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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包括理查德·J﹒埃文斯写的导言、卡尔生前写的第二版序言、R.W.戴维斯整理的《来自卡尔的档案：〈历史是什么？〉第二版注释》以及正文六章，附录有卡尔年谱。
在导言中，埃文斯介绍了卡尔的个人经历、该书的写作背景，评论了卡尔的历史理论所遭受的批评，并推荐了进一步阅读的资料。在第二版序言中，卡尔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新形势，剖析了当时盛行的怀疑主义浪潮和绝望浪潮出现的原因，阐明了写作该书的目的。在第二版注释里，戴维斯整理了卡尔生前留下的笔记、通信等档案，补充、完善并评论了卡尔关于历史客观性、历史进步观等历史理论。
在正文中，第一章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事实以及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第二章论述了历史学家、历史事实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第三章探讨了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以及历史与道德的关系，第四章专门分析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偶然性与必然规律的关系，第五章考察了历史进步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第六章总结了当代世界所经历的革命性变化及其主要特征。
卡尔认为，对“历史”的定义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看法。他称：“当我们尝试回答‘历史是什么’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在有意无意之间就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广阔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中的社会。”
谈及“历史”的含义，首要涉及的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在第一章，卡尔集中对这个问题进了阐释。
19世纪的欧洲学界非常重视事实。如实证主义者极力宣称历史是一门科学，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在19世纪30年代，兰克（Leopold von Ranke）反对把历史当作说教，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倾向经验主义者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则把事实定义为“与结论完全不同的经验资料”。
自由主义者认为“历史事实本身就是至高无上事实的明证，这就是亲切地、仁慈地朝向更高境界永无止境地迈进”。
卡尔归纳道，19世纪西方的历史学家强调历史事实，认为 “历史就是由一大堆已经确定的事实构成，历史学家可以在文献、铭刻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获得事实，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
到20世纪，各国学者依然关注这个问题。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
牛津大学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武德（R.G.Collingword）认为，“历史哲学所关注的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这一本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活跃于现实生活的过去”。
关于过去事实是如何转变为历史事实的，卡尔称，关于过去的某个具体事件首先需要有人推荐它进入经过挑选的历史事实俱乐部，然后还需要一定的附议者与保证者才能成为历史事实。然而，假如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件，它就会被他人忽略遗忘，落入关于过去的非历史事实的深渊，消失在往昔的历史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这个事件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卡尔认为，这将取决于该事件是否可以说明推荐人的表达主旨或证明推荐人的解释目的，而其他的附议者和保证者也认为推荐人的引用是有意义的、有效的。这样一来，这个事件在转变为事实时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出解释的性质，而历史学家从关于过去的堆积如山的事实中进行筛选，使一些过去事实最终幸存为历史事实。因此，卡尔称“这种解释的因素渗入历史的每一个事实之中”。
卡尔认为，传统史学存在很大的问题，即过于强调档案和崇信历史事实，常常不厌其烦地、无止境地积累核心事实，大有迫使历史学家从一位学者变为百科全书编纂者之势，但却忘记了思考史学最根本的问题——历史是什么。他指出，历史应该被看作一具缺少许多零配件的、巨大的钢丝锯，如同历史学家伯瑞（J.B.Bury）所说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文献记载到处是漏洞。但史学研究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于文献资料的漏洞，而在于我们关于过去历史的印象都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的，预先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然事件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决定的，这些人有意无意之间受一种特定观点的影响，而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念的事实是值得保存的”。
因此，读者所看到的历史著作尽管仍是基于事实，“但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而“昔日一代代历史学家、抄写员和编年史家那不可抹杀的影响已经决定了过去的模式，要想翻案，谈何容易”。
