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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
内容提要 陶渊明的酒诗发展了萌芽于《诗经》的以酒表情的传统，把它从表现男女之情扩展到亲情、友情和邻里之情，同时深化了汉魏以来的死亡主题在诗歌中的表现。在陶渊明看来，饮酒的最高境界是“忘”，不仅忘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整个连自己都忘了，世俗利害得失也就全然不在话下。从酒后的这一胜境出发，陶渊明创造了一种向死而生，随顺自然，反对执着，强调“委运”“任真”的生命哲学。陶渊明不光是在诗文中宣扬这种任真的哲学，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境界，而且把它贯彻到了他的生活中，把酒、诗、人融为一片，在实际人生中赢得了和谐、平静和安乐。
关键词 陶渊明 酒诗 诗歌美学 生命哲学
在陶渊明之前，我国诗歌已经形成了一个酒诗传统。特别是魏晋之际，士人饮酒成风，酒和人们的生活关系日益密切。人们一方面把酒当作消忧行乐、逃避现实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把酒中的世界当作自由的境界来追求。但是魏晋文人对酒的这种认识主要通过饮酒的行为和文章得到表达，而相对于酒和文人生活的密切关系，酒在诗中的表现却相当淡薄——只有嵇康、阮籍的少数诗篇对这种关系有所反映。陶渊明是真正把酒、诗融为一片，而创造出新的诗歌境界的第一人。
《陶渊明集》中饮酒诗之多远超前人。萧统《陶渊明集序》提到“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
似为过言。有人统计，今传陶渊明诗124首，涉酒诗达50多首，约占总量之半。魏晋间其他文人的酒诗，总数为107首，涉及作者55人。
也就是说，陶渊明一人所写酒诗约占整个魏晋时期饮酒诗的三分之一。
陶渊明好酒。颜延之《靖节征士诔》序中说他“性乐酒德”。
萧统《陶渊明传》说他做彭泽令时，“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朋友颜延之临别，赠陶渊明两万钱，“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夫子自道，其中说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其《饮酒二十首》序言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陶诗中说到自己好酒之性的所在皆是：“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二十首》之一）、“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二十首》之七）、“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之四）、“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之五）、“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之一）。在《止酒》中，他说：“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
从这些方面看，陶渊明确是好酒的人。但他的饮酒，和他之前的魏晋文人名士不同。比之建安三曹七子，陶渊明似乎少了些慷慨悲凉之气。与竹林名士比，陶渊明的心境也要平和得多。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一生远离政治中心，所以不必像竹林诸人那样以酒避祸。他心中确实也不像阮籍、嵇康、刘伶那样有那么多对当代政治的忧愤。鲁迅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醉也就和阮籍、嵇康不一样。阮籍他们把醉当作一种抗议，当作一种麻醉，所以必须沉醉、大醉，最好醉得不省人事。他们的醉其实是痛苦的。陶渊明把酒当作一种享受，所以不能大醉，而是止于醺然，止于“我醉欲眠”。他是真正能从饮酒中获得乐趣的人。他饮酒的作风也没有很出格的地方，最大的惊人之举，不过“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
这比起阮籍、阮咸、刘伶辈实在是不足道了。
陶渊明酒诗的主题和内容远比前代诗人更为丰富和深厚。我们已经说过，竹林名士的饮酒只是一种生活的行为，还没有表现为诗，到陶渊明才真正把酒和诗打成一片，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诗歌境界。事实上，陶渊明几乎把汉末以来所有重大的诗歌主题和酒进行了化合，形成了新的诗意。《古诗十九首》以来，忧生念死一直是诗歌表现最为重大的主题，而且出现了一种与饮酒相结合的趋势，如曹操《短歌行》。但这种结合在陶渊明的诗里，才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陶诗中触及死亡主题的诗句俯拾皆是：“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形影神》），“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九日闲居》），“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二十首》），“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百年归丘陇，用此空名道”“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杂诗》），“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之八），“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拟挽歌辞》）。但陶诗谈到死的时候，虽然也说“念之五情热”“念之中心焦”“念之动中怀”，但他的这种焦虑最终是获得了解决的，所以虽然他不断谈到死，但我们感到陶诗的风度却差不多总是平和、泰然的。这种态度和东晋以来佛道之学的流行有很大关系，但在陶渊明这里，还和酒有关。陶渊明正是用酒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我们看到陶渊明的很多诗在触及死亡主题之后，紧接着就用酒加以化解。