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1981年夏天第一次接触傣族以来，至今已经有37个年头了。1981年夏天，当时我还是云南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学生，趁着放暑假前往向往已久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瑞丽市大等喊村的一户傣族人家住了10多天。这10多天由于有当时驻村工作的县委刘副书记的帮助，同时我的户主老杨大哥也是外地上门来的汉族人，他们给我提供了诸多便利，我对傣族的社会文化初步进行了一些调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只要我到德宏都要到老杨大哥家去看一看。1983年7月大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年10月随即前往西双版纳基诺山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持续了多年。由于基诺山周边都是傣族居住区，我随后不久就开始了和当地傣族的接触，并对傣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傣族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数十年来对傣族的调查研究一年都没有中断过。1986年我跟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前往泰国西北大学进行了45天的访问，这次访问是我对傣族的研究跨出国境的开端。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我曾50次前往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泰人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更为难得的是，2017年有机会前往美国丹佛市实地调查美国傣泐人的状况。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鲜活资料，了解了很多过去不为国人所知的社会文化现象，由此也奠定了我对周边与中国傣族有历史渊源关系的泰人研究基础。今天回想起来，这一生能够与傣泰民族结缘，在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中游历确实是幸运的。

目前呈现给读者的这本文集，汇集了我研究傣族和周边国家及与中国傣族有渊源关系的泰人的大部分论文。另外还有十几篇文章未能收入这本文集中，这一方面是受到这本文集容量的一定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些早期写作的文章学术质量不高，或者重复。但是目前收录的这些文章，已经代表了我一生的研究轨迹，而编辑这个文集的过程也是一个初步总结自己对傣族研究的过程。

首先，这本文集之中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较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现在，跨越30多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在停滞了20年之后处于一个恢复阶段，这个时期的研究仍然以田野调查和现象记录为主要特征。当时单位对于田野调查研究有较好的支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我每年都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农村调查。这个过程于我是幸运的，由此我积累起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也养成了一生的田野调查习惯。时至今日我不同方面的研究工作都离不开田野的基础，包括近年来大量的海外研究工作。因此在这本文集中2000年以前的文章大多数是记录反映当时的傣族社会文化现象和变迁过程，2000年以后的研究逐步地进入一些理论的范式，更深入地分析傣泰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和理论视野下的发展特征，一些研究也更趋向于学术化。

其次，基于田野的研究，也记录反映了傣族社会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变迁历程和特征，我相信通过这本文集对于认识了解傣族的这个变迁过程是有较大价值的，因为很多文章是对傣族社会的细腻观察和真实记录，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早期的研究论文仍然有价值。这包括了20世纪80年代傣族地区的宗教状况、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周边国家泰人的社会文化状况的调查研究。

通过这本文集，我也希望向读者展示傣泰民族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规律。在中国，傣族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了一个和新中国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不幸的是，在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历次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恢复落实、传统文化得到复兴、经济获得发展、人民逐渐安居乐业，傣族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80年代初，以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恢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迅速展开，很多男童进入寺庙当小和尚，传统的佛事活动越来越兴盛，同时很多节日习俗都得以恢复。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现象在傣族地区有所变化，很多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而不是进寺庙，以至于造成了很多傣族地区有寺无僧的现象。尽管今天这种现象仍然在延续，但是傣族民众的宗教信仰活动得以自由正常开展。此外，傣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了明显的成效，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产业得以多元化发展，除了传统的农业作物，橡胶、甘蔗、蔬菜水果等种植业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获得了明显改善。在政府的帮助下，通过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傣族人民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一个较好的例子是今天在傣族地区基本完成了传统住房的重建过程，这是傣族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傣族人民的传统文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展开着，傣族的歌舞、老傣文、传统饮食都获得了新的传承，尽管这其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很多方面显得困难重重，但它毕竟获得了发展。随着社会的开放，今天傣族人民的社会交往已不局限于国内，近年来和周边国家的傣泰民众也有了更多的交往，包括探亲访友、旅游、做生意、参加境外的节庆活动和宗教活动，这些交往频率都是前所未有的。近年来，政府和学术组织还举办了一系列南传上座部佛教国际论坛和交流活动，举办了一系列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经贸活动，包括湄公河六国艺术节等。

傣族人民生活的变化，人民的安居乐业对于这样一个跨越边境居住的民族来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傣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国家边疆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我们可以客观地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政治动乱的时期，傣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心向外，社会不安，甚至有不少人逃到国外。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以及傣族地区的发展变化给傣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变化，使傣族人民人心安定，国家认同感增强，从而也巩固了边疆的稳定。

与此同时，傣族研究也是一个思想和社会开放的过程。过去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学界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傣族与周边国家有历史和民族渊源关系的泰人是同一个民族，对于中国的傣族和周边泰人族群的历史关系曾有过激烈的交锋，甚至是国际层面上的争辩。这种现象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才得以逐渐改变，我们才正视中国傣族和周边同源的族群为同一个民族。我们对待一些历史问题的探讨和看法也趋于客观，尽管目前仍然有一些待解的历史问题，但是毕竟学术研究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小，这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由于有了这样的变化，对于傣族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们不仅研究傣族，同时也把傣族和周边国家傣泰族群联系起来共同研究，探讨它们的历史渊源关系和文化多样性，这样不仅揭开了更多的傣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谜底，也探讨他们的合作和交流现状，思考如何利用历史和民族渊源关系去构建民心相通的和谐周边，贡献于区域的和平发展。这些方面都是我近年来所重点探讨的问题。我坚信这不仅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周边国家的人文状况，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拓展。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内老中青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傣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和谐周边构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积极推动了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主要的活动包括操办2001年的“新平花腰傣国际会议”和2004年的“傣族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以及对诸多的中国和周边国家机构和傣族学者之间学术交流活动的组织和推动。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相关学者的研究合作和相互间的了解认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我本人首先提出的“傣泰民族”及“傣泰民族文化圈”的概念获得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些学术概念作为学术名词可以科学地定义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些概念后面的内涵，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与此同时，我本人过去几十年对傣泰民族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很多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以及海外的一些学术刊物。一些观点受到了泰国学者和主流媒体的关注。我也希望更多的学者能够加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共同深化对傣泰民族的研究，因为在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仍然是值得忧虑的。

傣泰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民族，傣泰民族的研究不仅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有诸多的科学话题，同时傣泰民族的研究对于构筑中国的和平周边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而言之，我经常说我本人仍然是过渡性的一代学者，学术生涯起始于国家学术研究恢复的时期，但是也在这个过程中为推动学术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正如这本文集的文章所反映的时间跨度和学术研究范式变化一样，仅仅是一个过程。由于上面说到的宏观和个人的历史原因，这本文集中有很多研究肯定存在局限性和不足，但是这本文集的出版如果能对傣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起到一些记录的作用，对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郑晓云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