂地喜欢我。队里其他四个人离开得早些，就只剩下了她和我，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比平日醉得更厉害，我在城里的一栋房子跟前站住。所有的细节烟消云散，我不记得我如何离开的她，不记得怎么走到那里的，但在那里，就在我站在这栋房子门外的时候，好像又恢复了神志。我把冒着红光的烟卷从嘴边拿开，打开门上的收信口，把烟扔进去让它掉在里面走道的地板上。然后又是一阵晕晕乎乎，不管怎么的我得让自己回到住地的学校，走进去，一头睡下，第二天早饭时被唤醒，之后训练了三小时。我扔进去的那香烟，当我们坐在训练场地边一棵硕大的落叶树下聊天时我猛地一下想到了这茬事。一阵凉气直透心底，我站起身来，把球踢了出去，开始跑着去追它。要是着火怎么办？在这火里有人丧生吗？我又该这么办？

在训练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都很快乐，但现在，当我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时，恐惧又袭上心头。

“你在哪个球队踢，卡尔·奥韦？”其中的一个人问话了。

“特韦特。”我说。

“你们是属于哪个区的？”

“我在少年队，”我说，“但青年队是第五区的。”

“不是斯塔特俱乐部（IK Start）的，恰恰不是那儿的。”他说。从他的口音里我明白他来自文内斯拉，所以很喜欢较真。

“不是，更属于温比亚特足球俱乐部。”我说。

大家笑了。我埋下眼睛。觉得我得到了过多关注。但这之后当我掠过的目光与爸爸相遇时，他对我笑着。

真的，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你就不想来杯啤酒，卡尔·奥韦？”他说。

我点点头。

“想。”我说。

他朝桌面上扫视了一遍。

“看上去这儿的酒喝完了，”他说，“但厨房里还有一箱。你可以到那儿去拿一瓶。”

我站起来。当我朝门那儿走过去时，又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两人的身体扭缠在一块儿。她穿着白色的夏季连衣裙。赤裸的双臂和双腿是棕色的皮肤。乳房沉甸甸的，腹部和臀部臃肿。但在同样丰满的脸上的眼睛是温柔的。他，那个穿着浅蓝色衬衣和白色下装的男子，有点小肚腩，但算得上是个身材不错的人。他虽然笑着，那醉意蒙眬的眼睛四处扫视，但我看得出那张脸的表情是僵硬的。在这凝固住的面容上，只有皮肤上的纹路可见，就像干枯的河床那样。

“嗨！”她说。“你是那儿子吧？”

“是，”我说，“嗨。”

“我和你的父亲在一起工作。”她说。

“很高兴见到你。”我说，很幸运不必再说更多的话，因为他们已经挪步往前走了。当我来到过道那儿时，浴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矮小、粗壮、戴着眼镜的黑头发女人走了出来。她用眼睛扫了我一眼，然后垂下眼睛走过去，进了屋里。我谨慎地用鼻子嗅了嗅她身上飘出的香水味，随即跟在她身后走进屋里。新鲜的花的香气。我走进厨房，当我来时透过窗户看见的那三个人坐在那里。男人，四十岁左右光景，正凑着他右边的那个女人耳边低语。她笑了，但是那种出于礼节的笑容。另外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在膝盖上放着的一只手提包里翻腾。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同时把未开封的一盒香烟放到桌上。

“嗨，”我说，“我只是来拿一瓶啤酒。”

靠着门边的那面墙那里有满满两箱啤酒。我从上面的那个箱里取出一瓶。

“你们谁有开瓶器？”我说。

那男人站起来，在大腿上一拍。

“我有打火机。”他说。

他的手臂下端往前一个抛送，慢慢地，这样我可以来得及做准备，但还是向前一个趔趄，打火机在空中飞过，撞在了门框上哐当一声坠落在了地板上。要是没有发生这一景，我还真不知道如何让自己走出困境，因为他就会以父辈那样的方式替我开瓶，我不愿意这样，但现在是他先主动向我提出建议，但又途中遭遇失败，这样一来情况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不会用打火机开瓶，”我说，“或许你可以帮我打开？”