对19世纪过分对事实与档案的强调，卡尔认为，“不论出自档案与否，在历史学家能够以任何方式使用它之前，则必须由历史学家来加工处理这些事实，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事实与档案是本质的东西，但不能盲目崇拜事实与档案；就其实质来说，事实与档案并不构建历史，它们本身也不为“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
卡尔认为，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
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有些基本的事实对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相同的、这些基本事实建构了历史的基本框架——比如黑斯廷战役发生于1066年的这一事实。卡尔认为对此要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历史学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类事实，此类事实通常属于历史学家的那类原始史料，而不是历史本身；二是历史学家是根据“先验的”决定来构建这类基本事实的，而非根据这些事实本身的任何特性。
在列举了诸多学者的看法后，卡尔指出，我们所接触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所以首要关心的应该是历史著作的作者；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以透视正在其研究视野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
在20世纪中叶，卡尔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搜集、研读苏俄档案，把过去事实以注释的方式适当地插入自己的历史叙述中。他根据自己研究苏俄历史的经验，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地以各种手法把那些与他所研究的主题，与他所提出解释的全部已知事实或可知事实生动地描述出来”，“但反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排斥解释——解释是历史的生命血液”。
在考察了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之后，卡尔认为历史学既要警惕兰克史学那种信奉客观的编辑事实、事实应该无条件优越于解释的历史理论，也要警惕那种把历史当作历史学家头脑中的主观产物、历史学家选择历史事实并通过解释过程来控制历史事实的历史理论。关于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卡尔指出：“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互动的关系。”
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卡尔的回答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第二章，卡尔进一步探讨两个问题：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单独的个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的产物？历史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个人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社会事实的事实？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既是独立的个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历史学家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在队伍中的位置决定了他看待过去所采取的视角”。
在第一章里，卡尔就提出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首先研究历史学家。他在第二章里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应该首先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称“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
关于第二个问题，卡尔根据经验观察认为：首先，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数目的问题。他称，所有富有成效的运动都是有少数领导和大量追随者参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量的追随者对于运动的成功不重要，历史中的数目是有重要作用的。
其次，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但不是关于孤立状态下的个人行为或个人动机，而是关于社会中个人之间彼此关系的事实，是关于个人活动结果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且这些结果常常跟个人自身所打算的结果不一致，有时恰恰相反。
如对20世纪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危机，卡尔认为它是个人的行为导致了这一结果，尽管每一个人都在有意地追求着一些完全不同的目的。
在讨论了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后，卡尔还探讨了历史上的反叛人物和伟大人物的作用。他认为，这两类人物的作用有一些类似之处。由于历史上不存在完全同质的或同类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社会冲突的场所。他指出，那些起来反抗现存权威与那些维护现存权威的人一样，都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与反映，君主与反叛者一样都是他们所生活时代和国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归功于那些大量的追随者。
对伟人的作用，卡尔认为，伟人是个人，一个特别杰出的个人，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现象
；伟人不是现存力量的代表，就是以向现存权威挑战，并协同创造那股力量的代表；伟人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他既是社会力量的代表，也是社会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会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
