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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图书馆作为信息收集、整合、揭示、传播的重要媒介在政府信息公开与传播方面的主体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国内外个体读者、机构用户了解中国政府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条例》第16条确立了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体系当中的法律地位，这是一种观念上的突破，表明我国已经开始了构筑政府信息公开体系的进程。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外图书情报机构对获取、保存中国实体政府出版物需求日益迫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政府出版物已成为图书馆际出版物交换的重要合作内容。因此，系统研究以出版物国际交换为媒介的政府出版物海外传播机制，探研相关文献有序整合、有效传播的方案对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服务“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出版物，又称官方出版物，依据国际通行的概念，即指“政府出资出版或法律规定由政府出版的信息”；此外，195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通过的《官方出版物与政府文献国际交换公约》明确以出资出版方是政府当局来界定“政府出版物和政府文档”。
欧美国家的政府通常都设有专门负责出版、发行政府出版物的部门，如美国的政府出版局及政府书店、英国的女王印刷所、加拿大的出版与寄存服务部等机构。上述国家政府通过专属授权的方式，将政府出版物的出版工作委托给特定的机构，从而在概念上明确了政府出版物的界限，赋予了相关文献的官方权威性。与上述国家的情况不同，中国并未设立专门的政府出版物管理部门，而是由各政府信息发布的主体单位以公报、年鉴、皮书等形式自行组织出版。这种出版模式使得国内政府出版物因管理层级和职能分工的不同而呈现出高度分散化的特点，对国外相关机构的文献采访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困难。
对政府信息衍生出版物权威性和有用性的界定是馆配商面临的另一难点。依照惯常的标准，海外机构对我国四套班子发布的各类公报、报告，各类法律法规的原文以及各行业年鉴、皮书、发展报告的权威性认定一般没有争议。但除了上述一手文献外，各级机构直属的研究单位通常会为了配合新政策发布，出版一系列阐释性出版物，这其中不乏一些扮演国家智库角色的研究单位，如中央党校、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等撰写的具有较强权威性的官方、半官方解读。海外图书情报机构在采选中国政府出版物时往往将上述类型文献亦列为收藏重点。但随着我国出版行业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部分出版社也开始出现过度迎合市场、一味追求销量的倾向，部分图书在政策分析和解读上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事实分析，不能完整正确地体现政府信息的正确意图。这部分出版物混杂其中，事实上形成了无效信息的杂糅，对馆配商的书目报道和文献收藏单位的采访工作造成了困难。
随着国际图书贸易的不断发展，图书情报机构在文献资源建设中对馆配商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从某种角度上讲，馆配商的贸易能力和贸易倾向直接影响图书馆的馆藏情况。但作为经营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图书贸易馆配商无可指摘的首要行为宗旨，因此，其在国内政府出版物目录报道和文献采购上往往积极性不高。
首先，国内政府出版物专题目录整理难度较大，相关文献采购相对困难。由上所述，我国并未形成清晰的政府出版物概念，没有明确的出版单位承担对应的出版职责。相关政府出版物的出版工作分散在各级政府相关领域的出版社，部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皮书的出版情况更为复杂，各级社科院、行业协会等学术科研团体均有涉及。此外，政府信息的披露涉及领域十分广泛，难以通过学科分类的方法集中报道书目信息。因此，馆配商在搜集整理书目信息时往往缺乏有效的抓手，拉高了相关文献采购的前期成本。其次，图书情报机构在政府出版物的入藏方面原则各异，重点各不相同，呈现出典型的长尾特征。馆配商在目录报道和文献采购上面临出版分散和需求稀薄的双重压力，且由于政府出版物的市场规模往往相对固定，难于通过做大市场的办法降低成本，使得政府出版物的贸易成本较之其他文献类型处于高位。最后，出版社在发行相关印刷品时定价弹性通常较小，进货折扣较少，很大程度上压缩了馆配商的利润空间。尽管部分进口主体单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上，对相关文献做了单独招标的处理，给予书商较低的折扣，但较之其他类型文献，馆配商在政府出版物的采购方面仍略显消极。