《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说：“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己酉岁九月九日》说：“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游斜川》说：“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还旧居》说：“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杂诗》之四说：“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士，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陇，用此空名道？”酒在陶渊明这里几乎成了生的代名词。所以，死的可怕首先在于无酒可饮。《拟挽歌辞》第一首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第二首则全从酒立说：“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似乎死后对酒的渴望依然存在，恨不得起来把灵前所供的春醪一饮而光，以补偿生时“饮酒不得足”之恨。首句中“湛空觞”最堪玩味。“湛”者，盈满也。既曰盈满，何言空觞？欲饮不得，所以言空也。首二句犹言，吾生时常无酒可饮，今当死时，觞中徒满春醪，欲饮不得。然而，就生时而言，诗人的“千载忧”确乎在一种微醺的“遥情”中得到了安抚。这种安抚既和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不同，也和《古诗十九首》“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不同。在曹操那里，“人生几何”是一个无法依靠酒来解决的问题，其解决寄托在“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上，也就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立功”上。而《古诗十九首》的解决之道似乎与陶渊明同出一辙，但也有差别。在《古诗十九首》那里，“不如饮美酒”虽然是一个答案，却和“被服纨与素”相等，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物质享受。陶渊明也说“酒能祛百虑”，但对于他，酒的这种忘忧的作用只是其消极的一面，它还有更重要的积极作用。在《饮酒二十首》之七中，陶渊明说：“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这里，陶渊明不仅把酒直接称为“忘忧物”（这大概是酒被称为“忘忧物”之始），而且指出了酒还有“遗世情”的作用。“遗世情”即忘怀世俗的得失、利害关系。但是，这个“忘”并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地融入世界。事实上，酒后的遥情不但让诗人忘怀自我，而且让诗人和世界完成了一种新的结合：“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这一节内容插在死生之念和饮酒作乐之间，并不是无谓的。在这里，我们发现自然万物充满了欣然的生机和深情，它们和诗人之间表现出一种神秘的默契。这正是酒后陶然忘我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诗里极为普遍：“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之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和郭主簿》之一），“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新葵郁北墉，嘉穟养南畴”（《酬刘柴桑》），“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和胡西曹示顾贼曹》），“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之一），“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九首》）。在《与子俨等疏》中，他说：“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这是人与物的相契相合、彼此解思。这种结合的最高境界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和世界在这里完全相契无间，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彼此理解。这是一个和平、和谐的诗境，与阮籍、嵇康所面对的世界截然不同。汉末以来，忧生念死成为诗歌普遍主题的原因是个体的觉醒，个体从世界中的分离让人骤然与死亡相遇。而陶渊明为这一生命难题提供的解决之道乃使世界和人重新获得结合。这是一种更高程度的自我觉悟。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陶渊明的一人之功，它是东晋以来一直在悄悄进行的过程，它在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中已有所反映，而陶渊明的诗则宣布了这个过程的完成。
以酒表情的传统滥觞于《诗经》。《郑风·叔于田》已经把酒和爱情联系在一起：“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同样出自《郑风》的《女曰鸡鸣》则不仅把酒和爱情的“静好”联系在一起，而且以酒为爱情的誓言：“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周南·卷耳》把酒置于怀人的主题：“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这里所怀的自然还是情人。实际上，在《诗经》中，寄寓于酒的情感主要是男女思慕相悦和离别思念之情。到汉魏，酒所代表的情感得到了延伸。建安七子之一徐幹所作《情诗》仍以酒表现男女相思主题：“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顾瞻空寂寂，惟闻燕雀声。忧思连相属，中心如宿酲。”
旧题《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把这种感情扩展到了同性间的友谊。其第二首写道：“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现代一些学者认为这三首李少卿诗实为无名氏伪托，所表现的还是男女别情。但即便是伪托，此一伪托也自有其意义，因为至少在文本表层酒已经被用于表现同性间的别情，为此后同类题材的诗创下了先例。怀人的主题也作为副歌出现在曹操的《短歌行》中，但曹氏此诗所表现的情感更多是政治性的，它的传统来自《诗经》的《鹿鸣》，而不是上述表现私人情感的诗作。嵇康的《酒会诗》则在酒中寄托了个人对知音（非关男女）的追怀思慕之情：“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热闹场中，酒酣耳热、清歌妙舞之际，却忽感孤独，而思念起真正同怀的幽人。在这里，酒不仅关乎友谊，而且关乎一种幽独的品格，酒的内涵于此得到了进一步丰富。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之三十四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
