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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问世后，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不少学者对其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Evans）在为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公司2001年出版的《历史是什么？》所写的导言中，罗列了许多学者对其观点的质疑。如《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者艾萨克·多伊彻（Isacc Deutscher）在该刊发表的评论中对卡尔承认偶然性改变历史进程这一观点发问：“假如偶然性（就像卡尔所宣称的）修正了时间的进程而没有修正历史学家的‘重要原因的等级’，那么这个等级就不存在某种问题吗？”
理查德·J.埃文斯认为，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的论点——仅仅能够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因果关系是那些能在未来制定政策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是该著中最薄弱的地方之一，他称卡尔在努力对历史预言不信任的状态中拯救历史预言性能的概念时，混淆了历史规律与历史概括。
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特雷弗-罗伯（H.R.Trevor-Roper）谴责卡尔的“客观性”：“‘客观性’意味着，不是在迄今为止可以接受的词语意义上的‘客观的’——即中立的、不带感情的、公正的——而是恰恰相反的那些词语，要忠诚地站在将要获得是的一边：忠诚地站在强者一边。”
最强烈的反对者是都铎王朝史专家G.R.埃尔顿（G.R.Elton）。他把反对意见收集在一起，命名为《历史的实践》，并于1967年出版。他猛烈抨击卡尔对欧洲以外历史的支持，攻击卡尔所持有的历史有目的和意义的论点，特别抨击了卡尔关于历史学家把自己的观点和先入为主带进历史研究的说法，将其描述为“有害的废话”，将导致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从而使“历史学家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尽管有不少质疑之声，《历史是什么？》仍是一部经典之作。正如理查德·J.埃文斯所评价的：“和其他许多关于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著作不同，该书包含了大量有关真正历史学家和真正历史著作的事例，生动地说明较为抽象的论点。与大多数各式各样的历史初级读本和历史导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书不是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他的读者说话，而是以平等的态度向读者演讲。在处理最深奥的、最棘手的理论问题时，它也是机智、有趣和耐人寻味的。四十年以后它还保持撩拨人心的力量。它不仅处理历史的基本问题，而且处理了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手法高超。该书对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思想家都有参考作用，会给他们带来思想上的惊异。卡尔知识渊博，是位睿智之人。该书最诱人的部分就在于轻而易举地展现出知识和智慧。”
他进一步指出：“卡尔正确地认识到，不管历史学家选择过去哪一段历史，他的任务是要在那段历史之前、之后的环境背景里研究那段历史，要着眼于研究主题与更宽泛的背景之间的相互关联。更重要的是，该著一再表明，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在历史著作中总存在主观的因素。”
《历史是什么？》深刻解读了 “历史是什么”，对“历史”从各个侧面进行剖析，阐述了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社会与个人、历史与科学、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历史进步观等核心命题，使我们对“历史是什么”有了全面、清晰的认识。该书提出了“历史就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连续不断的对话”的著名论断，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使我们深刻理解了史学学习和研究的局限性——只能是无限接近史实。卡尔在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观点，对我们深刻理解历史是什么和培养历史学的思维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该书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形塑甚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有利于培养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通过学科界定与制度化努力，将现代社会科学分为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门类。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历史学家从描述孤立的、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经济与社会复杂过程的研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在考察研究过去的人类社会的同时，更强调整体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社会背景。历史学反对片面观察人类社会，尤为重视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强调人类社会各个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更是引用大量生动的事例反复强调，只有从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我们才能得出历史究竟是什么的答案，这些因素包括历史记录、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历史学家、社会环境与史料之间，历史进程与当下人们的理解之间等等。
第二，有利于培养历时观察的思维方式。历史地理解当下社会现象是历史学在时间的长河中观察和思考人类社会的重要思维方式。任何现代社会现象的产生都可能存在着深远的历史因素，历史学家需要从纵向的长时段观察出发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历史地考察更多超出个人的因素，才能够有效地解释历史现象和现代世界的来龙去脉。为了驳斥当时英国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对未来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想，卡尔详细研究了从古代社会、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和19世纪大英帝国辉煌时期人们对历史未来的看法，厘清了历史进步观的内涵，认为历史的本质是变化、运动或者进步。卡尔对进步观念进行历史的考察，有利于培养我们在纵向维度上尽可能地开拓视野，在大量的历史碎片中梳理出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
总之，《历史是什么？》一书有利于培养我们综合分析和历时考察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历史学学科思维方式的特点，要求我们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都尽可能拓展自己的视野，在错综复杂的各种要素中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发展线索与因果关系，这对于我们分析历史现象和处理现实事物都有很大益处。
中文“历史”一词由“历”和“史”两个字构成，“历”在古代意指事件经历，后来被引申为历法或历官，“史”指史官，后来被引申为由史官所编写的文献，即史书。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汉语中的“历史”一词是近代社会借由日语而来。一些学者认为，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比编纂史学还困难，古今中外，不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定义各有差异，可见“历史”定义之难以把握。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历史”一词的定义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指两个方面：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陈述或记忆。很多学者承认存在着这两种历史，但在阐述问题时常常抹杀第一种——历史即客观历史的存在。20世纪以来，历史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泛滥于西方，不少学者开始相继否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宣称，“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在他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并不存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如果离开了人们的心灵这个熔炉，就无法锻造出历史的真实。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认为，“对于我们，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
