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风险流曾经是单向流动的，主要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向苏联、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原因之一在于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阶段性的势能差。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都建立在相隔不远的封建社会的基础上。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翻；1917年，统治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也被推翻。而此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建国百年之久，相比刚刚脱离封建专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和中国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确实要比它们拥有更多的现代文明。虽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阐释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上，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但在起初阶段，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力量对比并不与社会发展形态所处的位阶一一对应，反而是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自由民主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优势地位。

原因之二在于消极腐败引发的知行脱节问题使得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转而希冀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苏联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不无忧虑地向苏共中央报告：“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确是共同的。党对他们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 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失去吸引力，被抛之脑后，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和官僚阶层主导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就有了生长的空间。正如列宁所说，一旦人民群众丧失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支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立就将遭受巨大损害，因为“否定或不了解领导权思想的阶级就不是阶级，或者还不是阶级，而是行会，或者是各种行会的总和”。 1991年的夏天，尚未攫取最高领导权的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公开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进入互联网时代，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技术优势和强势话语霸权延续一直以来的做法，向其他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多次声称：“‘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成为可靠伙伴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执行同美国利益一致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政策的可能性也较大。” 促进“国外的民主与人权”早已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范围。“扩展民主”对美国而言，既是目的，也是手段。2011年前后，就在中东“阿拉伯之春”乍起之时，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从伦敦到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再一次一片欢腾。对美国而言，这是让大中东地区实现所谓民主化的大好时机；对自以为已无安全威胁之忧的欧洲而言，全力以赴干预、推动中东民主大变革，正是向全世界凸显欧洲影响力、普及民主范本的绝好舞台。然而，尽管西方输出“民主模式”执念不改，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在中东地区强推西方模式所导致的后果有目共睹。

西方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其倒灌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图谋，但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一次，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访问日本时就曾公开表示，美国的“扩大自由与民主”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亚太地区，并公开指出中国应该实行他们所推广的“民主政体”。对此，习近平指出，过去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宣扬他们的政治制度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势，到处推行“民主扩张”，煽动“颜色革命”。现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对立撕裂，统治集团钩心斗角，各个党派相互倾轧，政治丑闻不绝于耳，国家治理矛盾重重，上演了现实版的“纸牌屋”，民众对西方统治集团失望至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得到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同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虽然国际舆论格局目前“西强我弱”，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但有学者表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正在被逐步打破而日渐趋向中西均衡”。 我们本着共享文明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截至2017年12月，“已在全球146个国家成立525所学院和111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中外兼职教师4.62万人，各类学员232万人（含网络学员62万人）”。 当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时，西方采取双重标准看待文明交流，一些政客在国会和高校极力打压孔子学院。个别学者认为：“让学生接触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一件坏事情，但这是否导致了对美国学术领域的入侵？我认为影响在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产生。” 西方文化也有不自信的时候，面对中华文化的推广普及，无视自身存在问题，逆时代潮流，在一些地方关闭了交流互鉴的大门。西方社会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世界主流文化的态度，更何况国际社会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视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为步入现代化的宝贵借鉴。习近平曾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同他交谈时，都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抱有疑虑，表示要学习中国发展道路，“向东看”成为一种潮流。当“向东看”成为一种潮流，而不是个别现象时，文明交流的步伐是难以抵挡的。正如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互联网时代，西方大肆推广“民主模式”，遭遇的挑战不只是曾经不值一提的落后东方文明的传播，附带的效应还有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入侵。此外，相较于难民事务对西方道义力量的损害，更糟糕的是，难民潮也在冲击着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秩序，刺激右翼排外势力抬头。同样糟糕的是，随着东地中海地区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国际恐怖组织对西欧各国的渗透，公共安全问题以一次比一次惨烈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形式，向欧洲人敲响警钟。一方面，因为美国输出民主的极端做法，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反感厌恶，使得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获得少数群体的认同。另一方面，因为国际互联网发展进入快车道，恐怖分子通过网络实施招募、勾连等活动，更为便捷高效。2001年制造“9·11恐怖袭击事件”时，恐怖分子尚且要花费100万美元，而网络的发展很快改变了这种情势，2014～2015年单靠网络宣传，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即可免费招募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的“志愿者”参与恐怖活动。从100万到免费，制造恐怖袭击的成本降至如此之低，而应对恐怖袭击却要花费比从前更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且效果都不好。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沿用传统思维模式和方法策略来应对互联网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的话，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应对景象将持续下去并日益恶化。 VPSIWNmAQY+X/wLIJLPmLuUatyH/kXxoiGszxfDtx+yol36Z9m9rmmRmOXk1oh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