阮籍在酒中所怀的“故时人”与嵇康的东野子一样，都是不同流俗的非常之人，东野子具有“守故弥终始”的美好品格，这位“故时人”则能在一个艰难的时代躬耕而守其真。总的来说，以酒表现私人情感，在汉魏时期还不普遍。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在汉魏诗歌中，酒主要表现及时行乐的主题（作为死亡主题的伴奏主题）和饮宴主题（或者联系于社会性的主题，或者联系于及时行乐的主题）。赠友、赠亲的诗，在曹丕、曹植的传世作品中都占有很大分量，但其中几乎没有写到酒。此外，孔融残句“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也并非表现私人情感，而是表现饮宴之际公共性的主客之情。以酒表现主题多样的个人情感，可以说始自陶渊明。
陶渊明把酒和更为广泛的个人感情形态联系在一起，友情、亲情、邻里之情在陶诗里都借酒得到表现，其情感的深挚和表现的艺术程度都超越了前代。其《九日闲居》说：“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陶渊明的深情是其心灵世界最显著的特征。这一点，中国诗人中大概只有杜甫堪与比美，在西方诗人中要找与之相类的，也只有歌德。陶渊明丰富的情感世界在其酒诗中有最真切的体现。
陶集开卷第一首诗《停云》即在酒中寄寓了对知己朋友深刻的思念之情。其序言说：“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这里的“亲友”不是亲戚和朋友，而是亲密的朋友，即诗中所说的“良朋”。“愿言不从”的“愿”是思念的意思，“愿言不从”就是思念朋友却无法相见。春天来临，园花初开，新酒注满酒樽，但却缺少共饮之人，于是就思念起远方的“亲友”了。这里，酒正是思念的起因。也就是说，酒在陶渊明看来是应该与知己朋友共享的，进一步说，酒代表了缺席的或在场的朋友。这一层意思在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第一节），“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第二节）。这首诗集中而且反复咏叹对朋友的深情，其表现的情感比阮籍、嵇康同题材的诗更深厚，也更蕴藉。从艺术上说，这首诗反复用烘托手法。首二节以“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昏暗景象为反衬，后两节（还包括序言）以“枝条再荣”“竞用新好”“翩翩飞鸟”“好声相和”的初春美好景象为正衬，把思友之情表现得非常具体。这也说明，诗中的“思亲友”并不是一时之想，而是如濛濛时雨悠悠不尽，如初发新花遇春勃兴。诗中，“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岂无他人，念子实多”的真挚感情通过物象的反复衬托被表现得如可触摸，如可眼见。实际上，陶诗以酒表现友情的诗都具有这种情感深厚蕴藉，并出之以具体形象的特点。《酬丁柴桑》说：“载言载眺，以写我忧。放欢一遇，既醉还休。实欣心期，方从我游。”《答庞参军》说：“伊余怀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第三节），“嘉游未
，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陶渊明晚年家贫病重，少欢之时，然而病情稍轻，就又惦念起朋友了：“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陶渊明对朋友之深情，于此可见一斑。陶渊明也非常容易与人亲近。《与殷晋安别》说：“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就是说与对方一见订交，倾谈两夜就成亲密朋友了。另一首五言《答庞参军》说：“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下文是：“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其序云：“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饮酒二十首》之十四说：“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陶渊明所看重的友情与金谷二十四友那种因势而结的政治联盟截然不同。这种友情以共同的情趣为基础。他们之间心灵相通，所以能够“谈谐无俗调”；他们之间无利益计较，所以能够“倾盖定前言”。这样的友谊不因势而结，也不会因势而散。陶渊明可以说为朋友之情注入了新的内涵。
陶渊明也是一个对亲人怀有深厚感情的人。其《悲从弟仲德》《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责子》等诗文都表现了深挚的亲情。陶渊明在《止酒》中说“大欢止稚子”，《和郭主簿》中则说：“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可见他的一片亲子之情。其《责子》一诗曾引起杜甫和黄庭坚的不同看法。杜甫《遣兴》诗说：“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并因此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黄庭坚《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说：“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就此论而言，不得不说黄庭坚要高出杜甫一筹。当然，杜甫诗既题“遣兴”，也有戏谑之意，不能完全当真。巧合的是，陶渊明《和郭主簿》和《责子》中都出现了酒。《和郭主簿》在“弱子戏我侧”之前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责子》则在叙述五子种种“不肖”表现后，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作结。《和郭主簿》把“酒熟吾自斟”和“弱子戏我侧”一同视为人生至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在酒后的陶然中，观弱子戏于我侧，这就是人生至乐。酒在这里引起了亲情的催化和升华。在《责子》中，酒的作用似乎是被动的：诸子不贤，聊以酒自慰。事实上，陶渊明此诗恐怕另有深意。正如黄庭坚指出的，《责子》表面上似乎在责备诸子不贤，其实是在写诸子的天然可爱，表现了诗人的“岂弟慈祥”。所谓“且进杯中物”不过是以玩笑的口气再次道出了诗人对孩子的深厚亲情。《祭从弟敬远文》既追忆了与从弟生前相知相从、诗酒流连的美好亲情（“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寘彼众议……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又表达了从弟身后自己的悲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事不可寻，思亦何极”）。这里生前相知之乐与身后相思之悲，都通过酒表现出来，生前是两人相与乐饮，身后是自己抚杯独悲。“抚杯而言，物久人脆”看文意似为敬远生前所言，然此刻杯在人亡，念之更觉凄怆。
