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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十月号内，载朱孟实先生给一个中学生的一封信，是“谈情与理”的，他说：“今年李石岑先生和杜亚泉先生……在《一般》上起过一番辩论，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争点是我们的生活应该受理智支配呢？还是应该受情意支配呢？”朱先生的主张，是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但是朱先生所谈的，我还觉着有些不是，所以我再照我的意见辩论一番。
（一）朱先生说我“不知李先生的学说得自尼采”。这个不知，虽出于朱先生推想，但是我可以承认的。不过我的知道与否，和我们的争点实在没有关系。朱先生或者以我若知道李先生的学说得自尼采，一定不去抨击了。其实我不是抨击谁，不过看见《一般》的论说中，有和我见解不同的地方，我就把自己见解写出来，至于那论说中学理是那个人创造的，或是因袭那个人的，这和我的见解完全没有关系。
（二）朱先生说我“又不知自己所根据的心理学是久已陈死的”。这个不知，我更当然承认的。但我就是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朱先生以为我若知道这学说已经陈死，一定不再去根据了。其实我只知道这学说的是不是，不知道他陈不陈死不死。无论人家说他怎么陈怎么死，只要我认为是，那学说至少就在我心中不陈不死。若我只因为人家说他陈死，我就不敢根据，那末我们自然只好专讲些新伦理新主义了。或者朱先生所谓陈死，就是已经有人证明其错误，就是不是，那末朱先生最好将错误指出，我就感激得很。
（三）朱先生说：“尊理智抑感情的人，在思想上是开倒车……要开倒车的人，应该先证明现代哲学和心理学是错误的。不然，我们决难悦服。”朱先生所谓现代哲学，当然指与“主理主义”对待的“主意主义”；所谓现代心理学，当然指与“理智中心说”对待的“意志中心说”。这学说都不错的。这类学者，大概都有批评从前学者过于尊重理智的话。因为从前的哲学，全求诸理智；从前的心理学，以理智为一切行动的根原。这确是错的。但是近来附和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却变本加厉，蔑弃理智以徇情欲，这却是大错而特错了。宇宙意志、生命意志，都是盲目。理智原是后起，由生命的意志产生，但理智产生以后，他就负了支配生活和指导行为的责任。譬如最低级的生物，没有眼睛，行动不便，生命常受危险，因此由生命的意志，生了眼睛。有了眼睛以后，我们的行动，不免要受眼睛的支配和指导了。自然有许多的行动，如反射运动、自主运动等，不靠眼睛的，也有时用了眼睛，还是看错，或者没有看见，因而行动错误，危害生命，而且有时眼睛看到危险，不敢前进，行动反受阻碍，若是没了眼睛，倒可勇往直前，冲过危险。但是因为这些缘故，就说眼睛支配行动的能力是极微末极薄弱的，我们不要眼睛，我们的行动不要受眼睛的支配，你喜欢往那里去就去，水里也可以，火里也可以，等到你觉著气闷了或者烫了，你再回转换个方向。下等没有眼的动物，行动原是如此的。附和现代哲学心理学的人，都是这样不要眼睛的说法。我以为尊理智抑感情的倒车，至多开到十八世纪，尊感情抑理智的倒车，却要开到原生动物的时代了。
（四）朱先生所述墨独孤派学说，如“快感与痛感，是行为的结果，不是行为的动机。动作顺利，于是生快感；动作受阻碍，于是生痛感。在动作未发生之前，吾人心中，实未曾运用理智，预期快感如何寻求，痛感如何避免，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与情绪，不是理智”，这个学说，我承认他是的，但这是说明原始的行为，不是人类一切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个学说来说明的。譬如婴孩初次吮乳，完全是本能的冲动，心中确未曾运用理智，预期由吮乳而得到乳味的快感。但是经过若干时期以后，孩子已得到由吮乳而得快感的经验，那时投入母怀，索乳吮吸，这种行为，其动机中实有预期的快感存在。除了低级动物和初生儿以外，其行为的动机中，都有这种预期的成分。理智愈发达，动机中的成分愈复杂，经过选择而后，发为行为，所谓意志的行为。又朱先生说：“生命无先见……母鸡孵蛋，没有产出小鸡的先见。”这学说我也承认他是的。但这是生命的原始状态，生命进行的潮流中，不是都这样状态的。据心理学家实验，母鸡孵蛋数次以后，孵卵时就有产出小鸡的先见了。至于人类，先见更明。妇人腹大了，就知道要生产儿女；月经终止后经过二百八十日，就知道胎儿要出来了。我们一生行为的结果，可以先见可以预期的，原不过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不能先见不能预期，所以有许多人还迷信命运气数以及神佛等。我希望我们人类理智日益发达，把不能先见不能预期的部分逐渐缩少，可以先见可以预期的部分逐渐扩大，这就是我们生命潮流中努力的倾向。若是因为现在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薄弱，而要窒聪塞明，任情纵欲，其结果不是发生听天由命不求进步的保守主义，就是发生专事破坏不顾一切的工团主义（就是朱先生所谓行会主义）了。
