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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力争通过文化手段阐释各自的国家政策，传播各自的价值理念，在民间层面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社会舆论。近年来，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构建文化软实力、推动先进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手段越来越得到认可和推崇。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第一次公开谈论公共外交，自此公共外交作为国家层面政策走进人们的视野，引起了社会有关方面的热切关注。
中央外宣办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将公共外交的“中国版”定义概括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当然是提升本国的国际形象，包括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指图书馆或其他文献收藏单位之间相互交换出版物以实现馆藏文献建设的双边或多边行为，具有文献积累和文化交流的双重属性。由于出版物国际交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互动性，在发挥其文献资源积累功能的前提下，各国均开始以其为窗口推进本国文化的对外宣传与合作，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与该国政府出版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合作的政府信息公开计划，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海外赠书计划，韩国文化体育旅游观光部与韩国国立图书馆合作的“韩国之窗”出版物国际赠送、交换计划等。
出版物国际交换的主体由各国图书馆和文献收藏单位构成，在地位上是相互平等的。与单方面赠送相比，交换这种以双方平等为基础的合作方式与西方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有较大的契合度，比较容易被西方的合作机构所采纳和接受。此外，交换双方所承担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等的，在出版物交换的具体实践中，双方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和实际需求商议、制定彼此易于接受的合作协议，这种合作方式能够切实保障合作单位独立平等的主体地位。例如，为了保证对外宣传的实际效果，开展出版物交换合作的双方常常会在协议中明确说明，接收方需向读者说明文献的来源，与馆藏的购买文献相互区分。实践证明，这种平等的合作方式，有利于规避对象国关于“文化渗透”的猜忌，进而建立起互信的文化合作模式。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一种基于双向互动并不断有机生长的合作关系。简单地说，交换的本质是双方需求的“表达—应答”机制，即：甲方发布出版物名录信息，乙方根据自己的实际馆藏需要进行摘取，并将结果反馈至甲方，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向乙方提供全部或部分出版物。为了使这种双向的共建式合作顺利进行，双方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通过邮件进行联络，而双方在长期的交往合作中，有可能在互信的基础上拓展交换范围，加大交换力度，使合作朝着长期化、稳定化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为了处理好文献资源建设和文献借阅服务之间的关系，往往会选择牺牲购买数量的准确性，即在完成开架服务后，会出现相当数量的文献副本，这部分副本是馆藏的溢出资源，如果不能妥善处置会造成大量的文献资源闲置和空间资源浪费。出版物国际交换为上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途径，图书馆可以将副本文献发布至协议交换单位，以“以我所有、换我所需”为方针，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和循环利用。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副本资料交换计划（Duplicate Materials Exchange Program）即是较为成功的尝试。该计划通过数字化平台手段将该馆可用于交换的文献副本图书加以整合，用户可根据各自协议所达成的交换额度，在平台上进行自助选书，并实现书目检索、数据下载、需求提交、地址确认的一站式服务，合理地解决了副本文献的再配置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图书贸易发展迅猛，购买在文献资源建设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但是，部分会议纪要、国际组织及政府出版物、小语种文献以及大量学术价值高的灰色文献仍是文献采访工作的难点，仅通过购买方式较难满足需求。文献交换能够很好地与贸易渠道优势互补，通过与学术机构、文献组织的交换协定实现上述类型文献的采访，因而文献交换在图书馆馆藏建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各国图书馆积极参与文献交换合作的内在驱动力。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图书馆业务，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馆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手抄本交换的尝试，1694年法国皇家图书馆开始用复本图书交换英文、德文书刊。我国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工作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京图书馆自1951年便成立了交换股，承担图书、期刊、报纸、平片等类型出版物的交换工作。
由于图书馆具有相对独立的公共文化属性，受政治因素影响相对较小，我国同部分国家的交换合作甚至先于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建立，如中日两国于197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交换关系则可追溯至1968年。
传统的政府间外交容易受到国家利益冲突、民族主义情绪对立以及国家战略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较强的震荡性，而文化交流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同，往往较少受到国家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和冲击。出版物国际交换作为各国图书馆间的一种衍生性文化合作项目，体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工作为例，近年来中日在钓鱼岛领土归属、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争议不断，但两国的出版物交换合作却并未受到影响，2012至2013年度，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间的文献交换数量逆势增长17%。中国与越南的情况也类似，在中越南海争端的背景下，2012～2013年度，两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交换合作规模增长了13%。
以图书馆为主体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合作具有很强的地域覆盖性。尽管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但多数建有规模化、体系化的图书馆服务体系。一些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在国家图书馆、各级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多重覆盖下已经基本实现了国民均等化。因此，以图书馆为媒介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具有先天的传播途径和服务网络。截至2016年底，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合作覆盖了全球五大洲117个国家和地区的552家图书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上海图书馆的“上海之窗”也已先后在56个国家和地区的95家境外图书馆开窗，累计赠书48737种54802册。加上我国高校、中科院、社科院等图书馆体系的交换网络，可以说出版物国际交换具有广泛性。