陶渊明还有很多诗篇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和平、淳朴、亲昵的邻里关系：“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五首》），“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这种关系是在共同劳动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基于平等之爱的邻人之谊。我们不难看到酒在这种关系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调和剂。对酒的分享，也就是对邻里之谊的分享，所谓“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酒在这种邻人之谊中处于中心地位，正是酒拉近了彼此的关系。事实上，当人们坐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身份、地位的差异得以消除，代之以一种平等、亲昵的关系。酒不但在熟人之间具有这种作用，而且还能迅速拉近生人之间的关系。陶渊明《乞食》说，自己饥饿难耐，不得不求告于不相识之农人。诗人一开始还“叩门拙言辞”，但主人慷慨，厚加馈赠，还拿出酒来款待，不久宾主便“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以至“情欣新知劝，言咏遂赋诗”了。这里当然不可忽视酒的作用。如果只是馈赠米粮衣物，宾主之间是不可能建立这种亲密关系的。正是酒把乞食者与施与者的不平等关系，转换成了平等的宾主关系。
陶渊明与邻人的这种亲昵关系的前提是他的人道情怀。前引萧统《陶渊明传》说：“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可见，陶渊明待客，一律以平等之礼，只要家中有酒，便与客人畅饮。陶渊明做彭泽令时，给家里派了一个仆人帮助操持家务，为此给儿子写了一封信：“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亦人子也”，这在那个时代说出来可是振聋发聩的伟大声音。我们知道，去陶渊明不远，石崇仅仅因为婢女未能劝客人把酒喝掉，就把她们杀了，而石崇连杀三人，做客的大将军王敦“颜色如故”。丞相王导责备他，他还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可以说，陶渊明能把仆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同是父母的儿子，这种人道情怀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其《杂诗》第一首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陶渊明晚年与病中作《与子俨等疏》，又引《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语，告诫诸子在他没后互相扶持。可见，这种人道情怀在陶渊明是一贯的。他之能与邻人建立上述那种亲昵关系，跟他这种平等待人的胸襟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的酒诗发展了萌芽于《诗经》的以酒表情的传统，深化了汉魏以来的死亡主题在诗歌中的表现，在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些还不是陶渊明酒诗的最大贡献。陶渊明酒诗的最大贡献，笔者认为在于创造了一种向死而生的独特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是通过酒这一中介发现的。在陶渊明之前，对于饮酒所获得的境界，人们已有所言说。《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当时士人对酒的一些言论，颇值得注意：“王佛大叹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又：“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又：“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入胜地。’”又：“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从这些语录可以看出，当时的士人已经注意到了酒有使人形神相亲、远世俗、入胜地的作用。但这个酒后“胜地”，在当时的诗中却没有相当的表现。陶渊明的酒诗，正好表现了这个“胜地”，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是陶渊明为已故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其中记载了桓温与孟嘉关于酒的问答。“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看来，陶渊明这位深知酒中趣的外祖父把他的体味遗传给了外孙。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十四对这种酒中趣有更具体的表达：“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首诗写出了饮酒的几个不同层次的境界。首先是“醉”。陶渊明的醉显然不是像阮籍、刘伶那种酩酊大醉，而是醺醺然的微醉。第二层次是“杂乱言”“失行次”。微醺之后，接着喝，便达到了这个“失行次”的层次。也就是忘了自己和对方的长幼辈分、身份地位的差异，开始畅所欲言。我们知道，在《诗经》的饮酒美学中，喝酒喝到“不知其秩”的程度被认为是很丢人的，而且要受到谴责。但这却正是陶渊明要追求的境界。由此可见陶渊明所谓的酒中趣与《诗经》基于礼、立于礼的饮酒美学相去之远。然而，对陶渊明来说，这还不算达到饮酒的最高境界。这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就是喝得不仅忘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整个连自己都忘了，更别说什么世俗利害了。