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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异是哲学的起源，而闲暇则是我们面向哲学应该具有的一种纯粹向度。传说亚里士多德提出哲学研究必须要有闲暇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希波战争以后，希腊掠夺了大量的财富，这让一部分人在生命的最重要阶段能够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文化艺术，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游荡街头，讨论一些一与多、大与小、多与少、有与无、静与动等抽象问题，这些问题与生活实用无关，但构成哲学问题，成为古希腊哲学问题的发端。
如此一来，古希腊哲学的发端似乎类似于中国哲学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只有吃饱了、穿暖了才有可能发展文化艺术。但我们惊奇地看到，古希腊哲人研究的哲学问题大多与实际生活无关，“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求知，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2] 。他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 [3] 。
亚里士多德说，“一切生成的东西都要走向本原和目的” [4] ，“全部本原的共同之点就是存在或生成或认识由之开始之点。它们既可以内在于事物也可以外在于事物” [5] ，而闲暇作为一种“别无其他目的而全然出自于自身兴趣的活动”，是因其自身而非别的成为人追求的生命之本真状态和存在方式，因而“闲暇（skholee）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 [6] 。哲学起源于惊异，但它却是在闲暇之境发生的，它由闲暇提供了一个自由的保障之地。skholee是一个希腊文，它的另外一层含义为“度过闲暇的地方”，这个词拉丁化后即为schola，英语词汇中的school即由此而来，因此，这个自由的保障之地即为school。School，它另有一最本原意义为“聚集街头进行讨论以完成知识的传播”，我们想象在古希腊的街头，那些讨论“一与多、大与小、多与少、有与无、静与动等抽象问题”的古希腊人，他们才是学校的真正起源。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由此，在埃及地区，数学技术首先形成。” [7]
亚里士多德列举“数学技术之所以在埃及形成”的例证似乎预示，只有出世的人才更有可能思考出科学知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闲暇在一种思想臆造出来的抽象空间内进行思辨，在他看来，所谓闲暇，更多的是指一种追求理性的沉思，他说：“作为思辨的理智的现实活动看起来正是以闲暇来区分的……有着本己的快乐……以及属人的自足……和孜孜不倦。”
[8]
从亚里士多德的先智者（如泰勒斯和赫拉克利特）开始，闲暇实际上已经是沉思，是追求一种理性的生活，这种生活高于任何活动，使人接受神性而趋于迷狂。这无论是在自然哲学家那里还是在拯救现象运动那里，无论是存在论者还是智者学派，无论是追寻不变的一、可变的多，还是追寻可变的一、不变的多，都是这样，他们的思考指向都无一例外趋于理性，而理性之花却开出了西方哲学的形式化之果。形式化仍需追溯到Being，自Being产生，本体论从宇宙论分离，概念代替了个体存在，完全未确定和不可感知的概念代替了完全确定的可感知的标记，西方哲学的思辨概念就具有了“对任何确切事物直接指称的绝对缺乏”
以及“感觉可知觉标记的像事物一样（thing—like）的确定性”
，这种思辨以一个确定对象的方式展示一种未定量的概念，并且因此展示那种既不指称任何事物，又不享有共同特征的标记，即形式（ε
δο
）。而“当一个概念被形式化的时候，它是否指向特定的对象（或存在者），或者是否指向存在本身（或本质结构）”
，换句话说，一般和个别究竟何所指为真成为西方哲学几千年喋喋不休的话题。
与西方相反，中国哲学一开始便与世俗脱离不了干系，形式化与世俗化，大概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处理人生存于世的关系中的两极。孔子也很“闲暇”，他是贵族出身，不用参加体力劳动。他一生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兜售自己的学说从而获得一官半职去推行自己的理想。孔子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官场结合的先河。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学说，几千年来始终以取得世俗政权为目标。这导致了一个深远的后果：中国的伦理道德与强权直接相关。一方面，知识分子为政权做论证，“君权神授”“公羊三世”“忠孝节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利用政权推行自己的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的知识分子拼命为自己的伦理思想寻找一个合法性的源泉，一旦此目的实现不了，就会很自然地挥舞起强权的大棒。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百家争鸣”的美好时代便一去不返，学术的大棒与政权相比已经成为学者自身的意淫而非现实。知识分子只有屈从于政权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闲暇”，这就注定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两面性存于知识分子性格中：一方面为真理和自由而生存，另一方面又“为五斗米折腰”。他们虽很巧妙地将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即“家国天下”合为一体、“修齐治平”融于一身，伦理道德不再是追求真理而得到的结论但异化为屈从现实而发出的声音，换言之，道德不再是论证的结果而成为论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