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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庄 朱存红
内容提要 王鹏运精校精刻唐宋金元人词籍数十家，开创词家校勘学；广泛结交词学界先贤与同辈，乐于奖掖后进，指导有方，促使清代后期词人社集之风大盛；他精研词律词法，独创并践行着“重拙大”这一全新的词学理论概念与审美理念。半塘学词从王沂孙入手，再由姜夔、辛弃疾、吴文英以上窥苏轼、周邦彦，其间主要学习某一词家的同时，还曾向上述其他诸家及其以外的词人如冯延巳、周密、张炎等学习。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大致不主一家，并且由南追北，上及北宋张先、柳永、晏几道等名家，欲取两宋各大词人之所长，由此逐步形成了其转益多师、博观约取的“重拙大”的独特风格。半塘向前代词人学习的途径主要得自常州词派，但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变通，学习的范围更广，在后期更能突破常州词派的樊篱而广泛涉猎，最终成为临桂词派的当然领袖、清代词学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 王鹏运 晚清四大家 重拙大 临桂词派 集大成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王鹏运是具有独到的创造性成就的卓越人物，被公认为词史上“晚清四大家”中的首席。他的这个“首席”，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因在词学史上做了许多先前和同辈学者没有做过的词学事业得来。如他曾精校精刻唐宋金元人词籍数十家成《四印斋所刻词》。龙榆生认为，“自鹏运以大词人，从事于此，而后词家有校勘之学，而后词集有可读之本”。
他宽厚包容，广泛结交词学界先贤与同辈，乐于奖掖词坛后进，且指导有方，故而在他身旁聚集起大批词人，一同唱和，促成清代后期词人社集之风大盛。他精研词律词法，而且形之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平生留下风格各异的七百余首词作；他的词学理论独树一帜，标榜“重拙大”的评论宋词原则和批评历代词作的衡绳，这是一个伦理价值与诗歌艺术审美价值并重的新的词学批评理论纲领，既为后继者况周颐在词学理论上的突破并自成一家导乎先路，又以王鹏运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践行着这一全新的词学理论审美观念。
所以康有为称许王鹏运“填词为光绪朝第一”。
叶恭绰称许他：“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
蔡嵩云则首肯王鹏运为清词第三期的“创始人”，为“桂派”领袖，并强调：“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
故而我们可断言：王鹏运是有清一代词学的集大成者。
然而我们读早年各种版本的文学史，除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阿英曾将王鹏运等唱和的《庚子秋词》编入《近代反侵略文学》丛书之《庚子事变文学集》外，其他对于王鹏运的介绍甚是寥寥——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中的成就以及时人评价与文学史对其评价反差之大，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究其原因，大概有三：其一，王鹏运生逢清代末造，早年做文学史者，于近代文学研究有所忽略；其二，王鹏运词流行版本为其自删七稿九集仅存139首的《半塘定稿》，由朱祖谋刻印于广州，虽然朱祖谋以刊落太甚，又取《袖墨》《虫秋》《校梦龛》《南潜》四集选录55阕为《半塘剩稿》，但仍有四分之三的王鹏运作品未能与广大读者谋面；其三，王鹏运父亲王必达入广西巡抚邹钟泉幕，因与太平军相抗有功而进入仕途，出于当时政治倾向的考量，故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鲜有学者关注王鹏运其人、其作，更未能对其家世、生平进行研究或做出中肯评价。
我们对王鹏运的全部词作进行搜集、考订、校勘和笺注。搜求到王鹏运词集计有：乙稿（甲稿王鹏运自编时阙如，另有专文详论）《袖墨集》《虫秋集》，丙稿《味梨集》，丁稿《鹜翁集》，戊稿《蜩知集》，己稿《校梦龛集》，庚稿《庚子秋词》《春蛰吟》，辛稿《南潜集》（已佚，仅见《半塘定稿》及朱祖谋所辑《半塘剩稿》）。其中乙稿《袖墨词》有《薇省同声集》本，《虫秋集》有家刻本（已佚），丙稿《味梨集》、丁稿《鹜翁集》、戊稿《蜩知集》、庚稿《庚子秋词》《春蛰吟》有家刻本。己稿《校梦龛集》初未刻，后广西北流陈柱借得龙榆生所藏稿本刻入《粤西词四种》。半塘客扬州时，将七稿九集删存139首为《半塘定稿》，交朱祖谋刻印于广州，半塘去世一年后刻成。朱祖谋以刊落太甚，又取《袖墨》《虫秋》《校梦龛》《南潜》四集选录55阕为《半塘剩稿》。除此之外，我们分别从北京、上海、南宁、桂林等地求得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印斋词卷》稿本，上海图书馆所藏《袖墨集》稿本、《梁苑集》稿本、半塘乙稿《袖墨集》一卷、《虫秋集》一卷稿本（有郑文焯校）、半塘己稿《校梦龛集》初定稿本（有郑文焯校），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所藏龙榆生捐赠的《王龙唱和词》手稿（录半塘词九首）以及朱祖谋旧藏《校梦龛集》手稿（即陈柱刻本所据）。今多方搜罗，去其重复，共得王鹏运词759首（包含半塘词集中所收与他人联句之作14首）。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收录王鹏运词最全者。