为了使全国各系统政府信息的出版和发布更为公开和权威，1813年经过国会批准，美国成立了专门出版官方政府出版物的行政机构，即美国政府出版局。该部门隶属美国商务部，负责采集、编目、出版、发行和保存国会发布的政府出版物，包括国会报告、国会意见、听证会记录、国会辩论记录、国会档案、法院资料以及由美国具体实施部门如国防部、内政部、劳动部、总统办公室等出版发行的文件。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出版的形势，出版局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政府信息以光盘或线上有偿访问的形式对外发布，其名称也由之前的“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更名为“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在政府出版物的国际交换上，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政府出版局紧密合作，大力推进本国政府出版物的海外传播。区别于一般出版物交换时遵循的等量交换原则，美国国会图书馆政府出版物交换项目依托国会的专项拨款，较少受到成本的限制，实现了按需向交换合作单位提供政府出版物的目标。此外，图书馆与出版局间根据专业特长不同，还进行了清晰的分工，即：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交换单位间的通信联络及关系维护，经过甄别、筛选、整合后将订单发送至政府出版局，后者根据订单需求完成相关出版物的寄送工作。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图书馆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可以更好地专注政府出版物的信息追踪及采访入藏工作，实现专业优势的产业链集中，出版局将订单涉及的出版物同异地邮购的环节进行融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政府信息传播的效率。但是，从实际操作上看，这种分工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政府出版局在完成相关出版物的投递后，并不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出版物物流的情况，交换接收单位在遇到投递丢失的情况时只能同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沟通。某种程度上，这种物流配送环节的简化方案客观上造成了交换核心信息的传递滞后。
日本自进入近代起就十分重视政府出版物的收集与传播，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就负责牵头内阁各部，征集整合政府出版物，由官房记录课负责政府出版物交换的相关工作，并同美国签订了《史密森学会图书交换事业备忘录》，明确了两国政府出版物交换的权利义务关系。1911年帝国图书馆成立之后，该项工作正式由图书馆接管，国家图书馆开始成为日本政府出版物交换的主体性机构。“二战”后，日本为了更好地融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社会中重新树立国家政府的良好形象，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加大了出版物交换，特别是政府出版物交换的力度，并于1959年制定颁布了《政府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要领》，明确了政府出版物在交换业务中的优先性地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法》更是明确将国家机关出版物、地方公共团体出版物、独立行政法人出版物列为该馆重要的交换资源。
目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同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德国国立图书馆、加拿大图书及档案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巴西国立图书馆、芬兰议会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图书馆等单位签有政府出版物全面交换协议。此外，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负责编纂的《日本全国书志》专门政府机关出版物的目类，充分发挥了国家图书馆政府信息权威集散的文化作用。
在政府层面，日本也十分注重相关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专门成立了全国官报销售合作社，用以辅助政府出版物服务中心的工作。此外，隶属于内阁的政府资料普及与调查会编辑发行的《政府资料目录》和《月刊政府资料》将国内出版的政府出版物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合，向国内外政府信息受众提供了官方的信息指导，为日本政府信息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权威性的导航工具。
目前，韩国并未设立刊行政府出版物的统一机构，但是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其文献资源建设政策中对其国内的政府出版物收藏范围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描述，即全面收藏韩国中央政府各组成部门、各部委附属机构、地方政府及公共研究机构所刊行的正式出版品。为了使读者更加便捷地利用相关文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设立了政府出版物专门阅览室，并针对上述文献编纂专题目录。在一定程度上，该专题目录发挥了韩国国家政府出版物官方目录的作用，不仅服务于国内读者，使之能够一览其概况，对国外收藏机构获取韩国政府出版物书目信息，进行海外采选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南性意义。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明确将本国政府出版物交换列为其工作要点，该类型交换文献主要来源于政府机构的呈缴本。根据呈缴的相关规定，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第一副本满足典藏保存需求，第二副本满足流通使用需求后，其余副本均可作为交换文献提供给交换合作单位。在交换方式上，与多数图书情报机构的采选式交换不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并不向交换单位提供政府出版物的相关目录，而是依据协议，按照交换的优先顺序，将出版物打包寄送给对方。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是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第三顺位交换合作单位，韩方接收的政府出版物呈缴第三副本即全品种寄送给对方，以此类推。由于各呈缴单位缴送的副本量不同，则交换顺位越靠前的单位，获取的出版品种类也相对越全。目前，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中国台北中心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签有政府出版物互换协议。