卡尔指出，历史包含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研究行为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是一种社会进程，而个人在这一进程中是作为社会人而从事研究的；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和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经过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洗礼，人们开始将科学与理性用于社会生活，试图促进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到19世纪，人们努力把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用来研究人类事物，社会科学的概念尤其是历史的概念逐渐发展起来。现代地质学之父查理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认为，研究现在的各种地质作用和其后果就可以了解过去的地质情况，影响和决定地质构造的规律在古今都是一样的，即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此后，达尔文提出了生物进化学说，把历史学也带入科学领域。1903年，伯瑞（Bury）直接把历史称为一种科学、一种不折不扣的科学。
但从20世纪初开始，对历史学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质疑越来越多，一些学者试图在科学与历史之间划分出一个基本的分界线。卡尔在第三章中认真考察了这些观点，逐一批驳了下述五个论点：（1）历史只研究特殊，科学则研究一般；（2）历史不传授教训；（3）历史不能够做预言；（4）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人在观察自身；（5）与科学不同的是，历史涉及宗教、道德的问题。
第一种据说观点起始于亚里士多德，直到20世纪的柯林武德等人都认为科学与历史之间存在差异。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像科学家一样进行概括，“历史学家并不真正对独特性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独特性中概括出来的一般性”。
卡尔称，历史的阅读者以及撰写者都是积习成癖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观察应用到他所熟悉的其他历史现象上去——或者，也许应用到他自己的时代上去。
他指出，历史所涉及的是独特与普遍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不能把两者分开，也不能抬高一方压低另一方，正如你不能把事实与解释分开一样。
对第二种观点，卡尔批驳道，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的断言是有悖于大量可以观察到的事实的。他指出：“概括的真正意义是，通过概括，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把从一整套事件中归纳出的教训应用到另一整套事件中去。当我们在概括的时候，我们在有意无意地尝试这样做。那些摒弃概括、坚持历史仅仅与特殊关联的人，在逻辑上肯定是那些否认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的人。”
他进一步指出，向历史学习不仅仅是一个单项过程，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也意味着根据现在理解过去。
对第三种观点，卡尔认为其涉及一整套误解。他认为，历史中预言的关键问题在于区分一般与特殊、普通与独特，历史学家肯定要进行概括，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一般的指导，尽管这些指导不是一些特殊的预言，但却是有效的、有用的。但历史学家不能预言特殊的事件，因为特殊的事件是独特的，因为偶然的因素会进入其中。
对第四种观点，卡尔认为，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所特有的属性，历史学家的观念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每一个观察物的组成部分，历史浑身上下都渗透着相对性。
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的互动、社会科学家和其资料之间的互动、历史学家和其事实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而且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似乎是历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他指出，“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被卷进研究客体是不同于物理学家的，而且由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而引起的各类问题也更加极其复杂”。
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社会科学涉及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人，涉及研究者和被研究物，因此，从整体上看，社会科学不见容于宣称主客体之间有严格界限的任何知识理论”。
卡尔认为，那种宣称“历史必然是主观的，历史与科学不同”的观点站不住脚。
对第五种观点卡尔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历史与宗教的关系，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不应借助外在神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关于历史与道德的关系，卡尔认为，因为历史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当代社会已经不要求历史学家对其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审判，而历史学家的立场与道德学家的立场也不必一致。
他呼吁抛弃那种把历史学家当作绞刑官的观念，不对个人道德进行判断，而是对过去事件、制度或政策的道德进行判断。