所谓“悠悠迷所留”是说连自己置身何处、是生是死都忘了，这才算是进入饮酒的神仙境界，真正领略到了酒中的深味。可以看出，这里有一样东西对领略酒中深味特别重要，那就是忘。“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都在强调一个“忘”字。这个“忘”字就是陶渊明所谓酒中深味的关键词。事实上，陶渊明的酒诗一直在强调这个“忘”字：“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之二），“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这些诗句都在说酒有引“忘”的作用。陶渊明最有名的两句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实际上也是在写酒后忘情的境界。从酒后忘情的自由境界，陶渊明进一步把这个“忘”字应用到普遍的人生中。对陶渊明来说，一个人要达到自由的境界，就必须善“忘”：“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酬刘柴桑》），“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于王抚军座送客》），“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与殷晋安别》），“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陶渊明这里，晨昏、四季、人事皆可忘。在其夫子自道的《五柳先生传》中，我们看到陶渊明正是通过“忘”赢得了人生的真趣：“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忘怀得失，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引黔娄之妻的话就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忘怀得失是陶渊明生命哲学的重要一环。正是通过对得失和毁誉的遗忘，我们的诗人为自己赢得了生命的自由。
在陶诗中，上述“忘”的境界也体现在“疏”“远”“悠”“缅”“遗”等词素中。王光禄所谓“酒正使人人自远”的“远”在陶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归鸟》：“日夕气清，悠然其怀。”《和刘柴桑》说：“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忙忙碌碌、永无安定的尘世间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我相去日远了。《游斜川》：“缅然睇曾丘”“中觞纵遥情”。《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寒草被荒蹊，地为罕人远。”《九日闲居》：“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饮酒二十首》之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之七：“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祭从弟敬远文》：“心遗得失，情不依世。”这里“疏”“远”“遗”的对象都是世间的利害，它们在陶诗中都可视为“忘”的同义词。还有一个同义词，那就是“无心”。《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这是“忘”的境界的形象体现，云正是由于无心，所以能够自然。聚之为云，散之空明，聚也无喜，散也无忧。这就是陶渊明在酒中所求的境界，也是他在人生中所求的境界。
最为完整地表述了陶渊明生命哲学的诗作是他的《形影神》三首。此诗序言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也就是说，这首诗的主题是替众生解“营营以惜生”的迷惑。在诗中，形影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然而同样陷于迷惑的人生态度，神则以辨明自然之道来解除两者的迷惑。第一首《形赠影》是形对影说的话，主张“得酒莫苟辞”，也就是及时行乐，原因是人生短暂，“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这可以说是道家、杨朱一派自卫其私的主张。第二首《影答形》则是影对形的发言，批评形“得酒莫苟辞”的主张，而主张立善以留名。这可以说是儒家立德、立功主张的翻版。影认为，人既没有长生的可能，又没有求仙之术，只有立善可以传留后世之名，因此就要不断努力行善，所谓“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在影看来，以酒消忧与立善留名比起来，是一种拙劣的人生态度。《神释》则以神对形、影双方的批评并提出自己的主张，为此一公案作结。神首先回应了形立说的依据，并表示赞同：“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但是神对形“得酒莫苟辞”的主张却不表赞同，而加以反驳：“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就是说，天天沉湎于酒，或许能忘掉死亡的恐惧，但是会伤害身体，造成短命的后果。对影的立善留名的主张，神也加以批评：“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意思是立善留名是靠不住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孔子那样的君子为立善者赞叹扬名了，而且对人生过于执着，也会有伤生的危险。借“正宜委运去”一句，神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就是要“委运”而行，也就是听任天命所之，随运而行。最后四句进一步阐述这一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谓放浪于大化之中，生也不喜，死也不惧。《荀子·天论》说：“四时代御，阴阳大化。”