王鹏运（1849～1904），字幼霞（一作佑遐），中年自号半塘老人，一号半僧，晚号鹜翁、半塘僧鹜，因有室名“吟湘”，也曾自署吟湘病叟。先世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高祖王云飞，以乾隆戊子举人大挑知县出宰江西星子县，数转官至广西昭平，卒于任上，家人贫不能归，遂居临桂（今广西桂林）。父王必达，累官至甘肃安肃道，有《养拙斋诗》十四卷。半塘家在临桂盐道街燕怀堂。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次年建号太平天国。王必达入广西巡抚邹钟泉幕，与太平军相抗。后王必达以军功荐赴部铨叙，得江西建昌县令。约于同治元年（1862）王必达任饶州知府前后，半塘始至江西与父亲团聚。此前半塘在临桂家塾读书，塾师为灌阳唐懋功。自此半塘随宦江西十余年。同治四年（1865），半塘与曹氏成亲。
同治九年（1870），半塘回乡应乡试中举，翌年入京应进士试不第，后曾长期滞留京师。同治十三年（1874），半塘以内阁中书分发到阁行走，旋补授内阁中书，寓所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头条胡同（即四印斋，后来半塘居所迁移，亦以“四印斋”名其室）。同年，祖父王诚立卒。光绪七年（1881）冬，半塘父王必达从甘肃安肃道移任广东惠潮嘉道，行抵平凉卒。翌年春，半塘扶柩南归，第三年冬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省兄王维翰。在大梁期间半塘与当地诗友多有诗词酬唱。半塘无子，以兄维翰之第三子瑞周为嗣，改名为郮。在大梁，半塘与朱祖谋订交。光绪十年（1884），半塘服阕回京。
半塘在京时，常在同乡龙继栋（字松琴，号槐庐）的觅句堂为文酒之会。参加者除龙氏外，有永福韦业祥（字伯谦），桂林谢元麒（字子石），灌阳唐懋功之子唐景崧（字薇卿）、唐景崇（字春卿）、唐景崶（字禹卿）三兄弟等，半塘与他们非亲即故。觅句堂成员以广西人为主，亦有外省文友；觅句堂文会以作词为主，亦作诗、古文。作词以半塘最专且久。光绪八年（1882），龙继栋因云南报销案解任候质，觅句堂之会遂散，词人又常在四印斋聚会。光绪十四年（1888），临桂况周颐至京，与半塘在四印斋以词相切磋。两人成名以后，共称王况。人称他们创立临桂词派，以半塘为首领。而觅句堂之会，实开其端。半塘开始学填词时受江宁（今南京市）端木埰影响最大。端木埰任内阁中书，在词坛年岁最长，填词以常州派张惠言为宗，与半塘在师友之间。端木埰曾手书宋词十九首与半塘。
半塘于光绪十一年（1885）任内阁侍读，值实录馆。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太后下令修建颐和园，挪用海军巨款作修园之用，致使海军停购军舰；并以海军成员督修颐和园。同年慈禧下旨，为光绪帝筹办大婚典礼，半塘得预其事。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夫人曹氏卒，后半塘终身未续娶。光绪十五年（1889）正月，光绪帝完婚，慈禧归政，光绪帝亲政。光绪帝完婚叙劳，半塘得赐三品衔。光绪十七年（1891），颐和园初步竣工，慈禧入住主殿乐寿堂，光绪帝奉皇太后驻跸颐和园自此始。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翌年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三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半塘入都察院，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升礼科给事中，转礼科掌印给事中。半塘既在谏垣，目睹中日甲午之战中清廷的腐败导致战事节节失败，而投降派畏战言和，丧权辱国，曾上疏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大员，以为和议不可行，请罢奸邪以坚战局。但中日战争中清廷终归惨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半塘屡次替康有为上书谈变法等事。七月，半塘参加强学会。半年后强学会被查封。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半塘为使光绪帝免于事事受慈禧牵制，使之自主图强，上疏谏驻跸颐和园。疏入，光绪帝软弱，深恐慈禧怪罪，遂引太监寇连材上书请慈禧勿干政被杀一案欲加严谴，幸有恭亲王奕
、吏部大臣李鸿藻（一说军机大臣翁同龢）据理力争得免。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半塘上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五月五日诏立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前身）。八月六日慈禧发动政变，囚光绪帝于瀛台，再出训政，旋杀“六君子”，变法失败。之后，半塘上书“请端学说以正人心”，以图自保。
光绪二十二年（1896），朱祖谋重到京师，半塘邀其入咫村词社。朱祖谋填词，实出半塘引导，半塘嘱以专看两宋词，有所得，然后可看明以后词。词社中又有张次珊、郑文焯、王以敏、易顺豫等人，一时从游者甚众。光绪二十五年（1899），半塘与朱祖谋一起校勘梦窗词，并举校梦龛词社。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烧杀淫掠。慈禧挟光绪帝西逃。九月慈禧逃至西安。其时半塘身陷危城，与朱祖谋、刘福姚共集四印斋填词以抒悲慨。宋育仁住所相近，亦时往填词。九月，宋氏离京，三人仍填词不已，共成《庚子秋词》。后又与朱祖谋、郑文焯等十余辈迭相唱和，共成《春蛰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半塘得请南归，经朱仙镇至金陵，过上海，游苏州，与朱祖谋、郑文焯相酬答，后寓于扬州。至上海时，曾讲学于南洋公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讲扬州之仪董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况周颐过江相访。五月，过江访郑文焯，相会于吴皋。六月，往山阴省墓道经苏州，两江总督端方约半塘夜宴于苏州八旗会馆（拙政园旧址），翌晨即病，二十三日夜卒于两广会馆。初寄榇沧浪亭侧结草庵中，后归葬临桂城东半塘尾村祖墓之侧（今桂林市育才小学内）。