中国国家图书馆政府出版物国际交换受财政部专项预算支持，这种专项购买的方式对交换文献的时效性和交换订单的满足率都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也体现出了我国政府对政府出版物海外传播工作的支持与重视。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年制作一期专题目录，向海外97家国家图书馆、议会图书馆、重要智库研究机构寄送。根据交换合作单位情况的不同，中方采取选赠结合的原则，即向交换方有中文采访能力的单位提供目录，在对方根据馆藏需要进行勾选后，按订单向其提供文献；或若对方不具备相关政府出版物的甄选能力，中方则向其询问收藏的类目重点和载体偏好，并根据其要求向其推荐寄送政府出版品。
在范畴的界定上，中国国家图书馆政府出版物交换目录主要由三类出版品组成。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刊行的国家级政府出版物；国务院25个组成机构、15个直属机构，32个（不含港澳）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发行的省部级政府出版物；在重要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级智库撰写的研究类出版物。
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年向交换合作单位发送9期目录，除1期为政府出版物专题目录外，其中8期为常规目录，主要由国内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类新书构成。图1-8经由对比2014～2016年交换合作单位图书目录选中率的情况，可以较为确定地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图1-8 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目录选中率（2014～2016年）
首先，选中率曲线明确地显示出了交换合作单位对中国政府出版物的突出偏好。三组数据中，政府出版物专题目录的选中率均明显高于普通图书，且关注度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6年的目录选中率超过了一半。2014～2016年普通图书选中率曲线则呈下降趋势，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政府出版物交换增长的绝对化趋势。其次，政府出版物选中率三年数据较为接近，中值为44.6%，波动不超过2.1个百分点。数据的相互收敛表明交换合作单位对中国政府出版物的关注较为集中，需求较为稳定，各图书情报机构在收集相关文献时已经形成了明确的采访重点和较为完备的政府出版物馆藏体系。最后，通过上述数据，可以分析出海外图书情报机构对获取中国政府出版物持有较强的关注度，且由于此类文献的采访难度较大，海外机构对出版物交换渠道依赖度较高。各国国家图书馆在政府出版物收集、整合、传播这个闭合链条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以学科领域为观察窗口，政府出版物的交换亦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图1-9以2014～2016三年的实际交换情况为切口，海外图书情报机构在采选我国政府出版物时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学科偏好，采选比例上经济、政治（外交）、法律始终位居前三，说明海外舆情机构对我国经济数据和经济政策关注度最高，十分重视各级政府发布的权威论述和相关数据，其次为各类政治性报告和外交公报、现行法律法规和权威释读，这种倾向亦与2013年9月以来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区域战略合作机制向呼应，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动态的关注与重视。此外，本组数据与前组选中率数据相同，在三年观察窗口内呈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无论是纵向学科比例分配，还是横向数值波动均未出现较大的变化，这亦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交换合作单位在政府出版物采访上关注点相对固定的结论。
图1-9 中国国家图书馆政府出版物交换学科领域分布（2014～2016年）
在一国政府出版物概念边际模糊的情况下，由图书馆，特别是国家图书馆充当相关出版品的发布传播媒介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国家图书馆作为该国的总书库和书目数据中心，对该国所发行的出版物负有全面收藏、整理的责任，因此其能够对全国范围内各类出版社的业务情况和出版成果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基于上述优势，国家图书馆所界定的政府出版物范围往往相对权威，能够得到本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认可，许多国家的国家图书馆均明确承担本国政府出版物的交换职能。故而，以图书馆为主体开展的政府出版物国际交换实际上成了具有一定官方性质的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理论上，海量的无序信息在本质上等同于无效信息。由于我国对于政府出版物没有明确的定义，亦无专门的机构统筹相关文献的出版工作，因此，各机构出版的具有政府信息性质的出版品散布在庞大的信息群中，缺乏对相关信息的组织和揭示缺位，海外图书情报机构对此类文献的采访工作难以开展。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包括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内的部分图书馆，在信息组织环节对本国政府出版物进行了专门的分类和索引，在本馆馆藏内部构建了一套政府出版物体系。基于此体系，图书馆间可以共享出版时间、出版机构、分类等重要的书目信息，进而为馆际交换合作提供系统性支撑。