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则声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以自己的观念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
英国政治哲学家米切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 ott）甚至说，“历史不是别人恰恰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编撰历史是制造历史的惟一办法”。
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国内学者也展开了热烈讨论。如清华大学何兆武称，历史学家通常所使用的“历史”一词有着两层意思，即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件和历史学家对过去事件的理解与叙述。
北京大学钱乘旦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所发生的事，它是人类的创造与“过去”的结合，“过去”通过“写”而成为历史，因此“发生过的只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
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认为，“历史”一词有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与过程，即客观历史本身；一是指有关过去的记录与研究，即历史著述，即是经过人脑的思考、加工而形成的主体化的历史；它还指一门学科，或一门专业。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认为第二层含义又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一是指对过去的记录，即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的历史记录；一是指对历史事件或过程阐述观点或看法的著作，即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从古代西方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以及东方的司马迁时代开始，人们就有意识地努力区分神话与历史，试图真实可信地描述过去的历史事件，但古典时代的东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文辞优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学形式，并未要求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严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
有学者称：“近代历史科学概念源于启蒙运动，它既是依据启蒙运动关于人和现实的见解，又是对上述见解的反动。”
从18世纪的德国开始，专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团体组织在各个大学中发展起来，尤以1737年成立的新哥廷根大学作为研究中心。当时的历史学团体强调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和古钱币学等学科，后来又开始重视语言学与统计学，力求把历史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涵盖政治、法律、工商业与人口等数据上。1810年，在普鲁士改革时期，威廉·冯·洪堡领导建立了柏林大学，倡导提供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的教育。柏林大学出现了新的历史学研究方向，开始批判性地运用史料建立一种连贯性的历史叙述，但因使用资料所限，历史叙述范围从哥廷根学派的学者们涵盖广泛的社会文化史缩减到注重政治事件与宗教事件上，这表明当时的政治界与知识界从根本上开始重新定向。
19世纪时，历史学才完成了专业化和制度化，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并强调科学规范。兰克把历史学视作一门严格的科学，强调要不偏不倚地观察过去的事物，力求史学研究只是表明过去确实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兰克学派对档案和事实的强调使其培养出来的历史学者大多经过了档案研究的技术训练，他们轻视历史著作的修辞学价值，历史写作的文学性也大大弱化。兰克学派的历史研究尽管强调要批判性考察历史文献，但并未减弱历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反而使历史学研究为民族国家与国内政治服务，史学研究日益发挥其政治效用。当时，德国史学研究所坚信的那种历史观与科学观，是和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统一所形成的政治秩序紧密相连的。总之，兰克史学强调档案研究，把历史学家引向档案文献，而19世纪档案的开放也推动了历史学家对欧洲民族国家政治史的考察研究。
然而，20世纪初开始，兰克学派的理论假设越来越多地受到德国国内和欧美知识界的质疑与批评，重点关注政治家、外交家与军事家的兰克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关注人民大众生活和社会缓慢进程的社会文化史所取代。同时，兰克学派所宣称的历史学家能够不怀偏见地研究客观历史的客观主义史学也开始遭到人们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大幅提高了工业效率，大众消费社会和平民社会到来，这就需要一种符合当代世界实际状况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定量历史研究在美国急速增长，政治史研究已经开始把选举行为与社会变数联系在一起。运用计算机的计量方法也越来越多地用于分析经济过程或研究文化、远景、心态与行为类型等。而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与普及，各种量化方法与统计方法被引进史学研究之中，也强化了历史学要求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的资格。1979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历史学有进步吗？他自答到，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很难说取得了什么进步，因为我们不能说后世的史学家一定比前辈更有学问或智慧，但历史学在另一种意义上应该说有进步。例如，20世纪后半叶的新史学颠覆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观念，从传统史学的描写与叙述转向了新史学的分析与说明，从考订资料的事件研究转向了抽象概括的推论与规律。
总之，传统史学研究认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原始材料来自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和政治家、军事家的日记等，因此强调政治史、外交史与军事史研究。但传统史学对历史事实的崇拜和“客观直书”的原则导致其历史著作偏重于叙事和描述，而未能充分分析和概括。20世纪中期，历史学开始了从旧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历程，历史学家对那个“高贵的梦想”——历史的客观性的追求，引起了史学研究途径的多元分化和史学研究主题的急剧增多，这些研究主题常常涉及个人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承认历史客观性的限度，修订了以兰克为代表的认为只要认真考订史料就可以还原客观历史的看法。不管怎样，尽管当代史学家也越来越多地借用语言学、符号学与文学的种种新理论，历史学家仍要受到自身所占有的史料的束缚限制，但却更为谨慎地、批判性地看待史料。
总之，“历史是什么”是个久远而常新的话题。不同学者的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也对我们学习和理解“历史”、延伸我们的思维具有重要启迪。
《历史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观点？你是如何理解“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