我从地上拾起打火机，把它和啤酒瓶一起递给了他。他戴着一副圆形的眼镜，半个脑袋上没有头发，在有头发的那一边头发在头顶边沿向上高高耸起，就像在漫无边际的海滩上最外延的一道波浪，它们永远无法往上攀缘，在这一点上让他有些气馁，少了底气。至少他给我留下了这个印象。他握着打火机，绷紧了的手指头毛茸茸的。一只带银表链的手表套在他的手腕上。

随着轻微的“噗”的一声，瓶盖打开了。

“好了。”他说把瓶子递给了我。我谢过，走进了客厅，那里有四五个人在跳舞，我走出门来到花园。在旗杆前聚了一小堆人，手里都拿着自己的酒杯，他们谈话的时候眺望着外面的河谷。

啤酒的味道是太美妙无比了。在丹麦的时候我每晚都喝，前一天的整个晚上和夜里也都喝，所以现在我得灌上许多才可能让自己醉倒。但我也不愿意弄成这样。要是我喝得酩酊大醉，我就会滑进他们的世界里，让他们把我完全吸收同化，变得和他们不再有区别，或许我甚至会对他们的女人想入非非。这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我向外面望去。河流缓慢曲折地环绕着那块绿草覆盖的、立放有一个球门网的狭长草坪，进入夹在两排高大的乔木树间的河道，黑魆魆的树木对着铅灰色的泛着白光的水面。河那边是渐渐高上去的小丘陵，那儿地势起伏连绵，最后通向海边，那里也是一片漆黑。位于河流和丘陵间的一溜房屋流泻出的灯光闪耀着，强烈清晰，而天边的群星，靠近大地是灰蒙蒙的色调，夜空的深处，是依稀可见的蓝色星星。

在旗杆旁的那群人在笑着说什么。他们站的地方与我只几米之遥，但他们的脸仍然模糊不清。有小肚腩的那个男人绕着屋子的一角走了过来，好像他是蹭着地面往前走的。我的成人坚信典礼的照片是在那里拍下的，在旗杆前面，站在爸爸和妈妈中间。我喝下一口酒朝花园另一端的深处走去，看来还没有其他人发现这条路。在那里，我靠近一棵白桦树坐了下来，两腿交叉在一起。音乐的声音变得遥远了，说话声和笑声也远了，他们在那边的活动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朦胧的身影像幽灵似的绕着灯光明亮的房子飘来飘去。我想到了汉娜。仿佛她在我心中的一角确实占据有一个具体的地方，我始终都和她在一起。其实我可以到那儿去的，在我愿意的时候，感到非去不可的时候。我们坐在斯瓦贝格露营地外谈着头一天晚上的班级聚会。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在一起。斯瓦贝格，汉娜，有着低浅的小岛屿的海湾，大海。我们跳舞，游戏，从房子的阶梯走下来，黑暗中在海水里游泳。那真是心旷神怡。这种心旷神怡永不疲倦，一整天里它都活跃在我心中，它现在也活跃在我心上。我永存不朽。我站了起来，意识到这是凭借我自己身体里每一个细胞的力量。我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衫，齐膝的军绿色裤子和白色的阿迪达斯篮球鞋，就这些，但这已足够。我说不上强壮有力，但我细长瘦削、柔韧灵敏、英俊如神。

我可以给她打电话吗？

今天晚上她应该在家。

但时间应该接近午夜十二点了。即使她本人不在意被叫醒，对于家里的其他成员这种干扰就说不过去了。

如果那房子被烧毁怎么办？有人在火里丧生吗？

啊，该死，真他妈的该死。

我开始从草坪上走过，同时心里试着将这一切思绪抛在脑后，让目光沿着树篱围墙滑过，经过房子、屋顶，直到远处在草地另一端的一大簇紫丁香树丛，它那沉重的、紫色的花朵让往下走的整条路上都能闻到浓郁的芳香，我走动着同时喝干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啤酒，看见几张红扑扑的女人的脸，她们屈腿坐在阶梯上手指间夹着一截香烟，从桌边经过时我认出了她们，微笑了一下，穿过大门先进入客厅，然后是厨房，现在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又拿了一瓶啤酒，走上楼梯进入我自己的房间，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来，把头后仰闭上了眼睛。