图书馆作为服务性公共机构先天即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在用户获取政府信息需求、自身文献资源建设需求和推动政府信息海外传播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以图书馆为主体的政府出版物国际交换吸引了大量基于双边共赢利益基础的合作机构。而且，由于出版物交换合作形式较为灵活，双方在相互提供所需政府出版物的前提下，投入的物质成本较低，承担的附加义务较少，使得合作双方在文献需求和资源建设方面均有良好的接入性和参与性。在实践层面，图书馆间较易围绕特定的文献需求开展双边交换合作，世界主要国家图书馆间均建有双边和多边的相关合作，这也为国家间政府出版物的有效传播提供了便捷稳定的渠道。
应充分重视政府出版物官方机构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主体性作用。对于国内市场，政府出版物官方机构的设立能够有效地整合国内相关出版资源，改变不同政府机构各自刊行、自行其是的现状。明确政府出版物的范畴，从源头做好政府出版物分类工作，集中整合发布出版动态，授权官方销售渠道，统合从出版发行到批发零售的政府出版物产业链，对于建设中国政府信息传播体系，推进政府信息的有序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影响方面，通过构建统一的政府出版物出版发行渠道，打造中国官方权威政府出版物品牌，编订学科目类和出版时间横纵双向的书目信息导航，有利于减少海外用户在采选我国相关文献时的障碍，从而协助用户在获取信息时消除冗赘信息，剔除无效信息，隔离错误信息。
政府出版物的内容和特性决定了其使用价值与文献的连续性及时效性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年份的政府信息涉及的文字和数据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连续性，碎片化的政府出版物难以全面、客观地体现出该国特定领域的全貌。断裂的信息非但无益于学术和政策研究，还会给信息用户带来误导。此外，政府信息的发布具有极强的时效性，需要及时地使国内外公众和机构知悉信息的具体内容，并为各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提供信息支撑。然而，出版物交换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文化合作，其权利义务的约束性往往较弱，容易受到预算经费、海关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出版物交换在双边合作过程中常常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与政府出版物的稳定性间构成了矛盾。为了缓解上述矛盾，交换双方应积极通过订立协议的形式规约合作权责，形成具有一定效力的合作框架机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版业也经历着从传统纸质印刷出版向数字信息发布的转型过程，部分国家的政府出版物比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向数字资源倾斜，特别是美国政府出版局的更名，更昭示着数字化出版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潮流。此外，从个人对数字化服务的需求可以看出，数字化服务的发展势在必行。特别是公共部门，有必要通过数字化服务，降低服务成本，简化服务流程，从而利于公众从公共部门获取信息。
目前，一些国家的部分政府出版物品种已经停止了纸质文献的印刷发行，代之以网络发布或光盘发行；但更多的情况则是纸本文献与数字资源并行发布，如《美国联邦登记》既有纸本、缩微平片，亦有在线资源供读者使用。面对上述情况，出版物国际交换应当主动适应，积极应对。一方面，摸索政府信息数字资源的交换模式，满足交换单位获取网络政府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平衡好纸电之间的关系，提高满足交换单位对某种政府出版物不同载体需求的能力，对于部分停止印刷出版的种类，可以借助按需印刷等技术手段，继续向个别强调文献保存功能的机构用户提供实体文献交换。
政府出版物交换工作必须在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在交换实践中，要严把交换目录报道关，确保目录所列文献均为正式备案出版物，且有国际标准书号。严肃工作流程，落实责任到人，严格排查“内部发行”等不宜公开或具有密级的非正式出版品和未经新闻出版机构备案的灰色文献，确保不从交换途径流出任何不当出版品。对于交换单位于目录外提出的个别采选需求，要严格甄选，谨慎辨识，在满足海外机构正当的政府出版物交换要求的同时，杜绝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
[1] Kirsti Ekonen，Paivi Paloposki and Pentti Vattulainen. 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M］. Munchen：K. G. Saur Verlag GmbH，2006：49-66.
[2] Kirsti Ekonen，Paivi Paloposki and Pentti Vattulainen. Handbook 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M］. Munchen：K. G. Saur Verlag GmbH，2006：4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