《列子·天瑞》说：“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大化”就是自然的运行；按列子的说法，则“大化”是指人生的四个不同阶段。陶渊明此处“大化”的用法兼有两义，主要指人生的自然变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人就应当去适应自身的这份天命，死亡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不必对它多做忧虑，“得酒莫苟辞”式的悲观或立善以留名的执着，都不是正确的人生之道。陶渊明认为人不仅应当“识运知命”（《自祭文》），而且要把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当作快乐，所谓“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这里，形影神三方的主张，其理论基础都是死亡的必然，可以说都表明了一种向死而生的意向。所以，即使影主张“立善有遗爱”，也和传统儒教“不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大有不同。显然，在三方的主张中，神的主张最接近陶渊明本人。这一主张表面上反对滥饮，其实正出自陶渊明关于饮酒的哲学。这一生命哲学随顺自然、反对执着的要点，正是从前述酒后忘我的境界中引申出来的。陶渊明所谓“酒中有深味”“此中有真意”的“深味”和“真意”也就是这一“纵浪大化中”的生命哲学。这一生命哲学强调“化”，强调“委运”，所以是以沉默来显示自身而不拘形迹的，那么自然也就“欲辨已忘言”——因为“辨”就是执着，也就是不“化”而流于形迹了。
因此，陶渊明的饮酒就不像曹操《短歌行》那样包含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也不像竹林诸人在纵酒放诞的行为下掩藏了那么多的忧愤和难言之隐。陶渊明的饮酒是有节制而又快乐的。他写到酒总是用平和的语调，心情则常是“陶”，是“欢”，是“乐”，是“适”，是“怡”。陶渊明写到饮酒之乐的诗句甚多：“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我有旨酒，与汝乐之”（《答庞参军》），“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答庞参军》），“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二十首》之一），“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之九），“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蜡日》），“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盥濯息檐下，斗酒散
颜”（《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之一），“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杂诗十二首》之四），“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十二首》之八），“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之一），“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归去来兮辞》），“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传》），“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自祭文》）。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已经透辟地指出，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深意，并不在酒本身：“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这正如陶渊明蓄无弦琴，“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这个“意”也就是陶渊明自己所说的“真意”“深味”，也就是陶渊明的生命哲学。
在《神释》中，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几个关键词都出现了，这就是“大化”之“化”、“委运”之“委”、“纵浪”之“纵”。这些词分别承担了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内涵。“化”在陶渊明的诗中有时用作名词，有时用作动词。用作名词的时候，“化”意味着自然（天）、命运或自然（天）、命运的必然规律。用作动词，其意义就是顺应自然或命运的要求，并按照这一要求来行动作为。《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读山海经》之十：“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岁暮和张常侍》：“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此处表明陶渊明不仅听从命运的安排，而且以此为乐。哀悼亲人的早逝，陶渊明也以“乘化”自宽：“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
“委运”和“凭化”基本同义，就是随顺自然和命运的安排。陶诗中带“委”字的诗句相当多，同样体现着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饮酒二十首》之十五：“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自祭文》：“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纵浪”意谓放浪、自放，这里的“纵”有听任的意思。《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这里把自然的、不受人力牵制的变化也叫“纵”。在陶诗中，“纵”字常与“心”连用，“纵心”意谓任凭自己的心意行动。其同义词有“肆志”“任真”“任怀”“称心”“称情”“济意”“委心”等。这些丰富的同义词，足以说明此一概念对于陶渊明的重大意义。《游斜川》：“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连雨独饮》：“任真无所先。”《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纵心复何疑？”《己酉岁九月九日》：“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饮酒二十首》之十一：“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感士不遇赋》：“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陶渊明所谓“纵心”“肆志”“任怀”“称情”“济意”“委心”，就是听任内心的要求而采取自由的行动，也就是“任真”，也就是自然。因此，这个“纵”绝不是“放纵”之“纵”，更不是“纵欲”之“纵”。《庄子·渔父》说：“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庄子所说的自然就是人受之于天的本性，也就是“真”。这个“真”在庄子看来是最宝贵而不可易的。