总之，卡尔认为科学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知识门类，这些知识分支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而历史学包含于科学之中，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都在进行同一课题不同分支的研究，其研究目的是相同的。
在第三章末尾，卡尔提出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提出“为什么”，并不断寻求解释或答案。在第四章，卡尔进一步提出历史研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研究。
自近代历史学基础奠立，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就试图通过发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支配历史事件的规律来整理人类往昔的经验，历史坚持接受的原则是按照因果的先后顺序来整理过去的事件。当历史学家在回答问题时，以提出原因或解释而著称。卡尔认为，当历史学家面临他必须回答事件的原因时，其研究原因问题的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通常在同一个事件中找到几个原因，二是会尽力把这些原因归类，并梳理为某种顺序，确定这些原因在这种顺序中的彼此关系，或许也会决定将哪一种原因或哪一类原因当作主要的原因或全部原因中的原因来‘穷究到底’或‘归根结底’。”
卡尔探讨了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关于历史必然性，他强调因果关系或历史决定论，认为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或一些原因。
在卡尔看来，研究原因是历史学家的特殊作用，像普通人一样，历史学家相信人类行为有其原因，这些原因是可以确定的，但在事件发生之前，历史学家并不假定事件是必然的。他总是讨论事件参与者可以得到两者其一的道路，并假设选择的机会是开放的，尽管历史学家继续十分正确地解释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不是另外一条道路。
关于历史的偶然性，卡尔强调历史中个人行动的意志自由，认为历史总体上就是一连串的意外或一系列由偶然巧合（Chance Coinci­dence）决定的事件，历史发展最终可以归结于那些最偶然的原因。
持历史偶然性观念的历史学家通常反对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偶然性决定的。德国历史学界泰斗迈纳克（F.Meineck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越来越强调历史中偶然因素的作用，他把20世纪上半叶德意志民族的灾难归咎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如皇帝的浮夸和希特勒固执的性格等。但在卡尔看来，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被大大夸张了，“在历史事件中处于衰落而不是鼎盛时期的群体或民族，那些强调历史中偶然事件或偶然性作用的理论自然会大行其道。那种认为考试结果完全是一种摸彩行为的观点总是在差生中大有市场”。
卡尔指出，历史是一个选择体系，“不仅是对现实认识的选择体系，而且是对现实原因、取向的选择体系。历史学家就像从浩瀚的事实海洋中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历史意义的标准是：历史学家能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合其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的能力，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偶然事件进行抛弃”。
卡尔称：“历史上那种所谓的代表着因果关系的偶然事件妨碍着——也可以说是冲击着——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研究的那种关系。”
卡尔认为，对于过去事件来说，历史学家区分一些原因是合理的、有意义的，是真正的原因；而另一些原因是不合理的、偶然的原因时，其标准是这些原因是否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当我们把某些解释当作是合理的，而把另一些解释当作是不合理的，我们就是在区分那些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与那些不适合某些目的的解释。
他还补充道，因果关系也与历史解释分不开，而历史解释总是与价值判断分不开，历史学家的研究、推理与解释通常怀有目的，这是我们理解历史原因的关键，也毫无疑问又会涉及价值判断。
在古代社会，人们总体上很少关注过去和未来，因为人们没有过去的意识，也没有未来的意识，时间被认为是具有敌意或腐蚀性的，因此人们对未来持悲观观点。中世纪时，产生了历史目的论，即假设历史进程是不断向一个目标前进的，文艺复兴时期，恢复了以人为中心的、理性至上的世界观，时间被认为是友善且富有创造性的。启蒙运动时期，近代历史学开始产生，学者们把犹太—基督教的历史目的论世俗化了，从而恢复了历史过程本身的理性特征，认为人类的真正财富、幸福、知识与美德等在历史的每个时代都在不断增加，历史进步观也开始确立，人们相信历史在向着尽善尽美的目的地前进。在19世纪大英帝国辉煌时期，英国的历史学家更是热衷信仰历史的进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仍然沉浸在历史是不断进步、未来会更美好的假设中。卡尔本人正是在这样乐观主义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进步观越来越受到质疑，对未来忧郁、悲观的论调开始传播，“进步的假设已遭人们废弃，西方的衰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之词，以致不再加上引号”。
到20世纪中叶，人们更加怀疑，我们究竟是生活在进步时代还是衰落时代？因此，卡尔在第五章考察了进步概念的含义及其蕴藏的前提假设。
首先，卡尔澄清了进步（progress）与进化（evolution）之间的关系。他认为，19世纪的达尔文革命强调了生物的遗传性，这是进化的源泉，而历史强调的是社会的获得性，这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历史进步的源泉。他称：“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可以衡量到获得性的进步。作为理性生物的人，其本质是通过积累前辈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