半塘长期致力于校刻词集。自光绪七年至光绪三十年（1881～1904），前后近二十五年，百计搜求前人词集，创校词五例：一曰正误，二曰校异，三曰补脱，四曰存疑，五曰删复。其将校勘之学用于刻词，所刻词最为精审。如《四印斋所刻词》，搜罗有《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白石道人词集》等二十四种词籍（其中《漱玉词》《樵歌》为辑佚）。又刻有《宋元三十一家词》四册二十五种。其校刻《梦窗甲乙丙丁稿》，前后凡五年，三易其板，可见其校词态度的精严。
《半塘定稿》所收各集标题下注有各集收词起止年份。此年份当指删定前原七稿九集各集收词起止年份。半塘诸词集中词作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但《半塘定稿》中所注起止年份有的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半塘定稿·袖墨集》收词起止年份标“丙戌至己丑”，即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86～1889），而实际上《袖墨集》所收词作有早至光绪六年（1880）庚辰的；《半塘定稿·虫秋集》收词起止年份标“庚寅至癸巳”，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十九年（1890～1893）；《半塘定稿·味梨集》收词年份标“甲午乙未”，即光绪二十年（1894）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而实际上《味梨集》所收始于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此时半塘始入都察院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半塘定稿·鹜翁集》收词年份标“丙申丁酉”（《鹜翁集》家刻本同），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半塘定稿·蜩知集》收词年份标“戊戌”（《蜩知集》家刻本同），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半塘定稿·校梦龛集》收词年份标“己亥”，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半塘定稿·庚子秋词》收词年份标“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半塘定稿·春蛰吟》收词年份标“庚子辛丑”，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作时间为庚子冬和辛丑春；《半塘定稿·南潜集》收词起止年份标“辛丑至甲辰”，即光绪二十七年至光绪三十年（1901～1904）。
总体而言，半塘词集的刊刻流传以及各词集之间的异同，以其七稿九集及家刻本和手稿最为可靠。其家刻本最为精审，绝少错误。半塘早期词作稿本留存有数种，分存于各大图书馆，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笔者另有专文，大体以各词集刻本为主，分别进行了论述。
王鹏运开始专力作词约始于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去世，专用心力于此。半塘虽自云“作辍一再”，但其实创作颇丰。为了深入了解王鹏运的创作过程，有必要对其全部词作进行分期考察。这里根据半塘各词集所收词作实际情况，结合半塘生平仕履，将其词创作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期为王鹏运任职内阁、在京优游度日专心学词的时期。半塘自同治十三年（1874）在京第二次应进士试不第，十二月任内阁中书，约至光绪五年（1879）开始随龙继栋和端木埰学词，参加觅句堂唱和及中书词人唱和；光绪八年（1882）正月丁忧归，光绪九年（1883）秋至开封，与在开封的诗人相唱和，直至光绪十年（1884）十月返京，服满起复，十一月委署侍读，继续参加中书词人唱和。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考取御史，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补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半塘此时期词集有《袖墨集》和《虫秋集》。
第二期为王鹏运担任台谏恪尽职责，同时屡举词社招集词友一同唱和吟咏的时期。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半塘被补授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其直谏垣十年，疏数十上，大都关系政要，在甲午战争时期，曾上奏三争和议，且多次弹劾李鸿章，为抗战出谋划策。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半塘屡次为康有为代递奏折，自己也多次建言，是变法维新运动中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半塘不畏强权，正直敢言，曾弹劾过不少权臣政要，特别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十三日上奏谏帝后驻跸颐和园，更是敢于担当。半塘在台谏任上，积极建言，但仍不废吟咏，并且时常招集词友社集唱和，推动了晚清词坛向前发展。此时期词集有《味梨集》《鹜翁集》《蜩知集》《校梦龛集》。