陶渊明则把涵养、保护这个“真”视为自身的根本任务。《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说：“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也就是说，“养真”才是最好的自善之道。陶渊明热爱田园，也正是在田园中，人才有机会养其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这里的“自然”含有双重意义：一谓天然、无欺、无伪的田园；二谓行动之自然不受牵制，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谓自由。陶渊明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载桓温与孟嘉的问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个“自然”也即天然，非人为之意。看来，陶渊明从他这位外祖父那里不仅继承了好酒之风，也继承了一种生活哲学。陶渊明把与此相反的选择称为“迷”“迷途”，称为“心为形役”“累己”。这所谓的“迷”就是基于利害得失的算计，行动违反自己的本性。《归园田居五首》之三说得平淡：“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饮酒二十首》之九说得直接：“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陶渊明把这种“迷”视为有过于饥寒的最大痛苦。《归去来兮辞》序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文中复道：“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可以视为陶渊明归隐的哲学和心理基础。《归去来兮辞》的主题是迷途知返，“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全篇充满了重新获得自由的快乐。陶渊明认为，他的时代和夏商周的末世一样，已经失去了纯真纯朴的本性。《饮酒二十首》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感士不遇赋》序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陶渊明把这种自然、任真的风气的消逝，视为社会堕落的根源。
这种“凭化”“委运”“任真”的生命哲学在陶渊明的实际人生中赢得了和谐、平静和安乐。陶诗中，“谐”“和”“闲”“陶”“适”“欢”“乐”“欣”等表现安闲、愉悦的字眼使用非常频繁，其出现频率在陶诗中并不低于“酒”字。陶诗中，一个“闲”字、一个“悠”字最能体现陶渊明内心的这种从容安闲。这两个字既表现在诗人的心境上：“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停云》），“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时运》），“寄心清尚，悠然自娱”（《扇上画赞》），“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九日闲居》），“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止酒》），“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之五），“悠悠迷所留”（《饮酒二十首》之十四），“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自祭文》）；也反映、投射在他所看到的自然万物上：“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停云》），“日夕气清，悠然其怀”（《归鸟》），“延目中流，悠想清沂”（《时运》），“天气澄和，风物闲美”“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游斜川》），“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和胡西曹示顾贼曹》），“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与殷晋安别》），“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拟古九首》之七）。
从个体心理学考察，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带来了诗人内心的安闲快乐；从诗人与外部的关系来看，这一哲学创造了一种和谐的境界。陶渊明的“和谐”境界表现于四个方面：一是与命运相处的和谐，所谓“委运”“乘化”；二是与自然相处的和谐，在与自然的交往中体会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三是与人相处的和谐，这点我们在分析陶渊明的情感特征时，已有详论；四是与自我相处的和谐，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任真”“纵心”“肆志”“任怀”“委心”，行动自然，不违反自己的本性。《形影神》三首讨论的主题就是自我相处之道。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归根结底可以说是一种如何与自我相处的哲学。可以说，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就是和谐。陶渊明常年生活在乡间，日日与农夫野老相往还，精神上难免孤独，但他却是一个善与孤独相处的人。一方面，他有平易之心，能从与农夫野老的往还中得到乐趣。另一方面，他也善于自处。实在找不到“乐与数晨夕”的“素心人”，他就与自己的影子交谈、共饮、出游。《时运》序说：“偶影独游，欣慨交心。”《饮酒二十首》序说：“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杂诗十二首》之二：“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后一首诗显然是李白《月下独酌》的母本，因此《月下独酌》也是李白诗中最从容安闲的。事实上，陶渊明此诗已有唐人的风致（陶集中另一首颇近唐诗的诗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正因为陶渊明善与命运、自然、他人、自我和谐相处，他才能在穷困的境遇中不失内心的安闲快乐，而且常有一种悠然的心境。细读陶集，会发现陶渊明的世界充满了勃然的生机和忘机的快乐。陶渊明虽然一生勤苦，却并无“穷愁”之慨，相反一直用心体验生活的快乐。与其说陶诗篇篇有酒，倒不如说陶诗篇篇有快乐。放眼中国诗史，似乎真找不到一个比陶渊明更快乐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