出版物国际交换所涵盖的文献类型和文献内容十分全面。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出版物国际交换的文献类型已不仅限于传统纸质的图书、期刊、报纸以及缩微胶片和实体光盘，目前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就数字虚拟资源的网络交换进行实践探研，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为了适应纸本期刊电子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将其拥有版权的部分电子期刊向交换单位提供访问权限。其次，由于交换合作单位馆藏方针和服务群体的不同，在文献内容上双边的合作也呈现出全面性的特点。通常情况下，国家图书馆在收藏海外出版物时，会侧重采选与本国相关的文献和对象国的政府出版物；而高校和研究团体图书馆则会倾向采选本单位优势学科的学术出版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出版物交换在满足合作方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为塑造全面客观的国家形象，传播优秀文化成果提供了渠道。
图1-7 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属性关联
综上所述，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对等性和互动性提高了项目合作双方的接受程度，构成了心理驱动；配置性和建设性则体现了图书馆资源配置的内在需求，构成了物质驱动；长期性和稳定性使合作易于向常态化发展，且使交换工作对外界消极因素体现出一定的抗性，构成了合作韧度；广泛性和全面性则在空间地域分布和文献传播类型上提供了尽量大的合作空间，构成了合作围度。因此，上述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出版物国际交换在公共外交中具有较强的驱动力和易构性（见图1-7）。
在实际操作中，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容易出现被动交换的负面倾向。一方面，要防止对方提供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的被动工作模式。由于各国对外文化宣传政策各异，不同国家图书馆在出版物交换工作中的方式方法存在诸多不同，部分国家在对方采选的需求之外，往往会随交换图书一起捆绑“赠送”一些外宣书籍，这些出版物常常是与国家文化需求和实际馆藏政策不符的。如果不加以甄别和剔除，会对接收方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要防止对方要求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被动工作模式。国外部分图书馆在出版物交换目录外，会提出部分个性化的采选需求，通常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出版物提供方会尽力协助采选，积极履行交换义务。但在实际操作中，要特别注意把关此类出版品的政治格调和学术价值，防止出现与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宗旨背道而驰的现象发生。
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要坚持合作主体双方的权利主张，通过文献的交流合作达到增进沟通、互利共赢的结果。但在具体工作中，也要防止不顾实际，过度主张权利的情况。如，部分项目模式常常将互设专题阅览室或设立专架作为前提性条款，这种条款设计初衷是希望保证文化宣传项目的辨识度和独立性，但是却增加了文献接收方的空间成本、管理成本和读者利用成本，特别是交换文献的学科类型相对复杂的情况下，上述条款将迫使对应的类目图书从现有馆藏的学科排架中析出。析出后的文献不利于读者的查找利用，导致文献的总体利用率普遍偏低，文化宣传的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出版物国际交换是双向互动的合作方式，其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合作获取己方需要的文献，实现积累馆藏、服务读者的目的。然而近年来，由于欧美部分国家经济低迷，文化事业经费削减严重，部分图书馆在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无力继续提供文献，如果我方对出版物交换工作的文化价值没有清晰深刻的认识，不能暂时地变“交换”为“赠送”，短时期承担合作中的经济损失，出版物交换协议就会终止。合作关系一旦终止，重新恢复的难度往往很大，图书馆的公共外交工作将陷入被动。
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的开展必须以相互尊重为前提，寻求共同基础，保留意见分歧，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两者间的关系，在合作中要兼顾外宣政策，国情民俗、馆藏方针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要充分考虑到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坚持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的原则。在交换文献的内容选取上，也要特别尊重对象国的实际国情和民族习惯，避免将伤害对方情感的出版物列入交换目录。此外，在交换双方的权利主张上，要在明确文献来源的前提下，灵活兼顾对方的文献利用原则，如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台北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在交换文献的题名页加盖交换专用章或加贴印有图书馆名称和徽章的标识，这种做法既实现了项目的辨识度，又保证了文献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出版物国际交换工作要坚持贯彻落实国家对外宣传工作的政策方针，以推广先进文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正面成果为立足点，突出重点，传播精品。要避免简单、被动的应激式交换，代之以主动、积极的交换模式，科学编订出版物交换目录，给予国外合作单位正确的采选导向。目录的编订要在充分调研国内出版业现状的情况下，将“五个一”工程、“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等政府推介出版物及“茅盾文学奖”“文津图书奖”等高质量文学作品纳入目录，并兼顾各类政府公报、法律法规、统计年鉴、白皮书、蓝皮书等客观反映中国事情现状的出版品，为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提供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富有价值的文献。此外，交换目录的制订工作还应积极追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年度优秀成果等高质量学术成果，让各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及时了解我国前沿学术的动态，推动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融入国际学术体系，也让各国分享中国学术研究的先进成果，向世界展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面貌。
出版物交换工作要勇于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拓展服务外延。数字技术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挑战，数字出版已经成为潮流和趋势，大众阅读的习惯也越来越向虚拟阅读倾斜，文献交换工作应该努力对数字出版物的交换进行知识产权、使用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研究，探索数字环境下纸质文献与数字资源以及数字资源间的交换模式，借助数字平台技术提高文献交换的质量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抢占虚拟空间领域公共外交的高地。此外，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还应积极拓展服务外延，将联合编目、馆际互借等业务紧密结合，实现文献与数据的捆绑式服务和绝版文献的借阅服务，充分解决国外图书馆中文编目人员不足与海外读者对中文文献阅读需求之间的矛盾，协助对象馆突破因专业人才不足而导致的难于入藏、管理中文文献的瓶颈，进而加大中国先进文化的推广力度。
美国营销专家拉里莱特说：“拥有市场比拥有工厂更为重要，而拥有市场的唯一办法是拥有占统治地位的品牌。”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出版物国际交换要以提高服务水平和传播效能为基础，打造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服务品牌，发挥图书馆在国际信息社会中的主体优势和话语权。优质的服务品牌不仅能够快速地向合作方说明出版物交换的服务内容，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信用的保证，也有利于国家文化形象和图书馆美誉度的提高。交换工作要在明确价值的前提下注重积累，并在树立品牌的过程中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持之以恒，与时俱进。
作为国家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公益性的形象赋予了其独立于政治、经济的特殊地位。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以图书馆为窗口，以文献为媒介，在实现各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交流共融，树立国家正面形象上大有可为。图书馆工作者要发挥好出版物国际交换的优势，肩负起文化领域公共外交的重要使命，用出版物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