第三期为王鹏运对国事深感失望、身丁巨变而将满腔忠愤或隐或显地寄托于词的时期。半塘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升任礼科给事中，后转礼科掌印给事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起，半塘身处围城中，与朱祖谋、刘福姚在四印斋唱和，成《庚子秋词》二卷，词中多君国之忧和黍离麦秀之悲，被世人目为“反侵略”之作。后又扩大范围，与刘福姚、朱祖谋、郑文焯诸人唱和成《春蛰吟》一卷。半塘曾于闰八月十一日上《为首祸之臣情罪重大请饬交廷议折》，请求将庄亲王载勋等造成祸乱的大臣严加治罪。次年五月，半塘见国事终不可为，愤而上疏弹劾荣禄，然后弃官南下。
第四期为王鹏运弃官之后不问政事、优游名胜的时期。半塘南下后主要跟其兄及子住了大约两年，其间也经常出游访友，游踪及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后出任扬州仪董学堂监督。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半塘游西湖归，道经苏州，卒于两广会馆。此时期词作多为纪游、酬赠之作。词集有《南潜集》。
前人对王鹏运词作的艺术风格多有论述，可谓众说纷纭。我们试图在深入把握半塘全部词作的前提下，从其词作的情感和词境两方面去归纳总结其主体艺术风格。
王鹏运身世坎坷，经受过各种人生的不幸。其喜怒哀乐都在词中表现，悲多乐少，所以我们感觉到他主要借助词这种形式来深沉地表现悲苦的情怀。
其悲苦原因大致数端：内忧外患的时代，仕途不顺的经历，报国无门的摧挫，锻就了他千回百折的词心；疾病的终生折磨，父母、兄弟、妻儿先后去世的巨痛，逐渐酿就了他忧郁伤感性格的苦酒。半塘最知心的词友朱祖谋曾评论半塘说：“君天性和易而多忧戚，若别有不堪者。既任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穷，其才未竟厥施，故郁伊不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
半塘平生的种种情感都诉诸词，其悲苦情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忧国伤时之悲。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半塘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次年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半塘在战争期间一力主战，并积极建言，但最终清廷在战争中失败，以割地赔款了局。此后西方列强逼迫日甚，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西狩，半塘更是在京目睹了这幕历史的惨剧。《庚子秋词》和《春蛰吟》即表现出词人对国事的担忧和关注，对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投降派的讽刺和指责，对外国侵略者的斥责和痛恨，集中凸显其忧国伤时的郁闷和伤痛。如其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底的《凤来朝》词云：
热泪向风堕。压城头、坏云磊砢。正黄头市饮、歌相和。叹回面、有人过。 目断西征烽火。动哀吟、杜陵饭颗。自灭烛、深宵坐。又点点、乱磷火。
半塘将自己比作落魄的杜甫。表述自己在围城中，眼见侵略者放纵猖狂，思念西去的光绪帝，深夜难眠，只有哀吟着向风洒泪而已。
其二，亲友去世之悲。半塘自幼丧母，后又丧父，故自号“半塘老人”。其后生子未能长成，不到四十岁妻子去世，一兄一弟也先后弃他而去。其词友韦业祥、谢元麒英年早逝，端木埰、许玉瑑等先后去世，志同道合的挚友“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不幸被杀害。半塘本来就是非常注重亲情和友情的人，面对这些亲友多数夭逝，哪能不悲伤痛苦？考其词集中悼念亲友的词作有16首，集中体现了其伤悼亲友的拳拳真情。除此之外，因时、因地、因物的触发，亦往往会勾起词人这种隐秘的伤痛。如《百字令·叔问寄赠魏普泰二年法光造像记，文曰：为弟刘桃扶北征，愿平安还。时予季新亡，读之惨然。赋此以寄，叔问去秋亦有鸰原之痛也》词云：
深龛礼佛，乍摩挲断碣，潸然欲涕。大愿人天空记取，憔悴看云心事。千劫难磨，三生谁认，此恨何时已。天亲无著，羡他尘外兄弟。还记客岁分襟，秋心黯淡，君洒鸰原泪。争信江湖书尺到，我亦飘摇如此。佛也无灵，天乎难问，散偈西风里。蒲团投老，相期同证禅契。
此词作于半塘幼弟辛峰去世不久，半塘收到郑文焯寄给他的魏碑拓片，由其文字内容引发了对亡弟的怀念和悲伤，“佛也无灵，天乎难问”二句，足证其悲痛之深。
其三，不遇之悲。半塘终生进士未第，他报捐内阁中书，任职后十年未得升迁，后转内阁侍读，在任上又是将近十年；官终正五品的礼科掌印给事中，求一外任而不可得，最终郁郁而逝。半塘进士屡举不第，尤为心病。如《长亭怨慢·亭皋木叶下纷纷，七见秋光老蓟门。多少天涯沦落意，未应秋士独消魂。此己卯口占句也。容易秋风，又逢摇落，古所谓树犹如此者，岂欺我耶？用石帚仙自制腔，以写怀抱》《金缕曲·六月三十日，鹤公招同夔笙小集市楼》《鹧鸪天》（笑里重簪金步摇）等词均是其不遇悲叹的深刻表现。又如其《思远人》词云：
潦倒蓬蒿三径晚，身世共虫蛰。撑肠广厦，低头江岸，吟啸意谁识。 茂陵老尽秋风客。那更一钱值。笑大户今朝，醉乡深处，红笺为生色。
“撑肠”三句用杜甫诗意。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又《哀江头》诗：“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作者以杜甫自况，潦倒不堪，却心忧天下。
