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美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比较研究及其启示

出版物国际交换不仅是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形势下，出版物国际交换将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更重大的作用，我国的出版物交换工作也亟待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在业界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出版物国际交换实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二者在交换原则、文献来源、数字化平台建设、政府出版物交换方案等方面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得出对我国出版物国际交换的新启示，探索我国出版物国际交换的新发展模式。

一 两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实践概况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藏书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目前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家图书情报机构建立了出版物交换关系。 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是国会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通过复本资料交换计划和政府出版物交换项目，美国国会图书馆建立起了一套以其为核心的出版物共建共享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交换合作体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献交换业务肇始于1949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物交换在促进文献资源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献交换不仅是非通用语种文献、国际组织及政府出版物等资源采访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国家图书馆承担对外文化职能、履行国家间文化协定的重要窗口。目前，国家图书馆与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552家单位建立了出版物交换关系，对文献资源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部分卷册、《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等许多流散海外的珍贵古籍文献正是通过交换渠道实现了回归 。

上述数据表明，近五年两国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业务发展相对稳定，从通过交换获得的文献总量上看，两馆通过交换获得的文献总量与两馆的交换合作单位数量成正比，且两馆“交换获取文献的总量/交换单位数量”的数值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见，尽管中美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业务在规模上存在差异，但两馆与各自交换单位间合作的紧密度大体相同，即各自从单一交换单位获取的文献数量是基本持平的（见表1-5）。

* 文中涉及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相关数据此前并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公开出版，感谢该图书馆负责此项工作的Barbara H. Payne女士和东亚及中东文献采访部的Anna T. Ho女士的鼎力协助，将相关的数据赐予笔者。

二 两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实践的对照分析

（一）用于交换的出版物来源分析

1.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复本资料交换计划（Duplicate Materials Exchange Program，DMEP）

美国的出版物呈缴制度十分健全，为了保证国会图书馆对本国出版物入藏的全面性，1870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将美国版权局的管理权划归国会图书馆，从立法和行政的角度赋予国会图书馆强制征收呈缴本的权力。 一方面，1870年的《著作权法》要求每本书、小册子、地图、照片、版画、乐谱都必须按照相应的条例向国会图书馆提供两本样品；另一方面，作为美国版权法的执行机构，国会图书馆负责美国国内各种图书资料的版权登记，为了使自身的知识产权得到政府保护，出版社履行缴送义务的积极性往往较高。

因此，科学的制度设计和严谨的法律建设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在满足保存本库需求的同时，供开架、流通使用的复本在一定的使用周期后仍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和可利用性。为了更加充分合理地利用上述资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将这部分馆藏的复本单独抽取，建立起了一套旨在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复本资源循环利用的出版物国际交换模式，即复本资料交换计划。该计划采取图书馆际出版物交换协议合作的半封闭式模式，向资格单位提供图书的交换服务。

2.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购买式交换源

作为我国出版物指定收藏单位之一，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于1916年开始获权接受国内出版社呈缴本；1991年新闻出版署（原）发布的《重申〈关于征集图书、杂志、报纸样本办法〉的通知》（新出图字［91］第990号）规定国内初版图书向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原称）缴送3份，重印书缴送1份，此举在行政上确定了国家图书馆接受缴送的权利和各出版社按时呈缴的义务。但是由于我国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国家图书馆在处置馆藏体系中溢出的呈缴本文献时须严格履行调拨审批程序，且调拨工作通常只涉及国内，溢出文献的利用并不用于国际交换，因此中国国家图书馆采取专项财政拨付用于购置出版物交换书刊资料的办法，保障交换工作的顺利开展。

出版物国际交换具有文献资源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的双重使命。一方面，采用购买文献作为交换源的方式可以打破复本数量限制，避免因缴送本资源稀缺导致交换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避免“先到先得”的交换配给方针无法满足国外图书馆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经过流通后的复本文献品相往往不佳，剔除的时间周期较长，不能很好地满足对方图书馆收藏、利用的需求。采用购买方式获取的文献质量较高，时效性更强，对方图书馆采选的积极性更高，能够更好地强化双方的交换合作。

（二）政府出版物交换的比较分析

1.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政府出版局（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的合作

为了使全国各系统政府信息的出版和发布更为公开和权威，1813年经过国会批准，美国成立了专门出版官方政府出版物的行政机构，即美国政府出版局。该部门隶属美国商务部，负责采集、编目、出版、发行和保存国会发布的政府出版物，包括国会报告、国会意见、听证会记录、国会辩论记录、国会档案、法院资料以及由美国具体实施部门如国防部、内政部、劳动部、总统办公室等出版发行的文件。 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为美国国会提供立法决策服务的重要智库，不仅在收集各国政府出版物方面着力颇深，通过购买和协议交换的方式搜集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文献，而且在推进本国政府信息在世界范围的公开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按照交换协议，国会图书馆将交换方的受赠文献名录定期发送给政府出版局，并根据美国国家实际战略需求动态调整、维护外发出版物的范围。政府出版局则根据目录要求，直接将最新出版的政府出版物的纸本或缩微品邮寄至各交换图书馆，实现了文献发行、传播的同步化、专业化，减少了各行政机构间的冗余环节。国会图书馆同政府出版局的这种合作，集成发挥了两个机构的业务优势，保证了美国政府信息对外宣传工作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使国会图书馆在政府出版物的入藏和推广方面取得了双重的效果。

