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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目前共有25万余人
。这里的傣族人民大部分自称“泐”，除此之外与西双版纳傣族相同的“傣泐”还广泛地分布于思茅、缅甸东北部及泰国北部等地区。千百年来傣族人民在西双版纳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很多方面成为这个民族的精髓与象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傣族的民族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面临着新的选择。这种选择关系到傣族的未来发展。本文拟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傣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做一些新的探讨。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封建领主制社会，而后开始进入较快的变革时期。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改变。随着50年代初民主改革的进行，全国统一的政权体制取代了地方封建统治的政权体制。1953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成立，结束了自13世纪初傣族第一世“召片领”叭真建立“景龙金殿国”以来长达8个世纪的地方封建统治。自此之后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与全国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二是现代物质文明的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双版纳地区交通闭塞，民族工业及现代教育设施、传播设施等几乎为空白。通过几十年的建设，这种状况已有了较大的改变。在傣族居住区，公路的通达率已在95%以上，几乎每个村寨都办起了小学，义务教育得以普及。电视、广播的覆盖面积也达傣族居住区的90%以上。这一切都大大加快了傣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交往及文化的传播。三是文化传播。通过教育的普及，电影、电视、书刊及社会交往，傣族人民了解到了更多的异文化及外部的大千世界，封闭的传统思想观念受到了冲击与挑战，进而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在青年一代中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傣族社会发生骤变。在这种进程中，傣族传统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婚姻、家庭、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风俗等方面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其中有的方面与现代化的潮流格格不入而被扬弃，有的保留下来，有的则融会了新的因素而获得了发展。下面是几个主要方面的变化。
第一，宗教方面。傣族人中绝大部分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同时也保留着对原始宗教中鬼神的崇拜。在50年代初，西双版纳地区的大多数村寨有佛寺、佛爷。据1955年的统计，仅勐龙、勐罕、勐混、景真、勐遮、勐宽等勐的230个自然村便有佛寺183座，有佛寺的村庄占全部自然村的79.6%。傣族儿童自五六岁起便要入佛寺做几年小和尚，才能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自1958年“大跃进”开始，傣族的宗教信仰活动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佛爷、和尚也被迫大量还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傣族的宗教信仰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一般宗教活动都被禁止，不少佛寺被拆毁、佛像被推倒，宗教人员95%以上还俗。直至1979年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傣族的宗教活动才又开始得以较快地恢复。入寺院的和尚1981年全西双版纳州为655人，1982年猛增至4365人，1986年达6000余人，寺院增至447座。傣族人民也可以自由地把子女送入佛寺做小和尚，举行各种“赕”（对佛的奉献）及宗教节日活动。从中可以看到：尽管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冲击，但是傣族人民信仰佛祖的信念并未改变。在1980年至1983年佛教信仰自由得以恢复的几年中，从宗教活动到参与人数都以惊人的数目增长，甚至一些小学因男童退学进寺院当小和尚而成为“女子小学”。这一切正是长期压制所带来的后果。经过几年的迅猛发展后，近年来信教热有所降温，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毕竟已很难再恢复到原有的模式中了。这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一是现年25岁以上的青年人由于前些年宗教活动被禁止而未曾出家、接受佛寺的熏陶，宗教观念较淡；二是社会环境的改变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人们看到将来要走出农村、参加工作等都需要读书有文化，对于居住于城镇周围有被招工机会的傣族农户更是如此；三是道德观上的变化，过去儿童进佛寺做和尚，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儿童的一种传统道德规范。今天则不同，很多傣族人认为：“过去当过和尚的青年人比没当过的人懂礼貌，现在读过书的小孩比不读书的懂得事、有知识，进过学校的青年懂傣文，又学会了汉文，还是进学校好。”
这种变化正是近年来宗教观念淡化的实质所在。因此很多傣族家庭已不再强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到佛寺中当一段时间的和尚，甚至反对孩子当和尚而要让其读书。如景洪的曼龙匡寨，现年18岁左右的青年有近30人，但佛寺中仅有2个小和尚，大多数人未进佛寺。曼占宰寨18岁左右的青年人有50余人，仅有10人当和尚。该寨波岩容有2个小孩，他本人表示不准他们去当和尚。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虽然傣族是全民信教，但笔者在几十个傣族村寨的观察表明，今天宗教活动的主体已变成老年人，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已很弱。因此，宗教观念的淡化已是今天傣族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明显的又属必然的趋势。宗教观念的淡化也必然要影响到傣族的信教活动。今天傣族宗教信仰的变迁有其自身的思想认同，而60～70年代不能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却属于被迫，这两者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作为有思想认同为基础的变化其影响将更为长远、深刻。