其四，欲归不得之悲。半塘故乡桂林山水秀丽，景色宜人，是半塘父母墓庐所在和亲人所居。在那里，留有词人许多美好的童年记忆。半塘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和兄弟们归隐故乡，相守以终老。故乡常在半塘的魂牵梦萦中，但真要归去又恐怕很难。先是半塘尚有功名心，力求有所进取，归隐故乡只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打算。《临江仙·己丑除夕》《蓦山溪·怡贞下第游粤，作此送之》《南乡子》（烂醉复奚疑）词可证。半塘作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底的《木兰花慢》（童游牵梦惯）词序云：“今年春日，颇动故园之思，尝倩恒斋丁丈绘《湖楼归意图》，并赋词寄兴。既而归不可遂，而恒斋出守，画亦不可得。顷阅辛峰词，有用稼轩翠微楼韵题杉湖别墅一阕，林容水态，模绘逼真，益令人怅触不已。故乡风讯，咄咄逼人。南望清漓，正不独一丘一壑系人怀抱。依韵属和，辛峰其知我悲也。”序中所云欲归不得的伤痛，可谓直接道出其心声。后来半塘毅然投劾出京，才真的有了归隐故乡的可能。但是此时半塘却没有足够的资财去应对隐居的生活，其作于南归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的《长亭怨慢·腊月四日偶然作》道出此种进退维谷的尴尬：
几绝倒、先生归计。百瓮黄齑，费人料理。落落云孤，等闲舒卷定何意。寒毡青拥，还约略、儿时味。鸥鹭莫惊猜，试认取、盟书一纸。 愁寄。问家山何处，黯黯夕烽西起。白头吟望，尽销得、杜陵憔悴。看倦羽、已落江湖，漫犹忆、巢痕云倚。只催换新声，未惯玉箫月底。
此词自嗟身世，叹家贫欲归无计，忧国伤时，诸感纷至沓来。半塘自知家贫欲归而无法实现，会惹人嘲笑，凸显其心中两难处境的难言隐痛。
半塘词情感的深沉同时在于其表达方式的隐蔽性。半塘经常在其词作中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大量使用典故，在词中含蓄地寄寓其情感，如果读者不联系时代背景和半塘自身境遇仔细探究，是很难进入其词所表达的意墺的；在多数情况下，抒情主人公不会站出来直接抒发其情感，而往往通过使用景物描绘进行侧面烘托或今昔对比等，进行间接表达。如《减字木兰花》：
婆娑醉舞。呵壁无灵天不语。独上荒台。秋色苍然自远来。 古人不见。满目荆榛文字贱。莫莫休休。日凿终为浑沌忧。
此词表面看是一首纪游之作，简单的几笔秋景的描写，表达出作者的秋愁，但通过对诸如“呵壁”“天不语”“醉舞”“古人不见”词意细绎，对“苍然”“浑沌”意境联想，则可知作者在词中抒发的是如同屈原般面对苍茫秋色而触动的深沉的忧国之思。
半塘精熟唐宋以来词坛诸名家词集，并能心摹手追，善于向不同风格的词家学习，既得雄浑真髓，又不乏委婉肌肤，雄浑和委婉异质同构，形成其自身独特的语言特色和词境。与半塘曾有交游的词家陈锐曾评其词云：“王幼遐词，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气胜者也。”
张尔田曾云：“并世作者，半塘之大，大鹤之精，彊村之沉，与蕙风之穆，骎骎乎拊南宋而上矣。”
叶恭绰则云：“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
半塘词所具有的阔大的气势当与其词作的语言和词境有很大关系。半塘非常推崇东坡词的清雄，以为是无法学习的，但事实上半塘词的雄浑有与东坡类似的地方。如其登临怀古、纪游之作就比较明显地具有这一特点。其《西河·燕台怀古，用美成金陵怀古韵》词云：
游侠地。河山影事还记。苍茫风色淡幽州，暗尘四起。梦华谁与说兴亡，西山浓翠无际。 剑歌壮，空自倚。西飞白日难系。参差烟树隐觚棱，蓟门废垒。断碑漫酹望诸君，青衫铅泪如水。 酒酣击筑访旧市。是荆高、歌哭乡里。眼底莫论何世。又芦沟冷月，无言愁对。易水萧萧悲风里。
此词用周邦彦词韵，沉郁苍凉与清真原词接近而悲慨更甚。词中眼界阔达，镜像深幽，视野所及由西山、蓟门到芦沟桥、易水河，尤其是对乐毅、荆轲、高渐离等慷慨悲歌之士的追怀，让人感慨呜咽，情不能已，凸显了半塘词雄健浑厚而悲怆的特色。
半塘词的雄健浑厚特点不仅普遍体现于上述怀古、纪游之作中，即便是寻常的送别、酬赠之作，也往往可以见出其雄浑的特点。如其《翠楼吟·送郑椒农游闽粤》：
月朗澎湖，镜澄越峤，楼船横海重试。鲸波惊昨梦，费多少、鲛人清泪。书生豪气，但白眼看天，狂歌斫地。曾知未。海鸥翔集，暗窥人意。 快驶。万里长风，喜猋轮电卷，壮游堪寄。神山凝望渺，想壶峤、今通尘世。云帆高倚。好向若探奇，凿空求是。愁分袂。思君岁晚，海天无际。
因朋友郑椒农将去之地闽粤临近大海，故词人把思维活动的舞台移到了海上，想象了一番朋友在海上纵横驰骋的壮举，加上书生狂态的描写，最后归结到二人的友谊，全词气象自然开阔，雄健浑厚，凸显出“重、拙、大”风姿。
在半塘词作中，无论情感内蕴强弱，也无论表达方式是抒情抑或写景，抑或叙事，甚或议论，都很少通篇用率性无遗的直抒胸臆法。这一方面是由词体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半塘的词学观决定的。词与诗不同，词之情辞的达意传声强调含而不露、要眇宜修，富有烟水迷离之致；如前所论，半塘非常认同词体的这一文学本色，这些就决定了半塘词作的曲折婉转、内敛蕴藉。
陈匪石论词之气和笔时曾说：“随地而见舒敛，一身而备刚柔。半塘、彊村晚年所造，盖近于此。”
诚哉斯言。如果慢慢咀嚼，读者很容易发现半塘有许多词作的确是柔中裹钢，绵里藏针，刚柔相济，别开生面——特别是其晚年词作更臻于此境。我们如果试着去探寻上面所举具有刚柔两类词境的例子，会发现在同一首词作中其实可以找到相对的另一面。试读其《南潜集》纪游之《古香慢·同叔问步登灵岩，遂至琴台绝顶。用梦窗韵》：
藓池粉冷，兰径香留，愁满吴圃。暝入疏林，一角淡烟催暮。筇外雁程低，笑飞趁、轻身过羽。瞰沧波、万顷在眼，老怀浣尽幽苦。
是旧馆、名娃深处。钟磬僧房，残霸谁主？步屧沉沉，落叶响廊疑误。古意落苍茫，乱云锁、盘空岭路。剩岩花，自漂坠、半溪暗雨。
此词用吴文英自度曲《古香慢》（怨娥坠柳）词韵，梦窗原词具有委婉深沉的特点。半塘此词也出之以曲折婉转姿态，通过选择性的景物描写和对历史陈迹的追寻而发出登临怀古之幽思。但是，词人站在高山之顶，俯瞰万顷沧波，并见乱云封锁了险峻的来路，这些景象的描绘，又流露出跌宕起伏的雄健浑厚之气，从而达到了刚柔相济的佳境。
又如《念奴娇·九月朔日宿徐州作》，全词曲折婉转地表达了词人孤凄及怀友、伤时之情，同样具备刚柔相济的特色。