总之，每一代人通过学习，把自己新增的经验和历史前辈的经验智慧结合起来，自己的思维由此获得进步。
其次，不需要也不应该把进步看作有着限定的开始或结束。卡尔认为，文明的诞生也许可以作为人类进步的开始，但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而非一种创造。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进步的终结“一直是无限遥远的某种事物，只有当我们前进时，指向这一终结的指标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再次，进步并非在一条连续的直线上前进，历史既有进步的时代，也有倒退的时代。卡尔认为，进步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人都是同样的进步或同时的进步，“用来促进文明前进的那股进步力量会在一个地方消失，后来又会在一个地方恢复，因此，我们在历史之中所能观察到的任何进步不管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肯定都不是连续的”。
历史上的某个国家、民族或文明等群体，在特定时期中起着促进文明进步的主导作用，但进入下一个时期时，因为浸透着上一个时期的很多传统、利益或意识形态等，而不能及时适应新时期的要求与条件，会逐渐衰落并把主导作用让给别的群体。这时，另一个群体适应了新时期的发展要求，进入上升繁盛通道。在卡尔看来，20世纪西方世界那些持悲观衰落论调，看不见历史中的意义，认为进步已经进入停滞状态的人，几乎都属于没落的社会或阶级。
最后，进步的本质内容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假设概念，历史学家在研究时把某些人的行为应用到这个假设上或把某些人的行为解释为进步的。卡尔认为，历史的先决条件是人能够从前辈经验中获得教益，和自然界进化不一样的是，历史中的进步依靠的是获得性财产的转让，这些财产既包含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的控制、改变和利用环境的能力。
他指出：“历史进步的目的是可以限定、可以明确定义的概念，但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步发展；进步是一个抽象的术语，人类追求的具体目标时时源自历史进程之中，而不是源自历史进程之外的某些东西；无限进步的可能性——或者说进步不从属于那些我们要正视的限制——只有当我们向这些目标前进时，我们才能定义这些进步的目标，我们只有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进程之中才能证实这些目标的有效性。”
卡尔探讨了关于历史的客观性。他认为，“历史事实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事实之所以变为历史事实，是要靠历史学家根据事实的重要性而决定；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只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
他指出，历史学家在从事解释工作时也需要意义的标准，这是他的客观性标准，以区分主要事件与偶然事件，不过他只能在联系当下目的时才能发现这一标准，既然对过去的解释也会进化，这是历史必然的功能，那目的的进化也是必然的。
卡尔认为，只有未来能够为解释过去提供钥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说历史中的根本客观性。
在他看来，称赞一位历史学家是客观的，意味着他有能力超越其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给视野造成的局限；意味着他有能力把视野投放到未来，以这样的方法可以使他比那些把观点完全局限在自己当下环境的历史学家具有一种更深入、持久观察过去的能力。
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和他对重要事件的选择，都会随着前进中出现的新目标而变化。
他指出：“旧的解释并没有被抛弃，它不仅包含在新的解释之中，而且为新的解释所代替。历史编撰在这种意义上是进步的科学，它企图为本身就是进步的事件进程提供不断扩展的、深化的洞察力。”
卡尔指出，总的来看，历史学家关注的是那些取得某些成就的人，而不管这些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对历史中的判断标准，卡尔认为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
他指出，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卡尔认为，我们所得到的事实受我们的价值体系的限制。他说：“价值进入事实，而且是事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中的进步是通过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而获得的。”
卡尔强调，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变化、运动，或者是进步，因为历史在一个静止的世界里会完全失去意义。而历史学家常常是在事实和解释之间、事实和价值之间取得平衡，他无法分离两者。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反映着其社会观，“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一个已经失去相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中取得进步的社会，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中取得的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第六章，卡尔集中论述和总结了这场变化中的两个突出方面：人类理性的深度扩展与世界重心的变化，也分析了历史和历史学家在这个新时代的地位。
其一，人类理性的深度扩展。近代以来，世界的重要变化之一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17世纪科学革命后，人们逐渐能够通过理性充分意识到周围世界及其法则，这些法则不再是天意的或神秘的，人们服从这些法则，但这些法则还不是人类自己制定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最深远的社会影响之一是思考理性、运用理性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到20世纪，“人们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自身控制周围环境、控制自己的能力，也将更加充分地意识到制定自己要在它们之下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能力”。