第二，婚姻家庭方面。传统社会中傣族婚姻的特征是：（1）由于在傣族封建制度下人民被划分为“傣勐”“滚很召”等不同的社会等级，因而婚姻也被打上了这种等级的烙印，通婚受到等级的限制，一般各阶层之间互不通婚，尤其是封建贵族阶层是不与其他阶层通婚的。在平民阶层中，等级较高的“傣勐”阶层也不与“领囡”等地位较低的阶层通婚。（2）婚姻具有封闭性。除了通婚的等级限制外，傣族还盛行寨内婚，通婚的范围多在本村寨内，很少与其他村寨的人通婚。另外，也存在民族的限制，不与居住在四邻的基诺族、哈尼族、布朗族乃至汉族人通婚。至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与汉族的少量联姻者。（3）婚恋自由。在傣族社会中婚姻及恋爱基本上是自由的，青年人可以自己选择配偶，但也必须遵守一些传统的限制。（4）离婚率较高，婚姻不稳定。由于性爱的自由，离婚较为普遍，手续也简单。双方决定离婚又经老人调解无效即可自行解除婚姻关系。再婚不受人歧视，甚至有的人离婚、再婚达七八次之多。
自50年代以来，傣族传统婚姻中的这些特征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封建等级的婚姻制度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消除而解体，通婚的社会等级已经不存在。尽管在老一辈人的观念中，尤其是过去等级较高的村寨的人们中，等级婚姻的影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爱情才是衡量婚姻的价值标准。因此过去互不通婚的等级今天已普遍通婚，甚至过去的贵族后代，在择偶上也没有社会等级的约束。其次，婚姻的封闭性也已改变，寨外通婚如今已成为很普遍的事。如景洪县的曼飞龙村，1981年以前与其他村寨通婚者只有2人，但1981年至今已达18人。目前傣族除了与汉族通婚者大大增多外，与历史上不通婚的民族如基诺族、哈尼族通婚也不鲜见。通婚的地域范围也空前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景洪县自1981年以来已有近40名傣族少女嫁到他省。最后，离婚率普遍降低，婚姻较过去稳定。50年代以来，民间的很多陈规陋习被革除了，尤其是传统社会中很多压制与歧视妇女的习俗被废除，傣族的家庭关系更加和谐。同时在60～70年代离婚被认定为一种陋俗，离婚者甚至可能受到生产队的处分。因此近30年来傣族社会中的离婚率大为降低。在曼飞龙村1986年的调查表明：全村298名妇女中有41人离过婚，其中31人是60年代以前离婚的，在60年代及70年代这20年中仅有10人离婚。近年来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外部环境的影响，离婚率又开始明显回升。
今天，傣族青年恋爱自由的传统仍然保存着，但是择偶的价值观念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勤劳、为人憨厚的品质已不为青年人所看重。男青年看重女方的相貌及家庭条件，而女青年则喜欢男青年有公职、经济条件好、有文化、读过书，是汉族更佳。
傣族的家庭基本保持着传统的模式。结婚以后男方到女方家“上门”，待3年后才能视情况搬回男方家或是自立门户。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钱财由当家妇女掌管，家庭较为和睦。家庭规模较小，基本上是夫妇构成的核心家庭，扩散型家庭较少。据曼龙扣、曼飞龙两个村的调查，平均家庭规模为5.3人。
第三，傣族妇女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地位。傣族妇女的文化特征及地位与整个傣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而构成了傣族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社会中傣族妇女有以下文化特征：（1）在恋爱婚姻方面，妇女有一定的自主权，恋爱时可以自主择偶，而婚后如果夫妻不和睦妇女也可主动提出离婚，这与汉族社会中饱受封建制度摧残的妇女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在家庭经济方面，妇女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有较高的地位。家庭的收入按人划分，女性不论年龄大小都可分得一份，离婚时可以带走。她们积私房钱，养自己的家畜。尤其是一个家庭的收支钱财由妇女管理，这都反映了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与一定的独立性。（3）与汉族及许多少数民族不同的是，傣族妇女是集市商品交易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出售蔬菜、食品及手工制品，甚至向土司缴纳谷子和到市场上出售谷子也由妇女承担。（4）在社会生活中，妇女没有接受教育、参与政治活动及决定社会事务的权利，在宗教活动中也处于从属地位，这又造成了男女在政治、文化及思维能力发展上的不平等。（5）注重礼仪教养。傣族妇女爱美好洁，每日洗澡更衣。性情温柔，讲究礼节，是传统社会中衡量妇女品质的一个重要尺度，如从坐着的客人或长辈前走过必须躬身搂裙而不能直身挺胸而过。由上面这些特征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中的妇女具有又受尊重又受歧视的双重文化特征。在经济与婚姻家庭中妇女有较高的自主性，而在政治、宗教等社会生活中又是受歧视的。
5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及社会变迁，傣族妇女在很多方面都已发生了变化。首先，妇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机会，妇女的思想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目前在傣族聚居的村寨小学中，女童入学率已达90%以上。景洪县的曼飞龙村现年25岁以下的女青年中，95%的人受过小学教育，15人受过初、高中教育，而男青年中由于受宗教活动的影响，受过初中教育的仅有2人。这就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女青年的汉文水平超过了男青年，并且在学校中也学会了傣文。这一变化不仅引起了妇女心理上的变化，对于妇女劳动就业，参加公职等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次，在传统社会中妇女没有与男子平等的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而今很多傣族妇女走出了农村，不少人成为县、乡干部。在勐龙乡政府1987年就有傣族女干部13人。此外不少妇女到城市中从事商业、文艺、教育等职业。最后，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妇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旧的习俗形成了较大的冲击，过去一些歧视妇女的旧习俗，如妇女要侍候男人喝酒，不能比男人早睡，甚至妇女的枕头不能比男人高，男人不摸女人的衣物，以至妇女产后数日就要下水洗自己的东西等等，都有了较大的改变。这种变化对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妇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其传统文化特征的很多方面仍然保留着。