总之，半塘词境既有雄健浑厚的一面，又有委婉曲折的一面，并且两者在其词作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形成了既雄浑又委婉的面目。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王鹏运在词作的风格上进行过多种尝试和探索，如其平日的联句、和韵、拟作之举，就是有意在追摹前贤和同辈的艺术风格。本来作为一位词坛大家，就不是一种艺术风格所能束缚得住的。由于半塘自身性格等方面的原因和外界环境各种因素的影响，悲苦沉郁的情感和雄浑委婉刚柔相济的词境，共同构成了王鹏运词作沉雄悲婉的“重、拙、大”主体艺术风格。
王鹏运曾校刊唐宋金元人词籍数十家，故而精熟唐宋名家词集，并心摹手追，有选择地多方向他们学习，最终能自成一家。半塘向前代词人学习的途径主要得自常州词派，但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变通，学习的范围更广，在后期更能突破常州词派的樊篱而广泛涉猎，最终成为清代词学的集大成者。
常州词派中期的理论家周济认为王沂孙“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吴文英“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辛弃疾“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而周邦彦则为“集大成者”，此四家为宋词之“领袖”。周济在此认识基础上提出向宋人学词应遵循的途径，即“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
朱祖谋评价半塘的学词道路时即认为与上述周济之说非常契合。后来龙榆生在具体分析半塘各期词作后更进一步提出半塘学词“欲由碧山、白石、稼轩、梦窗，蕲以上追东坡之清雄，还清真之浑化”，
此说更接近半塘向宋词名家学习的实际，但似乎尚有不够全面的地方。
半塘学词从王沂孙入手，再由姜夔、辛弃疾、吴文英以上窥苏轼、周邦彦，其间主要学习某一词家的同时，还曾向上述其他诸家及其以外的词人如冯延巳、周密、张炎等学习。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后，大致不主一家，并且由南追北，上及北宋张先、柳永、晏几道等名家，欲取两宋各大词人之所长，由此逐步形成了其转益多师、博观约取的“重拙大”的独特风格。至其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之作，可谓“老去诗篇浑漫与”，虽出于自由挥洒，但能自具面目，首首都可称为精品。龙榆生曾举半塘《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尉迟杯·次沤尹寄弟韵》《鹧鸪天·登玄墓还元阁，用叔问重泊光福里韵》等词为例，认为半塘这些词作“已冶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
且看其后首：
云意阴晴覆寺桥。秋声瑟瑟径萧萧。五湖新约樽前订，十月轻寒画里销。 凭翠槛，数烟桡。一楼人外万峰高。青山阅尽兴亡感，付与松风话市朝。
此词为纪游之作。词人的兴亡之感本来是由青山长久而世事无常引发，但不是直接抒发出来的，而是赋予青山以人格，让青山见证兴亡，在松林风声之中谈论世间争名逐利之事。故词人心中的兴亡之感表现得很含蓄。此词正可以代表半塘词沉雄悲婉的典型风格。
半塘的学词道路大致与常州词派周济之说相近，但其实还是有明显差别。这在其《四印斋所刻词》中将《东坡乐府》列为第一，《稼轩长短句》置于第二，便可见端倪。
综而论之，王鹏运在追摹前辈词家后，渐悟渐变，其与常州词派相较，于词体之突破，大体可归纳为四点。
其一，在词作内容上的突破。半塘生当晚清内忧外患极深之际，其生平经历坎坷，其性情襟抱又与众不同，故其词作内容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辈相比，增加了不少新的东西，身世之感和家国之忧经常寄托于词作中。半塘“天性和易，而多忧戚，故郁伊不聊之概，一于词陶写之”，
因其“胸中别有事在”，
故发之为词，“于回肠荡气中仍不掩其独往独来之概”，
足见其词作内容上不同于常州词派的独创性。
其二，在词学宗尚上的突破。半塘作词于碧山、稼轩、梦窗、清真外兼宗姜夔、张炎之清空醇雅，实际上已取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之长而避其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同于清代词坛前辈。同时，不同于常州词派标榜稼轩，而是退辛进苏，稍抑稼轩之豪旷，而推崇东坡之清雄。龙榆生有言：“至其晚岁，始稍稍欲脱常州羁绊，以东坡之清雄，运梦窗之绵密，卓然有以自树。”
正因为半塘在词学宗尚上有比较大的突破，其词作才能取得较大成就，他才能成为一代词坛大家。
其三，严于词律。常州词派重视词作内容，注重词作的比兴寄托，但不怎么注重词律。“鹜翁取义于周氏，而取谱于万氏”，
于重视词作内容的同时，也重视词作的协律。半塘精于词律，其词作到后来守律渐严，可证其对词律的更加重视。
其四，对于唐宋以来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文学本质特性有独到的体悟。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一论及其与半塘讨论填词要不要把意思说尽，用典需不需要注明典实原意时，引用半塘语曰：“矧填词固以可解不可解，所谓烟水迷离之致，为无上乘耶。”半塘认为词的最上乘之作，就在于“可解不可解”“烟水迷离之致”之间。因为词与一切文学作品一样，是以“文字为物质手段，构成一种表象和想象的形象，从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艺术家的审美感受”。
语言文字本是概念认识的手段，但在文学作品里则要求它不作逻辑论断，“而要求利用它与感情经验的联系来唤起自由的生动表象与情感”，
