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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与特殊性的困境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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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中东政策上的延续与调整至今仍未能使美国在中东走出困境或者摆脱某种意义上的“厄运”。这不仅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从本质上接受了美国长期以来在中东设定的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而且也与特朗普政府相互牵绊乃至矛盾的政策手段存在必然的关联，甚至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内部在中东政策决策过程中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殊性。
第一，特朗普政府设定的中东政策战略目标客观上难以同步实现。如前文提及的那样，特朗普政府接受并选择性地强调了在中东地区的反恐、地缘与经济三大目标。具体而言，经济即控制石油资源的目标显然是美国染指中东地区最关键的“原罪”之一，而要实现这种所谓的“能源瘾”就必然需要在地缘上的主导性控制，至少不允许中东地区存在竞争性的敌对势力，即地缘目标和反恐目标。不过，这些看似具有逻辑的理性战略安排，却在现实中遭遇了很大的矛盾性。作为域外大国，希望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也就意味着要通过各种强力方式来控制域内国家。
而在不同宗教、教派、族裔等势力交错分布和各国在安全与发展议题上存在不同期待的中东地区，美国的介入并不可能实现中东各种势力的“同构化”，反而会因为美国自身利益的诉求以及对以色列的过分支持而导致原本分歧不断的中东更加“异构化”。在美国加剧的权力与秩序解构的过程中，对美国持有敌对态度的中东域内势力以及企图与美国抗衡的域外势力的存在与崛起就成为可能。进而，面对着敌对势力，美国采取经济与军事等手段进一步介入与分化，比如强化盟友合作、打压敌对势力，其产生的社会动荡与阿拉伯世界中的不平等与屈辱感必然激起中东地区社会层面一些极端情绪或思想的极速抬头，也就持续为极端势力或极端组织提供了沉渣泛起的空间。而敌对势力与极端组织难以阻断的存在又妨碍了美国能源控制等目标的实现，导致美国加倍强力介入，从而进入下一个恶性循环。换言之，美国强调的三大目标本身就存在着对中东不切实际的战略诉求，甚至是与目标失败本身互为因果的。这恐怕就是美国在中东长期发挥最重要作用且又难以脱身、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特别是在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仍旧强调这三大目标，更加凸显了美国对中东地区不切实际地念念不忘。
第二，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政策上逐渐形成的实施手段凸显了美国力量投射上的捉襟见肘，映射出目前美国在对外事务上的两难。在政策推进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中，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很难被系统界定，但其在地区战略上既延续奥巴马政府的平衡乃至收缩，又同步明显更多介入中东并推进所谓“印太战略”的双重态势令人玩味。 [1] 2018年12月，在访问伊拉克及看望驻伊拉克美军时，特朗普一边强调美国不会撤离伊拉克，一边却又坚称“美国不能再免费做世界警察”。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达被总结为所谓的“鹰派孤立主义”（Hawkish Isolationism），即在强调美国军事势力应持续处于领先地位，使其足够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并被用于解决国际事务最关键的基础同时，美国既不会在面对可能陷入泥潭的情况下动用武力，也不会在自身毫无相应利益获得的情况下为维护他人利益而进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资源投入。 [2] 这种政策议程在中东事务上的体现就是前文提及的“不做傻事”和强化盟友作用以及主动设置议程的“奇怪组合”。比如在对伊朗政策上，尽管特朗普政府在口头上不断加大威胁，但在事实上则尽可能避免采取武力方式深度介入，而是竭力动员盟友同步向伊朗持续施加最大化的压力。在动员盟友方面，除了对以色列的偏袒之外，特朗普政府对其他盟友显现出“孤立主义”的倾向，希望盟友国家来“购买”美国的支持。因此，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并未能有效实现其目标，需要进一步投入军事等资源，但军事资源的投入不但会违背特朗普的“鹰派孤立主义”，而且也会增加美国陷入新泥潭的可能性，这也是当今美国政治人物不可能承受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目标的政策手段往往会导致特朗普难以面对的长期压力，而目前美国国力与国内政治氛围可以接受的政策手段又无法推进其政策目标的达成。这也是目前特朗普政府在实施中东政策过程中遭遇的又一个“怪圈”。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制定中东政策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受到特殊利益的驱动，导致了对以色列极为罕见的过分偏袒，进而也造成其中东政策的进一步失衡。相比于奥巴马执政期间因为伊核协议等中东政策的调整而导致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下降，特朗普政府显然快速恢复了美以关系的热络互动。这种改变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回摆，但特朗普政府迁馆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主权”，甚至推动并强迫巴勒斯坦接受所谓“世纪协议”等做法显然是太过偏袒以色列，甚至不惜以导致地区局势不可控恶化为代价，而且事实上巴勒斯坦最终也并不可能接受“世纪协议”。 [3] 这种做法已超出了以强化美以关系、驱动以色列对抗伊朗而强化盟友目标所需要的支持力度，甚至也未必有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诉求。究其原因，特朗普政府对以政策乃至中东政策似乎并不是由国务院以及其代表的职业外交专才系统决定的，而是完全由在特朗普政府决策核心圈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亲以势力乃至美籍犹太人控制的。比如，从迁馆耶路撒冷到戈兰高地问题上的表态，都是由作为总统高级顾问的特朗普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已就任美国政府国际谈判特别代表的特朗普的长期律师与合作伙伴杰森·格林布拉特（Jason Greenblatt），以及美国现任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等美籍犹太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4] 也正是这些在特朗普政府中东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参与者推出了完全偏袒以色列、彻底压制巴勒斯坦的所谓“世纪协议”。事实上，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关于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密切互动及其背后有着商业利益往来的报道就不绝于耳，其中的利益输送与关联性无疑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 [5]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特别是对以色列政策未必是完全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而是反映了或服务于美国国内某些强烈支持以色列的犹太精英群体的诉求与利益。
[1] James Benkowski and A.Bradley Potter，“The Center Cannot Hol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War on the Rocks ，Nov 1.2017，available at：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11/the-center-cannot-hold-continuity-and-change-in-donald-trumps-foreign-policy/，2019年3月20日访问。
[2] Brian Bennett，“President Trump Showed His Contradictory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in Iraq.Call it ‘Hawkish Isolationism’，” TIME ，Dec 27，2018，available at：http：//time.com/5489044/donald-trump-iraq-hawkish-isolationism/，2019年3月23日访问。
[3] Glen Carey，“Trump‘s Golan Move Means His ‘Deal of the Century’ May Be Dead，” Bloomberg ，April 1，2019，available at：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04-01/trump-s-golan-move-means-his-deal-of-the-century-may-be-dead，2019年4月3日访问。
[4] Michael Hirsh and Colum Lynch，“Jared Kushner and the Art of Humiliation，” Foreign Policy ，Feb 12，2019，available at：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2/12/jared-kushner-and-the-art-of-humiliation/，2019年3月22日访问。
[5] Ron Kampeas，“When Netanyahu Slept at the Kushners- Media Tales of Trump’s Jewish Confidants，” The Jerusalem Post ，Feb 14，2017，available at：https：//www.jpost.com/American-Politics/When-Netanyahu-slept-at-the-Kushners-and-other-media-tales-of-Trumps-Jewish-confidantes-481486，2019年3月22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