第四，生活方式方面。西双版纳傣族的生活方式自50年代以来有两次较大的变化。在1980年以前的20余年中，由于经济制度的变革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傣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所带来的劳动集体化改变了傣族传统的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自行安排生产与生活，一切都进入了高度集体化的模式之中。男女老少都要统一下地劳动、统一收工，方能计分得酬，而除此之外属于自己的时间甚少。其次，由于政治的影响，傣族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很多内容都被禁止，从宗教信仰活动到青年人恋爱过程中的丢包、对唱山歌、月下纺线，传统曲调的演唱、舞蹈，乃至于传统的节日活动，这一切都被看成需要革除的封建货色，生活方式十分单一，情调低沉。
80年代是傣族生活方式变迁中最为激烈、有生机的时期。自1979年开始，西双版纳地区逐步推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直至1984年基本全面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土地又逐步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承包经营，农民逐步摆脱了集体生产形式，转向自行安排生产。这一时期劳动效率也大为提高，例如每季谷秧的栽插在集体时期需要一个月左右，而目前只需要一周左右。农民也由此而获得了享受其他生活内容与情趣的时间与自由。这一时期生活方式的变化有三大特点：（1）传统生活方式的很多内容得以恢复。人们可以自由地举行或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尤其对老年人来说，宗教生活是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村寨中又可以时常听到民间歌手“赞哈”的演唱，月光下又可以看到少女坐在大榕树下燃起篝火纺线。老年人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在家看管小孩，好其所好，安度晚年。（2）传统的生活方式中融进了大量新的内容。从人际交往来看，由于交通发达，劳作时间自行安排，近年来傣族农民的社会交往空前扩大，走村串寨逛县城，乃至于到缅甸、老挝、泰国走亲戚也十分频繁。青年人所选择的配偶往往在数十里甚至百里以外。从文娱生活来看，电影、电视、录像已在傣族农村普及，为农民所喜好，不少村寨中的青年人还热衷于跳交谊舞，在城镇的舞厅中到处可见身穿艳丽傣装的傣家少女。就消费生活而言，建新房，购置新家具、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这一切使傣族农民的生活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以傣族女青年为例，在过去谁穿件好看的衣裙则可能遭到众人的议论，而今天追求时髦的穿着打扮已成热潮。（3）生活方式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青年人与老年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生活方式的单一而难以显现出两代人之间过大的差别，而今天这种差别随着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已显得十分明显。老年人在思想上及生活规范中过多地遵守传统，除操持家务、做些传统的手工活计外，更多的时间花在宗教活动中。青年人除了劳作之外，则热衷于交际、各种文娱活动、打扮、学习等，对于宗教活动等并不感兴趣。
以上简要概述了50年代以来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中几个重要方面的变迁情况。尽管作为傣族的整个社会文化而言，这几点还难以全面概括，如儿童教养及人的社会化问题、语言文字的社会功能转化问题等。但在以上几点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40年来傣族社会变化变迁的基本线索：从传统的多元到强制性的单一，这一段时期从50年代中期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又从单一转向新的多元。这10年是傣族社会又一次激烈变革的时期，也是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选择性地恢复传统，融会现代文化的时期，对于其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评价这种变化，探寻变迁的规律，对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50年代以来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传统文化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既对立又融会的过程。传统文化在其社会变迁中是一个既深沉、稳定但又十分活跃的因素。因而在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将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产生着影响的因素，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近40年的变迁中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长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并未使傣族的传统文化消失。