（五）朱先生说：“如果纯任理智，则美术、宗教与爱，对于人生均无意义。”但是理智和情感，都是人生所不能没有的。我们主张以理智指导情意，正是有了情意，所以要指导。世界决无只有理智没有情意的人生。朱先生所假定纯任理智的人生，犹如假定地球上只有太阳没有雨水，那末自然没有意义了。况且意义的有没有，是理智的评价。人类唯有理智，才知道美术、宗教和爱对于人生的意义。所以艺术、宗教的发达，爱的普遍，仍然是理智的功劳。
（六）朱先生说：“世间有许多事须得有几分傻气的才能去做，纯任理智的人，天天都打计算，有许多不利于己的事，决不肯去做的。历史上许多侠烈的事迹，都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智的。”这个我却以为不是。“天天打算，不肯做不利于己的事”，这是低下的理智，把这样的看做理智，无怪乎要抨击理智了。其实低下的情操，也是如此的，凭着苦快的情感来做事，那不利于己的事，也当然不肯去做的。侠烈的事迹，出发于高尚的情感，而这高尚的情操，却是要有高尚的理智才能发生。肯做不利于己的事情，却是从打算而来，不是冒冒失失肯去做的。那位投河的国学家，当然经过深长的思考才去投河的。没有理智，只凭著情感，冒冒失失去死的，只有扑火的灯蛾。其他贪夫殉财，夸者死权，都是理智浅薄，依著低劣的情感去做，卒至丧失生命，朱先生以为他是侠烈吗？
（七）朱先生说：“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我以谓把心和理对举，是把理放在心的外面，完全踏着“仁内义外”的弊。理性原是人类精神中的一个要素，决不能把理提出在心外的。我想说问心问理，不如仍说主情主理为妥。主理的道德，诚然有勉强的（就是朱先生说的“束缚和迫于外力”）或者矫伪的。我也主张主情的道德。但主情的道德，就是从情发出的道德，情内不是完全只有道德，那不道德的情是很多的。我们就要用理智来指导他，把道德的情长养起来，不道德的情抑制下去，所谓修养工夫，就是在此。理智也不是完全道德的，但道德不道德，总靠理智来择别。情是盲目的，没有择别道德的本领，除去了理智，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所以主情的道德，不可误会为主情就是道德。不然，我要杀人便杀人，我要强奸就强奸，任情纵欲，都可以算是道德了。我们人类应该开发理智，凭借高尚的理智来指导情感，随处修养，到了工夫纯熟，才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主情，不逾矩是主理，到此时情理一致，便没有主情主理的差别了。
（八）朱先生说：“真孝并不是一种报酬。”这句话很精到的，但说“孝不是一种义务”，这句话却错了。朱先生又说：“问理的孝可非，问心的孝不可非。”朱先生以报酬为问理的孝，无怪以为可非了。我以为主情的孝是爱，主理的孝是义务。情理一致，是为真孝；问情不问理，是兽畜之爱；问理不问情，是虚伪之行。何谓主理的孝是义务呢？义务不是还债的意思，譬如我们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有教养的义务，这义务决不因为对子女负债而生的。又如我们有保存自己生命的义务，我们天天劳心劳力以尽这义务，但这义务也决不因为对自己负债而生的。我们教养子女的义务，和保存自己生命的义务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生活的，社会有保存自己生命的义务，若对于未成年的人，不施教养，社会的生命即不能保存，所以教养未成年的人，是社会保存自己生命的义务。我们为社会的一分子，应该替社会负一分子的义务，因此我们有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若在儿童公育的制度下，这个义务就由社会全体担负了。至于父母，就是社会上担负过教育子女义务的人，也就是维持社会生命的人，这种人在衰老的时候，社会也应该辅养他。因为社会是互助的，他壮健时辅助社会，他衰老时社会也辅助他。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养老的义务，也应由全体社会担负的，所以辅养父母的义务和教养子女的义务，也是一样的，都是伦理上的义务，就是由社会生活而发生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由理智产生的。虽然理智没有发达的动物，也依着本能，爱养子女，子女也爱他的父母，但都是情感的冲动，他们不知道义务，所以情感变迁时，父母把子女吃掉，子女把父母吃掉，也都可以，没有丝毫的制裁。人类由理智上知道这辅养父母和教育子女是一种义务，无论你情感上有没有真实的爱，但你既要在社会上做一个人，这个义务是不容你违反的。没有真实的爱，只因为伦理上的义务去辅养父母，教养子女，原为不能称为真的孝和慈，但也不可非的，总比抛弃子女背离父母的好些。若说爱就是孝，爱就是慈，没有什么义务存在，那末孝不孝，慈不慈，可以随你的情感而定，那末必定要人类的生活需要社会与否，也可以随你的情感而定，这个学说，方才可以通过。我们只有希望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一致，若要主张个人的自由，脱离社会的义务，则不但孝可非，慈也可非，劳心劳力的保存生命也可非，而最好为自杀，为人类绝灭。
（原载1927年11月《一般》第3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