所以，真正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东西，是不能“一语道破”的。恩格斯认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比照思忖，结果十分明了，王鹏运对于词的“无上乘”境界之认识，就是以上当代美学家和恩格斯所欣赏的文学境界。正由于半塘的这种文学本质属性体认的前卫性，他让我们读到了有史以来，用词来咏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翻译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词作《调笑转踏·巴黎马克格尼尔》。词云：
妾家高楼官道旁。山茶红白分容光。愿作鸳鸯为情死，托身不愿邯郸倡。浮云柳絮无根蒂。情丝宛转终难系。漫道郎情似海深，不抵巴尼半江水。 江水。恨无已。泪尽题琼书一纸。红香踠地尘难洗。凄绝名花轻委。脸红断尽铜华底。日夕明霞还起。
《调笑转踏》，又名《传踏》《调笑》《调笑令》《调笑歌》，是兴盛于北宋、诗与小令组合咏一情事的俗曲体制，常用于歌舞表演，也有士大夫所作，置于文案，自娱自乐者。黄庭坚、秦观、毛滂等皆有所作。“转”又作“传”，是唐代歌舞表演的一种程序；“踏”者，“踏歌”之简称。“踏歌”属乐府杂曲歌辞，有五言六句、八句，七言四句、八句等。李白《赠汪伦》诗有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即此“踏歌”之谓也。王鹏运这首《调笑转踏》，由两部分组成：前半为七言乐府《踏歌词》，后半为一首《调笑令》，体制与秦观咏王昭君《调笑令》同。即踏歌词尾句最后二字与调笑令首句二字相同，形成顶针修辞的连珠效果，一气贯下，韵味浑成。
“马克格尼尔”即法国小仲马《茶花女》小说之女主人公的名字，今通译作玛格丽特。“山茶”句谓玛格丽特爱插山茶花为饰，红色山茶花与茶花女的白脸蛋相辉映，互增光彩，也点明“茶花女”得名缘由。“邯郸倡”，指歌伎。《古乐府·相逢狭路间》有云：“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郸倡。”战国时赵国产歌伎，赵都邯郸，故诗人常以“邯郸倡”称之。《茶花女》之男主人公阿尔芒误会自己心爱的恋人玛格丽特，曾生气地辱骂玛格丽特是“无情无义的娼妇”。此句以茶花女的口吻，表白自己如鸳鸯般向往矢志不渝的爱情，甚至可以为情而死；发誓来世托身，也不愿再做妓女。这两句表明王鹏运对茶花女内心世界真实情愫和绝望悲苦的根源理解透彻，深抱同情。后四句写男主人公阿尔芒。“浮云柳絮”，喻天下不可靠的爱情以及朝秦暮楚、爱情不专一的男女。这里，王鹏运从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事实跳出来作一凌空翻转，他不是直接批评阿尔芒对爱情不忠，因为事实上阿尔芒也是受其父蒙骗而对茶花女产生误会，所以作者这句旁白似的评论具有一种对于世间爱情泛认知的意味。对方既然是“无根蒂”，那么任你情丝如何婉转缠绵，始终是系不住“浮云”和“柳絮”的。“漫道”二句就是直接谴责阿尔芒了。曾对茶花女表白自己情深似海，但遇到挫折，却不能够坚定不移地信赖对方，其情还不如塞纳河的半江水，更别说“似海深”了。巴尼，即巴黎。其城市主要河道为塞纳河。这八句诗是从总体上评价茶花女与阿尔芒的爱情悲剧。
后半部分由“踏歌词”转为“调笑令曲”。是从细节上专一写茶花女悲剧的凄惨结局——恰如一朵漂亮的茶花一样，绚丽开放，刹那间衰败零落成尘，再无重绽枝头之望！“江水。恨无已。”过渡紧凑，意脉直逼女主人公哀感顽艳的决绝之“恨”！“泪尽题琼”，四字写尽小说悲剧性故事的细节泣咽：善良的玛格丽特在恋人阿尔芒的父亲冷酷狡诈的欺骗下，流尽悲怆的泪水，迫不得已给恋人阿尔芒写绝交信，读信后的阿尔芒却误会了玛格丽特，这封信断送了两位青年的真挚爱情，也酿成让茶花女殒命的悲惨结局。题琼，指写信。琼，喻色泽晶莹如美玉之信笺。前蜀毛文锡《赞浦子》词：“宋玉《高唐》意，裁琼欲赠君。”可知“题琼”在古代诗词中常用来专指写情书。这封绝交信，是茶花女写给阿尔芒的最后一封情书。“泪尽”一语，将茶花女当时的伤心与绝望表述得令人肝肠寸断！
“红香”二句谓艳红芬芳的茶花女被龌龊冷酷的现实玷污而无法洗濯出自身的清白，凄惨地零落委顿。红香，代指茶花女。这两句用了双关的手法，既写红山茶花零落尘埃，名花委地，又写茶花女贫病交加，玉殒香消。踠地，屈曲斜垂着地貌。庾信《杨柳歌》：“河边杨柳百丈枝，别有长条踠地垂。”“脸红”句指玛格丽特得了肺病，在镜子中见到自己潮红的脸色，逐渐由红转白，最后在铜镜前变得脸色苍白，身心俱灰，终于堕地，了断了凄艳的余生，孤寂死去。铜华，指铜镜。这里安排一面铜镜非常符合人物身份，也很有艺术思维创意——半塘在这里暗示茶花女就是一面镜子：她身上折射出貌似强大的法国传统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上流社会”人性的缺失。“日夕”句谓茶花女死后，太阳照旧升起又落下，世界还是老样子。表达出词人对世态炎凉的深沉喟叹。
言及此，人们会问：庚子年间（1900）的王鹏运，如何能够读到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呢？原来，1899年2月，由新近从法国留学回国的福建学子周寿昌口授、林纾执笔翻译的中国第一部翻译西方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首版发行。5月，汪康年在上海用原版刻板重印。不久，多家书馆、书局争相刊刻，《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胫而走，形成清代末年中国知识圈的《茶花女》热。林纾也因为这部小说的翻译而一朝声名大震，并且一发而不可收，从此走上不懂外文的外国文学翻译之路。
有一个巧合就是，当《巴黎茶花女遗事》在上海、北京流传时，正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使中国人蒙受奇耻大辱的惨剧发生的时候。王鹏运等接触到这个译本，是平生读到的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小说；也是目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对于侵略者弱肉强食的暴掠本性有了感性认知的时候。这种认知上的同步，使得诗人对于巴黎茶花女的个人悲剧的深刻性体悟得更为深致入骨，吟咏时的情感体验，也就犹如感同身受，作品内蕴的情愫便显得十分悲戚忧伤——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对在资本垄断的特权社会之时代阴影笼罩下生活着的下层妇女饱受凌虐的悲惨身世遭际寄予极大的同情和理解的直接原因。
