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结束，军事冷战、政治冷战已经成为过去，但文化冷战、意识形态斗争远未结束。对此，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1989年11月，他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冷战结束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不再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重点转向独联体国家。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就推出了系统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并制订了一系列专门针对独联体地区的渗透计划。此后小布什政府在该地区策动的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只不过是“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新时期的延续。独联体地区为何成为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对象，美国著名政治家布热津斯基曾经坦言：“在俄罗斯参与下的原苏联地区新的一体化进程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因为它将有助于俄罗斯的复活和崛起。” 美国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原苏联地区不能出现政治和军事势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匹敌的国家。21世纪初，美国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终于“孕育”了“颜色革命”这个恶果。“颜色革命”以非暴力的形式，以推行“民主进程”为借口，以观念渗透为途径，以经济援助或制裁为主要手段对这些国家进行侵略，其真正的意图是通过在独联体国家实行政权更迭，建立亲西方甚至反俄政权，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版图，以西方的意图整合世界政治和国家关系格局。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2004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颜色革命”已经成为有关国家借助非暴力手段促使独联体国家政权更迭的政治代名词，延续至今。在搞乱俄罗斯周边国家后，美国便将矛头转向阿拉伯国家。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反恐”为名，强行介入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推广所谓民主、人权等价值观。2011年“阿拉伯之春”来临，骤起于突尼斯的自焚事件，如“蝴蝶效应”般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连锁反应。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相继失去政权；之后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也门的“萨利赫时代”也相继终结；巴林王国的示威民众与王室军警发生冲突；同年叙利亚首都及各大城市反政府示威此起彼伏，在外国势力干预下迅速演化为血腥的全面内战，一打就是7年。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环境添加了新的变量。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有大致的边界，一般以国土为边界线。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交互性、连通性，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使得一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打破了地缘空间主权的阻挡，完成了从有界到无界的转变。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跨越国界、地域、语言、民族、文化的历史”。 习近平也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热点都在朝向分散化、全球化的趋势演变。当现实中的意识形态风险转移到网络上时，网络的“无边界、平面化、去中心化、交互性”等特点，使意识形态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不仅局限于网下的热点地区，一些非热点地区的敏感事件导致意识形态风险爆发的概率也不断增加，出现现实热点地区和网络热点地区不同步的状态，甚至可能出现一国境内的热点事件关乎的却是远在天边的另一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推进，万事万物都将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意识形态风险热点和非热点地区的差异将不再那么显著，而是呈现全球化、网络化的趋势。 PQuw36icD4OhZai7pcAE5FlQa2qvIWt7p6pwW2N+lldYnA8m6gSeSryM/TEKt9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