在这个新时代，“理性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理解在社会中支配人类行为的那些客观规律，而是重新塑造社会，重新塑造用有意识行为组成社会的个人”。
卡尔认为，“历史是人类运用理智来理解其周围环境并依据环境而行动的长期斗争。但是，现代世界以革命的方式拓宽了这一斗争的内涵。人类现在寻求理解、依据行事的不仅是周围环境，而且是人类自身。这就为理性增加了新的范围，也为历史增加了新的范围。现时代是所有时代之中最有历史感的时代，现代人的自我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对历史的意识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历史这条无穷无尽的锁链连接在一起了”。
卡尔阐述了笛卡尔以来人自我意识的发展。他称笛卡尔首先把人的地位确立为一种生命，是不仅能够思考而且能够就自己的思想进行思考，能在进行观察时观察他自己，因而人便同时是思想和观察的主体与客体。卢梭在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方面挖掘出新的深度，给人类一个有关自然界、有关传统文明的崭新观点。黑格尔是第一位明了历史变化之中与自我意识发展中事实本质的哲学家。马克思也转变到受法则支配世界这个概念，他是以实际的、具体的形式转变的，是与人的革命能动相适应、通过理性进程逐渐进化的；直到完成向现代史时期的过渡，理性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理解在社会中支配人类行为的那些客观规律，而是重新塑造社会，重新塑造用意识行为组成社会的个人。而弗洛伊德挖掘出了人类行为的无意识之根，并把它暴露在意识和理性探寻目前，从而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和理解能力，这是理性的扩展，是个革命的、进步的成就。
卡尔指出，现时代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时代，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是当代世界转变——向理性功能和力量新领域的扩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卡尔探讨了新时代理性的扩展带给当代世界的转变。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人们相信客观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决定着贸易循环、价格波动与失业等现象，人类违反经济规律会给自身带来危害。但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发现特定商品的价格并非完全由客观的供求规律决定，因此不再信奉传统的经济规律。随着自由竞争经济向管理经济的过渡，特定的人在为特定的目的采取特定的措施，从而规定了经济前途。卡尔指出：“从自由经济转变到计划经济，从不自觉转变到自觉，从信仰客观经济规律转变到相信人依靠自己的行为可以成为经济命运的主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携手并进，经济政策已经融入社会政策之中。”
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叶，人们普遍从屈服于超越人的控制之外的经济规律转变为相信人有能力控制经济命运，这既代表着人类正在增强理解与把握自身及周围环境的能力，也是人类把理性运用到自身事务中的一种进步。
当代社会，人类通过有意识的、理性的操练，能够改变周围环境和自身。理性不只是用来探索自然界，还用在社会建设方面。通过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制定出各种社会改革政策，个人与社会都在发生快速变化。卡尔认为，20世纪人类理性运用的最重要领域是现代教育领域。他称：“当理性运用到社会中的人时，它的主要功能不再仅仅是研究，而是改变；人们通过理性方法的运用来提高他们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管理水平，人的这种已经提高了的有意识的力量在我看来是20世纪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
其二，关于世界重心的变化。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中世纪社会最终崩溃，而新大陆的发现与世界重心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的转移，标志着近代世界的开始。在卡尔看来，20世纪革命带来的变化比近代世界的兴起影响要大得多，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的形态比过去40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快速、更剧烈。他指出，世界重心明显从西欧转移开了，西欧及其英语世界的外围部分已经成为北美大陆的附属物，其他地区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他认为，在亚洲和非洲人口中，传播近代技术和工业方法，传播启蒙教育与政治自觉，都在改变着这些大陆的面貌，这是世界历史前景中一个进步性的发展，它改变了世界面貌，从总体上看也必定会导致英国或整个英语世界在世界事务中的分量相对下降。
卡尔认为20世纪世界的变化对历史学影响巨大。他指出：“20世纪革命中理性的扩张对历史学家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在本质上意味着迄今为止那些处于历史之外的群体和阶级、民族和大陆的历史在历史中出现了”，
“也只是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第一次把整个世界想象为由真正意义下进入历史的民族组成，这些民族不再是殖民地长官或人类学家关注的民族，而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民族”，历史概念由此发生进化，由 “精英的历史”变为“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
此外，卡尔批评英国历史学家还未能真正重视英国与西欧历史以外的、正在扩展中的这些视野，并表达了对英语世界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丧失了对理性与进步信仰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