在60～70年代这20年中，傣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激烈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往往就是针对其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而来的，试图改变原有的很多文化现象，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但是尽管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变革，青年一代也在这种变革中成长起来，进入80年代后，傣族的传统文化又再次恢复，原有的服饰、语言、道德规范等仍旧保持着，青年一代也认同这种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经历了20余年的变迁，与傣族为邻的哈尼、基诺、布朗等族的传统文化则较之于傣族较多地消失了，相反在接受汉文化方面较之于傣族快。这表明傣族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来自傣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较为完整的传统文化体系，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变迁中也能得以沿袭，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依旧起着较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对异文化的排斥性。
第二，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吸收融会进了大量现代文明的内容，使傣族的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机。例如在傣族地区已较为普及的电影、电视、广播等，不仅是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及眼界。今天人们的住房尽管建筑材料已由竹木转向用砖瓦，但其风格仍然保留着传统式样。最为典型的是曼景兰村旅游饮食业的兴起，此村紧靠景洪县城，到目前为止，该村的农民已经办起了15家傣族风味餐馆，傣家传统的食品，每天都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成为到景洪旅游必到之处，同时还带动了作为旅游纪念品的传统手工艺品的开发。
通过对当代傣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我们发现其传统社会文化很多方面与现代社会发展并不相悖，相反还能成为傣族现代发展的良好基础。傣族的生育率变化及生育观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几年来傣族的生育率已经明显下降，一对夫妻一般只生育两至三胎，并且对女婴没有歧视观念。据1985年对大勐龙乡的统计，傣族出生率为2.3%，而哈尼、拉祜、布朗族的出生率分别为2.5%、4.1%、2.8%，生5胎也很普遍，均高于傣族。由于这种自觉的变化，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傣族中较容易开展并收到实效。这种变化除了今天傣族妇女的生育愿望能够得到尊重等原因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方面。首先，在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的婚俗中，结婚后男方到女方家居住，三年后视情况才可搬出，如需要也可留下。这样，就无须顾虑家中无劳动力或无子女照顾年迈的老人。其次，农村存在人们互帮互助的遗风。不论是建房、耕作或有其他较大的劳作，总是村邻相互帮助，子女多少作为劳动力的优势来讲也不是绝对的。最后，傣族社会中赡养老人是一种社会公德，老年人子女少也能得到亲戚及乡邻的照顾。由于这些原因，傣族社会中多子女对于获得劳动力优势、赡养老人、继承家产等的意义都不大。而在汉族农村中，多胎生育尤其是生男孩与这几点都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今天随着社会的变迁，傣族妇女希望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而少生育，同时人们也普遍认识到子女多的家庭难以过上富裕的日子，这促成了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生育率的下降与生育观的转变。
再如今天仍然保留着的傣族妇女装束，尽管传统的特点未改变，但花色、用料已打破了过去单调的格调，工业生产的五光十彩、质地上乘的面料取代了传统手工机织的土布，使傣族妇女的装束变得艳丽夺目，别具风格，为其他民族所赞美。这种变与不变之间有这样的因素：一是傣族妇女传统的心理约束，不愿改变自己的民族优越感，而去屈就其他民族。二是审美意识。傣族妇女装束的特点是紧身、束腰，能显现出妇女的身段，有优雅飘逸的视觉感受，加之制作面料的多变，更具艳丽夺目的美感。
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的变迁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传统文化的发展在于寻找与现代文明的衔接点，这其中不适应现代发展的因素将自然被扬弃。回避或强行改变传统来求发展的做法都难以获得好的效果。这在傣族60～70年代的社会变迁中已有验证。
在未来的社会变迁中，傣族传统的社会文化仍将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将会一次次面临新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异文化的冲击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如傣族的语言、文字，在今天的社会交往、经济活动、就业等方面已显得狭窄。不通汉语，不懂汉文，对于就业、求学、获得新的知识乃至于看电影、电视都是不利的。因此傣族人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傣语傣文过不了澜沧江。”因为澜沧江之外就不是傣族的主要聚居地了。然而目前这种危机与60～70年代傣族社会文化在强行压制之下所出现的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这往往可能是获得新的发展的前奏，亦如宗教观念的淡化及青年人与老年人两代人生活方式的明显分化一样，是现代社会变革中不可回避的现象。这是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正常的发展。而在60～70年代用于摧毁傣族社会文化的东西中，有很多本身就是汉族封建的意识及政治上的不良因素，在这种前提下丧失传统文化会使一个民族步入发展的误区。在今天既不应人为地抑制传统文化的发展，但对其消极的方面也不能任其复苏，如打双胞胎、赶“琵琶鬼”等陋俗应坚决从傣族的社会文化中扬弃。重要的是加快现代文明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传播与建设，加快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对外开放的进程，以此来促使傣族社会产生进一步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