就像这样。

客厅里的扩音器就在我下面，整栋房子完全不隔音，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可闻。

他们播放的是什么曲子？

昂内塔·费尔特斯科格 。去年夏天的热门歌曲。现在流行的又该叫什么了？

这天晚上爸爸穿的衣服有点不般配，不伦不类的。白衬衣或是上衣或不管该他妈的叫什么的上装。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着简单、准确得当，偏向保守。他的衣柜里是衬衫、西服、西装外套，多数是带斜纹的，下装是涤纶的、灯芯绒的、纯棉的，毛衣是羊毛或羔羊毛的。他属于那种比较老派的教师，而不是不太注重衣饰的新派老师，但又不是旧时代的老派，其间的差异倒不在于此。差异体现在柔弱和强硬之间，体现在试图消除这个距离和试图保持这个距离之间。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当他突然换上一套很文艺范儿的绣花上衣，或是带褶裥的衬衣，像我在这个初夏里看见他的那个样子，要不就是来一双形式很随意的皮鞋，看上去跟许多人一样的很是享受的样子，这展现出的他与实际上的他之间的距离相去甚远，这一点我十分了解他。我自己是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我反对战争和当权者，反对各种层次的权力机构和所有形式的强权，我不想在学校被填塞得满满的，但我希望我的聪明才智更有组织性；政治观点上我倾向于左翼，世界资源的分配不公让我想要爆粗口，我希望在分配社会财富上人人有份，那么资本主义和财阀统治集团就是死敌。我的意思是说所有人的价值都是均等的，而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更比他的外在要重要得多。换句话说，我赞成深度反对表象，褒扬美反对恶，支持弱势反对强势。这么说我应当高兴才是啊，因为我的父亲已经走到柔弱的这一边？不，这只是柔弱的外观表象，就是说这圆框眼镜、灯芯绒裤子、合脚的鞋子、针织毛衣，这些让我感到几近鄙视了，因为同我的这些政治观念并存的还有其他的观念。与音乐紧紧联系的意念，在那个世界里完全是以另一种尺度来衡量什么是优质，什么是酷，总是准确地同我们生活的时间紧紧绑在一起，要表述的将是这个所处的时代，而不是与当时的劲歌排行榜飙在一起的那部分，不是柔和的色彩和发胶的魅力，因为这些都是与销售有关的东西，与外观展示和娱乐相关的东西，不，应当表现出的是具有创新精神又不失传统意识；有深切感受又不乏灵巧活泼；聪颖睿智但又简单直率、不装腔作势。真正的音乐不是为所有人的，不是最畅销的，但它仍然表达着一个时代，我的时代，我的经历与历程。啊，全新的时代。我站在新时代的一边。回声与兔人乐队的主唱伊恩·麦库洛奇（Ian McCulloch）在这种思想体系里是位先驱。大衣，军夹克，篮球鞋，黑色的太阳镜。这与我爸爸的绣花衬衣和萨米靴 相去甚远。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无可厚非，因为爸爸是属于另一个年代的人，想象着那个年代的人将开始像伊恩·麦库洛奇那样着装，开始听英国的非主流音乐，很在意发生在美国屏幕上的事情，追随R.E.M.或Green on Red的首张专辑，再不就出现把牛仔饰带混杂于衣柜间诸如此类的事，这几乎是个梦魇。重要的是这有绣花边的衬衣和萨米靴本就不是他。可他依旧要以这种面目悄悄流入这个圈子里，仿佛进入某种无章法和茫然无知之中，几乎就是一个娇弱女子，如同他完全失去了自我。甚至他嗓音里的那种强硬也消失了。