2.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集成式政府出版物交换

中国国家图书馆十分重视国外出版物的资源建设工作，下设的“联合国和外国政府出版物”专题阅览室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科研机构提供了高效、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然而，我国的政府出版物出版情况较之欧美国家更为复杂，许多国外图书馆在获取上述文献时往往难以达到精确采选的目的。首先，我国没有专门的政府出版物发行机构，各地区、行业通过归口管理的方式，委托相关出版社自行出版，从装帧形式到题名拟定都没有统一的规定。其次，我国政府出版物的形式十分灵活多样。除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发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还包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皮书系列、社科院系统出版的蓝皮书系列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国外图书馆的采访馆员往往因为对上述情况不熟悉而发生误判。为了确保国外重要图书馆及时、全面地入藏我国各类政府出版物，切实推进政府信息的公开化和国际化，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年以重点出版社为线索，以行业区划为着眼点，定期追踪国内政府出版物的发行动态，在财政专项经费的保障下，通过购买到馆的方式，根据对方图书馆的实际需求将上述文献及时交换至国外，在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同时，也确保了我国实体政府出版物的海外传播。

（三）出版物交换数字化平台的实践对比

1.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数字化平台

美国国会图书馆与世界上4000多个图书情报机构建有交换合作关系，庞大的用户群对用户管理和需求应答造成了较大的成本压力，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复本交换更为科学、准确、便捷、高效，该馆研制开发了一套线上选书系统，即Web DMEP ，与传统的邮寄—接收印刷型交换目录的工作模式相比，Web DMEP在直观性、便捷性、交互性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基于动态控制的“先到先得”原则

美国国会图书馆将馆藏复本作为交换源，因此在实践中，交换资源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有限性和稀缺性。面对数量庞大的用户，传统信件通联的交换方式无法准确地调剂用户获取有限复本资源的优先顺序。一方面，如果以选书信件到馆的时间顺序作为判定“先到先得”的标准往往有失公允，也为交换通联的管理增加了工作成本；另一方面，对方负责交换采选的馆员由于不能及时得知复本实际的存留量，只能按照本馆的实际需求进行勾选，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劳动，导致订单的实际到书率不高。Web DMEP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便捷、高效的选书途径，网上购物式的网站设计，使用户能够在简单的提示下正确使用。通过该平台，用户可以即时查看所选书目，通过复选框选中书目后，可先放入“选书车”（Cart）中备查。在复选“选书车”中书目后，进一步选择确认便可生成最终的订单。一条书目记录一旦被某一用户选中，则不再会被其他用户选择，系统显示的复本数量会随着用户的选取情况动态调整，如果复本数量为0，则该条书目将自动被系统屏蔽。

（2）与书目数据关联的分类采选功能

技术上，Web DMEP的后台数据与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数据总库实现了实时挂接，因此用户登录该选书平台时可直观地获取所选图书出版项等基本信息。同时，在这种数据共享机制下，平台依据出版物书目数据中的分类号，将海量的复本资源按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分成了12个大的部类。这种做法为交换方有针对性地根据各自馆藏重点开展采选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3）严格对等的交换配额原则

在交换权利义务上，美国国会图书馆遵循较为严格的对等政策，即依据交换到馆的出版物数量来核定可提供的复本数量。系统根据上一年度的统计情况，计算出本年度每个用户的采选额度，用户在登录后可以通过账户查询的方式获知各自的采访权限。如果交换户在自然年结束时未完成所得复本配额的采选，其余额可累积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通过该平台系统，大多数的用户还可以使用上述额度以续订长期订单的方式订阅国会及国会图书馆发布的年度报告，以及其他图书馆的出版物。

2.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数字化平台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业务自动化平台是出版物交换工作模式转变的集中体现。该平台的核心功能——动态“自助选书”系统的建设理念是：由过去点对点的传统服务模式转变为现在的点对面的服务模式，从而提供更加人性化、自助式、全方位的服务。一方面，通过积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实现自助选书，大大提高交换效率；另一方面，国家图书馆通过平台媒介将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成果的优秀出版物推广出去，使书籍成为传播我国先进文化的媒介。其功能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滚动发布式的书目更新机制

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平台上交换书目以定期发布的形式进行替换式更新，即在坚持贯彻落实国家对外宣传工作政策方针的前提下，兼顾出版物的学术质量和价值定位，科学编订出版物交换目录。经与出版社确认库存后，国家图书馆将目录挂接到网站上，同时系统会向交换单位自动发出邮件提醒，告知对方新的目录已正式开始接受交换采选。为了突出交换重点，确保目录图书的采到率和采全率，网站会同时保留最近3期目录，新目录发布时最早的目录将会被自动替换。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每年编订10期交换目录，除涵盖部分重点出版社的高质量学术出版物外，每期还根据时事和国内重要出版物奖项策划特色鲜明的主题，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七十周年专题、党的十八大政策解读等时事专题，“茅盾文学奖”“文津图书奖”等出版奖项专题和本年度最新法律法规、政府出版物专题等。