当时参加同题吟咏的还有上面提到的光绪十八年（1892）状元、临桂词人刘福姚和《宋词三百首》的创编者浙江人朱祖谋。王鹏运为首唱，刘福姚与朱祖谋乃和作。刘词云：
雪肤花貌望若仙。陌上相逢最少年。柔丝宛转为郎系，摧花一夜东风颠。珍重断肠书一纸。钿车忍过恩谈里。山茶开遍郎不归，娇魂夜夜随风起。 风起。月如水。照见当年携手地。春宵苦短休辞醉。金屋留春无计。花前多少伤心泪。诉与个侬知未。
朱词云：
茶花小女颜如花。结束高楼临狭斜。邀郎宛转背花去，双宿双飞新作家。堂堂白日绳难系。长宵乱丝为君理。肝肠寸寸君不知，匏子坪前月如水。 如水。妾心事。结定湘皋双玉佩。曼陀花外东风起。洗面燕支无泪。愿郎莫惜花憔悴。憔悴花心不悔。
这两首和作都感慨茶花女的爱情悲剧，突出她的善良心地以及对爱情专一的纯洁真性。两作不同点在于对茶花女悲剧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刘作突出茶花女寄出绝交信后的期盼，希望阿尔芒能够读懂信件字里行间的委屈悲哀，并希冀对方能够理解自己的绝交信言不由衷、迫不得已以至陷入精神撕裂的内心苦楚。朱作则在于突显女主人公对于双方爱情坚定不移的执着和坚守。为了信守爱情盟约，宁可摧折一己肝胆，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整天以泪洗面，而不愿对方受折磨，还在祈祷对方不要为思念自己而憔悴。尽管如此，比起王鹏运的“漫道郎情似海深，不抵巴尼半江水”的无情棒喝，就显得温柔敦厚有余，而爱恨是非略显不足了。
王鹏运此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咏西方小说的词，既能够证明王鹏运文学观念的包容性和前瞻性，也能够反观与半塘同时代的黄遵宪主张“诗界革命”、提倡“旧瓶装新酒”的文学观念在这位以传统词的创作为其安身立命根本的“老派”文人心灵和创作上的投影。这在中国词史上，甚至在近代中国文学史和中西文学交流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加载史册的话题。
半塘词独辟蹊径，前人已有论列。如叶恭绰有云：
幼遐先生于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吾常戏称为桂派先河，非过论也。彊村翁学词，实受先生引导。文道希丈之词，受先生攻错处，亦正不少。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于先生无间焉。
蔡嵩云在论清词分期时曾云：
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薗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
蔡氏以为半塘开创“桂派”，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均为“桂派”重要成员，该派立意、守律兼重，为当时词学正宗。
“桂派”，或者称“广西词派”“临桂词派”。此派是否存在，以及半塘是否为该派的领袖，在当今词学研究者中尚有异论。有论者认为以半塘为首的清季四家应当归入常州词派的晚期；有论者承认该派的存在，但认为其领袖应当为朱祖谋；也有不少论者认为确实存在以王鹏运为首的临桂词派，但又称其为常州词派的绪余；当然也有不少论者认为以王鹏运为领袖的临桂词派独立于常州词派之外。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认为临桂词派是清季出现的一个新的词派，而王鹏运、朱祖谋先后为该派的领袖。因前人就此争论甚多，在此只陈述理由，而不做更多辩驳。
半塘坐镇北京，以久宦京华的台谏和词坛名家的身份经常召集词社，以其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同官京城和北上求官或应试的词人加入，其词弟子况周颐、朱祖谋和深受半塘熏陶的文廷式、郑文焯即为其中的杰出者。清季词坛有名的人物如此，其他同游唱和者受半塘影响也可想而知。即使在出都后，半塘每至一地，都能与当地的词人进行唱酬，其影响力也得以扩展。
半塘与同时词人的交流不限于以词相唱和，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如他在校刻《四印斋所刻词》的过程中就结识了不少词友，或者说请一些词友参与到词籍校勘中来，而这些词友中有的可能没有与半塘以词唱和过。如冯煦、李慈铭等著名词人都曾为半塘所刻词籍作有序跋，而未见其唱和词作。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唱和的原因还有待研究，但必须承认，帮同校刻前人词集，这也是王鹏运与当时词学界同人间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半塘处于盟主地位。
上面主要谈及半塘对清季词坛的直接影响，同时还应注意到其词弟子对清季词坛的影响。如黄华表先生对于“广西词派”的论述：
嗣后况夔笙复至湖南，与湘社词人程颂万子大、易顺鼎哭庵、易顺豫叔由友善，以其所闻于半塘者，相与切磋；朱彊村又复广半塘四印斋词所不逮，汇刊宋元明各家词集，为彊村丛书；又复以所闻于半塘者，提倡于东南，选宋词三百首以示范；夔笙又撰《蕙风词话》，衡论古今词家，指示学者途径，为词家批评之学，由是全国风从，广西词派，遂悉拔浙常之帜，巍然为海内词宗。
况周颐与朱祖谋如此，其他一些在京时从游唱和的词人（如周岸登等）在离京他去后也曾将在半塘处所学词学家数推衍传播。这种间接的影响及于民国。
纵观千年词史，经过两宋的繁盛之后，元明渐现衰颓，清词雅称中兴，而清代末季词坛则为千年词史的终结挥洒出最后一抹艳丽的晚霞。半塘“开清季诸家之盛”，
其创作成就卓著，声望又极高，号召力和影响力很大，“主持坛坫，时推祭酒”，
人谓之清季词坛盟主，我们谓其清代词学集大成者，应该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