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力求通过一系列调研厘清图书馆出版物交换业务的现状特点，进而尝试归纳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特征，以供同行参考。考虑到笔者自身研究能力与学术经验的不足，本书尽量避免在行文中出现决断性的结论，也希望同行前辈不吝赐教，帮助我们不断完善出版物交换领域的研究。

本书共由四章组成，分别是中外部分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业务概况及思考、网络环境下实体资源交换的实践与构想、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实践与构想，以及公共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的理论探索。

第一章环顾了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交换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实业务特征，并以各馆的相关实践为依据逐一总结归纳其各自的特点，同时对交换业务的外向型传播职能，如公共外交职能、政府信息传播职能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指出了出版物交换在对外文化宣传，特别是政府信息海外公开领域的先天优势和发展方向。其中，由于中美两国国家图书馆的出版物交换业务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代表性，本书特意摒弃了各自叙述的方式，而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二者业务的多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希望能够为业内同行提供更加醒目清晰的结论。客观上，这种对照性的尝试也增加了该部分研究的难度。

以此为基础，第二章围绕网络环境下实体资源交换的实践与构想展开了讨论。实体文献仍然是当今出版物国际交换的业务主体，但为了提高交换的效率和质量，国内外部分图书情报机构组织对网络环境下出版物交换的业务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创新。美国图书交换中心（USBE）和美国BookMooch图书交换网分别针对机构和个体交换用户提供在线出版物交换服务，中国国家图书馆也开发了出版物交换选书平台。本书还结合网络技术的新进展和交换业务发展的新态势提出了我国出版物数字化平台的升级方案以及出版物同书目数据捆绑交换的设想。

第三章为数字出版物国际交换的实践与构想。严格来说，目前国内外图书情报机构均未在数字资源交换领域形成较为成熟、规范的业务模式，仅有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在部分数字期刊交换方面进行了些许浅层次、小范围的实践尝试。本章以数字资源交换的技术问题、版权问题和制度问题为切入点，对数字出版物交换的困扰与对策进行了探讨。本章还借鉴了美国OCLC World Share Article Exchang项目的经验，对数字资源文献互借与交换间的同质化发展趋势进行了理论层面的阐释。

第四章为公共图书馆出版物国际交换的理论探索。本书尝试构建出版物国际交换绩效评估体系和复杂环境下出版物交换工作的新模式，希望在交换工作科学化、标准化上做出力所能及的理论贡献。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我国各图书馆尚未成熟系统地形成网络环境下实体文献、数字资源交换业务模式的前提下，开创性地对新技术条件下的交换业务转型升级进行了初步探索。特别是在数字出版物版权适用情况、数字资源交换的技术需求和双多边合作模式上，本书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第二，图书情报机构是出版物国际交换的行为主体，但是本书的调研及研究对象没有局限于上述机构。为了更全面地借鉴国外相关实践经验，笔者对部分商业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出版物交换业务及数字资源馆际互借服务进行了调研。这种调研方法对筛选研究对象，辨析研究对象的相关适用性，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建立研究对象间关联性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研究要求。相应地，对上述难点进行突破的尝试亦构成了报告的创新点。

本书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完成研究过程中所需的资料收集和数据采集工作：第一，相关领域的中外文研究类文献，包括图书、期刊及通过访问数据库获取的论文、研究报告；第二，通过访问调研对象的官方网站，对相关机构的业务概况及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注意对象网站的站外链接，并以此为线索对具有较强业务关联的网站进行追踪访问；第三，针对部分通过公开途径难以获取的信息，笔者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的优势，通过向合作单位发放问卷的方式对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信息进行采集。此外，笔者还以向合作单位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获取了部分具有特殊性的信息，充实了研究数据，丰富了研究内容，提高了本书研究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献交换不仅在对象国强势学科文献、周边国家舆情文献、国际组织及政府出版物等资源采访中作用巨大，在文献补藏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图书馆承担对外文化职能的重要窗口。笔者从实践和理论层面阐释了出版物交换在图书馆学和公共外交领域的双重职能，并对图书馆如何在对外文化宣传中更好地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新形势下网络环境、数字版权等问题对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文献交换模式以及交换资源的开发、传播与利用提出了全新要求，文献利用手段和读者阅读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然而，数字出版物的国际交换却面临着版权获取障碍、版权保护挑战、行业规则缺失以及交互技术存在难点等困扰。笔者紧扣上述问题，不仅指出了现行条件下推进数字资源交换的困难，还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给出了推动制度改革、约定版权责任、参与国际合作、吸引社会支持等具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策略性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交换工作在资源建设和公共外交中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出版物交换管理的科学化、可视化，借鉴相关经验构建一套符合业务实际特点的绩效评估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书构建的出版物国际交换绩效评估体系，较为科学全面地涵盖了出版物交换业务所涉及的业务重点，对推进出版物交换实践的良性循环发展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由于笔者学术能力和科研经验的限制，本书在结构和内容上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欠缺。第一，资料收集和数据采集的手段相对单一，调研主要依赖互联网及已出版文献等间接手段，直接的实地调研，特别是对海外研究对象的调研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研究材料的全面性和翔实性；第二，本书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挑选了部分业务规模较大、信息披露相对丰富的海外图书馆，但客观地讲，课题研究的广度仍然不足，对海外公共图书馆出版物交换研究的覆盖程度不够，导致最终的结论可能不够详尽。

本书由李伟拟定大纲，并独立完成大部分书稿的撰写工作，部分其他学者亦不同程度地为文稿贡献了智慧与劳动。各章节具体写作情况如下：第一章，李伟、宋奇岳、杨士丽；第二章，李伟、王永生；第三章，李伟、刘洁、齐东蜂；第四章，李伟、杨士丽、徐茁。全书的统稿和定稿工作由李伟负责。

尽管本书倾注了上述全体成员的智慧与心血，但仍难言完美。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将继续围绕上述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思考和探研，力求在上述领域实现更有价值的突破。

李伟
2019年5月9日