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南开诗学》第二辑共载文18篇，承续第一辑的特点，论题选择丰富，写作角度多维，学术视野开阔，保持着较高的学术质量。既有基于原始文献的深入研读与理解，也有立足于稀见文献的价值揭示。

本辑古代诗学的论文注重诗学研究的新角度。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酒诗中“任真”的哲学，创造了酒、诗、人融为一片的崭新诗歌境界。中唐之际，啖助、赵匡、陆淳等开创的新春秋学对韩孟诗派“尚怪奇”的诗学追求有着特殊影响，让人看到了中唐学术与诗学间的紧密关联。通过对宋代文学中苏小小歌咏的全面梳理，读者会发现苏小小在宋代文人笔下是脱去风尘的超然自适的形象，这当然是宋代文化作用的结果。元初词人刘秉忠被誉为填词“当行”者，其词“雄廓”“蕴藉”兼具，是词史上的新景观。晚近民国诗学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新的增长点，本辑计发表这一领域的文章4篇。王鹏运、郑文焯为晚清词坛大家，一直是晚近词学研究的重点。对王鹏运词作之“重”“拙”“大”及郑文焯词作之“精”的探讨，于两位大家的研究深有推进。诗钟与闽派诗人及其诗风之关系的研论很有新意，从两者交互入手对晚近闽派诗歌的活力进行了合理阐释，拓展了闽派诗学研究的路径。民国词学是晚清词学之实践，周岸登是民国时期蜀地词人的典型代表，其辞丽律严之风显示了对清季四大家的延续。进入21世纪，诗歌也呈现出新的特色，本辑论文专题探讨了21世纪口语诗歌形成的独特风貌。文献建设是民国词学研究的重要助力，民国词话的搜集整理无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如果为本辑几篇新诗研究文章找寻共性的话，可以发现论者都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从学术视角上实现了创新。所论及的新诗与行旅文化、消费文化、传记写作的联系，无论是理论研究的深度还是文化比较的广度均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颇有创见，新意迭出，文化视角与新诗的联姻，也为新诗研究实现了有效的扩容。在诗人创作研究方面，有对牛汉诗学的细致梳理，也有关于两岸诗人创作的口述资料，而对新诗出路的探讨与展望，将视野从微观抬升至宏观高度，达到新的视界融合，也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提出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外，这一辑我们专门组织了一组关于“比较诗学”的专题研究，涉及十四行体的文化价值、惠特曼与中国诗歌以及当代诗和浪漫主义诗学的内在联系等问题。这类影响研究涵盖了文体、文本与诗学等多个层面，拓展了比较诗学研究的学术疆域。

扎实推进诗学研究是创办《南开诗学》的宗旨，尽管刚刚起步，相信她会踏实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