我睁开眼睛回过头去，这样我就可以通过窗户看到树林边的那张桌子。现在那儿只有四个人了。爸爸、温妮、自称为博迪尔的那个她，和另外一个人。在丁香花树丛后面，在他们视线之外的地方，但我能看见那儿，有个人站在那里撒尿，他望着外面的那条河。

爸爸抬起头来目光直直地投向窗户。我的心跳加快，但我没有移动，因为他要是真的看见了我——对这点我不能确定——这就承认了我在偷窥。相反地我等候片刻，直到我确定他看见我看见了他，假如那时他看见了的话，然后我才退开，在书桌前坐下来。

观察爸爸是行不通的事，他总是时时戒备且滴水不漏，什么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总是事无巨细尽收眼底。

我喝下了几口啤酒。现在再抽口烟就再爽不过。他从来没见过我抽烟，要是我这么做的话或许这将会成为一个话题。从另一方面讲，他不会恰恰要鼓励我再去拿一瓶啤酒吧？

书桌，是我拥有的东西里记忆最长久的一个，它是橘红色的，跟我的床和老房间里的那个柜子门一个颜色，现在除了放唱片的架子外，书桌里完全空了。在学校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清理干净，这里除了睡觉外几乎没有其他功能。我放下酒瓶把唱片架兜转几圈，读着上面的那些名字，那是我自己孩童时稚气的笔迹在唱片盒脊上写下的大写字母：BOWIE―HUNKY DORY。LED ZEPPELIN ―I。TALKING HEADS―77。THE CHAMELEONS ―SKRIPT OF THE BRIDGE。THE THE―SOUL MINING。THE STRANGLERS―RATTUS NORVEGICUS。THE POLICE―OUTLANDOS D`AMOUR。TALKING HEADS― REMAIN IN LIGHT。BOWIE―SCARY MONSTERS (And super creeps)。ENO BYRNE― 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U2―OCTOBER。THE BEATLES―RUBBER SOUL。SIMPLE MINDS―NEW GOLD DREAM 。

我站起身，拿起靠近那个小罗兰 Cube放大器旁的吉他，弹拨出几个和弦，然后把琴放回原处，再向户外的花园望去。他们还坐在那里，在树冠下的幽暗中，那两盏煤气灯已经黯淡下来，但仍留有余光，从远处看去他们的面孔有点被灯光掩去了色彩。是暗黑的，差不多都是铜色的脸膛。

博迪尔一定是祖父的另一个兄弟的女儿，我从未见过。出于某种理由祖父的这个兄弟很久以前就被家庭排除在外。我自己是几年以前一次偶然情况下第一次知道此人，那是在家族的一个婚礼上，他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是城里五旬节 教会里的一名世俗传教士。机械师。他同其他的两个兄弟在所有方面都截然不同，甚至包括姓名。这三个儿子，在他们庄严高贵的母亲的劝说诱导下，在未来规划上他们仨都将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世界，起步就在大学里，还决定更换了姓氏，让稍许有点与众不同的克瑙斯高取代了很一般的彼得森，他拒绝了。可能这就是他与家庭决裂的理由？

我走出房间走下楼梯。当我来到大厅里时，爸爸站在放置衣柜的那间屋里，那里没开灯，他看着我。

“你在这里？”他说。“你不想和我们坐在一起？”

“想的，”我说，“当然想。只是到处逛逛看一看。”

“一个很棒的聚会。”他说。

他微微扭了一下头，用手把头发理理顺。这个手势他始终是有的，但至于那上衣和裤子，与他完全不搭调，仿佛突然间女性化了。衣着传统保守、着装一丝不苟是他一贯的方式，就像这个已归属于他的手势和严谨的作风。

“你一切都好吧，卡尔·奥韦？”他说。

“好啊，”我说，“一点事儿也没有。我出去坐下就是。”

