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其他对外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一般被认为是较早“成型”的。究其原因，这可能与需要尽快回应美国选民在国土安全议题上的强烈诉求，以及特朗普团队内部具有中东事务背景（如有海湾战争或反恐战争经历或美籍犹太人身份）的成员较多存在关联。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动机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在中东事务上才会做出前文提及的多项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决定。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相对“成型”除了体现为目标的明确之外，也充分体现在实施手段与讨论的清晰上，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两年中这些清楚明确的实施手段，在本质上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实力与影响力的非常规运用。

第一，“不做傻事”，即特朗普政府实质上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所谓“不做傻事”的底线原则。如今在评价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东政策时，其在中东保持所谓“廉价存在”、避免再次陷入新泥潭、努力平衡中东和亚太、在具体操作中强调维持美国领导的同时推动盟友打头阵的战略倾向应该说已成为“奥巴马主义”的主要标志。 ^[1] 这种“不做傻事”的政策充分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对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推进签订伊核协议乃至冷处理美以关系等一系列议题的收缩决策上。特朗普上台之后，在诸多内外政策上选择了“逢奥必反”，但在中东地区政策上坚决延续了奥巴马“不做傻事”的倾向。如此微妙的“扬弃”充分说明美国在中东战略选择上重新回到所谓“离岸平衡”的思路上来，这也是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以及在反恐战争中深度介入造成美国国内战略界与公众舆论强烈批评之后的必然回归。 过去两年中，特朗普政府以所谓“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对叙利亚进行导弹定点打击、通过各种经济制裁方式对伊朗极限施压乃至企图快速从叙利亚撤军等做法或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这种避免深度介入、避免陷入新泥潭的被描述为“好战的极简主义”的战略考量。 ^[2]

第二，高度依靠盟友作用，即在延续“离岸平衡”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要实现遏制伊朗等战略目标，势必需要倚重中东地区盟友的积极参与，甚至是让它们身先士卒。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着力在两个维度上推进盟友建设。其一，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在强调伊朗威胁的同时，也强调要改变以巴以矛盾或者阿以矛盾为核心抓手的中东政策，进而将以色列和沙特等阿拉伯世界中的主要盟友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伊朗，以实现美国自身的战略目标。这种关于中东地区主要矛盾描述的改变，也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一个巨大改变。 其二，特朗普政府重视强化与中东盟友的关系，特别要强化沙特等国对美国的高度依赖。2017年5月，特朗普上台之后的首次访问就选择了沙特，并促成了巨额的军售合同。在随后的互动中，虽然出现了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卡舒吉案”等风波，美国至少是特朗普的行政机构始终保持了对沙特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努力以原本就为应对伊朗而设置的海合会为基础构建所谓的“中东版北约”，此举不仅要促成以色列与沙特等国结盟，而且要在中东地区构建可以自主应对所谓伊朗“威胁”、实现打压伊朗目标的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安全合作机制。其三，特朗普政府将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放置在中东政策中最为关键的位置，甚至给予以色列罕见的偏袒性支持。不可否认，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以关系陷入低谷的事实出发，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态度显然与以色列更为契合，两国关系迅速回温也在意料之中。与沙特等盟友相比，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等因素使其成为美国在“离岸平衡”情况下实现遏制伊朗战略目标所必需的最得力盟友。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迁大使馆到承认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所谓“主权”，特朗普政府过去两年来对以色列的过度偏袒已超越了理性范围。

第三，以改变现状的方式主动设置议程，即特朗普政府利用其仍然存在的实力与影响力出人意料地改变既定现状，引发各方连锁反应，从而体现并巩固其自身的主导地位。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在避免直接深度介入而选择驱动盟友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自身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对包括盟友在内的相关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成为其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显而易见，特朗普政府并不会倾向于采取较多资源投入的方式来驱动盟友和维持领导力。即便在所谓“中东版北约”意义上，特朗普政府可能做出的贡献也更多体现为军售、情报共享等辅助角色。特朗普政府选择的并不是投入资源的“加法”，而是选择通过政策调整以求改变中东政治或地缘现状的“减法”方式。 比如，在对伊朗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伊核协议，从而打破了奥巴马政府任内建立起来的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轨道，再次将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伊朗议题激化，进而为其遏制伊朗制造了借口。又如，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一改往届美国政府对1995年《耶路撒冷使馆法》拖延执行的策略，选择立即执行该法案，并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此举不但几乎无投入成本，而且获取了力挺以色列、分化阿拉伯世界、推动以色列与沙特等盟友建立互动关系的各种效果。再如，特朗普政府从叙利亚撤军的突然决策可谓再次搅动了原本趋于均衡的叙利亚局势，联动地导致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以及库尔德武装等各方的不同反应。 ^[3]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的罕见决定上，这一毫无资源投入的举动直接断送了未来以叙之间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戈兰高地问题的路径，甚至还联动地影响着叙利亚内战局势以及解决巴以问题的进程。 ^[4] 必须承认的是，美国凭借其所谓“高地位国家”所具备的国家能力与影响力采取的这些议程设置，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成为美国介入中东问题并发挥主导作用的新的抓手，但就长期而言，这将极大地恶化美国对外政策应有的延续性，侵蚀美国的所谓“国家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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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Rothkopf，“Obama’s ‘Don’t Do Stupid Shit’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June 4，2014，available at：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06/04/obamas-dont-do-stupid-shit-foreign-policy/，2019年3月20日访问。

[2] Marc Lynch，“Belligerent Minimalism：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9，No.4，Winter，2017，pp.127-144.

[3] Lara Seligman，“Trump’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Syria，” Foreign Policy ，Jan 28，2019，available at：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28/unintended-consequences-trump-decision-withdraw-syria/，2019年3月22日访问。

[4] Tamara Cofman Wittes and Ilan Goldenberg，“Trump’s Golan Fiasco，” Politico ，March 22，2019，available at：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3/22/trumps-golan-fiasco-226102，2019年3月24日访问。 r3vOgLvH7Q5XiyUEIYtvcFrnSRzvZXWp/kn9T+ACh4kK2BGpPfK7sNmxacH2N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