（2）按需交换的交换配额原则

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采取较为灵活的按需交换原则进行额度配给，特别是在欧美部分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图书馆预算普遍削减的情况下，对于部分重点图书馆采取适度多予少取的办法，保证了对方图书馆中文重点文献的入藏和国内优秀出版物的宣传效果。此外，针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新思路，国家图书馆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相关国家的重点图书馆倾斜交换政策，根据2016年交换统计数据，“一带一路”概念国家中，除对日本国立议会图书馆交换顺差8.5%外 ，同其余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逆差。

（3）独立的交换信息检索引擎

由于采取独立购买的方式作为交换源，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平台上的出版物数据与馆藏书目数据是不同步的，用户在采选、查询交换目录信息时无法获取MARC格式的书目数据信息。但是，为了方便用户的交换采选，在上传交换目录时，国家图书馆对出版商提供的基本字段进行了编辑和录入，并提供了独立的目录检索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不同的检索条件进行书目查询，如可以从书名、作者、ISBN、出版年等检索点实施检索。浏览目录是不需要登录的，有兴趣浏览的人都可以随时了解交换文献的情况。

综上，可以通过表1-7，以简要的方式概括中美两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实践各方面的特点。

三 美国国会图书馆对我国出版物国际交换实践的启示

（一）探索数据捆绑交换的新模式

书目数据是馆藏文献的缩影，是图书馆整个文献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也是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重要内容，因此信息组织工作是图书馆重要的基础工作。出版物国际交换的表象是资源的交换，其实质是文化的交流。在信息组织工作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在出版物交换工作中增加书目数据的共享，将对进一步提升交换工作的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数据捆绑交换将大大提高交换户的交换热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工作向外推介的是中华优秀文化，因此基本都是中文文献资源。囿于图形文字输入等原因，对中文资源进行信息组织对国外交换馆来说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因此数据捆绑交换将极大解决国外交换馆的中文文献编目问题，从而解除了交换馆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提高交换馆的交换热情；其次，借助交换的平台，可以促进国内外图书馆编目工作的相互交流，明晰异同，特别是以国际通用标准编制中文文献资源书目记录将极大地推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目的国际化进程。

数据捆绑交换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求交换馆在提供交换文献的同时也提供匹配的书目数据；其次，国内图书馆在向交换馆寄发交换中文文献时，也提供匹配的书目数据。由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文献采用CNMARC格式编目，内容标准上遵循《中国文献编目规则》，这与国际上通用的MARC21格式、遵循的AACR2或数字环境下用于资源描述和检索的新标准RDA均存在着较大差异，目前的中文书目数据无法直接进行捆绑交换。因此，该项工作的重点内容是在交换前按国际通用标准为中文文献资源编制书目记录，而国内在编目实践中尚无此方面的经验，因此这项工作也是开展捆绑交换的难点。

（二）探索购买与复本协调利用模式

在出版物交换的来源选取上，要处理好购买新书与利用复本之间的关系，使出版物交换来源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交换主体对某一特点出版物的需求数量是难以精确预估的，购买新书的方式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订单数量按照交换户的需求配置资源，而且作为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手段，新书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较好的品相外观，比较容易受到合作单位的欢迎。复本交换则在节约经费和资源重复利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方面，将馆藏溢出资源交换至合作单位有利于交换主体图书馆盘活冗余资源，清理存储空间，实现文献资源建设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使用率较低的复本在流通后仍能保持较好的品相，特别是部分高码洋科学技术类文献，在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实践中受到专业型图书情报机构的欢迎。购买新书与复本利用在属性特点上优势各异，在保证交换客体权益的前提下，根据交换实践具体情况的不同，探索图书馆间资源共建共享的良性合作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探索数字出版物交换的新模式

新形势下，网络环境与数字资源对图书馆提出了全新要求，读者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出版物交换要与时俱进，实现交换载体、交换技术、交换手段以及合作模式的全方位转型，从而适应数字时代的全新变化。功能性平台的建设是数字资源交换与利用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出版物交换数字化平台的实践仍停留在实体文献的书目信息整合和需求应答层面，尚无数字资源交换的成熟经验。未来交换业务的发展应以资源整合技术和数据库服务技术为切入点，一方面，厘清可用于交换的数字资源的线上整合方式和控制方法，摸索简洁、清晰的资源列表和信息发现方案，探讨可用于交换的数字资源跨平台的接驳和访问模式，着力减少平台的跳转环节，便捷用户访问；另一方面，在开放程度上对不同交换资源的访问方式与利用方式加以区分和规范，并做好用户访问范围的控制工作，实现数字化条件下信息交换的新模式。 m7eMFiYB1BGWNK3LGCVOiD0JNVFvozX5nteHHGgJkJ6DaQeLaF7k2lk7s7VfLO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