当我走到外面，一阵风卷过来。树林边树上的叶子微微摆动，有点不情愿的样子，像是从酣睡的梦中被唤醒过来。

没其他的原因，他就是喝醉了，我想。因为这不是我习惯的那样。我父亲从来不喝酒的。第一次我看见他酩酊大醉，是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到他和温妮住在埃尔韦街的公寓去拜访他们，他们招待我吃芝士火锅，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自己家里能想出搞这么一台晚餐，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我到那里之前他们已经喝过了，虽然他本人还是很友好的样子，但感到仍然有一种威逼；当然，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坐在那里就感到惧怕，是间接的，因为我再不能读懂他。这就像我通过整个儿童时期获得了的所有关于他的知识，我以前已经做到了的能预先判知将会发生的事的能力，就此一击完全失去了效应。这是怎么啦？读不懂了，这是什么事儿呀，这是？

当我转过身继续朝桌子那儿走去时，我遇到了温妮的目光，她对我笑着，我回报她一个笑容。又一阵风吹过，这次风力强劲了些。长在粮仓房阶梯前与人一般高的树丛的树叶儿沙沙一阵响。树上那些最轻俏的枝条在餐桌上方上下摇晃着。

“你挺好的吧？”当我走到了他们那里温妮说。

“挺好，”我说，“但我有点累，我想很快就要去睡了。”

“在这大家吵吵闹闹的时候，你能睡得着？”

“这并没有什么吵闹！”

“你父亲今天晚上说了不少褒奖你的话，你能相信吗。”博迪尔说，在桌子上方她朝前躬下身。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于是谨慎地笑笑。

“是这样吗，温妮？”

温妮点点头。她的长发完全灰白了，可她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纪。当她在师范学院实习的时候爸爸是她的辅导员。她穿着一件宽松的绿色上衣，跟他身上的款式相似。绕着她的脖子套着一条木珠子的项链。

“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朗读了你的一篇作文，”她说，“你或许不知道？我读了你的东西希望你不会有什么不高兴吧？他真为你感到骄傲啊，明白吗？”

啊，我简直无话可说了。我的作文跟她有他妈的什么关系？

但很显然，这话是在奉承我。

“你像你的祖父，卡尔·奥韦。”博迪尔说。

“像祖父？”

“对。一样的脑袋形状。一样的嘴。”

“你是爸爸的表妹吗？”我说。

“是，”她说，“你得哪天来看看我们。你知道，我们也住在克里斯蒂安桑！”

我不知道。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存在。我应当这么说的。但我没这么做。相反地我说很高兴有机会去拜访，问她从事什么职业，慢慢地也说到她有无孩子之类的话。正在她说话的当儿爸爸回来了。他坐下来听她的讲述，像是为了要加入这个话题，但接着他身子往后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点燃了一支烟。

我站起来。

“我一来你现在就要走吗？”他说。

“不是，我只是去拿样东西。”我说。走到门旁边我打开背包，掏出香烟，嘴里叼着一根烟往回走，半道停住一瞬间把烟点燃，这样当我坐下的时候我的烟已经抽上了。爸爸一声不吭。我看见他是想说点什么的，因为他的嘴边已流露出了一丝不满，但在这短暂的、邪恶的一瞥之后一切全都彻底地烟消云散，仿佛他已经对自己说他不再是这样的人了。

至少这是我脑子里是这么想的。

“那，干杯吧，大家一起。”爸爸说，向我们举起了红酒杯。然后他看着博迪尔，又加一句：“为海伦妮干杯。”

“为海伦妮干杯。”博迪尔说。

他们喝下酒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的眼睛。

这个海伦妮又是他妈的什么人？

“你还没有来干杯，卡尔·奥韦。”爸爸说。

我摇了一下头。

“在那儿拿个杯子，”他说，“是干净的。是不是，温妮？”

她点点头。他在桌子上方举起一瓶白葡萄酒把杯子斟满。我们又干了杯。

“海伦妮是谁？”我说，望着他们。

“海伦妮是我姐姐，”博迪尔说，“她已经过世了。”

“海伦妮是……对，在我的成长时期我们很亲近。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爸爸说，“直到十来岁的时候。后来她病了。”

我又喝了一口。从房子后面走出刚才看见过的两个人。穿着白衣裙的身材结实的女人和那个有小肚腩的男人。他们后面还有另外两个人，我认出其中的一个，那个在厨房里的男人。

“你们在这里坐着呀，”有小肚腩的人说，“我们一直琢磨着。你没有很好地照顾你的客人，我可得这么说。”他把一只手放在爸爸的肩上。“我们先到这上边儿来想看的就是你哟。”

“这是我妹妹，伊丽莎白，”博迪尔低声对我说，“和她丈夫，弗兰克。他们住在下面的莱恩，知道吗，就在河边上。他是个房地产经纪人。”

爸爸认识的所有这些人，他们一直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么？

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立刻有了生气。当我来到这里时这些面孔空洞洞的毫无意义和内容，因此我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年龄和类型，大约跟看动物差不多，一个四十岁年龄的兽群，其中包含死沉沉的眼睛、僵硬的嘴唇、下垂的乳房、颤抖的肚腹、皱纹和赘肉，现在我看到的是简单的个体，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亲属，他们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和我的一样，他们是谁，突然变得有了意义。

“我们坐在这儿谈到了海伦妮。”爸爸说。

“海伦妮，是啊，”叫弗兰克的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我听说了许多有关她的事。很遗憾，事情会是这样。”

“她临终时我坐在她的床边。”爸爸说。

我凝视着他。现在发生什么事了？

“我很看重她。非常看重。”

“她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美丽的人。”博迪尔说，对着我仍是那种低低的嗓音。

“她就这么死了，”爸爸说，“啊，呜呜。”

他哭了？

是的，他哭了。他坐在那里手肘支撑着桌面，两手交叠放在胸前，同时泪珠顺着他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那是在春季里。我们都在外面她却死了。所有的花朵都在外面。啊，呜呜。啊，呜呜。”

弗兰克的眼睛朝下，把玩着手里的那个酒杯。温妮把手放在爸爸的胳膊上。博迪尔望着他们。

“你是跟她最亲近的，”她说，“你就是她最亲爱的人。”

“啊，啊。”我的父亲说，闭上了眼睛用手遮住了脸。

又一阵风在院落上空刮过。桌布垂下去的边角被吹得往上翻飞起来。一张餐巾纸被风刮走飘落到了草坪上。我们头上的落叶树喧闹起来。我举起杯子喝酒，那酸酸的味道充盈口腔令人战栗，立刻又品咂出了人快要接近醉酒的那种清澈和纯粹，但又还没完全进入那个境界，于是渴求追逐那总是会接踵而来的欲醉欲仙。

注释：

[1] 阿格纳·米克勒（Agnar Mykle，1915—1994），20世纪挪威最受争议的作家，热衷劳工运动。他最著名的作品《红宝石之歌》（ Sangen om den røde rubin ）被认为是挪威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却被官方认为“不道德、淫秽”而成为禁书。

[2] Lars Saabye Christensen（1953— ），挪威著名当代作家，也写有大量的诗歌和戏剧。他的作品获多个挪威和国际的文学奖项。1984问世的小说《披头士》（ Beatles ）是他的代表作。

[3] Aksel Sandemose（1899—1965）著名的丹麦裔挪威作家，出生于丹麦，1929年移居挪威。以擅长写心理小说著称，代表作为《水手上岸去》（ En sjømann går i land ）和《一个逃犯穿越旧日的踪迹》（ En flykting krysser sitt spor ）。也有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下文提到的詹代法则（Jante Law）是斯堪的纳维亚社群中对个人的一种看法，其特点是否定个人的成就，詹代法则首次出现是在桑德摩斯的《一个逃犯穿越旧日的踪迹》中。 hrxaatV4cYjjQx5cTOXmoNLvyCQf8k1VCuCGpZuuxOmB364/mGVcl47xQsuFOu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